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与云南方面专家经3个月实地考察后，向云南省委提交了《关于发现滇东古长城的报告》。2001年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副研究员率调查组实地勘查，认为所谓云南古长城系子虚乌有。由是，滇东是否存在古长城的争议，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笔者2001年4月曾偕中国长城学会秘书长董耀会专程赴滇东对石林、陆良、弥勒境内的有关遗址实地考察，兹结合文献考据提出几点看法，以期深化讨论，尽早揭开蒙在“古长城”上的神秘面纱。
“滇东古长城”争议聚焦
滇东存在过一条古长城，史籍有明文记载。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称，“鞑子城，在州（今石林县鹿阜镇）东三十里，夷语‘底伯卢’，其城起自曲靖（包括今马龙、陆良等县境），抵于广西（今弥勒、泸西一带），绵延三百余里，昔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据蒋志龙解释，“底伯卢”，彝语的意思是“用石头垒起来的长埂子”。李元阳系明嘉靖云南籍进士，他主持编修的《云南通志》记载自陆良至弥勒有一条绵延三百余里用石头垒起来的“鞑子城”，当非无中生有。不过《云南通志》对构筑这三百余里长城的背景及功能的表述尚有不确之处。所谓“鞑子城”，是说鞑子（指蒙古人）构筑的城，与“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的说法自相矛盾。这表明滇东长城的年代十分久远，明万历年间对其构筑背景已模糊不清。
滇东五尺道 贾向云／摄
《万历云南通志》的这条记载为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所确认、沿袭。1945年，楚图南在《路南杂记》一文中描述当地这条古长城埂，“高广约三丈，缘乱石山脊起伏，俨如一条巨龙一样”。其时已看不出有城垣的用处，且无一处可避风雨及守望的地方，只是“一望看不见两端的乱石堆成的索链锁着了路南一带的山头”。
1999年出版的《石林文物志》亦载此长城埂，“虽多漫患，可遗迹犹为显著。此埂起自曲靖，在天生关村入石林县境，经北小村、水塘铺东、所各衣、戈衣黑、蓑衣山村而南，入弥勒县境十八寨，直达泸西，全程约长300余里”。
于希贤等指出，“在云南省东部的马龙县、陆良县、石林县、宜良县和弥勒县的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到之处，发现了用粗加工的石料堆筑而成的古长城、古城堡、古石路、石堆、战时祭祀遗址、望石哨所、烽火台、营盘、敌台、鱼鳞状分布的战墙掩体……直线距离超过了160公里。”（本文所引于希贤、蒋志龙观点，均出自《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云南是否有长城》）于的考察和1999年《石林文物志》的记述，证明《万历云南通志》的记载不误，滇东古长城确实存在。
蒋志龙等并不否认《万历云南通志》记载的真实性，但却认定这些“用石头垒起来的长埂子”并非长城，理由是没有看到“高大城墙”和“可供驻兵、屯粮的配套设施”；所见石堆和石埂“顶多几十公里”，实际上是当地民众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划分地界、开地耕作、修水沟和防止水土流失）而对环境进行的改造；更为重要的是，“自汉唐以来，云南滇东地区没有长时期、大规模的民族对立和民族战争”，“云南的民族械斗和冲突大多为抢夺财物，和中原地区的征城掠地有显著的不同。因而，在滇东地区没有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的侵略”。“这就是在云南不存在长城的根本原因”。
于、蒋之间对某些具体遗迹确认方面的歧异，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就笔者所见，一些主要的古城、墙体、营盘、古石路十分典型，清晰可辨。平心而论，在至今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一线排开堆放石块用以“保持水土”之类的推测，实在匪夷所思。蒋称“所看到的地埂、石埂及石堆……，连猪、牛、羊等牲畜都阻拦不住”云云，也多少带点意气用语的味道。即使今天某些残存地段阻挡不住牛羊，也不能证明当初无法“御敌”。经过两千来年的风雨侵蚀和社会动荡，呈现此种风貌的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亦非仅见。
滇东古长城遗迹 贾向云／摄
看来，厘清滇东地区是否有构筑长城的必要，进而辨明时代背景、构筑目的和功能，当为坐实这条绵延三百余里“石埂”是否为古长城的关键。
滇东长城的时空定位
破译“滇东古长城”千古之谜的钥匙，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的一段记载。该传述及新莽时期“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王莽派宁始将军廉丹率十余万人马镇压，因“吏士饥疫，连年不能克而还”，于是“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于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
正如董耀会2001年4月27日在云南古长城考察研究结果发布会上所指出的，汉代障塞即指长城。当然，障塞从字面上也可解释为孤立的防御设施；只有利用障塞、墙体将天然险阻联结成一道连绵不断的防御体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城。
公元24年，公孙述据蜀称王，驱兵东进，攻陷益州郡大部分地区。但在文齐“固守拒险”之下，野心勃勃而又骄悍凶残的公孙述只能望墙兴叹，就此止步，直至公元36年败亡。文齐固守拒敌的险阻，当然是他先前入益州为郡守时构筑的“障塞”。由此可知，一世纪初在这道障塞东西两面爆发的战争，规模不可谓不大，历时不可谓不长。那么，此“障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长城又能是什么？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惜未载明益州长城的具体方位走向；但既云公孙述“据益土”，又称文齐据“险”固守，再据《南蛮西南夷传》另一段“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的记载，当可断定这道长城位于滇东益州郡靠近柯郡交界处，且为南北走向。这就与目前发现的滇东古长城，方位、走向俱合。如果两汉之际滇东这场战事并非史家向壁虚构，屹立于滇东崇山峻岭阻断公孙述东侵的这道坚实屏障总该留下一点痕迹，否则倒是一件怪事。而《万历云南通志》所载且经于希贤考察确认（笔者亲眼目睹了局部遗迹）的滇东绵延三百余里用石头垒起的长埂残迹，被释为“鞑子城”、“酋长弟兄筑此以分地界”乃至用作“防止水土流失”，也不免让人大惑不解。幸好两件怪事凑到一起，反而令人豁然开朗。史书记载与文物遗存互证互补，时间、空间、人物榫合，殆无可疑。结论是：云南古长城位于滇东，南北走向，起自曲靖，经马龙、陆良、石林、宜良，南入弥勒、泸西，绵延三百余里。系新莽时期（文齐约公元21年由朱提都尉调任益州郡太守）益州郡守文齐主持修建。时值两汉之际，故可定名为“滇东汉长城”。
构筑背景与历史影响
蒋志龙把“滇东地区没必要修筑防御工事来抵御外来的侵略”当作论证“云南不存在长城”的根本原因，实是误解。构筑长城的目的、功能，从来因时、因地而异。汉武帝时曾派李广利征讨大宛，首战因后援不继，“不患战而患饥”（《汉书·李广利传》），招致惨败；《汉书·西域传》称“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烽燧亭障随着前锋兵马的挺进而向前延伸，在步步为营不断巩固前沿阵地的同时，又控制、保护沙漠绿洲，提供交通供给之便，为新的拓展进击奠定坚实的基地。英人斯坦因在西域实地考察后也认为“汉武帝的长城用意乃是作为大规模的前进政策的工具”。汉代在西域构筑长城的另一重要目的还在于“以通西北国”（《史记·大宛列传》）。塞外烽燧亭障提供的食宿、交通及军事警卫，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东西方文化频繁交流。
和西域长城一样，构筑滇东长城是汉代推行郡县制、开拓边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以及推进中外交流政略的又一重要举措和典型例证。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开始把郡县制推行到西南局部地区，在云南一些地区“置吏”。鉴于滇池地区“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后汉书·西南夷传》），西南夷地区又是由蜀取道滇西腾冲转印度和东经贵州柯江（北盘江）达南粤番禺（广州）的必经之地；经略西南夷具有牵制匈奴、开辟西南丝绸之路和东抚南越的重大战略意义。当西汉开辟西南夷的行动在云南地区受阻时，武帝不惜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周围四十里，操练水军，筹划攻讨。唐蒙修“西南夷道”时曾因征发过度，招致巴蜀“耆老大夫”不满，他们指责“通夜郎之涂”的举措是“割齐民以附夷狄”。司马相如据“天子之意”作《难蜀父老》，指出如果“蜀不变服，巴不化俗”，巴蜀怎么会改变“蛮夷”之地的面貌？现在“西南夷”要改变“幼孤为奴，系累号泣”的状况，“若枯旱之望雨”，岂可借口“劳民”而放弃这一“急务”（《汉书·司马相如传》）！显示了坚定不移开拓西南夷的决心。至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汉已在西南夷地区设置柯、益州等七个“初郡”，实行任用原少数民族首领“以其故俗，毋赋税”（《资治通鉴·汉纪》）的优惠政策；并修筑道路，移民屯垦，对当地经济开发与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只有把滇东汉长城放置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其构筑目的和功能。
文齐“修障塞”的直接起因缘于平息新莽时期益州地区的战乱。王莽当政时贬西南夷王为侯，地方官诈杀少数民族首领，“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王莽先后派平蛮将军冯茂、宁始将军廉丹镇压，均告失败。据《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廉丹率二十万人，“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这情形与李广利征大宛因军粮不继而遭惨败如出一辙。针对这种情况，文齐出任益州郡守后，一面兴修水利，开垦屯田；一面“率厉兵马”实行军事打击、构筑“障塞”。这和西汉经营西域在“列亭障至玉门”同时军屯戍边、垦殖边疆的做法亦无二致。“修障塞”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确保道路通畅，以加强对西南夷地区的控制。滇东长城的南北走向以及紧密护卫、控扼古道路的布局便是明证。
我们知道，秦始皇即位前后，蜀郡太守李冰曾积薪烧岩，激水成道，在今宜宾修筑通往滇东北的“五尺道”；稍后常又将五尺道修至今曲靖。汉武帝时派唐蒙“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堑凿之迹犹存”（《水经注·江水》），道路拓展至滇池地区。开通道路，是设郡县实行有效管辖的前提。汉武帝时益州既设为“初郡”，则“五尺道”当已初具规模。廉丹攻益州受阻，或因道路系统尚不健全，或因无法控制“五尺道”，导致因兵马粮草难行而失利。但至迟文齐“修障塞”时，“五尺道”应已同步畅通。畅达无阻的交通网道是运输粮草装备、调集兵马，使长城防线贯通一气的动脉。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级道路与墙体的修筑总是齐头并进，大体保持同步。文齐“修障塞”时，必定在原有的基础上将“五尺道”扩展联通，否则“障塞”岂不虚设？廓清郡县制与道路以及“修障塞”与筑路之间的内在关联，自然能更加清晰地洞察构筑滇东汉长城的目的和功能。
毫无疑问，长城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述及李自成“下宣府，历怀来，入居庸，薄都下，曾无藩篱之限”时就指出：“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文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凭靠“障塞”控扼交通，推行政令，为发展生产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在此前提下，方有可能兴修水利，大力屯垦。在“垦田二千余顷”的过程中，必然带来中原地区的铁器和先进技术，造福西南边陲。唯其如此，文齐才能“降集群夷，甚得其和”，才能保境安民、据险抵御公孙述达十余年之久，受到当地人民拥戴，死后“郡人立庙祀之”。
文齐构筑滇东长城是秦汉开发西南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益州郡位居西南夷中心地带——滇洱地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文齐经营益州的业绩，大大推进开发西南边区的进程，影响至为深远。至晋代《华阳国志》一书，已不再用“西南夷”族称代指地域，而以“南中”地域之称取代。这标志“西南夷”愈加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以后历史的发展尽管还有反复，但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发展的大趋势不再逆转。
这一切表明，构筑滇东长城是汉代推行郡县制、开发西南边陲、开辟西南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发挥了促进西南经济发展和传播先进文明的生命线作用。滇东汉长城的发现与确认，也使我们加深了对长城兼具开拓进取、促进多民族在碰撞中融合的功能以及长城实质上是凝聚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纽带的认识。滇文化具有多民族、多元文化特征，同时又是统一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滇东汉长城即是这种统一性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