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并不长，但她的转型却完成得较好，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也并不像有人想的那么难，只要制度好，有些事办起来是可以成功的，至少中国的大学教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

　　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述及他当年在清华历史系的经历，就很给人启发。蒋廷黻初到清华时，清华历史系基本上还是传统教法，蒋廷黻是学过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学者，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想用这种现代的方法来改变清华旧的历史教学方法，很快他就成功了。他回忆说：

　　“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做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的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

　　‘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

　　同时为了生活，你必须教一点其它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寅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的作法。因此，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1929年与1937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蒋廷黻回忆录》第124、125页，台湾传记文学版）从蒋廷黻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感到在老清华，也不是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他们也在努力使好东西能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传统和现代其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特别是对像教育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夸大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特点首先是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相遇即融合的过程，好坏一望而知，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教育是这样，其它又何尝不如此呢？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