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我的平生知交良师益友很多，获益匪浅，然细想起来，惟有郑天挺先生是我的畏友，而且是能知道我、最能帮助我和爱护我的同志。我这个人的为人是大大咧咧的，说起话来，不加思索，信口而出；做起事来，粗枝大叶；写起文章来，随所欲言，错误难免，凡是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有这些毛病，我也深引以为恨事。我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期，郑先生和我同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我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有时使同学们提出了意见。这时正值教改高潮，须要认真备课，要把每节课的主题、内容，让同学听得明了，方可取得成效。每写完一章讲稿，须要试讲一次，由教务处、历史系负责同志，到我家里亲自来听。我本是性情爽快随随便便的一个人，说错了话，连自己还不知道，这时候，我真是如坐针毡，顾虑重重，不知怎样讲才好。郑先生总是叫我不要着急发慌，叫我坐下来吸一口纸烟，慢慢地谈。他坐在一旁，慢慢地听着，讲完之后，别位同志提出意见，郑先生总是不着一语；人散之后，他才把我错误的地方告诉给我。后来想起来，我的体会是，凡是做一件事情，非经一段训练不可，而且必需虚心受教，才能有所长进。后来我到各地方去讲学，每遇大场合的集会，发言不致于发生过大的错误，还有人说我到老年来，思想清楚，说起话来还不至胡言乱语，这都是受了郑先生的督促所致。还有，我虽然多年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有时也办理过采购书籍的事务，郑先生就经常告诫我要公私分明。听说郑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时，当时是时局变动时期，米珠薪桂，物价一日万变。先生是奉公守法，廉洁自守，克己利人，一丝不苟。同时我还有一位老前辈徐森玉先生，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对我谈不要占书商的便宜，致形成被动，拔不出脚来，以至于后患无穷。他们的这些话，使我听了受到很大教育。回想起来，这都不能忘郑先生和一些老前辈的语重心长，帮助我的好处。
　　 郑先生是著名明清史的史学家，学问渊博，思想极有系统，他除了研究明清史以外，学问涉及的方面很广，凡阅书泛滥所及，都写有分类的卡片，讲起书来，旁征博引，是极其有条理的。在明清史学当中，尤其熟于满洲的兴起，及清初未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就我个人所感觉到的是：先生不仅是并世著名的学者，而且是兼教育家。以先生的器量恢宏，和蔼可亲，能够领导群伦，只要来学，无不循循善诱，如坐春风化雨之中，凡是听他课的人，无不各有所获，受到益处而去，培养了一批后进有用的人才，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四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真可以说是一位卓越的学者而兼教育行政家。郑先生是以学术事业的专家来做领导行政职务，所以处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推行起来，就极见成效了。郑先生在学术上有深厚的造诣，向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肯轻于下笔著书，而是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事于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做起事来，极为认真，这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我是听过他讲课的，我看见他授课之前搜辑了大批资料，写成了成万张卡片，到讲课的时候，将这些卡片，从事编排，持之有故学有实据，写成了教学的提纲和讲稿，讲起来条理非常清楚，从容不迫，委婉动人，我就是得到实惠的一个人。同时他为了教学工作，曾勤勤恳恳地为大专院校编写教材，凡是高教部所制定有关历史课程参考资料，和校点《廿四史》中的《明史》的工作，都是由先生精心主持的。他在南开大学时设立了明清史研究室，领导有志于研究明清史的同志们，做科研工作，编写论文，发表于世，卓有成效。他还指导同志们校点有用的书籍，如蒋良骐《东华录》等书，其沾惠后学，受益非浅。他著书立说，以教诲来者，从事于网罗旧闻，整理出有系统的史料，提供了为作科学的研究的专门的科研事业，以传示后人。今先生往矣，问业无人，真是感慨系之！
　　 我认为明清史是在近古史中最主要的课题，凡研究近代事务的起源，都与明清史书极有关系，这项事业，极为国人和国际学术界所重视，是一门热门的科学。可是由于为时较近，又由于清代的禁网森严，钳制了人民的思想，明清时代的著述，湮没而不彰的，实不在少数。这和研究考古学一样，正在要从事于大量的发掘，今后一定会发现不少罕见而有用的精湛的著述，和文物中的珍品。我虽老矣，仍愿追随其后，稍尽棉薄，愿与诸位同志共相勉之。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二日识于北京团结湖畔之瓜蒂盦。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从曹贵林同志处得知先生病逝，益觉悲痛，怀念之心情不能已，因随笔成诗一首，以为悼念，诗曰：
　　　　 犹记华北沦陷日，乘槎浮海结同心；
　　　　 韭菜园中获聚首，八里台畔倍情亲。
　　　　 日月不居惊岁月，鸡鸣风雨大星沉；
　　　　 方期追随函丈后，噩耗传来恐未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