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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原名庆繰，字毅生，原籍福建省长乐县，1899年8月9日生于北京。父母早殁，郑天挺与其弟一起寄居在姨表兄张耀曾家，由梁漱溟的父亲、其表舅梁济(巨川)监护。1907年到1916年，郑天挺先后就读于北京闽学堂、江苏学堂、顺天高等学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他发愤读书，不敢有丝毫懈怠。据其《自传》称，当时，“每天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并需每天熟读史书”。与之同时，每逢周末，郑天挺还与同学一起，到贵州 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受读文章及金石文字。
作为一个青年学子，郑天挺当时不只严格督责自己发愤学习，同时，还有着强烈的爱国意识。他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郑天挺即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走上街头，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在此期间，他还代表北大学生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系京津学生联合行动事宜。同年11月，日军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郑天挺又与在京福建籍学生一起组织聚会，到街头讲演，宣传抵制日货。当时出版了爱国刊物《闽潮周刊》，郑天挺还以“攫日”笔名，撰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二
1920年，郑天挺大学毕业后，接受厦门大学聘约，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在该校讲授国文，兼任图书部主任。1921年暑假，为了进一步深造，郑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同年秋，郑天挺与周女士结婚。由于建立了家庭，郑天挺除读书治学外，尚在一些大中学校教书，以补家用。1922年起，他还在法权讨论委员会担任兼职秘书。利用该会收藏文献和档案资料，郑天挺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正式出版。 1924年，郑天挺研究生毕业，留北大担任讲师。1927年后，郑天挺一度离京南下杭州、南京、广州等地，先后担任浙江民政厅秘书、浙江大学校长秘书、广东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1930年，教育部长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郑天挺遂应北大之聘，于当年年底，回到北大任教。
1933年，郑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秘书长。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务会议当然会员。其间，有时蒋梦麟作为教育部代表出席南开大学校董会，蒋无时间即由郑天挺代去。从此，行政事务繁忙。即使如此，郑天挺仍然利用晚上时间认真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当时，他在北大中文系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等课程。为此，他亲自动手，编成古地理学讲义。他还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从不间歇。在授课的同时，他还使用传统治学方法，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斋集〉稿本》等具有创见的学术论文。1936年，郑天挺开始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他还应范文澜等先生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从此，郑天挺的治学重点转向清史，先后发表《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尔衮与九王爷》、《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多篇论文，与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
执教北大期间，郑天挺不只为北大校务、教学和学术研究而费尽心血；同时，还对广大青年学生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抗暴斗争和抗日救亡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早在执教北大之初，他即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反对北洋政府非法解散该校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郑天挺又亲自参加了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并向制造流血事件的执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还参与发起了对死难家属的募捐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这时，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均不在北平，学校其他负责人也纷纷南下，各项善后工作主要落在郑天挺身上。当时一些汉奸文人，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爱国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这时，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将其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他先是决定向因经济困难而滞校学生每人发款二十元，促使他们迅速离校。而后，又不顾个人安危，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也安全撤离。直到11月17日，他才与留居北平的五个年幼的子女告别，与罗常培、陈雪屏等南下。几经辗转，到达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这时，郑天挺改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不久，学校再度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与马约翰、杨石先等任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委员。1939年，郑天挺仍任北大秘书长，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郑天挺被聘为联大总务长。当时，郑天挺不仅要应付日本飞机对校舍不断地轰炸，而且要想尽办法解决师生生活困难。他亲自担任教职员遭受空袭损害救济委员会主席又兼教职员食米消费合作社召集人，派员到外地采购以解同仁饥馁之苦，同时竭力地帮助困难学生，或为他们介绍工作，有时还从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拿出钱来给予支持，以使他们渡过难关。在此同时，郑天挺依然不忘教学与学术研究。在教学上，最初，郑天挺讲授隋唐五代史。从1938年暑假后，改授明清史。选修该课的同学有时多达一百数十人，盛况空前。此外，郑天挺经常对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进行指导。在学术研究中，郑天挺也多有创获。先后发表《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等数篇论文。1943年，其《发羌之地望与对音》获教育部三等奖。1938年后，郑天挺转治清史。这时，东北已经沦陷，而且建立了伪满洲国。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郑天挺集中精力，先后发表《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等重要论文，利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指出，“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有力地批驳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论。这一时期，他还撰写了《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清史语解》等，也都是清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述。1946年，郑天挺将自己十数年来清史研究论文汇为专集题名《清史探微》出版。
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从吾等赴重庆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郑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郑天挺等应邀赴大理参加修志工作。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担任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主席。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郑天挺赴北平准备复校，并受教育部人事处聘请暂赴平津区协办接收辅导事宜。他还担任三校1946年度联合招生北平区主任。回到北大后，郑天挺积极开展复校工作，并多方奔走接受敌产。为北大返平顺利开学卓著劳绩。这一时期，郑天挺作为秘书长，面对复校的百废待举，学生的反对美军暴行及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等斗争，实际上已无暇学术工作。从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资料整理室，后又改设史学部，由郑天挺代行主任，组织整理明清史档案。经过数年整理，先后辑录专题史料十种。其中《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太平天国史料》还于建国后公开出版。
蒋介石独裁政权崩溃前夕，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全校学生团结一致，针锋相对开展斗争，并得到广大进步教师的支持，郑天挺在师生正义斗争的鼓舞下，开始认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对进步学生给予同情和支持。1948年12月，处于人民解放军包围中的北平形势紧急。12月14日，校长胡适给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便条，拜托他们维持校务，便匆匆南去，傅斯年、陈雪屏从南京电告郑天挺等人组织人员南飞。面对这种情况，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出面负责校务，广大教授、讲助会、学生自治会给予郑天挺坚决支持，有的致函：“唯愿我兄以北大为重，毋轻于言去”，有的致函表示深信：“您一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渡过这危难时刻”。郑天挺在重大历史关头，表现了高风亮节，1949年1月他和北大师生迎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4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为校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郑天挺为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仍兼史学系主任。次年5月8日，教育部批复，准郑天挺辞去秘书长职务，专任历史学系主任和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对于他在担任北大秘书长十八年间的工作成就，学校常委会给予高度评价并予以表彰。
三
1952年7月，国家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经教育部同意，担任历史系主任，从而开始了他的执教南开三十年的漫长岁月。
郑天挺到校后，首先努力抓好教学。按照学校推广前苏联的教学方法，成立教研室。各系规定，教师上课，必须按教研室集体讨论的教学大纲讲授。讲课前，必须写成讲稿并在教研室内试讲，由教研室共同修改，然后再正式讲课。在贯彻这一决定时，郑天挺凡逢教师上课，都亲自去听课，不时指导。这些规定的制定与推行，使得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完整系统的知识，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质量；同时，在全国高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1954年7月文科教学研究座谈会，1956年6月教材会议，郑天挺均代表南开大学出席。经过反复讨论，由郑天挺和唐长孺共同拟定《中国古代史教学大纲》，遂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会议上又决定由翦伯赞、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郑天挺主编《史学名著选读》，以供大学本科生阅读参考之用，从而对全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加强教学管理、改进历史教学的同时，郑天挺坚持登坛授课。截止1961年他赴北京编书之前，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明清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等课程。他在授课中，极端重视备课。上课时，只是手执卡片，侃侃而述。不只传授知识，同时也传授治学方法。因而，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不只历史系本科生，而且外系学生，本系青年教师也纷纷赶来听课。为此，从1956年起，郑天挺开始招收研究生并接收外地大专院校教师进修，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了大批人才。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郑天挺不只带动全系师生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同时，也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而多方运筹。首先是筹建明清史研究室。报经国务院批准，于1956年建立起全国高校系统第一个明清史研究机构——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从而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建立了阵地，在此同时，郑天挺还采取措施活跃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术气氛。历史系建立了定期学术讨论会制度。每逢学术讨论之时，历史系教师轮流讲演，或就当时史学讨论热点如古代史分期、百家争鸣、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历史人物评价、清官、农民起义及秘密宗教关系等问题发表个人见解，或将各人长期研究所得与同行进行交流。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术气氛，开阔师生眼界，历史系先后邀请北京大学和全国高校以及研究机关的著名学者来系讲演。
对于图书资料建设，郑天挺也十分重视。50年代，他即主持建立起历史系资料室并捐献稿酬，购买全套《东方杂志》，供师生使用。除此之外，郑天挺还鼓励授课多年的教师对现有讲稿进行修改，撰成专著，并主动为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在他的关心下，50年代，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撰写的学术价值甚高的学术专著相继面世，不少青年教师也发表学术论文。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全国史学研究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所有这些，不只为建国之初全国史学研究繁荣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知名度。
在个人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郑天挺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一是连续撰写并发表十数篇学术论文，带动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其二是应邀标校《明史》，对《明史》成书后二百余年的流传和研究情况进行了一番全面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这方面，足堪代表他的学术成就的是《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1962年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演清史而撰写的《清史简述》以及1957年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发表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等文。
郑天挺虽然身为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但是待人宽厚，慈祥和蔼，从无疾言厉色。他作风简朴，调至南开后，长期在职工食堂用餐；十数年间，一直只住一间宿舍。直到1963年其子媳调至南开，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他自奉甚简，困难时期，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吃咸菜，但是遇到其他老师有困难，他却解囊相赠，毫不吝啬。在历史系内，他没有门户，不搞帮派，尽力团结全体老师，共同搞好工作。因此，他也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由衷爱戴。1963年，他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1964年，他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在郑天挺和南开老一辈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南开大学历史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此期间，由于“左”的倾向继续发展，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遭到了贬低，知识分子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历史系一些有声望的教师和有才华的学生被错误地划为右派。“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批判白专道路又使绝大多数学生不敢读书。对于友人和学生受到迫害，郑天挺内心十分痛苦，但却爱莫能助；对于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出现的偏差，郑天挺则利用自己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尽其可能地予以扭转。这一时期，他针对史学研究中“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等左的倾向而坚持“论从史出”的学术主张；针对学生运动多、劳动多，上课少、读书少的现象，而采取措施，给学生补课，并提倡学生“精读一本书”。“文革”爆发后，打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知识分子受到严重冲击，他本人也被抛入了苦难的深渊。1966年6月，他与南开其他老一辈史学家一起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丧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强行解散，在历史系任教的儿子、儿媳被下放天津郊区劳动，年逾古稀的郑天挺孤苦零仃的生活，每天一人到食堂用餐。但郑天挺豁达开朗，“随遇而安”，师生从内心敬佩这位史学界的泰斗。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郑天挺获得了解放。1978年2月，郑天挺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又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这时，郑天挺虽已八旬高龄，但是却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重建历史系的工作。经过他的努力，相当一批专业人员重新回到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也恢复了工作并充实了一批新的研究人员。1980年4月郑天挺当选天津市劳动模范，不久又当选天津市九届人大代表和天津市六届政协委员。
从1978年开始，郑天挺恢复招收研究生。1979年，他又接收教育部委托，在全国高校招收进修教师十余人，举办明清史进修班。为了传授知识和治学方法，他以八旬高龄，亲自登坛授课，讲授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课程，每周一次，每次二学时，有时还视情况增加讲课时间和次数。迄至他去世前，一直没有间断。课堂讲授之外，郑天挺还不顾年迈，多次带领研究生、进修教师和明清史研究室成员前赴清东陵、西陵、承德避暑山庄、明十三陵实地考察，开阔他们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感性知识。在此同时，郑天挺还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学术研究事业。一方面字斟句酌，对旧作进行修改订正，出版学术论文集《探微集》(1984年获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和《清史简述》；另一方面，则对明清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两、三年中，先后撰就《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清代的幕府》等重要学术论文十余篇。他还应邀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组织编修《明清史资料》、《清史》等书。郑天挺还敏锐地察觉到一个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新时期正在到来，因而不失时机地与杨石先校长共同发起召开了首届国际明清史学术讨论会。1980年8月，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明清史专家共聚南开，提交论文七十余篇，分别就明清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80年3月，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并在北京召开代表大会，郑天挺当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次年5月，又接任主席团主席。1980年12月，中央同意郑天挺任南开大学顾问，免去其副校长职务。1981年4月，郑天挺当选天津市特等劳动模范。1981年7月，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并被评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1年10月，在校庆62周年之际，学校决定为杨石先、郑天挺举办了执教业绩庆祝大会。教育部及学校领导、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几代学人数百人赶来参加，高度评价几十年来郑天挺哺育数代学人成长之功，感谢他对国家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使郑天挺深受感动。他非常谦逊地表示自己做得还很不够，他以更加忘我的精神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过度的劳累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体健康，12月中旬，开完全国人大会返津后他即病倒。在医院病床上，他仍拳拳以成立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编写《历史大辞典》明清分册，赴厦门出席郑成功学术讨论会为念。但是，急剧恶化的病情使得郑天挺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1981年12月20日，在津门一场皑皑白雪之中，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郑天挺教授溘然长逝，终年82岁。噩耗传出，南开学子，全国史学界，教育界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而同声哀悼。教育部长蒋南翔发来唁电，高度评价郑天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教育部和卫生部负责人专程来津表示哀悼。1982年春，由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南开大学共同发起，在北京举行了郑天挺学术纪念会。而后，南开大学历史系又委托郑天挺门生先后编撰出版《郑天挺纪念论文集》、《郑天挺学记》等书，并在历史系开设了郑天挺讲座课程，表达了各界人士和南开广大师生对郑天挺教授最深切的怀念。
说明：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郑克晟先生的帮助并参考了郑克晟《郑天挺传略》，常建华《历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郑天挺先生与北大》两文，特此一并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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