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已故文史学家程千帆的回忆录《桑榆忆往》，也很为书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个文化名人教书育人的小情节所吸引。照程千帆的话来说，当年的学校很有些“怪人”，但是一个大学也应该有些“怪人”，不然的话，这所大学的名声就无法彰显。
先说上古史专家蒙文通，他是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弟子，能把艰涩难懂、稀声古怪的今文经学用现代语言加以表现出来。蒙文通在四川大学任教时，曾因为批评当时的校长而被解聘了。此事若放在今天，被解聘的教师将何以自处？恐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可蒙文通却不然，他坦荡自若，还是照样去上课，并振振有辞地说：“我可以不拿钱！但我是四川人，不能不教四川子弟。”对此，校长也拿他没办法，只有听之任之。此类逸事，在早年出版的《蒙文通学记》中，有过不少生动的记载。不过，对今天的中青年人来说，多已不知道蒙文通为何许人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程千帆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三课程时，遇到的语文老师正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黄云眉。这一个学期，黄云眉只给学生讲过一篇文章，即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实际上却是以这篇文章为纲，给学生上了一整套国学概论课。这种宏观论述的授课方式，是程千帆过去在私塾学习时所未曾接触过的，大有“受之者其思深”的感触。其实，黄云眉腹中诗华经纶又不知有多少，一部《古今伪书考》，早已奠基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
古文字大师黄侃的性格暴躁、狂放不羁是人所共知的。程千帆听他讲的最后一堂课是《诗经》，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方案，兴之所致，随意发挥。对此，初学者往往不着边际，但入其门者则觉得胜义纷呈，深受教益。黄侃教学有三大特点：一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古文字、经学、文学甚至于史学，都可以兼教；二是经常把教学与新发现结合起来，同样一门课，每次重讲都会有新东西；再就是言传身教，他所要求学生做到的，往往正是他身体力行的，例如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一部书一定要从头到尾地认真读过，在没有把别人的意思搞清楚以前，决不随便议论等等。所以，凡是跟黄侃读过书的人，尽管研究方向各异，成就大小不等，但是以跑江湖的方式来做学问的人是不多的。
词学家刘永济对学生也是既严格又热情的，为了让学生能弄清楚两句话的来历，他要图书馆从外地借来珍稀的丛书给学生看。学生的读书笔记，先生都要详加批阅，甚至连错别字都要一一改正。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刘永济即便卧病，到了该上课的时候，仍然躺在藤椅上授课，依然坚持批阅学生的作业，真可谓呕心沥血，死而后已。
古文字大师胡小石的教学方式则是非常注重对作品的感悟与会心，侧重于启发学生的积极思考与自学能力。一天，程千帆到胡小石先生家里，胡小石正对学生讲读柳宗元的一首七绝诗《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讲着讲着，便捧起书吟诵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之后，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了！”程千帆对此事的印象特别深，认为先生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代人的心，而心与心的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决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记录的感受，能让人学到以前学不到的东西。
程千帆当年所遇到的这些“怪异之士”，在今天的眼光看来，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喻的。因为今天的应试教育，大多为填鸭式的灌输教育，生吞活剥，死记硬背，缺乏想象，泯灭个性。不像是当年那些反思性的教学方式，不仅仅要授人以“鱼”，更加重要的是要授之以“渔”，要给学生留下一些独立思考与想象的空间。要知道，有多少薪火相传的学术大师，都是从这些“怪人”手下培育出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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