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促成“乱世”的结束？
“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
基于“失德”的历史判断，关于怎样促成国家的统一，《三国演义》理所当然地为中国历史开出了“药方”。这就是：“补德”。
然而，正确的答案却应该是：补爱！
我们不妨先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一个作家，如果是我们在写《三国演义》这部小说，那么，我们会怎样去考虑这样一个乱世的统一的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既然乱世出现与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断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关，也与对于国家的人性的监督、人性的推动、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关，更与在作为无限权力的国家的诱惑下粉墨登场的人性向恶密切相关，简而言之，就是与“失爱”密切相关，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补爱”。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形成必然是社会中所有个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这个个体的选择，则不仅包括了个体的好恶取向，更重要的还包括了这个个体在实现这一取向上的能力，也就是：他究竟以人性的心胸来面对国家还是以非人的心胸来面对国家？因此，对于乱世，也就不是凭借揪出几个替罪羔羊、几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而就可以天下太平的。英国有一个学者叫思贝尔斯，他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叫做：“什么样的人民配有什么样的政府”，确实是这样的。我在前面也说过，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也往往恰恰就是被统治者所希望的方式。因为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人性的向恶上恰恰是一样的。西方有一个学者泰勒，写了一本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其中讲到了希特勒，我觉得讲得很不错。我们现在只要一讲到希特勒，往往就痛斥他是个坏人，可是别的就再也讲不出什么了，但是你看泰勒是怎么讲希特勒的？他说，“在国际事务中，希特勒除了是一个德国人之外，他没有什么过错。”他这样说。很多人都会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希特勒就是个大坏蛋，是他导致了德国的灾难和世界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希特勒也是被德国人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上台的，当时，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是赞成希特勒的，他的得票很高，是高票当选的。你说希特勒是个坏人，那德国人为什么要选他呢？显然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国民心态就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果固持一种区别好人或者坏人的态度、区别好的政权或者坏的政权的态度，我们就永远结束不了乱世，也只能仍旧停留在“大快人心事，揪出‘十人帮'”或者“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传统之中。泰勒还有一句话，讲得也很深刻：“回顾起来，虽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却没有人是清白的。”“没有人是清白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你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必然呼唤文学的出场。因为它的使命就是：或者以呈现“失爱”的方式来完成对于“爱”的呼唤，或者是以“爱”“的昭示的方式来激励对于”失爱“的洞察。文学无法改变政权，但是文学可以改变人性。人性被改变以后，国家就有可能改变。乱世的黑暗在哪里呢？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它就在我们的内心。凡是有人性迷失的地方，就有乱世的黑暗。在乱世，或许有些人是有罪的而另外一些人是无罪的，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清白的。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又译《战地钟声》），书名是引用的一段非常著名的诗歌中的一句：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1]
我们必须记住，三国乱世的“丧钟”也是在为每一个人而鸣。遗憾的是，这样一来，从这个角度写出的《三国演义》就已经完全不同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我经常讲，人类看待世界的眼光有两种，一种是功利的眼光，一种是美学的眼光。前者我把它叫做“现实关怀”，后者我把它叫做“终极关怀”。关于前者，你们都很熟悉，关于后者，你们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其实何止你们，就是很多作家、美学家也是一知半解啊。不过，在人类社会里，它又始终存在。别的不说，我们就看看马克思吧。我猜测你们在上政治课、哲学课的时候，已经对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很熟悉了，而这也正是你们对终极关怀有所怀疑的原因。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关怀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相应的支持。但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的著作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无到有，从落后到进步。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也会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看法灌输给我们，这就是你们都已经很熟悉了的“五分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五分法”显然是按照现实关怀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而潜在的评价标准，就是社会有所“改变”和“进步”。可是，实际当马克思从美学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时候，他始终采取的却并非“五分法”，而是“二分法”。比如说，马克思说过，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要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要进步，但是马克思却也说，人类在奴隶社会，也就是在希腊时期所创造的童话，却是人类永远不能超越的。显然，在这个时候，他所看到的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性的理想状态，一种是人性的不完满状态，我要提醒一下，马克思的这一看法对于我们的美学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他所提示的，正是我所强调的美学眼光与终极关怀。
在讲美学的时候，我还打过一个比方：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眼光，也可以叫做“秦始皇的眼光”和“孟姜女的眼光”。以长城为例，从“五分法”的眼光，它确实为中华民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前从来没有和西方打过仗，我们始终都是跟周遍的少数民族打仗。我们所抵御的始终是来自西北方向的少数民族的进攻。你们看一下中国的地图，长城的分布正好是在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割线上，过了长城，你就不可能种地了，只能跑马，因为平均降雨量根本不够，在长城里面，就可以种地。长城恰巧就把游牧民族阻挡在了门外。所以，从历史上来说，无论如何，它都是进步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孟姜女，她却是哭长城的，而且一哭成名。那么，孟姜女为什么哭长城呢？为了爱，她是以爱的名义去哭的。因为长城下面毕竟是累累白骨。长城所成就的毕竟是秦始皇的历史业绩，而不是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孟姜女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觉得历史没有任何改变，还是一个人性迷失的历史，历史还是统治者的历史。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孟姜女用“哭”来对历史加以评价。看来，秦始皇看到的永远是历史的“铁与火”，孟姜女看到的却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啊。
那么，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是历史的“铁与火”，还是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又回到我们这次讲课的对象——《三国演义》。我不得不说，我在《三国演义》里面确实看到了历史的“铁与火”，但是，我却没有看到历史“铁与火”背后的“血与泪”。而且，为了引起你们的重视，我甚至宁肯用一个夸张的说法，我连一丝一毫也没有看到。阴谋诡计，王冠易主、生死搏斗，勾心斗角，这些都是充斥在其中每一页的内容，可是其中的哪一行、哪一页可以作为“爱”的见证或者“失爱”的见证？没有，根本就没有。面对乱世，作家只有一个角度，就是去打捞失落了的爱和美。这些爱和美是失落在历史的夹缝里、失落在历史的字里行间的，文学的使命，则是替我们这个民族去打捞它。而且，如果打捞不到爱和美，那么起码也要告诉所有的人，在乱世里，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爱与美。可惜，《三国演义》放弃了这个角度，它并没有去为乱世“补爱”，既没有在乱世中去反省人性的迷失，也没有在乱世中去呼唤爱的莅临。
“帝蜀寇魏”：抢占道德高地的虚拟快感
《三国演义》所做的，只是“补德”。道德，当然也是乱世中的一个约束，但是，道德毕竟又与人类的终极关怀无关，道德是国家的一种基本规范，用以调节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也与人性的向善或者人性的向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却并不涉及人性的向善或者或者人性的向恶。因为它并不涉及“使人成其为人”或者“使人不成其为人”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样，当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从“补德”的角度去匡救王朝、匡救乱世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它已经远离了历史。这里的“补德”，其实只是对于历史的道德解释，它把某种道德逻辑虚拟为历史的逻辑，道德成为历史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历史成为道德发生的现实结果。但实际上，这个时候道德所满足的只是《三国演义》的一种心理预期，而不再是历史的真实了。因为《三国演义》错误地借助于这种方法，把乱世的责任推给了乱世的“失德者”，结果，它顺理成章地把人分成了“好人”和“坏人”。这样一来，“乱世”是谁造成的呢？按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所有人造成的，但是，按照《三国演义》的看法，却是由某些人造成的。开始是“十常侍”，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叫做“十人帮”，后来是谁呢？《三国》认为，是曹操。于是，他又顺理成章地把曹操和刘备区分开来，成了“帝蜀寇魏”。同样是对“丧钟为谁而鸣”的回答，现在不是“丧钟为所有的人而鸣”，而是“丧钟为曹操而鸣”，丧钟为“十常侍”而鸣。对于乱世的如此解释无疑是非常糟糕也非常错误的。
至于“补德”，那就更加荒诞了。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总结从来就是中国的一大特点。因此，“补德”也就成为一种老生常谈，在乱世中，我们往往不是从人性向善的缺席导致无限权力以及无限权力对于人性向恶的诱发的角度去反省，而只是归罪于道德沦丧。因此，我们误以为：只要在铲除道德沦丧者的同时去重塑道德，就可以匡救乱世。这实在是一种天方夜谈。事实上，这完全是出于中国人的一个痼疾：道德高估。每一个人对自己都有一种道德高估的倾向。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地估计别人。这是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都还会经常碰到的情况，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好人，他是坏蛋。当我们用这样一种道德高估的心态去面对乱世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一种最最根本的终极关怀。这个时候，每一个人就都把自己的责任解脱了。每一个人都在怨天尤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不公正。但是，其实他对待别人的时候，他的不公正，远远超过了别人对他的不公正。但是，所有的人都仍旧是这样，仍旧是在批判别人的过程当中开脱自己的罪责，而且通过批判别人来获得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而这也是我们在《三国》里面经常看到的情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可是就在这句话里，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未免令人害怕的道德高估的痼疾。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老百姓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一会儿在前面为天下“忧”，一会儿在后面为天下而“乐”，可是，为什么就不肯进入“忧乐天下”呢？而且，这个“前”和“后”的位置是谁给你的呢？你凭什么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呢？你不也就是一个草根百姓吗？难道是“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本来是因为每一个人自身的不完善造成了乱世的不完善，本来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对乱世的不完善负责，本来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别人，更没有权利去用道德的武器剥夺别人的生存权和发言权，可是，我们在这句话里却都没有看到。因此，在并不否认这句话在一般的励志的意义上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我建议：对这句话有必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而从道德的高度对一个政权进行判断，那就更加糟糕了。因为政治的运转根本就是在道德之外的，也从不服从于道德的规范与束缚。以道德的标准去评价，这本身就是隔靴搔痒、隔岸观火，根本无益于任何的乱世兴废。乱世是所有人共同的失误，不存在什么好政权、坏政权，好人、坏人，中国实际存在着的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几万万人抢一把椅子，最后几个人抢，最后到一个人把这把椅子坐定为止。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抢椅子的历史。你们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最后坐在这般椅子上的，肯定就是好人，你们也千万不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判断，没有坐到这把椅子的，肯定就是好人，成败得失可能与很多东西有关，但是就是跟道德无关。其实，在中国不存在“好”和“坏”，在中国只有“弱”和“强”，只有弱肉强食。例如伍孚刺董卓，“卓问曰：‘谁教汝反？'孚就曾瞪目大喝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可是如果我们从道德的角度去评价，这种中国历史的深层的奥秘我们就无从把握。当然，这样做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可以供作家自娱自乐，就是最大的好处。从道德入手去考察乱世，有助于作家以道德高估的心态去把握历史，这个时候，所有的善恶评价的标准已经完全为作为判断主体的作家所控制了，他有绝对权利去评判别人，例如曹操，例如刘备，可是所有的“别人”都没有任何的分辩权。于是，作家得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场纸上的三国大战的暴力游戏、道德游戏。至于世世代代的读者，则早就以这样的提示语告诫过自己了，这就是：“听《三国演义》掉泪——替古人担忧”。因此，这些读者关心的从来就不是乱世的兴废，而只是心理的宣泄。身为“一人之天下”的臣民，他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主子，更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可以在《三国演义》中得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去选择“帝蜀寇魏”，然后，因为已经把把所有人的责任变成了少数人的责任，何况，面对的毕竟完全都是古人，因而，也就可以沉浸其中，去或悲或喜，或恨或憎，从而实现自己的“纸上大快”。只要玩过游戏机的人，应该都不难想象到这种“大快”究竟是怎么回事。
可是，“补德”固然看来确有千般不妥，“补爱”就真的完全正确，就真的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吗？
还有必要对“补爱”再做说明。前面，尽管我已经讲到“补爱”的重要，但是那只是一种理论的说明。为了让你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下面我就结合乱世以及《三国演义》本身，再做一些更加深入的说明。
三国皆输的“囚徒悖论”
要对“补爱”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就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一个特定的现象开始。这就是：生存的恐惧。中国社会有很多东西都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似乎也看得很重，例如天地君亲师、三从四德之类，但是其实都是假的，只是为了造造舆论而已，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真正的命脉，尽管对此往往秘而不宣，这就是“生存的恐惧”。生存的恐惧里蕴涵着中国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的乱世的全部奥秘。不过，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中国人的口腔期性格开始。
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里，曾经提到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人格不健全者，他称之为“口唇期”人格；一种是人格健全者，他称之为“肛门期”人格。关于“口唇期”人格，弗洛伊德指出，一个小孩儿最早和世界建立的是一种完全的依赖性关系。他是完全依赖大人的。这个时候，他只是用他的“口”来接触世界，人格还没有成长，也还没有成熟。而中国的人格问题在于，始终僵滞于此。人的成长存在一个从“身体”到“精神”的跨越的过程，但中国人人性的发展，始终没有一个到“精神”的提升过程，始终是横向的发展，始终处在肉体的满足的基础上，因此，也始终是不健全的。这个特征，我们从中国人对于“吃”的特殊关注就可以觉察了。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什么都用“吃”来判断，让不让我吃？让不让你吃？让我吃就是好的，不让我吃就是不好的。碰着倒霉事，是“吃亏了”，想受点儿锻炼，是“吃苦”，麻烦缠身，是“吃不了，兜着走”，总之什么都是用“口”与世界的关系来表达，甚至连人都叫“人口”。那么“肛门期”人格呢？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健全了，他就会开始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被他完全占有的。一个小孩儿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只要一哭，父母就要给我东西。我只要一笑，我就能让父母给我压岁钱。他完全是用“哭”和“笑”来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个时候，他眼中的世界就是自己情绪的投射。这个世界是他可以完全占有的，而且也必须让他完全占有。但是，逐渐长大以后，到了小孩儿进行排便训练的时候，他会逐渐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己完全能占有的，而且还意识到，很多东西你是做不到的。最终，西方通过“肛门期”的成熟，产生了对爱、信仰和美的追求。而中国却没有，口唇期的人格永远要仰食于天，因此也就永远只能够跟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打交道。而物质资源、有限资源只能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因此，彼此之间的拼抢、争夺就是必然的。而“肛门期”的人格可以超出世界的物质资源、有限资源，转而追求精神资源、无限资源，例如、爱、信仰和美。你占有的多并不影响我的占有，我占有的多也不影响你的占有，而且，可以双赢、多赢，不必拼抢、争夺，而完全可以和谐共存。
理想的社会形态是通过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包容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从而获得生存的机遇。可那是因为有爱、有信仰、有美，也是因为有生存的快乐。但是，中国不可能作到，因为在中国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美。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生存的快乐，而只有生存的恐惧。你们一定要注意，正是我得你失、我失你得、我全得你必然全失、我全失你必然全得的拼抢、争夺，使得中国人深深地陷入了一种生存的恐惧。司马迁总结得很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限资源是一个常数，因此，没有当然想有，有了又怕丢失，想得到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我怎么得”，而是“我怎么不让你得”，要失去的时候最关心的不是“我有什么失误”，而是“肯定是你把它夺走”，于是，中国人就无休无止地生存在一种生存的焦虑之中。你看中国的诗文里最典型的就是哭泣，只会哭，怀才不遇要哭，皇帝不重用要哭，每一个人都在哭。这正是生存的恐惧的典型表现。至于拼抢、争夺，则是生存的恐惧的必然结果。而暴力，就是拼抢、争夺的最佳方式。
所以，中国的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中国人掠夺资源的二十四次血腥洗牌。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历次改革都无不以失败告终，成功的都是改朝换代的血腥洗牌。它的残酷程度我们可以以《诗经》里那令人毛发耸然的8个字来形容：“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里面不包含中国历史的进步，也不包含道德的评价，无非就是谁抢到手和谁没抢到手的不同。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次洗牌之后，就是新的不公平的出现，因此又要出现新的争斗，而且这种争斗必然是一条路走到黑，绝不妥协的。这就是中国的二十四史，如果不是西方近代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的历史行程，它将永远是争来抢去的继续下去。其中的前提都是，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比如说，我要追求，那你就是坏人；而且，我不追求你也不能追求啊，我不追求，可是你追求了，那还不是等于我失败了嘛。所以，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会被拖入这样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漩涡。中国有一句话很形象，叫做“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有的生存恐惧。你要争夺，你的生存有恐惧，你不争夺，你的生存还是有恐惧啊。你不争夺，可是别人争夺了，那你睡觉就还是都寝食难安的。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所有的中国人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都喜欢讲的“狼外婆的故事”，其中告诫的就是：生人就是坏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要从防人开始，而不能从信人开始。只要你得了江苏，我就没有江苏可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所以，中国人在他着眼于有限资源的时候，他肯定首先考虑的就是别人会不会伤害我。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以，也必须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别人。这是中国历史最可怕的一幕。
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竞争，就往往表现为一个著名的“囚徒悖论”。囚徒悖论是什么呢？有两个罪犯一起干坏事，被警察抓去以后，分别关在两个独立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然后分别进行审问，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呢？或者供出他的同伙，这意味着与警察合作，背叛他的同伙；或者保持沉默，也就是说和他的同伙合作，而不与警察合作。这两个囚犯心里都知道，他们两个都保持沉默，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察就没有办法定罪。但是警察也很狡猾，他知道他们存在生存的焦虑，于是他们就暗示说：你们中的谁如果揭发了同伙，就可以被无罪释放，而且还能得到赏金，而你的同伙就会被判重刑。这两个囚犯怎么办呢？双方都不是傻子，都马上就想到了：如果我不说而对方说了，那我不就倒霉了吗？这样，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他就必须要首先揭发对方。这种首先揭发对方的结果造成的恰恰是彼此互相揭发，结果就是彼此的“双输”，都共同进入一个逆反馈和逆淘汰的恶性循环。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囚徒社会”。连吴侯把妹妹嫁给刘备，也被怀疑是“美人计”，中国人哪里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我不择手段只是因为担心你不择手段，是因为担心你先下手为强。但是其他人不择手段是因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担心我不择手段，也是因为担心我先下手为强。除非你退出竞争，否则就只有不断地通过使坏以战胜对手和保存自己。而且，在中国是没有退路的，退出竞争就意味着死亡和毁灭。因为你没有地方可躲。所有的人都是“先下手为强”，都是“防人之心不可无”，都是把别人视为自己潜在的敌人和未来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就都成为了人性的囚徒，不管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扮演着囚徒的角色。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排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嫉妒，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怨恨，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争斗，中国人的天赋，中国人的精力，中国人的时间，中国人的财产，中国人生命创造的能力，都在这种互相猜忌的内耗中被虚掷，被浪费，争斗的结果则是满盘皆输。《三国演义》不就是“三输”？三国皆输。如果你不懂这个“三输”，那你永远看不懂《三国演义》。
这种生存恐惧在政治上表现为什么呢？权力恐惧。权力得之于暴力，奉行的是暴力的原则，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合法性。结果，每一个得势者就不能不害怕别人也如法炮制。这样，掌握权力的人也就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权力越大，恐惧越深。中国人经常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就是这种心情的描写。我们看到，历朝历代的皇帝，疑心都特别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处在权力的恐惧当中。孟德斯鸠曾经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这确实是很有道理的，看一看中国我们就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意识就成为最主要的一种意识。到处都是敌人，如果没有敌人，那就不惜去制造敌人。至于谁是敌人，那就要看运气如何了。同时，有权力者有恐惧，无权力者也有恐惧。为了死里逃生，他必须以各种机会用更残暴的方式推翻统治着，建立他自己的政权。中国最形象的话是“翻身得解放”。对这句话西方人会听不懂，“解放”不是应该大家一起“解放”吗？你怎么是自己“翻身得解放”呢？可惜，中国的“解放”偏偏是，我如果“解放”，你就不要想“解放”了。所以是“翻身”，也就是自己本来在下面，现在是把别人翻在了下面。我们看一看黄巢是怎么说的：“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我要说，这样一种生存恐惧实在是人间的大悲大恸，也实在是失爱的标志，一个有正常美学眼光的作家，必须去也只能去呈现这里的失爱，以唤起人们对于爱的关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特别强调，在三国大战中的所有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罪犯，都是同谋，都是乱世的劣根所在，他们的表现有所不同，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但是没有一个是丧钟不为他而鸣的。这实在就是人间的大悲与大恸。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先找回这种悲和恸的感觉，必须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悲和恸，也必须能够感觉到自己的悲和恸，然后，以自己的生花妙笔去为这样的大悲与大恸作证。你们不难想到，作为文学作品，其实《三国演义》理应从这个角度去写作，并且使得中国人能因此而获救。这样，借助《三国演义》，中国人也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对于这个乱世我也负有一份责任，也与我的人性的向恶有关。遗憾的是，《三国演义》却不是这样。大悲和大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竟然没有了大悲和大恸的感觉。《三国演义》就是完全丧失了悲和恸的感觉。乱世明明已经大悲大恸到惨不忍睹的地步，但是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里你却什么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作者心灵深处的麻木不仁。他告诉你的就是“有坏人”，大家都去抓坏人，为此，哪怕是天底下最荒唐、最疯狂、最无耻的血腥，最恶毒的屠杀与阴谋就都是合理的，不但有人“鞠躬尽瘁”地提出，而且有人“死而后已”地执行，每个人都在以最坏的恶意推测别人，都在勾心斗角，都在你争我夺，都在拉帮结派，都在结党营私。为了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体的生存机遇，没有谁能够保全清白之身，没有人可以保全干净之手，每个人都不惜诉诸阴谋，诉诸背叛，诉诸投机，诉诸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无耻的方式，处处都是战场，事事都是武器，人人都是敌人，时时都有阴谋，刻刻都有罪恶，天天都在为了避免“后下手遭殃”而“先下手为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三国演义》不仅没有“补爱”，甚至也没有“补德”，我们只能送它四个字：不仅“缺爱”，而且“缺德”！
“胜利，是除失败以外最大的悲剧”
战争是人性的试金石，也是美学的试金石。《三国演义》跟战争有关，甚至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战争全书，因此，我还有必要专门从战争的角度再说几句。
暴力和暴力之间的相遇，暴力和暴力之间的拼搏，最终的结果就是战争。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暴力也比其他任何现象都更加敏感地牵动着人类的神经。一般而言，人类暴力的出现应该是有底线，有限度的。只有当暴力出于正当防卫或者除恶的时候，它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使是用于除恶的目的，暴力的正当性也必须是被限制的。换句话说，只有当非暴力手段已经没有办法除恶的时候，才有理由、有权利使用暴力来除恶。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即使是不得不除恶，也不能成为歌颂暴力的理由。即使在除恶的时候，暴力也还是一个工具，而且是一个不得以而采用的手段。所以，暴力的合理性只是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暴力永远不具备目的的合理性。战争也是如此，战争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但是所谓的“正义战争”也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以战争的方式来制止战争，但是绝不能进一步以战争的方式获得国家政权。制止战争以后，大家还是要谈判、协商、选举。这是正义战争的界限。但是，正义的战争也并非就是可以被无条件的加以歌颂的理由。正义的战争在文学上也有它的非正义性。因为暴力只是一种手段，暴力永远不可能成为目的。不能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本身。所以，我们知道，战争使用暴力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胜利，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胜利就是战争的合法性。我们不能说：我打赢了，所以，我就是合法的。我们永远不能这样说。西方有一个公爵，他在一次大战的胜利之后，说了一句比这次战争更加著名的话：战争的胜利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确实，哪怕是正义战争，它也是除失败以外的最大悲剧。它也仅仅强于失败。因此，哪怕就是正义战争，也并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在战争中的爱的觉醒、人性的提升。即使是正义的战争，文学作品在描写的时候，也不能仅仅去歌颂怎么“杀敌无数”，而要去写在战争中人性的变化。比如说，在战争中人性是更美好了还是更丑恶了？也就是说，战争还只能是爱的见证，或者是失爱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写正义战争的时候也必须保持的美学底线。因此，我始终主张，对于战争来说，战争的美学演义，必须是人性的演义和爱的演义。是有爱的战争还是失爱的战争？这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文学作品应该面对的是人性和战争的关系，是人类和战争的关系，而不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关系。
《三国》鏖战：大型屠杀的团体操
那么，《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呢？我必须要强调，三国的战争是没有什么正义性存在的，既不是一场进步和落后之间不得不打的战争，也不是一场抵御外侮的战争，无非是为了生存利益的最大化而在彼此之间的倾轧和争斗，无非是为了争最后一把椅子而去拼个你死我活。比如说曹操和袁绍打仗，曹操说我是奉皇帝的命令来打仗，袁绍说我也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来打仗。因为皇帝曾经给曹操一个命令要他帮他，然后他又给袁绍一个命令，也要他帮他。结果双方都是拿着皇帝的红头文件打仗。可见，其实没有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大家都是争权夺利。因此，“三国无义战”！而且，也正是这场战争中的各方，把中华民族拖向了死亡的边缘，拖向了悲剧的深渊。因为，我们知道，以血还血，血只能留得更多。因为不到对方流完，你是不可能罢手的。而对方不把你的血放到最后一滴，他也不会罢手。同样，以暴易暴，得胜的只是暴力。而以残忍消灭残忍，它的结果也无非是让施暴者所使用的暴力手段完全覆盖最终的目的。在这种时候，暴力一旦成为双方的自我表达的手段，整个社会就面临完全的失控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乱世”。当社会失去道德和良心成为一个大的角斗场的时候，暴力就开始迅速地自我复制，迅速地开始蔓延和传播，中国人就是这样蹒跚在三国大战的道路上，这是一条空前惨烈的战争兼并之路。显然，《三国演义》在这样的“三国无义战”的人间残剧中采取“帝蜀寇魏”的或褒或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还要讨论一下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谈到《三国演义》时，很多学者，包括很多中国的政治家特别喜欢说到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承认，这些话从道理上说都是对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许多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话不适宜用来解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无义战”！我们设想一下就可以知道，一块土地上有多股军阀，今天你来抢一下，明天他来抢一下，最遭殃的是谁呢？老百姓。结果，后来有一股最有实力的也是最凶残的军阀，他把其他的军阀都打跑了，于是他和老百姓说：以后，你们不会被其他军阀搜刮了，所有的保护费统统交给我。这个时候，这个得了天下的军阀，他为了得到更大的回报，他当然希望这块土地上经济发展。因为这符合他的利益。谁都知道，杀鸡取卵是最愚蠢的，他当然希望老百姓能够安定。再进一步，当这个军阀有了进一步的实力以后，他不满足于做小地方的统治者，他要打天下，要打江山、坐江山。这个时候他就要找一面旗帜，比如说“耕者有其田”，比如说“闯王来了不纳粮”。然后，把他原来的彼此之间的争夺、掠夺和倾轧的真面目弄一个道德的旗帜包装起来，而那些作为弱者的百姓，当多方在拼死争夺利益的时候，他们当然希望那最后一个抢到椅子的人早一点儿获胜，为什么呢？因为他获胜以后就会转过身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他就要想办法让你有一口气，让你能够生产。因为你只有能够生产，你才能够把生产出来的大部分给他。如果你又不生产了，他也就得不着了。所以，中国老百姓都是站在这个角度来希望天下统一的。中国老百姓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总之，三国大战就是暴力和战争的强权博弈。它没有任何的是非存在。我们绝不能说谁是谁非。更绝不能说谁好谁坏，在“囚徒困境”里博弈到了最后，实在不可控制，于是打成了一场乱仗，这就是三国。至于“帝蜀寇魏”之类说法为刘备脸上贴的那些金，就更是荒诞了。“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连老百姓都已经看出刘备并不是“得人心”，而是“收买人心”，我想，我就不必再去多说了吧，否则，那会是对你们的智力的亵渎。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的战争既不是人性的演义，也不是爱的演义。它写打仗，写的是“将”，它写权谋，写的是“相”，生命成为道具。《三国演义》里面写来写去，除了几个砍砍杀杀的头面人物，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脸和身体了吗？你还看到一个士兵的具体的喜怒哀乐吗？我们确实看到了千军万马，但是，他们都是活动工具，他们没有面孔，而且，作者也从来没有描写任何一张面孔。他们的待遇还不如“文革”时候的样板戏，“文革”时候的样板戏还有“匪兵乙”、“匪兵甲”这样的名字呢。《三国演义》写的是一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这种大型屠杀的团体操对于中国人来说，结论就是一个：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发出最悲愤的喊声——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就是说，他宁可给最后一个军阀当狗，他也不愿在军阀混战乱世里当人了。实在是当不起，成本太高太高。遗憾的是，为了成全“英雄”们的大业，《三国演义》却还要逼着百姓们继续当下去。不但要当下去，而且还要无条件地支持军阀混战。为此，它甚至为我们塑造了全书里面少有的一个百姓的形象。这是个猎户，名叫刘安。因为“大救星”刘备到他家来避难，他拿不出美食野味，于是就把自己的的妻子杀了，用妻子的肉招待刘备。这种军阀与百姓之间的“鱼水之情”，只能令我们作呕。
诸葛亮：战乱首席策划师
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在中国，诸葛亮的名声太大。如果我们说“丞相”，前面不加“某某”丞相的话，那么大家很快想到的就只是诸葛亮。所以，我对《三国演义》所塑造的诸葛亮形象的批评你们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对此我有充分的准备，可是我还是要讲。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塑造的核心人物，从第三十七回到第一百零三回几乎完全就是“诸葛亮传”，诸葛亮战无不胜，诸葛亮所向披靡，诸葛亮神机妙算，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诸葛亮从出山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七出岐山，都始终是一个内战的发起者。他是一个战争狂，也是中国乱世的战争罪人之一。诸葛亮出山后的出名和成功，就是得益于“分裂中国”。在这方面，他是三国时期中国政治家里最早的觉悟者之一。诸葛亮的《隆中对》实际上就是分裂中国的总策划书。这样的“隆中对”对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的好处，带来的也是百年的灾难。赤壁之战更是他一手策划的历史悲剧。当时，曹操讨伐乌桓已经取得胜利，军阀混战的国家也已经面临着即将由北方统一的大好形势，就在这时，在诸葛亮、鲁肃等人的挑唆下，出现了赤壁大战，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重新洗牌。208年的长江边，刘备47岁，曹操43岁，周瑜33岁，诸葛亮27岁，鲁肃37岁，孙权只有26岁，就是在这些人的手上，整个神州瓜分豆分、山河破碎，历史也只有继续维持着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
而且，诸葛亮的穷兵黩武正是在三国大战中蜀国首先灭亡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的七出祁山，人们往往总是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角度去表彰，甚至恨不得他十出祁山、二十出祁山才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要你去七出祁山，而且诸葛亮是统帅，你只是送死的兵卒，或者你父兄是，或者你儿子是，那你还愿意说这样的话吗？不愿意了吧。其实，诸葛亮七出祁山完全就是为了自己争权夺利，对蜀国根本没有任何的好处。连他自己都已经承认：“民穷兵疲”，“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诸葛亮竭尽全力七出祁山去北伐，与“兴复汉室”无关，而是希望借助北伐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最终晋爵封王。诸葛亮自己不就曾经说过？“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难得老谋深算的诸葛亮能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啊。而蜀国亡国的时候，只剩下了九十万人。《三国志·卷三十六》记载，打下成都后，刘备曾经拿益州的钱财“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500斤，银千斤，钱5000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但是在四十多年后的263年，蜀国投降时，蜀国国库金银的数量，根据《蜀记》的记载，总共也只有各1000斤。诸葛亮就是这样把蜀国整个儿地弄到倾家荡产。至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尽管在历史上声名显赫，但是其实却是他的战争宣言书。就类似于他一再要挑起战争，蜀国百姓怨声载道，于是他就在《蜀国日报》发表社论：《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再论战争的伟大意义》，如此而已。“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是谁在“坐而待亡”？肯定不是百姓。显然，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分裂集团不肯“坐而待亡”，因此即便是“民穷兵疲”，也还是坚持“事不可息”，不惜血战到底。而且，仔细看一下《出师表》你会发现它只有七百多个字，但是其中用“先帝”这样的口吻就用了十几个。为什么呢？就是要教训阿斗，你知道吗？是你老爸叫我去夺取全国江山的。我不能不打。然后他频繁地说，你不应该这样干，你要那样干。为什么呢？还是要教训他。其实我们看一看诸葛亮在蜀国的表现，就应该知道，他在蜀国的表现是很糟糕的。蜀国灭亡的时候，它的政府官员的比例是最高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这是后人对蜀国政权人才缺乏的普遍评价，可是，责任在谁？“吹捧关羽、纵容法正、压制黄忠、诛死彭羕、残杀刘封、误用马谡、怀恨向朗、冷落费诗、废黜李严、冤斩魏延”，这十宗罪是后人对诸葛亮的指责，是否有些道理呢？诸葛亮死后，蜀国再也不设丞相一职，而且刘阿斗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我们从中也应该可以看出点什么蹊跷了。因此，诸葛亮个人的魅力与工作态度固然堪称楷模，但是，他的大节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的。
与批评诸葛亮相反，有两个人我倒是觉得应该肯定。一个是刘阿斗。魏兵兵临城下，他的儿子刘谌劝他说：“臣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攻击，可获大功。”可是他不听，并且痛斥他说：“欲令满城流血耶？”（第118回）刘阿斗作为蜀国的皇帝，愿意放弃他的荣华富贵投降，使得蜀国的九十万人没有生灵涂炭，而没有拼到最后的一兵一卒，拼到最后的一口气，还是应该肯定的。刘阿斗是从战争的血泊里走过来的，所以，刘阿斗对战争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深刻的。你不要看刘阿斗最后采取了不反抗的做法，在战争当中了败将，但是在人性上，他却应该是打了胜仗。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劝诸葛亮的：“方今已成鼎足之势，吴、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第101回）但是诸葛亮却一再批驳他，而且叫嚣一定要血战到底。而且，他领导蜀国41年，从传统的角度看确实伐善可陈，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动辄打仗，天天运动，难道只有这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孟德斯鸠说：“那种历史记录读来乏味的国家是幸福的。”19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大陆，当记者问克林顿对90年代新经济的贡献时？人家怎么回答呢？“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给他打个8分吧。”从这个角度看刘阿斗，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除了刘阿斗以外，还有一个不错的人，就是益州的刘璋。这也是老刘家的好人。你们可能还记得，当刘备来打的时候，他也是不打，他怎么说呢？“不然。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此言非保全之计。”又曰:“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第65回）《三国志》也记载说：“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降，群下莫不流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刘璋像刘阿斗一样，还是有一个正常的有人性感觉的人。你看他说得多么精彩，起码比前后“出师表”要精彩！
“永别了，武器”：战争的墓志铭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为了让你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下面我还想给你们介绍一些西方的文学名著。看一看西方是怎么写的，我相信，会对你们提高美学修养，更深刻地了解《三国演义》起到很大的作用。
西方文学名著中写战争最好的，我认为是三本书：《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还有《永别了，武器》。《荷马史诗》写特洛伊大战，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性眼光。它的战争是因为爱情而引起的，堪称圣战。这就意味着，战争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原因，因为人性的原因，因为爱的原因，这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从来都是为利益而战，为生存恐惧而战，无聊之极，也庸俗之极。至于后面的两部作品，我认为则是都从战争的形而上学视角出发，但是又做了新的突破。《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写的是“战地春梦”。当炮弹呼啸而过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个人感受；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作品突出的是你的那种恐惧，当作品这样去透视的时候，就是个人的角度。这个时候你就会说：战争不好，战争我不喜欢，就是正义的战争我也不喜欢，我渴望爱情。这也正是海明威的回答。战地爱情，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在中国是“战争，让女性走开，也让爱情走开”，像貂婵这样的人，如果参战，那就只能去当间谍，但是在西方恰恰不是，是爱神战胜了死神，因此，《永别了，武器》，才被西方人看作战争的墓志铭。
更值得关注的是《战争与和平》，因为它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可比性更强。《战争与和平》在历史上号称是最伟大的战争小说。——当然，没有人这样说《三国演义》，你们放心，以后更不会有。以后对于《三国演义》的评价只会越来越低。同样都是形而上学视角，《永别了，武器》突出的是个人角度，《战争与和平》突出的是上帝的角度。也就是说，它突出的是对战争的评价。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人物叫安德烈。他打仗负伤了，躺在战场上，就在这个时候，他抬头一看，看见了美丽的天空：
在他的上面除了天空什么也没有，——高高的天空，虽然不明朗，却仍然是无限高远，天空中静静地漂浮着灰色的云。“多么安静、肃穆，多么庄严，完全不像我那样奔跑，”安德烈公爵想，“不像我们那样奔跑、呐喊、搏斗。完全不像法国兵和炮兵那样满脸带着愤怒和惊恐互相争夺探帚，也完全不像那朵云彩在无限的高空那样飘浮。为什么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么高远的天空？我终于看见它了，我是多么幸福。是啊！除了这无限的天空，一切都是空虚，一切都是欺骗。除了它之外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天空也没有，除了安静、肃静，什么也没有。谢谢上帝！……[2]
我特别想问，在《三国演义》当中，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无限”的天空。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安德烈的天空”？我们看到的永远是“诸葛亮的天空”、“刘备的天空”和“曹操的天空”。那从来都是一个硝烟密布，弹片横飞的天空，这实在是《三国演义》的一大失败。
再如，看《战争与和平》，你会发现，当它写战争的时候，主要是写出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正义的人们突然进入战争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对战争残酷的觉察，比如说，作者本人一开始就亮明自己的观点：战争是“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3]。面对战争的情景，他也疾呼：“行啦，行啦，人们。住手吧……清醒清醒吧。你们在干什么呀？”[4]沙皇面对伤员，也感叹：“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5]这种当进入枪林弹雨的时候，对那种生命的转瞬即逝的战争的觉察，大家可以试着在《三国演义》里面去找，我保证你在任何一个环节里都看不到。你看到的永远就是那种“视死如归”，就是砍头像砍西瓜一样。托尔斯泰写的是“战争”，可他呼吁的是“和平”。但是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却不但看不到“和平”，而且也看不到有人去呼吁“和平”。
在《战争与和平》里，我们还看到描写正义者一方在参与战争以后被战争把人们的感情加以提纯的过程。例如安德烈的感受：“战斗开始了！”“战斗开始了！又可怕，又快活！”[6]皮埃尔赞同的是：“现在什么都不分了……要老百姓都一齐冲上去”[7]，“在集体中死也美丽”。本来大家是天各一方的，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彼此并不认识。但是当侵略战争打入了俄罗斯的土地之后，俄罗斯的人民开始团结起来，这个时候，托尔斯泰就描写，在正义的战场上，人们的那种爱的激情，人的感情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然后大家投入战争的那样一种热情是怎么样一点点儿高涨起来的。例如皮埃尔在被俘后所发现：“我们总以为，我们一旦被抛出了我们走熟了的道儿，就一切都完了；其实，美好的、新的东西才刚开始”[8]。托尔斯在1854年写于高加索的日记中也说：战争是那么不公正的一件事情，但是，人类将在战争中获得新生。他断言，人类“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如果问一问，在《三国演义》里，我们什么地方看到了那种跟人类的爱，跟人类的美好感情有关的那种东西？我可以说，在《三国演义》的字里行间我一点儿都没看到。顶多是看到刘、关、张那样一种结义之情。但是超越兄弟之情的人类之爱，在《三国演义》里，我们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爱，没有看到那些“新的，美的，好的”东西，没有看到那些“将是这样，总是这样，只能这样”的东西。可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如果不去描写这些东西，那无疑是他的失职。
再看第四个例子，西方人是怎么评价《战争与和平》的呢？我很喜欢赫胥黎的一句话，他说他看了《战争与和平》以后的感受是什么呢？人们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原来的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还是不是“原来的人”？我想，可能我们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但是我们和西方作品之间的很大区别在于：我们读了《战争与和平》以后，我们更像一个人了，但是我们读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更不像一个人了——我们更像动物了。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作品，都要看在看了它以后，是让你变得更美好了，还是让你变得更不美好了。是让你变得更有爱心了，还是让你变得更残忍、更冷漠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所以，我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来自爱和美，而我们文学家能做的也就是让人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如果没有这样的对于爱和美的回归，我们说，人就必然没有人的尊严，人也就必然活得像动物而不像人。这样的社会，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不是“人世”。同样，作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也必须让我们接近爱和美，而且回归爱和美。可惜的是，它没有这样去做。因此，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它写的是乱世，还是盛世，其实都不是人世。
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奥古斯丁，他说了一句很好的话，我很感兴趣，他说：“爱在我们体内造成了一种死亡。因为凡是爱觉醒的地方，罪恶的暴君Ego（我）就死亡”。但是，我们看一看《三国演义》，我们就会发现，在《三国演义》里没有这种爱。因为在《三国演义》里没有爱的觉醒也没有罪恶的死亡。你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爱的觉醒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没有看到。那么，你看到罪恶的消亡了吗？在任何一个地方，你也都没有看到。而且，《三国演义》不管怎么“演义”当时的“三国”，它都永远没有办法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九十六年三国的分裂。之后又导致了三百年的中国内战。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的觉醒。结果罪恶就永远没有消亡。在一个休戚与共的世界，如果我们灵魂不得安宁，说明我们的良知尚在，如果我们心安理得，说明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哪怕是对于战争的沉默，也是战争的同谋，也负有战争责任。但是中国却仅仅以不说为荣。甚至宽慰自己说：“受蒙蔽者无罪”。面对罪恶的历史，当我们在写“三国”和我们今天在看《三国演义》时，偏偏都没有在现场。也就是说，我们到现在都不想去考虑自己和这种罪恶的关系。我们都宁肯做一个不在现场的旁观者。三国给中国历史造成了三百六十余年的苦难，但是却至今也没有一个中国人出来道歉，不但没有道歉，而且到现在还在津津乐道于三国的那些内战高手，结果，那些遥远的罪恶就通过历史的风云传到了今天。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也都成为罪恶的承担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手里，罪恶仍旧没有结束。
有一个西方人说过一句我觉得很精彩的话，他说：千年易过，德国法西斯的罪孽难消。现在，我也想说：千年已过，三国时代的罪孽至今未消。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引起深刻的反省。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注释：
[1]约翰·堂恩诗句，见海明威：《战地钟声》，程中瑞译，扉页题记，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2]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3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3]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6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90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5]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2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9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7]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8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