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谁促成“乱世”的结束？

　　靠得住的“无赖假设”：“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完成统一？

　　由谁来完成统一呢？《三国演义》的回答非常简单：“有德者”。《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这也就是说，在这场“抢椅子”的游戏中，谁应该“抢”到最后一把椅子呢？谁应该是那个厮杀到最后一个的人呢？“有德者”。《三国演义》里著名的诗句你们都很熟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有德者”，显然就是《三国演义》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说，这种概括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美学的欺骗。或者是一个美学的自我欺骗。因为连罗贯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觉得他找到了一种走出乱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带领，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前面我讲了国家的原罪。国家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太坏了而不得不以国家的方式来约束自己，可是这种约束却不可能因此就成为最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坏中的不坏，也是最坏的选择中的最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结束。西方还有一个说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无赖假设”。西方人发现：除了国家有“原罪”之外，领导者也有“原罪”。任何一个领导人，你是把他假设成“尧舜”呢？把他假设成“圣贤”呢？还是把他假设成人类最坏的坏蛋？中国人的选择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选择却是后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规，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这些人的，而不是再给这些人以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手握权柄的他最有可能成为坏人。人有了权力最有可能变坏。如果这个权力是不加约束的，那任何一个人都会是坏蛋。而且，这种人一旦变坏，他就会无敌于天下。

　　这样，如果有人说好人如果当政，社会就不会乱，坏人如果理事，社会就会乱，我们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解释一旦进入美学，我们就会失去美学的眼光。也就是说，失去在文学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可能。本来，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领导岗位上就很可能成为坏人，于是，我们就去呼吁一种根本的东西，呼吁人性的觉醒，呼吁爱与美的回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偏偏假设说，在领导者里有好人和坏人，我们跟着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就永远是坏人，那你就会落到《三国演义》的地步。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惧，对于有限资源的拼抢，诸如此类的特点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对上帝负责，更不是以爱的名义行动，而是只对自己的小团体负责。一旦进入现实，所有的中国人犯错误的几率无疑是太大、太大了。因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就更担心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能会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别人。因为不会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的前提是：先下手为强。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害我，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给我使什么阴谋诡计。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能够做的就是首先置别人于死地。因此，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其实都是误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弄假成真”。因为只要有一次错误地相信了别人，他就会丧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消灭别人。《三国演义》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种各样的“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等等，其实说穿了就是他不得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在中国的文明的土地上，实际上长满了野蛮的丛林。这种生存环境的残酷，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连瞬间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种奢望。每天需要重复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来，这种整天算计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环境是应该在《三国演义》里受到批判的，遗憾的是，偏偏没有。不但没有，《三国演义》还煞有介事地在这些人里面勉强区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们膜拜和景仰。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刘、张、关一出场，身高分别是“身长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长九尺”，呈逐渐上升状态，但是曹操一出场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长七尺”。这真有点像是儿戏。似乎如果“有德”的话，那就会连个子都在长高。当然，我们如果说得更根本一点儿，那就还应该说，这个“有德”的“德”，事实上还是无德。为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人我在前面把他们叫做“袁绍们”。就是以袁绍为代表的人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因为当时在三国的环境下，你如果不是干部子弟，你是根本没有当官儿的机会的。它都是世袭制。“袁绍们”都是世袭来的，并且当到了各省的省长、军区司令和各市的市长、军分区司令。这批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浑水摸鱼”。这批人的传统道德约束都比较多，尽管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了，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夺取国家政权，而只是想在里面渔利，他们想的就是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起兵闹事，然后好再升官和多发财。这就是当时的“袁绍们”。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绍当时曾经建议董卓说“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董卓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事太不道德。董卓那么坏，他都不敢。袁绍做联盟的总司令，但是却连颜良、文丑都没有带来，可见他并不太认真。你再看袁术和吕布打仗的样子，就更会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去篡夺国家政权的人，他完全就是个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第17回），看看那阵势，不完全就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为他这身打扮而大加讥讽：“形容呆腔甚好”。“腕悬两刀”？刀吊在手腕上，请问：这是武器还是装饰？而当时的十几路诸侯去反汉献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无能之辈，以致曹操发失所望，道理也在这里。

　　还有一种人，我在前面讲了，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有的“清醒”者，这就是“曹操们”、“刘备们”。你们都熟悉这首诗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确实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时仅仅引刘备为“英雄”，也确实是独具慧眼。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曹操和刘备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后所无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盘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知道了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奥秘。这个“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第16回）的战争发起者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他都完全丢掉了。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却没有人承认。因为尽管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宦官，但是他父亲的宦官是花钱买的。那个是不算数的，而且当时的人都知道他父亲的官儿是买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实际上没有人认为曹操是什么干部子弟。顺便介绍一下，当时三公九卿都可以待价而沽，“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例如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当时的换算标准是每石一万钱，据说，其中还有折扣：“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花钱一亿，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使他得以第一个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么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无非就是“皇帝轮着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绍们却认为，皇帝就是该他刘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刘家一杯羹。而曹操却最早意识到了，谁手里有军队，谁手里有武器，谁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时候，有人评价曹操，说“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绍听见这个话肯定很高兴，如果董卓听见这个话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挺好，以后我不就可以辅佐皇帝了吗？但是曹操听到这句话却并不高兴，后来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于是给他送了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乱世之奸雄”。这样的话，如果是别人，那肯定是很不高兴了，可是他反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后一次和袁绍们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诸侯的向中央请愿。是曹操发起的这件事，但是，他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干部子弟，当不了总司令，就让给了袁绍。结果他发现这十几路诸侯根本就不行，于是他就和这些人决裂了。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跑到了山东的一个偏远的地区，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武装，而且发明了历史上很出名的练兵方法——“屯种”。我不要你皇帝的钱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么委任状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只体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装，曹操能够这样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们还记得吗？荀文若弃袁绍去投奔他，他说：“此吾之子房也”，这充分表现了他以汉高祖自诩的野心。再往后，就是官渡之战。《三国演义》写曹操，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觉悟期，那时候曹操到处联络各路诸侯，想办事又办不成。后来发现“竖子不足与谋”。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战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自己独立操盘，以几万兵就打败了几十万。从此他就开始夺取全国政权了。而他也很不客气。他说：“天下唯有能者居之”。这个时候的曹操，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什么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他的座右铭。屠城，杀俘，坑降，纵火，掳掠，奸淫，以杀戮为乐，以杀戮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曹操语），则是他眼中的英雄。

　　刘备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义伪装到底！

　　第二个“清醒”者是刘备。对于刘备，历史上一般都称他为“有德者”。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刘备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德者”。跟曹操一样，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吕布临死前痛斥刘备的：“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是儿最无信者！”（第19回）应该是可信的。刘备一开始确实强调道德，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开始就想清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4回）但是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始终是站在别人后面的。今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这个人，明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那个人，然后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后，动辄从别人身后闪出来。例如从公孙瓒的身后闪出来。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外加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刘备一开始很胆小，他的老师鲁植犯了错误，然后被纪委“双规”了。张飞要去救他，他就说：绝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开始就动不动抄刀杀人。后来张飞要杀董卓，刘备也说不能杀。显然，那时的刘备只是想进入主流社会。很关键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给刘备任命了一个县级干部的官职。刘备总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说，刘备终于能够穿上中山装去开干部会议了。所以，当时刘备已经很满足，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成功了。而他的劝说曹操杀掉吕布，很明显的就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实际如果他已经想自己打内战的话，让吕布，采取养虎遗患的方法牵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却主动替曹操着想，再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第19回），说明他还没有觉悟，而且也非常惧怕曹操。

　　刘备的“觉悟”是从哪开始的呢？荆州。他在荆州时，荆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儿子要害他，他骑的卢马飞渡檀溪，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原来曹操的路数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可是都靠不住。当他的马从涧上飞过去的时候，他的境界也“飞升”了。所有的旧道德都束缚不住他了。他发现，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装，自己去夺取政权，而不要今天站在谁谁谁后头，明天又从谁谁谁身后闪出。这个时候，他就最终越过了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他参加反黄巾起义的二十年以后了。确实，他的“觉悟”是很晚的了。顺便说一句，就在刘备“觉悟”的时候，，曹操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但是曹操却放过了刘备去打孙权。因为当时曹操看不起刘备，他认为小子就会站在人家身后，就会假仁假义。但是没想到刘备这个时候已经变坏了。结果，曹操犯了大错误。当时曹操如果把刘备灭掉，也就没事了。这样，也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刘备就开始不要道德了。他就开始“抢”了。而他后来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抢”的，都是“无德”的成果。荆州他是抢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难，让他去帮忙。他就带着兵进去了。可是进去以后，他就想尽办法抢了益州。

　　刘备一生有三次失态。这三次失态都是他“觉悟”的表现：当初甚至曹操说他是个英雄的时候，他都没失态。可是后来他却三次失态。在荆州是他第一次失态，他跟刘表说了一句很不该说的话，他说：“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34回）很明显，他是在打荆州的主意了，那人家当然就要杀他，结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夺益州的时候。他开始假惺惺地说，我帮你打张鲁，结果刘璋就把他请去了。可是去了以后，他就压抑不住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想灭刘璋的。后来刘璋只给了他一点儿粮草和兵马，所谓米一万石，老弱军兵四千。刘备就不愿意了，他说：我帮你打张鲁，你就给我这点儿钱和人？不行！于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吓得庞统赶紧说：你不能拍啊，你一辈子都装得这么像，这一次还是要装下去，你怎么能拍桌子？！结果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就掩饰说：哦，刚才喝多了，给得少了就少吧。还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门下头，刘备跟手下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什么比今天更快乐呢？（第65回）结果他的手下又赶紧跟他说：不能这样讲啊，还是要假仁假义地装到底。于是，刘备就又开始装了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失德”，而不在于他的“有德”。

　　刘备的带百姓逃跑。这一点曾经让我们中国的后人很感动，说刘备不简单，每天只逃5公里，尽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就没有爱民的皇帝。刘备此举也不是因为爱护老百姓。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刘备太小器。刘备的小器是经常会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觉得比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经心满意足地想洗手不干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东吴结亲，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他又小器起来，马上就问：“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第11回）李渔曾经用六个字讽刺他：“自负语，肮脏语。”至于他带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细看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了。汉代时候军事管理者称为“州牧”，古代的省长市长，实际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赚钱和卖命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要知道，中国总是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时候就开始讲了，“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当皇帝的人，他手里的财产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财产，土地可以生产出财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后还要有人口，因为要有人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就是两大标志。刘备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后来意外地得到了十万百姓，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的银行。我们逃跑的时候能不带钱吗？他的钱就是这些老百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笔意外之财。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笔钱，能不带走吗？因此刘备带百姓逃跑不能说明他的爱民，只能说明那个时候他的眼界还没有那么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会这样，就把这些钱扔了算了，逃命要紧。可刘备就觉得，我逃了命没有钱，这个“命”还有什么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带着百姓一起逃。

　　这样看来，事实上，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乱世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有爱者”。尤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当文学去写内战的时候，当文学去写乱世的时候，它都只能去赞美一种人，就是“有爱者”。这种人当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这种人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三国英雄。也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英雄。“天下唯有爱者居之”应该是我们评价三国的一个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谓“爱心英雄”。但是，在三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爱心英雄。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靠厮杀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后的人，那些最没文化、最没爱心而且最残暴的人，那些战争屠夫，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爱心英雄：摩西、耶稣、特雷莎

　　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在面对乱世、面对动荡的时候，又是怎么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们的英雄从来就不是战争领袖，而是爱的响应者，或者说，是为爱而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英雄。所以，只有对百姓充满了爱心的人——他可能不是军事首领，可能也不是什么总司令，也不是什么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还是生存在“丛林法则”中，还是生活在一种动物法则之中，弱肉强食，强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强食，而是爱心。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一个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那些连鞋都没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对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一直等到她把妇幼儿童都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都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在西方，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会看不起她。想想中国的武训的下场，就不难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国的结局会是什么了。

　　还有一个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经是英雄，在《荷马史诗》的时代，阿喀琉斯是当时西方的“天下第一杀手”。相当于我们中国三国时代的吕布和赵云。但是，看一下西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荷马史诗》的时代毕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好勇斗狠，充满了杀气，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西方人进入了一个成熟时代，进入中世纪以后，我们就发现，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经没有了。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吕布和赵云的影子，在西方文学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谁取代了呢？摩西。他是《圣经》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无寸铁的。摩西是不带兵器的。他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是凭借爱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龙偃月刀，也不骑赤兔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国的三国，他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第三个。西方有两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尼禄。古罗马晚期的最后一个“恺撒”。另一个是耶稣。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稣，而不推崇残暴的统治者尼禄。这就是西方人对于英雄的一种选择。但如果是中国人，那么他会推崇谁呢？耶稣只是个木匠，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灵；而尼禄是罗马皇帝。如果是中国人，他会推崇谁呢？我想，肯定是尼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在英雄观上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中国人只承认一种英雄，就是战争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这一点孟子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说：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杀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认一种英雄，那就是爱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我们在三国时代看到的，正是这样一批“嗜杀人者”。这批“嗜杀人者”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然而这三家鼎足而立后还是要刀兵相向，毫无宁日。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强者杀人，弱者也杀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国民党的精英人物。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诗：

　　风虎云龙也偶然，其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三国英雄不就是这样吗？“各苦生民数十年”。而我们现在还在拼命地赞美他们，还在电视上大讲特讲：曹操是怎么成功的，诸葛亮是怎么像炒股票一样经营自己的。这样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唐德刚先生写的《晚清七十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他说，“——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三、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无辜者的鲜血来加以灌溉？”[1]这是一个老历史学家的心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来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首先无非是杀人。不过这里的杀人又与《水浒传》不同，不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杀人，而主要指的是为战争而杀人。《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有一个细节，相当于武松故事，写的是庞德。庞德过去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水浒传》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浒传》里面，是肯定要浓墨重彩地写上几回的，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却算不了什么，一笔带过。《三国演义》的英雄都是为战争而杀人，而且要杀人如麻，要铁石心肠。在长板坡大战里：张飞带病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却被曹将文聘当先拦住，玄德骂曰：“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文聘羞惭满面，引兵自投东北去了。这是《三国演义》里面少有的一个真实场景。文聘能够知道“羞惭满面”，真是难得。可惜，《三国演义》并不以这样的人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从来就不“羞惭满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关于《三国演义》里武将排名的顺口溜：“一吕二马三典韦，四关五赵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后来又改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但是不论如何排名，以杀人为主要业绩，则是其中的关键。可是，人的脑袋并不是西瓜，并不是说砍就砍的。所以，无论如何，以杀人来论英雄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杀人，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因为杀人而“羞惭满面”，可惜，我没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学名著里，我却会经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在小说里就描写了一个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禀赋着拿破仑式的理想，为此，他不惜杀死放债的房东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杀人之后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头领赏”。拉斯科尔尼科夫精心设想了杀人的全部细节，没有任何的疏漏，但是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他却没有想到：在杀害别人之前，他已经先杀死了自己。杀人的屠刀斩断了自己与人类之间“爱”的联系，杀人这一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再是人类而只是动物，从此他的灵魂再也得不到安宁。甚至，他突然发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离自己而去，也都与自己再无关联。在杀死他人之前已经先杀死了自己，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说，这才是美学大家！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思路，你们再对比一下《三国演义》，相信已经不难发现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运筹帷幄”的英才：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其次无非是耍阴谋诡计。有人说，战争是流血的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流血的战争，确实是这样。可是《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就是这样的“运筹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国演义》主要写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其实《三国演义》写暴力写得并不多，写暴力写得多的是下面我马上要讲的《水浒传》，而在《三国演义》里，它主要写的是阴谋诡计的力量。有时候我会觉得十分奇怪，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人才”，动不动就呼唤人才。到了龚自珍还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呼唤人才呢？西方为什么从来就不呼唤？后来我发现，关键就是中国的官场迫切需要。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的官场需要耍阴谋诡计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场规则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不“呼唤”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只有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用阴谋诡计的“材料”制成的人。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它特别需要这些人才。而中国的动乱更需要这样的耍阴谋诡计的人才。中国有一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很有道理。“老不看《三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经学到很多阴谋诡计了，你再去看《三国演义》，那就应了中国的四个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国演义》了。这说明，中国人也知道《三国演义》里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它是乱世之因，也是乱世之果。当然，“阴谋诡计”作为一种军事谋略，也并不应一概反对，然而，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的却是作为生存态度、生存理念、生存观念的“阴谋诡计”，这无疑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没有一个有人味，没有一个有爱心，他们都是靠阴谋诡计起家，也是靠阴谋诡计误国的。比如说曹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一次打仗，他到阵前叫嚣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么样吗？我鼻子眼睛跟你们都一样，只有一条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的阴谋诡计比你们多。这真是实话。我觉得曹操这个人倒是尽说实话。他不像刘备那么虚伪。再看孙坚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玺，结果被其他军阀阵前追索。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

　　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这些英雄说起假话来就是这样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黄石公的《军势》说中国政治只用四种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看看《三国演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总结的完全正确。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阴谋诡计。因此，《三国演义》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头鬼脑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你们一定都还记忆犹新，《三国演义》里的第一计就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是阴谋诡计的第一计：美人计。“美人计”是利用了人类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阴谋诡计，也就是性竞争的意识。动物之间你挑逗它们一下，大王、二王之间也会杀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这是不是象征着《三国演义》一开始就从重演动物的人性倒退开始呢？至于那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三国演义》里每页都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做了个归纳，我把它下载在这里：

　　反间计，二虎竞食计，驱虎吞狼计，疏不间亲计，声东击西计，攻其不意计，苦肉计，粮草诱敌计，骄兵计，空城计等。实例如，李肃说吕布，谋董贼孟德献刀，匿玉玺孙坚背约，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乘夜袭徐都，贾文和料敌决胜，吉太医下毒遭刑，劫乌巢孟德烧粮，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郭夫人隔屏听密语，玄德用计袭樊城，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等。

　　具体的我也不去一个个介绍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国演义》里，除了阴谋诡计，除了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我们也看不到别的。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英雄。

　　要讲阴谋诡计，我不能不再讲诸葛亮，诸葛亮是阴谋诡计的大师。诸葛亮实际上就是靠耍阴谋诡计出家的。诸葛亮一出来就先用“水”，后用“火”。中国有首著名诗歌，叫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亏作者跟诸葛亮不在同一个朝代。诸葛亮一出来，不但要“国破”，而且连“山河”也要“破”了，叫他这样一弄，生态环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过去一再说过，在中国打仗要带军师，这是世界奇闻，全世界哪个地方打仗要带军师呢？大概只有中国吧，可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种阴谋诡计会使得战争成本更低。也会使得战争更为经济。因此中国才发明了这种东西。美军到越南打仗，美军总司令回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不禁感叹说：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孙子兵法》，我就知道怎么对付越南人了。说到底，无非是谁最坏，谁的人性丧失得最多，谁的诡计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诸葛亮。为什么呢？徐庶对他的老母还讲点儿人性。如果是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刘邦，他还会说：哎，我跟你拜过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来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刘邦就这么耍赖。可徐庶就输在他还有点儿人性。如果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了。曹操还能弄到他吗？你看看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刘备的阵营里去了，还不知道把老妈带去，结果被程昱抓住了这个弱点，诸葛亮跑到刘备的阵营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诸葛亮的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要诛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着。诸葛亮的阴谋诡计就是这么厉害。

　　说到这里，我要为吕布说几句公道话。《三国演义》不以他为英雄，可是我倒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来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杀手”实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说：

　　“誓当杀此老贼，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第9回）

　　这样的口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后来李、郭破关的时候，他也没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并且还是一通“苦劝”。这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像关羽那样嘴上说把什么都还了，但是赤兔马却不还的事情，我想象，吕布毕竟是干不出来的。像刘备那样几次把老婆都丢掉的事情，我想象，吕布也是干不出来的。当然，他先后投靠过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术、袁绍、张杨、刘备，给人的感觉是见人就恨不得拜为义父，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到处投靠，但是刘备就不是这样吗？他也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孙权，而且几次抛弃妻子家室。陈寿评价说：“吕布有众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当时的人无不如此，倒是有“勇”无“略”说到了要害，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还不够坏，还太诚实，还没有学会虚伪，而且只想凭本事吃饭，没有想打内战，没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更没有想过问鼎九五，自以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驰骋中原，可惜，这里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结果身败名裂。

　　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2]这个总结实在精辟！《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而这些阴谋诡计的英雄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也主要是负面效应。刚才我说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说，慈禧太后这个人不怎么识字，但是她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整套的阴谋诡计。还有她的前辈多尔衮，在进关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识汉字，但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三国演义》。再看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把《三国演义》捧为商界圣经。这种商界圣经能够用于商业竞争，用于经济实践，但是，我就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它来做爱的圣经？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三国演义》来进行爱的实践？原因很简单，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与爱无关。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民族只能用爱的乳汁哺育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爱的教育。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这真是太遗憾、太遗憾了！

　　“问天下谁是英雄？”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雄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是制造规则的人，也是打破规则的人，但是不论是“制造”还是“打破”，他都应该代表着人性的向前与向上，都应该给人类以爱的激励、给人类以美的慰藉。刚才我讲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比埃尔，他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他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因此在人们的眼里，他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爱心英雄，并且能够给人以爱的激励和美的慰藉。小说里有一个美女娜达莎就曾这样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他：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玛丽亚公爵小姐好久没看见的顽皮的笑容。“他变得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3]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感觉，我必须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哀叹不已。我在《三国演义》里翻来覆去地找，颠来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间地找，但是最后我还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国演义》里我找不到这样“干净，光彩，新鲜”人，找不到这样“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人，找不到这样能给我们带来清新的感觉的人。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只能学到阴谋诡计，只能学到杀人如麻，只能学到对于人类尊严的蔑视、对于人性本身的蔑视。“动物凶猛”，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所看到的所谓英雄的真实面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这奴隶又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4]两种，这话确实精辟。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都是威名显赫的“帝王将相”，可是一旦揭开他们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真实面孔却是：“奴隶”。而且还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却浑然懵懂不知，竟然还自以为已经从“奴隶”成为“将军”，更遗憾的是，我们也对此浑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咏叹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还是再听听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5]

　　《三国演义》，就是那些“暂时做稳了奴隶”者在“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的自白。

　　“问天下谁是英雄？”看来，对于《三国演义》来说，这还是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注释：

[1]唐德刚：《晚清五十年【贰】》，163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2]转引自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15页，华夏出版社，2007。

[3]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