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根据演讲整理的南京大学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谁劫持了我们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书》中的第一讲，该书已经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三国演义》。

　　说到《三国演义》，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讲几句题外的话。记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图书馆去做报告，讲的也是《三国演义》。我一上去，看到那么大的报告厅里面竟然人满为患，当时我就说：“看到这么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赶来听我的讲座，这确实让我十分感动。而且，我还看到有不少人因为没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后面甚至坐在台阶上，这就更让我十分感动了。不过，在演讲的开场之时我还是要先表示一点儿遗憾：我今天所要讲的《三国演义》，仍旧是寒冷的，这当然是因为它恰恰是来自中国历史上最最寒冷的时代之一——三国时代，也因为它本身也恰恰来自一种最最寒冷的美学。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说一声：抱歉！当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够借助我的讲座给那个寒冷的时代、这本寒冷的书和今天这个寒冷的上午带来一点儿温暖。”今天，我对你们也要这样说。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耀了我们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望去，就不难看到，在我们的身后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在我们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个漫长的王朝的阴影。这个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开始（就是我们所说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结束，一共历时2132年。在这2132年当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绍，每个中国人都肯定知道，是经过了许多朝代兴衰、也经历了许多刀光剑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朝代，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公元3世纪，选择三国的时代。从公元184年“黄巾之乱”开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国归晋”止，一共历时96年的三国时代，确实是我们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国人所最为熟悉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个皇帝，当然，其中有73个是死后追封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把这73个减去的话，应该是一共有421个皇帝，那么，假如我现在再请听课的你们回顾一下，然后说出自己所最为熟悉的皇帝，各位会说出谁来呢？“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细想想，对这几位我们大概也就只是经常听说而已，例如，在毛泽东的诗词里面。如果要论真正比较熟知的，那可能还是要数刘备、曹操、孙权了，当然，曹操生前并没有称帝。可是，96年的三国时代其实只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瞬间，在中国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区区百年，刘备、曹操、孙权也只是中国的421位皇帝中的一个零头，但是为什么就能够家喻户晓？为什么就能够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说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啊。

　　《三国演义》在中国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而要把这个影响讲清楚，我觉得只要提到两个排行榜就足够了。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关于长篇小说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称为“四大奇书”，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国演义》，接下来是《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国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结果是《金瓶梅》出局，《红楼梦》上榜。不难看出，这两个排行榜已经充分显示了《三国演义》的不可撼动的地位，也充分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重要性。

　　说到排行榜，我还要顺便插几句话，从美学贡献的角度来评价，我倒一直窃以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应该出局的是《水浒传》或者《三国演义》，我始终认为《金瓶梅》从美学水平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明显高于《水浒》的，也明显高于《三国演义》。当然，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今天无法展开。还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历史已经又过去了三、四百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议，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记》置换进来，这是否可行？这当然可以讨论。可是我觉得，经过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经过了20世纪，经过了共和国的50年，却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来与几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说超过了，这实在令人脸红，而这也才是最值得讨论与关注的问题。不过，这也是题外话，起码是后话，这里也同样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强调今天我开讲《三国演义》的重要性，下面还需要简单说明的，是开讲《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国目前已经红遍中国，既然如此，我还有必要再讲三国吗？尽管这只是我的课程中的一讲，可是否也还是有人会认为我是在赶时髦呢？我要说，对我的美学同行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品”三国，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个美学家为什么要放弃美学的眼光而在电视上去讲故事、去说书？要知道，《三国演义》是一部文学经典，因此，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演义》，不正是最必须也最正当的角度吗？易中天有什么必要放弃自己已经十分娴熟的美学武器？有什么必要放下自己的学术身段呢？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们”的“放弃”与“放下”，从美学的角度看三国，反而也就成为一个空白，成为一种必要。而这，也就是我今天开讲三国的一个理由。也因此，各位应该能够想到，在我的讲座中，绝对不会沿袭目前盛极一时的讲故事的套路，也绝对不会放弃美学的尊严。我要尊重你们的水平，不把你们当作儿童，也要尊重美学的品位，不靠出让美学去贴近市场。简单说，我，要坚持自己的风格！

　　下面，我想讲四个问题：一、《三国演义》写了什么？二、《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三、《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四、《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

一、《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个时代？”

　　我首先要讲的是：《三国演义》写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无疑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会说，写了三国大战，有人会说，写了刘、关、张等“英雄”，确实，这样说当然都有道理，不过，却又都仅仅“登堂”，而并未“入室”。我们不妨追问，在中国，国与国之间、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血雨腥风从未停止，但是为什么只有三国故事如此引人瞩目？同样，在中国，历朝历代英雄豪杰更是风起云涌，但是又为什么只有刘、关、张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动？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乱世”这个特殊的舞台上展开的。三国是乱世的三国，英雄是乱世的英雄。而且，三国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三国”，英雄也正是因为乱世而成为“英雄”。

　　事实上，在“三国”与“英雄”的身上，“乱世”，是最为深刻也最为醒目的烙印。我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愿意投胎在哪个时代？我的学生一般都说，那肯定要选择投胎在唐朝。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我说唐朝固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时代，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加伟大的时代，那就是春秋战国。那是一个青春的中国，但是从秦王朝开始，中国就日益颓败，也日益颓废了。因此，如果让我来做这道题，如果让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选择投胎在春秋战国。当然，今天我不会再问你们这个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相反的问题。我要问：如果让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个时代？显然，答案就是三国时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国时代。

　　中国的帝国时代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在此以后，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帝国时代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宋；第三帝国，明清。其中，统一的朝代有九个，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不存在动乱、战乱，恰恰相反，事实上倒是“乱”多“治”少。例如秦末，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万人，到了汉初已经死亡了70%。再例如西汉末：公元2年全国人口是5959万，到了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万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乱”，死亡人口也将近全国人口的二分之一。不过，这毕竟是局部的，只是动乱、战乱，而不是乱世。真正的乱世，第一个就是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现在张艺谋和冯小刚们特别喜欢写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国的建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乱世最为惨烈，一共394年。我们想一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十年动乱，我们就已经不堪忍受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说是八年，后来说是十四年，我们就更已经不堪重负了，但是，这发生在第一帝国结束期的乱世，也是中国的帝国时代所出现的第一次乱世，竟然持续了整整394年。当然，其间也不是没有瞬间出现的战时和平时期，但是只有多长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统计说，只有十几年。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我们不幸而生存于这个时代，我们将何以为生？又能够以何为生？家国之痛，民族之哀，中国人说：“宁作太平犬，勿当乱世人”，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过去看过一部外国小说，是冯尼格写的《第五号屠场》，小说里写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类社会也遭遇了一场兵荒马乱的不幸，于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问他：你认为什么最宝贵？这个男主角就说：和平地生活。这也同样真是肺腑之言。

　　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的问世无疑与乱世密切相关。作为中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偏偏从历史题材开始，而且偏偏从乱世开始，显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国演义》定稿于明朝，元末四十余年的乱世无疑也给当时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触。他们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也更是恰恰构成了《三国》的内在取向。

　　绝对现场与边缘情境

　　我计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国演义》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内容是写的乱世。至于这个乱世乱到了什么地步，我们不妨摘出几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个例子——

　　帝入洛阳，见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宫院中只有颓墙坏壁，命杨奉且盖小宫居住。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诏改兴平为建安元年。是岁又大荒。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尚书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颓墙坏壁之间者。汉末气运之衰，无甚于此。[1]

　　皇帝出京逃难，又回到了首都洛阳，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毁。他的政府官员来庆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儿呢？“百官朝贺，皆立于荆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这就类似皇帝领着他的手下在一个荒地里开政治局会议，连个像样的桌椅板凳都没有，只有几块儿石头。当时竟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洛阳的市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洛阳是当时的大都市，是当时我们国家的首都，但是却只剩下了数百家。而且这数百家的市民连饭也吃不上了，全靠剥树皮、掘草根儿过活。

　　再看第二个例子——

　　当时叛将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出来造反，把皇帝围在城里，皇帝就说，你们不要打了，你们想要什么官儿我给你们什么官儿，你们还是跟我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吧。这四个人同意了。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里怎么描写的：

　　（郭汜、李傕，张济与樊稠）四人各自写职衔献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从之。（第10回）

　　（但是他们还不满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锥画之，全不成体统。（第13回）

　　更为恶劣的是后来郭汜与李傕起了内讧，李傕竟然说：“不须多言！我两个各不许用军士，只自并输赢。赢的便把皇帝取去罢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为政治的第一赌注，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观。

　　再看一个例子——

　　皇帝因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胁，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我们看看董卓怎么说呢？“怨望作诗，杀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对皇帝施加文字狱。大家知道，在中国只有对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清朝文人的诗里还写过“避席畏闻文字狱”，对皇帝我们却极少看到，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竟然看到了。

　　最后再看《三国演义》以外的一个数字以及两首诗歌——

　　一个数字：公元156年时，中国的人口是5000万，到了公元280年，三国时代结束与国家暂时统一时，全国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万。这是何其悲惨的景象，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三口之家都只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啊！

　　两首诗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我想，“生民百余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学想象，而应该其实就是三国时代的事实。还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愤诗》，比较长，只要记住下面几句即可：“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读完这几句，我想，你们就不难知道什么是乱世，也不难进入历史的绝对现场。

　　显然，《三国演义》写的就是“乱世”。《三国演义》就是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而这无疑正是《三国演义》最为成功之处。也正是它能够几百年来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没有被排挤出局的重要原因。

　　为了帮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乱世”与《三国演义》的内在关系，我想引入一个重要的哲学、美学概念：边缘情境。这个概念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绝境——例如死亡、失败、生离死别时的一种突然的觉醒，这个时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了突然的全面的断裂，赖以生存的世界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得不睁开眼睛重新认识这个熟识的世界。用雅斯贝斯的话说，人只是“在面临自身无法解答的问题，面临为实现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盘失败”[2]时，换一句话说，只是在进入边缘情境时，才会恍然大悟，也才会如梦初醒。应该说，雅斯贝斯的发现很有道理，也已经获得了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而在文学创作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例证。例如曹雪芹的从“钟鸣鼎食”之家沦入“待罪之身”，鲁迅的“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都是他们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的重要保证。鲁迅说：“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为我这里强调的“边缘情境”。遗憾的是，在《三国演义》的研究中，我还从未看到“边缘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实，“边缘情境”正是剖析《三国演义》美学的前提，因为在《三国演义》中“边缘情境”是双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边缘情境”，而且小说描写的也是“边缘情境”。这，就是我在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乱世”。

　　让“三国”更有“人味”的演“义”

　　因此，《三国演义》实际也就是中国人在乱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这“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就体现在对于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上。从这个角度再看《三国演义》，我们才会懂得，我们的前辈为什么要去“演义”三国。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义”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般是讲“仁义”，是“仁”与“义”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进入“边缘情境”，“仁”与“义”之间的对话关系就出现了全面破裂，处理私德的“孝”与处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现全面破裂，这个时候，“义”，就成为乱世的精神动力。你看中国人在日常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大义灭亲”、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的对话关系全面破裂时讲的“起义”，甚至中国人在放弃了所有的正常的对话关系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时所讲的“侠义”，就会知道，这里的“义”就正是中国人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国发现，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义”。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关羽“义释曹操”，这显然不合“忠孝”的标准，因此往往为后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为关羽的一个失误来解释，可是，如果看看后人对于关羽这一行为的津津乐道，再想想《三国演义》为什么要着意刻画这个细节，就知道其实这正是《三国演义》所推崇的，这就是所谓的“义”。它强调的是：尽管由于主流社会的崩溃，由于国破家亡，“忠孝”已经无从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明确的指向性，但是却还应该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所以“见义”还是要“勇为”，所以仍旧不能因为“背信”而“弃义”，更不能恩将仇报。也就是说，还是要有道德底线，还是要有“人味”。推而广之，显然，中国人正是从道德底线——“义”的角度也就是要让历史有“人味”的角度着手三国历史的演绎的。张尚德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三国演义》这本书是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就是这个意思。我记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过：“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零涕，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我觉得，《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也代表着中国人在“边缘情境”中对于“义”的洞察，并且最终“恍然大悟”、“如梦初醒”，“知”中华帝国“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从而“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

　　具体来说，《三国演义》的“恍然大悟”和“如梦初醒”表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导致乱世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第三个问题：由谁来促成乱世的结束？而且，《三国演义》还自问自答，对于上述三个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论，我们必须承认，《三国演义》所做出的，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这应该就能够解释《三国演义》为什么一直深受中国人的欢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没有被排挤出局了。不过，我不能不说，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学立场上来看的话，那又必须强调，《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实在是非常肤浅，从让历史有“人味”（“义”）的角度来反映、反思与反省乱世，其实又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它也仍旧没有“恍然大悟”，也仍旧没有“如梦初醒”。更为严重的是，《三国演义》对乱世的反映、反思与反省还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地方。对此，鲁迅精辟地概括为“三国气”，他批评说：中国之所以盛行《三国演义》故事，就是因为中国人身上有“三国气”。这里的“三国气”实际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义”）一旦被绑架到历史的战车之上，一旦被置身于“敌我”、“好坏”“是非”的价值语境之中，也就反而美丑不分，善恶混淆，不但往往成为罪恶的帮凶，不但往往因为自己的“义气用事”而不惜将更多的无辜者拖入苦难的深渊，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恶。遗憾的是，我们却往往对此有意或者无意地视而不见。

　　而这，也就正是我在后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注释：

[1]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4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以下凡引此书均只标示章回。

[2]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1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