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读过历史学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书中简洁平淡的文字居然让我感到振聋发聩，至今觉得大陆学者所著中国近代史论著无出其右。所以在书店一看到《蒋廷黻回忆录》，就不假思索买了一本。

　　和胡适同年代的蒋廷黻，在南开和清华各从教6年，随后又从政30年。无论是为学还是从政，蒋廷黻都是人中翘楚。可以说，他和其他一些都受过西式教育的外交家们一起，为探索、推进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的现代化功不可没，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创造了中国外交新传统。

　　然而，这个需要延续和发扬的新传统却在对苏联“一边倒”的时期被中断了。要弥合断裂，就得从了解新传统开始。《蒋廷黻回忆录》的出版就是弥合断裂的一种努力。

　　《蒋廷黻回忆录》仅反映了其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因蒋廷黻病故而付诸阙如。这是天命。我看的《蒋廷黻回忆录》是一部“洁”本，出版社删掉了部分观点。这是人为。不过《蒋廷黻回忆录》能出版还是让人感到欣慰。无论是书中披露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还是在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等方面视角独到的观点，今天依然都能够启人深思。如果能撇开政治成见，就会发现蒋廷黻关于外交事务的回忆，对培育和促进国人的政治成熟，少一分偏狭，多一分理性，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关于9·18事变后的回忆就发人深省。

　　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且不说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就支持开战。

　　就算是真的爱国也有个如何爱法的问题。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问题，比如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连新式重武器都生产不了。当时的蒋廷黻是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的，在他看来：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苏联自然乐于扮演一个从中渔利的挑拨者，能火上加油就加，使中国尽早向日本开战，实现祸水南引，减轻或者解除日本攻苏隐忧。发生西安事变使苏联获益匪浅，因为促成了中日之战提早爆发；而力保蒋介石，可以使中国不至于一盘散沙，这样才能在持久战中拖住日本。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尽管苏联在外交和物质援助方面表现得比英美各国慷慨，但这并不表明北极熊的心肠特别好，而是由于中日实力悬殊，援助太少就不能拖住日本。南京陷落后，当不少人都对苏联寄予厚望，但时任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却很清醒：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

　　历史证明了他的见解，也证明了他外交眼光的犀利：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斯大林总是在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文/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