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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元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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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见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 蒋先生在文中从军事和上交两方面阐述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的关系,蒋先生认为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过去一般人骂琦善撤防,其实琦善并没有撤防。在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广东虽确有撤防的事实,但那是出於道光帝的旨意,撤防的并不止广东一省,而且彼时琦善还没有到达广东。琦善到达广东以后,不仅没有撤防,的确还曾增防。虎门要塞的陷落,只能怪我方的军备太不如人,不能横说琦善开门揖盗。至於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蒋先生认为极可赞扬。琦善知道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国,知道以交涉的方式解决争端,真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琦善对敌我两方强弱的认识,也真够得上说是知彼知己。固然琦善对敌方的情形还只能半知半解,但与琦善同时的人却无知无解。琦善与义律所订的穿鼻草约,远不若以后南京条约的损失之大,就这一点,我们便不能不佩服琦善的外交。蒋先生在文中也有责备琦善的地方,他以为琦善在被赦免后作过两任总督,不应该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却对国家自强的办法竟不提及。蒋先生在文中并附带说到林则徐,他认为林氏之未得久於其任正是林氏之幸,倘若林氏与英人长久坚持下去,必归战败,其声名难免不同后来的叶名琛一样,林氏的衣钵是一传至於徐广缙再传至於叶名琛的。林氏在鸦片战争后也曾历任疆圻,在蒋先生看来,对於国家自强这一点林氏正与琦善同样的未加努力。 我们读了蒋先生此文,对蒋先生在文中所表示的意见觉得颇有应该商榷的地方。就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产关系说,我们认为诚如蒋先生所说无可称赞,但不全然无可责备。我们知道林则徐在尖沙嘴附的官涌各筑炮台一座,尖沙嘴的炮台叫作惩膺炮台,官涌的炮台叫作临冲炮台,共安设新购办的大炮五十六位,并在附近驻兵八百馀名,两台的修造费共约用去三万二千两。这两个座炮台虽是海外孤悬,但并不完全不足御侮,琦善到了广东,竟令将兵炮撤到新安县城,任英人将两台两据,这不是撤防吗?(参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页三十一又卷十一页十九又卷三十页二十七)这是琦善在军事方面应受到责备的第一点。 我们知道邓廷桢在横档海面曾安设排 錬 二道,横档海面宽处不过三百数十丈,窄处仅百数十丈,而横档威远镇远三炮台隔海形成品字,在彼处安设排 錬 诚为扼要。邓廷桢为求更加得力起见,并在威远镇远两个炮台之间添筑一座靖远炮台,上安大炮六十门。专门管理和防护排 錬 的是新添设的把总二员,兵丁一百二十名。排 錬 的功用是在障碍敌船予炮台以轰击的机会,纵令敌船坚厚能将铁 錬 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挡,就令都能闯断,亦已羁绊多时,我方的炮台正好趁势轰击。但在琦善眼里,新设的排 錬 似乎全然无用。在沙角大角两炮台失守后三天,第一道排 錬 因被敌人暗算飘流出口,琦善竟不设法修复,对守排 錬 的官兵也未加处罚,仅仅奏闻了事,大概林邓们的设施在琦善看来总是不顺眼的。这样地轻视国防是琦善在军事方面应该受责备的第二点。(参看夷务始末卷六页三至三十六又卷二十页二十九) 琦善在坐镇广东的前半期虽曾增防,但他增防的用意不过是虚张声势,顶重要的虎门要塞增五百,及至形成很紧张的时候,他派往沙角炮台的援兵也不过四百名,可见琦善的所谓增防不过是点缀点缀。蒋先生根据一些外人的记载说沙角大角之役我方防守两台的兵丁约有二千之众,这个数目恐怕是不可靠的。琦善的点缀式的增兵只有打草惊蛇的害处,并收不到加强国防的益处,沙角大角两炮台的失守,琦善不能不负重大的责任。这是琦善在军事方面应受责备的第三点。(参看夷务始末卷二十页七至八) 沙角大角两炮台既经失守,横档诸炮台随之而危急,提督关天培写给琦善的信已经说到请勿以他为念,真可谓已到了紧迫万状的境地。琦善身膺疆寄,应该如何迅速的增援!但我们在他的奏报里面竟看不,出派遣援兵的痕迹!如此说来,当时流传的林则徐的信函所述“众文武咸欲大添兵力,静老到此田地尚恐因增兵而阻和议,恳求再四,乃准暗添二百名乘夜偷渡。”或许是可靠的。这是琦善在军事方面应受责备的第四点。(夷务始末卷二十页二十九中西纪事卷二十四页九至十) 琦善在坐镇广东后半期,似乎颇能打起精神努力於防御的工作,这是由於他知道圣眷已衰,为保全自己的身家起见,不能不迎合道光帝新近主战的意旨,并不是他本心对国防的设施有若何的热诚。 我们对琦善在军事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似乎不必多说,因为蒋先生文中所侧重的还是琦善的外交,而且琦善之负有军事方面的任务是蒋先生所代引为不幸的。现在让我们谈谈琦善的外交。我们以为琦善在外交方面应受责备的地方,远较值得称赞的地方为多。第一就对政府的态度说。蒋先生谓琦善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的第一任外交总长,但这位第一任外交总长便是常常欺朦他的政府的。明明是拿香港换回定海,偏说是英人悔过缴还;明明是英人恃强要索,偏说是英人吁恳天恩,就连顶赏识琦善的蒋先生,因琦善所呈进的条约的底稿与英国所发表的不同也不能不说恐怕是琦善有心欺君,可见琦善还缺乏一个外交官起码应具备的条件--对政府诚实。(蒋廷黻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页八十三又页一百六又页一百十一) 第二就琦善对外人的态度说。我们觉得琦善并不能完全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人。我们知道所谓平等是要不卑不亢,但琦善对待外人有时即不免卑屈。他在天津宴请义律的时候,竟任一些英国军官在席上舞刀舞枪,他在广东竟任对方动辄呵斥他的委员。一些违背礼节国际间少见的无理言行,琦善竟 靦 然忍受,这怎说得上平等?琦善对外人的态度应责备的还不仅卑屈一点,他居然任他的差弁或委员和对方的跟丁互相戏谑或在对方的船中窃听,这成什麽体统!他覆义律的照会说,如所称凌辱抑勒各情均系钦差大臣林等所为,现在既须查明该大臣受人欺朦措置失当缘由,重治其罪,则前项烟价又将着落何人赔缴。他这样的推卸,大概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他听凭他的委员和英军许多将领直接交涉,於是各武员纷纷藉藉,大肆鸱张,委员等几有口众我寡之势,大概他的外交是无孔不入的。(中西纪事卷五页十五蒋辑上卷页八十九又页九十二又页一百又页一百二又页一百三夷务始末卷十九页一至二) 第三就琦善对敌方和认识说。我们觉得除了船炮的利害而外,琦善是一无所知。他也相信茶叶大黄可以制英人的死命,他瞎猜前此粤省烧毁的烟土是英国各权臣之物。他对敌方的批评是“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指英国女王)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英军来侵扰要索的原因他说是“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纵以横恣之故,酿来倾国之灾,亦复罔知顾恤。”他受了属员的朦蔽,竟轻信英人之要索烟价的利息是兵丁主使的。(蒋辑上卷页九十三又页一百三又页一百五) 第四就是对属员的认识说。琦善在外交方面最信任的属员,是白含章和鲍鹏。白含章原是直隶督标里一个千总,在清代重文轻武的情形之下,一个千总虽然官居六品,地位确是很低,智识也自然是很低的。琦善竟将白含章小才大用,命其於传递食物和文书之外,更与对方谈判,既命其与对方谈判,竟又大才小用命其兼任间谍,这样的用人真有点莫明其妙!至於鲍鸥原名鲍聪或鲍亚聪,(广东人在姓名之间加亚字,和江浙人在姓名之间加阿字一样。)广东人,曾地专贩烟土的英人颠地处充任代理买办。鲍聪本人也就是一个烟贩子,经林则徐访拿,乃逃往山东,化名鲍鹏,展转得鲁抚的推荐,遂为琦善所用。像鲍鹏这种汉奸式或烟棍式的人物,根本就不该用,纵或因其通晓英语不得已弃瑕录用,也只可用作翻译。但琦善却命鲍鹏做与对方谈判的委员,於是鲍鹏居然和义律密谈,於是鲍鹏居然作为已意私许烟价三百万复加到四百万,这样用人,未免比重用白含章更有玷国体了。我们在前面责备琦善对外态度之多不正大和认识敌方之多不清楚,他大概即为白含章鲍鹏所误,不过用人不当他是不能辞其责的。(蒋辑页九十一至九十三又九十九至一百一夷务始末卷十五\页十四又卷十九页二又卷二十九页四又卷二十九页十四又卷三一页二十三又卷三十页二十八至二十九又卷三十一页二十三中西纪事卷六页八) 蒋先生将穿鼻草约和南京条约比较的结果,断定穿鼻草约给是小败后所订的约,南京条约是大败后所订的约,其损失程度当然不同。单比较穿鼻草约和南京条约,并不能断定琦善的外交是否胜利,应该研究的,还是订穿鼻草约的时候是否绝无使条约内容较妥善的可能。我们觉得琦善之未能坚持烟禁,便是琦善外交的失败,如果穿鼻草约楞说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真无怪民四中日交涉的结果有人为袁世凯提灯庆祝。 蒋先生文中对林则徐的批评,也颇值得讨论。林则徐若长久与英人坚持下去,纵或战败,其声外是否会和后来的叶名琛一样,这是属於悬揣的问题,我们不愿多谈,至少我们相信叶名琛的为人与林则徐大有区别。林则徐对外人系取严正的态度,叶名琛对外人则系取傲慢的态度,林则徐对国防十分注意,叶名琛对国防则漫不经心,林则徐的行动处处表现出他的干练,而叶名琛则不免有因循的毛病,这些姑且不说,难道叶名琛的扶乩术也是林则徐传下来的? 我们以为传林则徐的衣钵的与其说是徐广缙叶名琛,倒不如说是左宗棠沈葆桢。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已知道购买外国船炮,他计购有一艘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各若干尊,(夷务始末卷十一页十八又卷二十七页三十三)后来在被命署理陕甘总督尚未到任的时候,也曾仿洋炮之法改制大炮,(清史本传)真可说是自强运动的鼻祖。他已被革职,还上疏主张以粤海关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制造船炮,这样伟大的计划,与他的同志邓廷桢在闽浙总督任内所主张的以银三百两大造船炮的计划是堪称并美的。(夷务始末卷十六页二十一又蒋辑上卷页九十六蒋辑脱珠批一片胡言四字又夷务始末卷十二页十一至十四)后来左宗棠之创立福州船厂,和沈葆桢之努力於船厂的发展,显然是承继林邓的遗志。左宗棠是极其崇拜林则徐的人,沈葆桢则为林氏的快婿,其受林氏的影响是不待言的。我们真不懂像林氏这样一个自强运动的鼻祖竟被蒋先生认为与琦善同样有未能努力自强的毛病。 1935.5.2 2003/05/10五柳村重新制作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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