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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史学四大家

 

 

  梅贻琦曾云:“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对于南开史学八十年的历史而言,梁启超、蒋廷黼、郑天挺、雷海宗,正是“有大师之谓”的四大导师。

  梁启超、蒋廷黼是南开史学奠基时代的两位学术大师。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伊始,设有文、理、商三科,为扩充文科的学术实力,校长张伯苓即
延请寓居天津的梁启超前来南开讲学。1921年9月,梁启超正式接受邀请,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梁启超过人的学识和飞扬的文才,使他的课堂里的听讲者动辄就有数百人之多。“梁启超讲学南开”成为那年秋冬两季天津文化界一大盛事。学期结束之后,梁启超将“中国文化史”的讲义整理出版,就是后来在历史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秋季学期结束之后,梁启超还于1922年、1923年暑假,1924年春天先后讲学于南开大学。梁启超和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梁启超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之时,南开尚没有历史学系。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蒋廷黼受张伯苓之邀,来到南开大学任教,创建历史系并任历史系主任。这位以研治中国近代史而闻名于世的学术大师,在1923-1929年任教南开历史系的6年时间里,把心思和精力全部用于学问上,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开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河。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奠基人,蒋廷黼把他的学术风格深深地烙在了南开史学之中。

  如果说梁启超、蒋廷黼是南开史学的奠基者,那么郑天挺、雷海宗则是南开史学的光大者。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南开历史学迎来了郑天挺、雷海宗两位学术大家。

  一时间卓越史家吴廷璆、谢国桢、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等云集而景从,自此之后奠定了南开历史学为海内外史学研究重镇的地位。郑天挺先生的学术领域为中国史,而犹以明清史最为专长。他的治学理路精于钩陈考证,往往能于细微处洞见大问题,《探微集》即是郑先生学术成就的代表。除了学术成就的高山仰止之外,郑先生还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如今言说南开史学的整体优势,郑先生当年远见卓识的学科规划,厥有殊功。

  雷海宗先生在治学上属于中西兼修,贯通古今中外的大思路治史之道。他的著作往往给人以思考的美和历史哲学高度的恢宏之感,譬如他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三周期论”,或许你不赞成他的具体论述和最后的观点,但你无法不击节赞叹他横溢的史学才华和自成一家的卓然思考。也正是这种独立思考的高傲,使雷先生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以一介书生的瘦弱去挑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那气势分明是虽万千人吾往矣!学问的高山需要勤奋的攀登才能达到,国之良史的勇气有时候需要用生命来换取,雷先生无疑都做到了。

  如今的南开史学,早已蜚声中外。回首八十余年的历史,在灿若群星的学者群体中,梁启超、蒋廷黼、郑天挺、雷海宗无疑是最能体现南开史学风格的四大家。不仅因为他们仰之弥高的学问,更因为他们是南开史学的魂。(文/姜海龙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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