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27日，中国长城学会在昆明举行“云南古长城考察研究结果发布会”，证实云南古长城确实存在，并根据云南古长城修筑的年代、历史背景和地域、作用等，定名为“滇东汉长城”。
这一考察结果，是由以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著名长城学专家董耀会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大为为组长的专家课题组，经过实地考察结合文献典籍研究得出的，因而见诸报端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北京学者与云南专家的一场大争论。
2000年中，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省校合作项目“昆明旅游发展规划优化研究”课题组组长于希贤，在云南石林、弥勒、泸西、宜良、马龙等滇东县进行调查研究时，对所发现的一些断壁残垣提出了“滇东古长城”的观念。2000年10月，于希贤教授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关于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报告》以及《研究、规划、保护、旅游开发云南古长城》的请示报告，并提出相关的建议。2000年12月31日，于希贤教授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文章。
北京专家的报告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1年2月13日至3月17日，由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蒋志龙领队，由曲靖市、陆良县、马龙县、石林县、弥勒县、泸西县等相关县市文物工作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经过实地调查和查证有关史料之后，得出了与北京专家截然不同的结论：“滇东古长城之说不成立”！
云南专家调查组的理由，一是“滇东古长城”各点之间并不连接，构不成“长城”；二是所谓的“长城”实际是一些地埂、石堆，用于划分地界、保持水土等，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三是这些地埂石堆年代各不相同，最早为元代，其余大多数是明清乃至近代之物；四是汉唐以后滇东地区没有长时间、大规模的冲突，没有必要修筑大规模防御工事。
同时，省文博协会专家组组长、云南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邱宣充致信于希贤说：“滇东古长城是于先生把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东西，组合成一件商品抛向了社会”。邱教授甚至指出，于希贤不是文物工作者，其考察方法不是运用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具备科学性。与此同时，省博物馆研究员、文物考古学家张增祺也引经据典，用详细的史料对董耀会的“滇东汉长城”之说进行了学术性的反驳。2001年5月15日，省内专家的观点及文章在《云南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出。
云南专家的“据理反驳”，北京专家的“据理力争”，5月22日，贾向云在《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滇东古长城”是“客观存在、否认不了的”，并从长度和连接形式、建筑工艺和军事防御特点、与秦长城和燕长城的比较等多方面阐述其观点，同时对蒋志龙等调查组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北京与云南专家各执一辞，破颜相争，激烈场面让人刮目。孰是孰非，虽无定论，但研究并没有停止。
2001年11月28日至29日，中国长城学会、首都博物馆、中国21世纪友好协进会、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大学中文系在香港举行“万里长城历史文化研讨会”，“滇东汉长城”成为研讨会的一个新亮点。曹大为、于希贤、贾向云等专家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滇东汉长城”的时实定位、构筑背境、功能、文化内涵、社会效应、历史影响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辩探讨。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教授在研讨会上说：长城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余里”，内涵丰富，许许多多的地方还未考察到，许许多多的问题还未弄清楚，还在不断地探索。新发现、新情况、新的成果不断出现。
评论
古滇文明：难以破解的谜
云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辉煌的古滇文明时期。近年来，这个未被载入史书的、神秘出现又神秘消失的时代，正在引起中外专家和人们的普遍关注，2001年，人们对古滇文明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滇东古长城和抚仙湖水下古建筑遗址两大发现上。也许，这两大古遗址距今的历史太远久，初步显露出的文化太神秘，新闻传播的效应太迷人，使“权威”在古滇文明面前也出现了迷茫。
围绕滇中古长城是否存在，一群云南著名的专家质疑北京的一群著名专家，双方为此展开了一场争论，引起人们对这一遗址的关注。无论滇东古长城存在与否，云南和北京专家们在这场争论中的真知灼见，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云南历史文化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研究成果，这是云南的一笔财富。
围绕着抚仙湖水下古建筑遗址“新闻调查”引起的中央与地方新闻媒体的“争战”，说明了古滇文明日益受到全国和国外媒体的关注，也说明云南新闻媒体在自己的“主场”上不可言败，拱手相让。云南人也能打好“云南牌”。与滇东汉长城同期的“创世女神”弥勒猴子箐的长城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