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曾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南开史学八十年的历史而言，梁启超、蒋廷黼、郑天挺、雷海宗，正是“有大师之谓”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蒋廷黼是南开史学奠基时代的两位学术大师。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伊始，设有文、理、商三科，为扩充文科的学术实力，校长张伯苓即
延请寓居天津的梁启超前来南开讲学。1921年9月，梁启超正式接受邀请，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梁启超过人的学识和飞扬的文才，使他的课堂里的听讲者动辄就有数百人之多。“梁启超讲学南开”成为那年秋冬两季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学期结束之后，梁启超将“中国文化史”的讲义整理出版，就是后来在历史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秋季学期结束之后，梁启超还于1922年、1923年暑假，1924年春天先后讲学于南开大学。梁启超和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启超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之时，南开尚没有历史学系。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蒋廷黼受张伯苓之邀，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创建历史系并任历史系主任。这位以研治中国近代史而闻名于世的学术大师，在1923－1929年任教南开历史系的6年时间里，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于学问上，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开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河。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奠基人，蒋廷黼把他的学术风格深深地烙在了南开史学之中。

　　如果说梁启超、蒋廷黼是南开史学的奠基者，那么郑天挺、雷海宗则是南开史学的光大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南开历史学迎来了郑天挺、雷海宗两位学术大家。

　　一时间卓越史家吴廷璆、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等云集而景从，自此之后奠定了南开历史学为海内外史学研究重镇的地位。郑天挺先生的学术领域为中国史，而犹以明清史最为专长。他的治学理路精于钩陈考证，往往能于细微处洞见大问题，《探微集》即是郑先生学术成就的代表。除了学术成就的高山仰止之外，郑先生还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如今言说南开史学的整体优势，郑先生当年远见卓识的学科规划，厥有殊功。

　　雷海宗先生在治学上属于中西兼修，贯通古今中外的大思路治史之道。他的著作往往给人以思考的美和历史哲学高度的恢宏之感，譬如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三周期论”，或许你不赞成他的具体论述和最后的观点，但你无法不击节赞叹他横溢的史学才华和自成一家的卓然思考。也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高傲，使雷先生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以一介书生的瘦弱去挑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那气势分明是虽万千人吾往矣！学问的高山需要勤奋的攀登才能达到，国之良史的勇气有时候需要用生命来换取，雷先生无疑都做到了。

　　如今的南开史学，早已蜚声中外。回首八十余年的历史，在灿若群星的学者群体中，梁启超、蒋廷黼、郑天挺、雷海宗无疑是最能体现南开史学风格的四大家。不仅因为他们仰之弥高的学问，更因为他们是南开史学的魂。（文/姜海龙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