書名：柳詒徵評傳
作者：孫永如
出版：百花洲文對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
頁數：212 頁

　　 柳詒徵（1880-1956），字翼謀，亦字希非，晚號劬堂，江蘇省鎮江人，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及圖書館學家。早年任南京江楚編譯局編輯，曾任江南高等學堂教習、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簡稱「南高」）國文史地學部教員、東南大學（前身為南京高等師範大學，簡稱「東大」）國文史地學部教員，及後主持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更在 1948 年獲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的殊榮。柳氏教學期間更主編《學衡》、《史地學報》、《史學雜誌》等學術刊物，專著《歷代史略》、《中國文化史》、《國史要義》等；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史壇，與北方任教的史家陳垣、陳寅恪並稱「南柳北陳」。

　　介紹柳詒徵治史的專題論文早見於四九年後臺灣學者邵鏡人〈憶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傳記文學》卷 1 期 3，1962）、張其昀〈吾師柳翼謀先生〉（《傳記文學》卷 12 期 2，1968），只為追述師生情誼的文章；國內學者則自八十年代起，中央重新肯定儒家學說的地位，標舉中國學者的治學特色，在提倡「國學」、「國故」研究之風氣下，對柳氏之研究，日漸增多。八六年江蘇省市政府更舉辦了紀念柳詒徵的活動，並出版《柳翼謀先生紀念文集》，中國百科全書出版社重刊柳氏《中國文化史》上下冊（上海：中國大科全書，1988），柳氏女定生、孫曾符於九一年先後出版《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以下簡稱《論集》）、《柳詒徵史學論文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以下簡稱《續集》），引發史家深入研究柳詒徵治史方法，而孫永如一書，即在此一學術背景下，為第一本研究柳詒徵之生平及史學的專著。

　　孫氏，原籍江蘇揚州市，現為中國唐史學會理事，欲藉本書「恰當地評判他（柳詒徵）的學術得失，全面地總結他（柳詒徵）的學術貢獻」，以柳氏所處的時代背景及不同階段的治史特色為本書論述的線索。因孫氏為卞孝萱的學生，而卞氏曾師事柳氏，故寫作本書時，能進行「口述歷史」工作，引證論點。

　　全書正文共分七章及年表。正文七章，分別論述柳氏的生平及史學方法和治史的精神。

　　第一章介紹柳氏生平。作者把柳氏生平分開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880 至 1899 年，柳氏父親早死，幸母親持家、教導，故培養了柳氏重孝敬、求仁愛的性格。柳氏幼年因陳善余的教導，產生了研究目錄學及中國歷史的興趣。第二階段 1900 至 1927 年，維新變法，柳氏進入江楚編譯局，就學於倡言變法的繆荃孫，隨師往日本考察，深明教育的重要性，故撰《歷代史略》為教材；1915 年後，柳氏回南京，就教南高國文、歷史科，南高改併為東大，柳氏為歷史系教授，任教中國文化史、東南亞史、印度史等，與吳宓等主辦《學衡》；1926 年正值東大發生「擁郭拒胡」的學潮，而柳氏反對校長郭秉文及學生運動，遂離東大；第三階段為 1927 至 1937 年，柳氏就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整理舊籍，分類編目，並完成了三十六冊的《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更主編《國學圖書館年刊》，撰成《國學圖書館小史》；九一八事變，南京告急，柳氏東奔西走請求政府接收藏書，但政府可供藏書的地方不足，故書籍被戰火焚毀，自謂「對祖國文化未盡到全責」（頁 26）。第四階段 1938 至 1945 年，柳氏到了重慶中央大學，校內故舊因柳氏盛名，請他任歷史科研究院導師，任教期間完成《國史要義》。1946 至 1956 年為第五階段，柳氏回南京復任國學圖書館館長、國史館纂修，整理戰後散佚圖書及史料，繼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後，出任文物管理委員，籌辦地方博物館。

　　在運用資料上，本章補足了柳氏在戰後的生活。柳氏學生張其昀雖也略述柳氏戰後的生活，但孫氏以柳氏〈我的自述〉及女定生〈柳詒徵傳略〉二文作為詳述柳氏晚年生活的底本；更首次運用尚未整理的《劬堂日記》（1939-1954）及《劬堂詩稿》的資料，由《日記》可見抗戰後的柳氏仍然進行整理典籍及對國民黨統治時所思所感，並以保存地方文化為己任，才在四九年後決定留在國內發展，也可見柳氏整理南京圖書館藏書的情況及目錄學上的貢獻。

　　第二章至第六章，主要介紹柳氏三本歷史著述及其治史特色，並以此三本歷史著述為柳氏史學方法進程的三個階段。《歷代史略》成書正值晚清維新運動，新式學堂開設了史學課程，「中國歷史」一科為振興民族主義的工具，推動了編撰歷史教科書的活動；柳氏也受到日本那珂通世以章節體形式撰的《支那通史》之影響，便「以自己的觀點對史事重新敘述編排，並續修近世二卷」（頁 47）。《歷代史略》一方面闡明歷史的進化、求變的史觀，又介紹外國史地，以世界史角度重新檢視列國地位；另一方面柳氏反對王安石變法，推崇聖賢孔、孟的言論，作者以為柳氏受繆荃孫求變法而不變祖制的思想及西方進化論的影響，故有此「保守的歷史傾向」（頁 52）。在內容上，《歷代史略》一書「按照新式教育的要求對編纂內容的安排」（頁 61），以時代先後為順序，以歷史事件為本，分卷、分篇、分章敘述，體裁為章節體，以求「會通」的原則，注重學術思想，典章制度的演變，禮俗、文字、制度沿革，在章節後又加柳氏按語及評論，借用傳統史學的圖表，列有世系表、沿革表、品秩表，又用不同的符號以示大一統、分列及叛離的情況，《歷代史略》成書早於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堪稱其時較完備的歷史教科書。

　　第三章作者特別指出柳氏治史不獨是文字考證的工作，更發揮史學經世致用的精神。柳氏校證《明實錄》、《宋太宗實錄》、考證清先祖的文章及在抗戰期間輯錄抗倭的史料，既是繼承乾嘉學者的遺風，又是說明滿蒙為中國領土，宣傳民族抗日。柳氏運用地方史、專門史、列國史的西方史學方法治國史；柳氏又認為被引用的資料要注明作者、版本、圖書館藏地、出版地點，又如非用漢文的資料，要列明原文的出處、地點及譯本、譯人。

　　第四章及第五章藉柳氏著《中國文化史》及《國史要義》介紹了柳氏史學方法上由考證方法，轉變為闡明中國文化義理。《中國文化史》一書，本為南高教學時的講稿，分別發表在《學衡》雜志上；因感國人在五四運動時，不明中國傳統的精髓，妄言攻擊傳統文化，故撰《中國文化史》以闡明中國文化的特質；又柳氏提出中國中世紀為中國文化的變化期，可見柳氏已認識西方的進化論，及社會的進步不獨是人們心志的力量，也是社會、經濟、文化整體發展。柳氏又深藏強烈民族意識，一方面針對民初中國民族西來說的論點；一方面又說明異族雖入主中國，卻為漢民族文教所同化，中國文化的偉大是建基在以人為本的精神，因以人為本，重視個人自由，由是中國古代政治已涵育民主政治及忠孝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更全面討論制度的利弊，而近代法制的發展尤見中國典制變遷之特色；因柳氏重視教育，學校教育更為振興民族的根基，孔子辦學的目的就是改善人民品格，提高民智。

　　《國史要義》為柳氏晚年的著述，代表了柳氏由博入約的治史特色。柳氏認為中國史學與政治發展甚有關係，因歷史發展是個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治史者必要探討歷史發展的背景，史學又是表現儒家史學經世的思想。在目錄學而言，第六章，作者介紹柳氏在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上，增加了志圖叢三部，合共七部的分類法，又採用圖書互見法，方便叢書的編目工作；而編目方法上以作者卒年為限，免去因易代之交一人而書兩代之弊；柳氏研究版刻的源流，使版本學不獨為文字的考證，更成為研究學術發展史的一環。第七章「簡評」，實是全書的總結。

　　論述柳氏治史方法，孫氏已能打破「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肯定柳氏的史學地位。柳氏在五四運動時，編輯《學衡》，發表反對胡適、顧頡剛的反傳統言論，又反對學生運動，故周策縱以「保守的教育學者」一詞形容柳氏和學衡派的成員。（Chow Tse Tsung, The May 4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83-288）。國內學者標舉顧頡剛疑古史學方法下，柳氏更被劃成「從信古到復古的思想邏輯，文化退到的復古主義者」或「資產階級史學者」（胡逢祥、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328；又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頁 281-282。）從本書的第三章及第五章分析《歷代史略》 、《中國文化史》的史學體例、糅合中西史學方法，強調歷史變遷是人心與社會、文化、經濟的力量，可見柳氏並非是一位「保守主義者」（頁 69）；作者更從清末民初的史學發展，歸結柳氏治史方法「不能因為柳詒徵曾就有無夏禹的問題提出過責難，就將他（柳詒徵）打入反動文人的行列」（頁 77）。誠為允當，也可見近年國內史學發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全書之論點及應用相關史料方面，尚有可議的地方。其一，書中未詳明柳氏治史與歷史教育、推行孔子道德人生教育之關係。基於此就可以理解柳氏反對新文化運動、反對學潮、離開教席，從事圖書館工作及提倡研究區域史的原因。本書第三、四、五章強調柳氏的治史方法是糅合中西史學的成果，卻未了解柳氏著述《歷代史略》是推行歷史教育，用章節體及白話文書寫的用意，使平民能以簡便方法，掌握史事的發展；《中國文化史》一書本是柳氏課堂的講義，藉「文化史的史料來教導學生，那是民族復興很緊要的一件事」（〈講國學宜先講史學〉，《論集》，頁 500）。柳氏在 1926 年，因學潮，立下「把指定宗旨不再入此校」，遂離教席，轉往南京國學圖書館整理古籍之目的為使「教化義理之振興」（〈國學書局本末〉，《續集》，頁 459）；編《江蘇書院志初稿》、《江蘇錢幣志初稿》及研究江蘇文化之志為「勸善懲惡，以造就各地方淳厚之風」、「迴心內向，人治其身，」（〈中國鄉治之尚德主義〉，《續集》，頁 178），柳氏也能間接藉地方教育以振淳美的民德，民德的內容就是忠孝，忠為「求利於人，盡心為民」；孝為「保衛國土」，國家由是大治；可見柳氏極力推行教化；同時，柳氏以教育為己任，故主編《史地學報》、《學衡》、《文哲學報》、《國學圖書館會刊》推行學術研究，推行歷史教育，振興民族精神（〈歷史之知識〉，《論集》，頁 81）。要知民國史學特色之一就是推行歷史教育，作者可以把柳氏推行歷史教育的特色為個案研究，由是可見民國史學發展的一個側面。

　　其二，關於柳氏發表反對新文化運動及反對學潮的言論。書中曾言柳氏因「緊扣著學術問題，進行討論，抒發己見」（頁 78），故反對顧頡剛破壞古史。然而柳氏參與反對新文化運動是因為以振興地方教化為己任，自然奉提倡平民教育的萬世師表孔子為中國德育精神之象徵，由是《中國文化史》稱「孔子辦學之目的在先成己，後成物。教育之功，至於盡物性，參天地」，又〈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正言「孔子之教，教人為人者也」（《學衡》期 3，1922 年）；故反對胡適等誹議孔子的言論；同時柳氏法孔子溫柔敦厚，性格「謹守範圍」（〈自述〉），並非全面反對新文化，也認為疑古史學「在現今看來確也有相當的成績」（〈講國學宜先講史學〉，《論集》，頁 494），柳氏乃反對以激烈方法破壞中國文化；而在〈學潮徵故〉一文正好說明柳氏反對學生運動的原因是基於柳氏性格使然及重視教育，學生應尊師重道「固自古以來為學者及其父兄戚友共守之信條，而法律之嚴，亦有所以輔成教育之基礎者在」（《續集》，頁 257）?學生接受教育以求用世，不應以激烈方法毆打校長及教師，學潮只會破壞社會秩序，「學潮非美事也！」

　　其三，作者尚可以研究柳氏治史的特色與民國時南方治學精神之關係。南高及東大時為民國南方學者匯聚之地，此地出版的學術期刊可見南方學術的發展，而柳氏與南方二個階段歷史學發展甚有關係。第一階段為學衡派時期。柳氏與吳宓、梅光迪同為《學衡》的編輯，奉「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治學宗旨，既重視研究國學，反對盲目攻擊傳統；又重視吸收西學，以中國文字傳達西方的思想，如：吳宓、梅光迪尤致力傳播西方人文精神，力倡中國文化糅合西洋文化，反對胡適等人攻擊中國傳統文化，柳氏治文化史也正是融合中西文化、推崇孔子的德育教化，反對激烈的反傳統思想。第二階段為史地學派時期。柳氏任南高史地學會指導員，協助學生張其昀、繆鳳林、鄭鶴聲等出版《史地學報》，《史地學報》的內容為提倡中西史地學理論之研究、闡明經世史學之旨、提倡史地教育，這既是師範大學教育的宗旨，也是進一步實踐柳氏提倡歷史教育及融合中西文化的構想。由是南高學術的發展，與柳氏治史的特色甚有關係?

　　其四，海外資料及相關研究注意不足。史料而言，柳氏早年著述或為南高時的講義：《中國商業史》、《中國教育史》、《中國版本學概況》 、《劬堂題跋》、《東亞各國史》、《南洋群島史》等，又臺灣刊行的《柳翼謀文錄》（台北：廣文書局： 1970 ）收錄文章，柳氏在《學衡》、《史學雜誌》發表的時論及史論，均未被廣泛引用。就相關研究而言，柳氏與學衡派的關係，已有羅佩秋〈柳翼謀先生及其學衡諸友〉，（《學衡》期 1 ，台北，學生書局， 1971 ?重印?），侯建〈梅光迪、吳宓與學衡派的思想與主張〉，《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台灣，中外文學月刊社， 1974 ），沈松橋《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984 ）；至於柳氏史論之研究，康虹麗〈論梁任公的新史學和柳翼謀的國史論〉（《幼獅學誌》，卷 10 ，期 2 ， 1972 ），李宇平〈柳詒徵的史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16 ， 1988 ），以上撰述，均有卓見，卻未為作者所用?　　總言之，處於民國時期，生活在從傳統至現代的「過渡人」，既繼承傳統深厚文化，又要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更要糅合中西文化以適應現代社會，處於文化交流下深受傳統國學教育的柳氏，內心所思所感，其心路歷程，甚值得研究，本書已拓展了這方面的研究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