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 : “汉魏古诗 , 气象混沌 , 难以句摘 ; 晋以后方有佳句。”的确 , 重视篇中的警句 , 是魏晋以后诗歌创作与评赏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 , 便是第一个被人们从全篇诗中拈出而广为传诵的佳句之“祖”。这五个字 , 不但播于当时人们的口中 , 而且在后世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 , 人们对它的赞扬几乎成为套语 , 从而使它带上了一种经典性。
此句出自谢灵运的诗《登池上楼》 , 它是诗人从京都被外放到永嘉之后 , 在任所病起登楼时所作的。诗中描写了登楼所见的景物 , 也抒发了自己心中的牢骚 , 最后表达了归隐的意向。其中的“池塘生春草” , 只是老实地写出即目所见而已。这看来平常的一句诗 , 头角峥嵘地从全篇诗中钻出来 , 成为众人瞩目的句子 , 是缘于谢灵运在写这首诗时所发生的一个小故事。钟嵘《诗品》卷中在评价谢灵运的从弟谢惠连的诗时 , 引谢家的家史《谢氏家录》 :
康乐每对惠连 , 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 , 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 : “此语有神助 , 非吾语也。”
原来 , “池塘生春草”一句为梦中所得 , 谢灵运说它出于“神助” , 不仅表现了自己对此句的得意 , 而且也使它染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谢灵运在晋宋之际 , 既是地位显赫的豪门望族 , 又是名播遐迩的文坛巨擘。据《南史》本传载 , 当时社会上对他的诗文的崇拜 , 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 “每有一诗至都下 , 贵贱莫不竞写 , 宿昔间士庶皆遍 , 名动都下。”在这种情况下 , 诗人自己拈出的得意而神秘之句 , 自然也就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 , 从而成为传诵一时的名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 “池塘生春草”的被人传诵远非止于“一时” , 六朝以后 , 它也以同样强劲的力量流播于后世。我们只须举出后来的两位批评家对它的夸赞 , 就足见它的地位有多高。宋人吴可说 : “池塘春草一句子 , 惊天动地至今传。” ( 《诗人玉屑》卷一引 ) 金人元好问说 : “池塘春草谢家真 , 万古千秋五字新。” ( 《遗 山 先生文集》卷十一《论诗绝句》 ) 试想 : “惊天动地”、“万古千秋” , 这些都是什么概念 ! 吴、元二人将如此不留余地的赞辞毫不犹豫地加给“池塘生春草” , 说明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自称是谢灵运的十世孙的唐僧皎然 , 曾把自己这位祖先的诗句比作“诗中之日月” ( 《诗式》卷一《文章宗旨》 ) 。应该说 , 他的这个比喻确实是非常贴切的。第一 , 旭日当天 , 万众翘首 , 皎然的比喻道出了人们对谢灵运诗句的热烈仰慕 ; 第二 , 明月悬空 , 影入千江 , 皎然此喻也道出了谢灵运的诗句在后人诗作中的广泛影响。禅宗有“一月普现一切水 , 一切水月一月摄” ( 玄觉《永嘉证道歌》 ) 的说法 , 的确 , 如果我们稍加留心 , 便在后世诗作那些大大小小的河水中 , 随处可以发现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的佳句和佳话所映出的月影。你看 : 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 “梦得池塘生春草 , 使我长价登楼诗。”白居易《梦行简》 : “池塘草绿无佳句 , 虚卧春窗梦阿连。”张籍《感春》 : “远客悠悠任病身 , 谢家池上又逢春。”武元衡《和李中丞题故将军林亭》 : “城郭悲歌旧 , ‘池塘'丽句新。”李群玉《送唐侍御福建省兄》 : “到日池塘春草绿 , 谢公应梦惠连来。”裴日休《闻鲁望游颜家林园病中有寄》 : “一夜韶姿着水光 , 谢家春草满池塘。”吴融《莺》 : “谢家园里成吟久 , 只欠池塘一句诗。”徐铉《和王庶子寄题兄长建州廉使新亭》 : “阿连诗句偏多思 , 遥想池塘昼梦成。”梅尧臣《过午桥庄》 : “青郊谁驻马 , 谢客思池塘。”欧阳修《晓咏》 : “西堂吟思无人助 , 草满池塘梦自迷。”苏轼《寄苏伯固》 : “春草池塘惠连梦 , 上林鸿雁子卿归。”王安石《寄四侄二首之一》 : “春草已生无好句 , 阿连空复梦中来。”杨万里《送谢子肃提举寺丞》 : “天台山秀古多贤 , 晚向池塘识惠连。”朱熹《次韵寄题芙蓉馆三首之一》 : “共说仙翁闲日月 , 不因春草梦池塘。”此类句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这一切告诉我们 , “池塘生春草”这句佳句本身 , 已被历来的诗人们当成一种美丽的文学资源来用了。
那么 , “池塘生春草”作为佳句 , 究竟“佳”在何呢 ? 这本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问。然而 , 在灵运的同代 , 人们似乎还只顾喝彩 , 无暇考虑这个题。六朝以后 , 狂热的喝彩者中渐渐地出了一些静的评论者 , 于是这个问题才被提了出来。但对个问题的回答 , 历来人们的看法却歧见纷呈 , 莫衷是。大致归纳起来 , 有以下四种。
其一是认为这一佳句的好处在发于自然、不事雕琢。比如王昌龄说它好在“不依傍” ( 《文镜秘府论·南卷》引《诗格》 ), 释景淳说它是“天然物色” , “如玉未琢” ( 《诗评》 ), 都是这个意思。但自然而不雕琢 , 充其量只属于一种语言方式 , 它与诗句本身有没有浓厚的艺术境界和韵味并不是一回事儿。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 : “‘池塘生春草'是佳语 , 非佳境。此语不必过求 , 亦不必深赏。”他只把“佳语”这顶乌纱给了谢灵运 , 而没舍得把“佳境”这顶王冠给他。王国维《人间词话》 : “‘池塘生春草' , ‘空梁落燕泥' , 妙处唯在不隔。”一个“唯”字 , 也可看出静 安 先生对这一佳句所使用的赞语的吝啬 , 就是说 , 在他看来 , “池塘生春草”只不过是表述直切 , 不傍事典而已。那么 , 对这样一句诗 , 谢灵运为什么会那样自鸣得意呢 ? 许多人也是从它得之于自然的角度上加以解释的。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一引宋人张九成云 : “灵运平日好雕琢 , 此句得之自然 , 故以为奇。”叶梦得《石林诗话》 : “‘池塘生春草 , 园柳变鸣禽' , 世多不解此语为工 , 盖欲以奇求之矣。此语之工 , 正在无所用意 , 猝然与景相遇 , 藉以成章 , 不烦绳削 , 故非常情所能到。”胡应麟的《诗薮》和安磐的《颐山诗话》中 , 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王千秋联系到《谢氏家录》中对谢灵运当时写诗情况的记述 : “‘春草'句以当时诗思不属 , 忽得眼前景 , 安放得地 , 故惬意耳。非为此一句工妙自然也。” ( 《登池上楼》评语 ) 杨维桢亦云 : “在西堂时诗思苦甚 , 至假梦寐 , 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句 , 遂以为奇绝。” ( 《东维子文集》卷十五《春草轩记》 ) 总之 , 他们的意思都是说 , 谢灵运之所以对“池塘”句那么满意 , 只在于他在苦思不得的时候忽然即目成句 , 得以凑足一联。所谓“自然” , 只是“出”的自然。他们连诗句本身的“自然”也否定了。
其二是认为“池塘生春草”的好处在于言外有情。皎然《诗式》卷二 : “‘池塘生春草' , 情在言外”。又云 : “情者如‘池塘生春草'是也 , 抑由情在言外 , 故其辞似淡而无味。”但这“池塘生春草”五字内究竟蕴含着什么情感 , 皎然则语焉不详。后来阮阅在《诗话总龟》前集中引用宋人 田承 君的话 : “‘池塘生春草' , 盖是诗人病起见此为可喜 , 而能道之 , 所以为贵。”又 , 何焯《义门读书记》也说 : “谢灵运《登池上楼》 , 只似自写怀抱。‘池塘'一联 , 惊心节候 , 乃尔清绮 , 唯病起即目 , 故千载常新。”他们的意思都是说 , 谢灵运得意于“池塘生春草” , 乃由于他当时特定的心情 : 卧病初愈 , 猛然见到春景 , 自然心旷神怡。所以隐在此句后面的是诗人的欣喜之情。然而究实而论 , 这种欣喜之情 , 只是评论者联系到谢灵运写诗时的情况而猜测出来的 , 并不是他们通过对那一佳句的欣赏而真切的体会到的 , 因此也就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同。宋释惠洪在《冷斋夜话》卷三中 , 虽也认为“池塘生春草”表现了情 , 而他所理解的情则与 田承 君等人大相径庭 : “古之人意有所至 , 则见于情 , 诗句盖其寓也。谢公平生喜见惠连 , 梦中得之 , 盖当论其情意 , 不当泥其句也。如谢东山喜见羊昙 , 羊叔子喜见邹湛 , 王述喜见坦之 , 皆情意所至 , 不可名状 , 特无诗句耳。”这里 , 他索性完全离开了“池塘生春草”的诗意本身 , 说谢灵运之所以喜欢这句诗 , 只是出于对谢惠连的情意。文天祥在《 文山 先生集·罗主簿一鹗诗序》中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 “诗之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 , 诗为无声 ; 性情既发 , 诗为有声。 于无声 , 诗之精 ; 宣于有声 , 诗之迹。前之二谢 , 后之二苏 , 其诗瑰伟卓荦 , 今世所脍炙 , 然此句之韵之者耳。‘梦草池塘' , 精神相附属 ; ‘对床风雨' , 意思相悦愉。”他认为 , “池塘生春草”的诗句之“精” , 乃诗句未发之前就藏在诗人心中的“性情之和”。而这“性情之和” , 只是兄弟之间的“精神相附属” , 正如苏轼、苏辙的“对床、风雨”的诗句 , 表现了他们的“意思相怡愉”一样。
其三是认为谢诗的妙处在章而不在句。明人黄淳耀在《陶 集》中说 : “谢康乐‘池塘生春草'得之梦中 , 评论者或以为平常 , 或以为淡妙 , 皆就句中求之也。单拈此句 , 亦何淡妙之有 ? 然妙在章不在句。不识读书者 , 何以就句中求之也 ! ”但遗憾的是 , 他这位“识读书者” , 到底从《登池上楼》的章法中“识”到了什么妙处 , 他却没有说。抱着这样一个缺憾 , 我们试着往前翻找 , 结果还真发现了从章法上分析谢诗之妙的 , 那是宋人曹彦约。他专门写过一篇《池塘生春草说》 , 其论云 : “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句 , 说诗者多不见其妙 , 此殆未尝作诗之苦耳。盖是时春律将近 , 夏景已来 ; 草犹旧态 , 禽已新声 , 所以先得‘变鸣禽'一句。语意未见 , 则向上一句 , 尤更难着。及乎惠连入梦 , 诗意感怀 , 因植物之未变 , 知动物之先时。意到语到 , 安得不谓之妙 ? 诸家诗话所载 , 未参此理 , 数百年间 , 唯杜子美得之 , 故云 : ‘蚁浮犹腊味 , 鸥泛已春声。'句中着‘犹'字‘已'字 , 便见本意。然比之灵运句法 , 已觉道尽 , 况下于子美者乎 ! ” ( 四库本《昌谷集》 ) 洋洋一篇 , 只不过是说“池塘”、“园柳”一联省略了“犹”和“已”两个虚词 , 于是乎在章法上有了一种浑涵不露的效果。这种评论实在有些小题大做 , 其分析虽极尽深文周纳之力 , 而对于诗意的切入终难免隔靴搔痒。
其四是认为“池塘”句的“奥妙”在于影射寄托。这“索隐派”的代表 , 是唐代的权德舆。《柳亭诗话》引《吟窗杂录》云 : “灵运坐此诗 ( 《登池上楼》 ) 得罪 , 遂托以阿连梦中授之。有客以请舒王 ( 王安石 ), 舒王曰 : ‘权德舆已尝评之 : 池塘者 , 泉水潴溉之地 , 今曰生春草 , 是王泽竭也 ; 《豳风》所见一虫鸣则一候变 , 今曰变鸣禽者 , 则候将变也'。”谢灵运后来是因为兴兵叛宋而被杀的 , 权德舆硬把“池塘”一诗与他日后的反叛联系起来 , 牵强附会地罗织诗句后面的“微言大义”。如果说曹彦约的分析还只是深文周纳 , 那么权德舆的评论简直就可以说是疑心生暗鬼 , 病目见空花了。
总之 , 我们读遍了上述这些各种角度的评论 , 只得出这样一种印象 : 评论者尽管搜索枯肠 , 曲为之说 , 但终不免底气不足 , 捉襟见肘。如果把他们这些评论比成介绍对象 , 这些媒婆尽管巧舌如簧 , 但并没有使我们从心里喜欢他们所介绍的这位姑娘。原因其实很简单 , 那就是这位姑娘本身的相貌“不给劲”。其实关于艺术的赏鉴 , 最可靠、最不欺心的还是读者自己的阅读感受 , 而我们试着把“池塘生春草”这一“佳句”含在口中 , 咂吧来咂吧去 , 除了比较自然以外 , 实在咂吧不出它有怎么出奇的地方 , 既没有“豁人耳目”的景 , 也没有“沁人心脾”的情 , 它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 ! 然而对这一名句的这种真实的感受 , 六朝人出于崇拜没敢想 , 唐代人慑于盛名没敢说 , 它是由一个宋代人说出来的。
宋代是个很特殊的时代 , 汉唐以来的消极沉闷的学风 , 至宋为之一变。大抵汉唐倡传经 , 故儒者多笃守章句 , 剿袭成说。而宋人倡究理 , 有以己心来独立思考 , 以义理来验证一切的倾向 , 故颇尚疑古之风。即以经学为例 , 宋代拔弃传注 , 甚而至于疑经者极多 , 如王安石作《三经新义》 , 刘敞作《七经小传》 , 苏轼作《书传》 , 皆抛开前儒之成说 , 标新立异。至于欧阳修排《系辞》 , 苏轼、苏辙斥《周礼》 , 李觏、司马光疑《孟子》 , 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 , 更是发前人所不敢发。对于位于六经之首的《诗》 , 宋人的思考尤其值得注意。如郑樵、王柏、朱熹等人 , 都把汉以来的经典注释“毛传”丢在一边 , 真正把它当作诗歌来读 , 去体味每一首诗的真义 , 从而对恢复《诗经》的本来面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 , “池塘生春草”开始遭到直接的质疑。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引述时人对“池塘生春草”的评论 :
舒公云 : “‘池塘生春草 , 园柳变鸣禽'之句谓有神助 , 其妙意不可言传。”而古今文士多从而称之 , 谓为确论。独李元膺曰 : “予反复观此句 , 未有过人处 , 不知舒公何从见其妙 ! ”
李元膺的话 , 我们没有查到原来的出处 , 而且对他的生平也不太清楚 , 只知道他是宋哲宗绍圣四年的进士 , 作过南京教官 , 生前曾以诗词显 , 尤其是词 , 今《全宋词》收有其词八首。但只看《冷斋》所引的他的简短而坦率的话 , 他就足够让我们敬佩的了。因为他是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诚实的愣小子 , 在人们对皇帝的“新衣”的众口一词的赞扬中 , 大声地告诉大家一个人人都能看到的事实 : 皇帝是光着屁股的。
李元膺的发难 , 当然并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出于习惯对谢句的称赏 , 但自此以后 , 这一“惊天动地”的名句 , 在好些人的心目中掉了价儿 , 对之老实不客气的批评也就接踵而来。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上 : “谢灵运梦见惠连而得‘池塘生春草'句 , 以为神助。予谓天生好语 , 不待主张 , 苟为不然 , 虽百说何益 ? 李元膺以为反复求之 , 终不见此句之佳 , 正与鄙意暗同。盖谢氏之夸诞 , 犹存两晋之遗风 , 后世惑于其言而不敢非 , 则宜其委曲之至是也。”又说 : “大抵诗话所载 , 不足尽信。‘池塘生春草' , 有何可嘉 , 而品题百端不已 ! ”刘将孙《本此诗序》 : “古今诗人自得语 , 非其自道 , 未必人能得之。如谢灵运‘池塘生春草' , 自谓梦惠连至 , 如有神助。然此五字本无工致 , 或者人亦皆能及也。” ( 《养吾斋集》卷九 ) 如此等等 , 都代表了严肃的批评家对这句诗的客观判断。这些判断 , 不但摘掉了罩在“池塘生春草”上的灵光圈 , 甚至使人们对谢灵运的诗的感受出现了向另一个极端的情绪化的逆转 : 原来曾是“谢灵运诗 , 无一篇不佳”的 (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 而后来竟变成“无一语可称”了 ( 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引《休斋诗话》语 ) 。“无一篇不佳” , 固为溢美之辞 ; “无一语可称” , 也是过分之论。看来中国人好走极端的毛病 , 并非从今日始。幸亏这种过分之论 , 并没有影响后人对于作为卓越诗人的谢灵运的整个作品的客观评价。
围绕“池塘生春草”这一佳句之“祖”的争论 , 堪称中国诗歌佳句史上的第一公案。千百年间 , 这五个字领受过一代又一代的热情的崇拜者的最热情的礼赞 , 也遭遇过一些冷峻的评论家的最冷峻的批评。现在 , 回顾这一公案 ,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思考 : 为什么对“池塘生春草”这一“佳句”的感觉和评论 , 在六朝至宋这六七百年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起落 ? 我们的结论是 : 这种起落 , 盖因于人们对“佳句”判断的标准的不同。具体地说 , 宋人眼中的佳句 , 是符合作诗的艺术规律的句子 ; 唐人眼中的佳句 , 是过去经典著作中有过定论的句子 ; 谢灵运所处的时代的一般人眼中的佳句 , 是被名士称颂过的句子 ; 而谢灵运自己呢 ? 他之所以称“池塘生春草”为“神助”的“佳语” , 则完全出于他本人的喜欢 ! 如果说 , 宋人的判断是从理性出发 , 唐人是从古人出发 , 六朝时人是从名人出发 , 那么 , 谢灵运就是完全从他自我感受出发的。
孟子云 : “诵其诗 , 读其书 , 不知其人可乎 ? 是以论其世也。” ( 《孟子·万章下》 ) 诗出于人 , 人系于世 , “池塘生春草”之成为佳句 , 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人格特征都有密切的关系 , 故要弄清底里 , 必须知人论世。
谢灵运所处的魏晋时代 , 是文人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的时代。汉末社会的惨烈丧乱与动荡 , 促使士人对短暂的人生中自我价值的反思 ; 而封建大一统的王纲解纽 , 使尊崇群体、压抑个性的儒学思想统治完全轰毁 ;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玄学的兴起 , 也为人们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合适的温度。在这种情况下 , 长期被囚禁在名教之下的人的鲜活的个性 , 也就被理直气壮地强调出来 :
庾道季 ( ) 云 : “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 , 凛凛恒如有生气 ; 曹蜍、李志虽见在 , 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 便可结绳而治 ; 但恐狐狸 啖尽。” ( 《世说新语·品藻》 )
有个性者 , 虽死犹生 ; 无个性者 , 虽生犹死。在这里 , 从庾 对“活死人”的痛贬之中 , 我们可以读出魏晋士人对儒学的强烈排斥 : 因为像曹、李这样的人 , 显然是被汉世儒学出于“结绳而治”的政治需要而杀死了灵魂的牺牲品。他们毫无主体意识 , 活在世上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 死后 , 随着他们的尸体被野兽吞食 , 他们也就彻底消灭。
在魏晋时代 , 士人在人格上所追求的 , 不再是汉儒所强调的整齐划一的道德规范 , 而是自己作为个体的与众不同的价值 :
明帝问谢鲲 : “君自谓何如庾亮 ? ”答曰 : “端委庙堂 , 使百官准则 , 臣不如亮 ; 一丘一壑 , 自谓过之。” ( 《世说新语品藻》 )
一个人活在世上 , 作为一个个体 , 他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魏晋人最看重的 , 就是自己的这种不可替代性 , 故他们能一扫汉儒的谦恭检让的屈辱性教条 , 坚信自己的优长和价值。他们扬起脸 , 怀着充沛的自信 , 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着的“人”。这个大写着的“人” , 就是每个人的“我” :
桓温问殷浩 : “卿何如我 ? ”殷曰 : “我与我周旋久 , 宁作我 ! ” ( 《世说新语·品藻》 )
“宁作我” , 可以看作是魏晋士人崇尚自我 , 崇尚独立精神人格的宣言。如果要寻找魏晋时代的主调和最强音的话 , 那么这三个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时代中 , 那长期被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所放逐的、感性的、自然的“我” , 不仅回归于士人的心中 , 而且 , 好像是对汉儒压制自我的惩罚似的 , 它很快地就跃居于士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心 , 成为他们价值判断的惟一依据和思想行为的出发点。
价值判断首先是自我判断 , 因为魏晋士人以“我”为核心 , 故在自我评价上往往有超高的自信。“傲” , 是当时士人自我崇拜的一个突出表现 , 葛洪在《抱朴子·疾谬第二十五》中说当时的士林风气 : “世故继有 , 礼教渐颓 , 故让莫崇 , 傲慢成俗。”“今人何其愦慢傲放如此乎 ! ”魏晋以来 , 士人中颇多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狂者 :
祢衡云 : “荀 强可与语 , 余人皆酒瓮饭囊。” ( 《金楼子·立言篇九下》 )
抚军问殷浩 : “卿定何如裴逸民 ? ”良久答曰 : “固当胜耳 ! ” ( 《世说新语·品藻》 )
这种自我矜伐之风 , 更突出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之中。那时的文人 , “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 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 ( 曹植《与杨德祖书》 ), 他们“暗于自见 , 谓己为贤” ( 曹丕《典论·论文》 ) 自矜其能 , 以居人下为耻 :
谢万作《八贤论》 , 与孙兴公 ( 绰 ) 往返 , 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 顾 君齐 ( 夷 ), 顾曰 : “我亦作 , 知君当无所名 ! ” ( 《世说新语·文学》 )
这种争强斗胜、互不买账的风气 , 甚至在父子之间也不例外 :
有问羲之云 : “世论卿书不逮献之。”答曰 : “殊不尔也。”他日见献之 , 问 : “尊君书何如 ? ”献之不答。又问 : “论者 云 君固当不如。”献之笑而答曰 : “人哪得知之也 ! ” (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
文士们不但傲视同代 , 甚至肆无忌惮地藐视经典和古代圣贤 :
庾子嵩 ( 庾 ) 读《庄子》 , 开卷一尺许 , 便放去 , 曰 : “了不异人意 ! ” ( 《世说新语·文学》 )
永明二年 , 宗明观讲 ,( 张融 ) 扶入就榻 , 私索酒饮之。难问既毕 , 乃长叹曰 : “呜呼 , 仲尼独何人哉 ! ” ( 《南史·张融传》 )
( 张 ) 融善草书 , 常自美其能 , 帝 ( 宋武帝 ) 曰 : “卿书殊有骨力 , 但恨无二王法。”答曰 : “非恨臣无二王法 , 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曰 : “不恨我不见古人 , 所恨古人又不见我 ! ” ( 同上 )
这种鼻孔朝天 , 睥睨千古的“狂” , 便是那个时代的名士的“本色”和“风流”。它以一种自我矜伐的形象 , 反映了士人的主体意识在长期受压之后的反弹与膨胀。从历史上看 , 文人的自矜之风发于汉末 , 大煽于两晋 , 其余烈一直延宕于六朝 , 而且由豪族名士扩展到一般文人 , 成为整个士林中的一种“流行性感冒”。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云 : “文章之体 , 标举兴会 , 发引性灵 , 使人矜伐 , 故忽于操持 , 果于进取。今世文士 , 此患弥切。一事切当 , 一句轻巧 , 神厉九霄 , 志凌千古 , 自吟自赏 , 不觉更有旁人。”又 , 《南史·文学·檀超传》附载 : 刘宋时文人吴迈远 , “好自夸而嗤鄙他人 , 每作诗 , 得称意语 , 辄掷地呼曰 : ‘曹子建何足数哉 ! '”他的狂言 , 惊动了爱才的皇帝 , “宋明帝闻而招之 , 及见 , 曰 : ‘此人连绝之外 , 无复所有'”。钟嵘《诗品》卷下所载的宋齐之际的文人袁嘏 , 也是这号人物 : “嘏诗平平耳 , 多自谓能。尝语徐太尉 : ‘我诗有生气 , 须人捉着 , 不尔便飞去。'”
那时的士人的自我感觉为何如此“良好” ? 颜之推说原因在于“文章之体 , 标举兴会 , 发引性灵 , 使人矜伐”。这种分析恐非探本之论。实际上 , 正如刘勰所说的 : “文变染乎世情” ( 《文心雕龙·时序》 ), 一部文学史 , 就是一部社会风习史 , 也是一部文人心态史。魏晋六朝文人的自矜 , 归根到底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开放所造成的文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果。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 士人心目中旧有的群体意识已经崩溃 , 而新的公共认同又尚未建立 , 于是每个人所找到的精神支柱便是“自我”。在他们那里 , 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自我感受 , 而且他们坚信 , 这种感受的价值即在于它的个人化和与众不同。张融《门律自序》云 : “吾无师无友 , 不文不句 , 颇有孤神独诣耳 ! ”所谓“孤神独诣” , 与袁嘏所谓“须人捉着 , 不尔便飞去”的“生气”是一个意思 , 都是指他们诗句背后的个人化体验。他们追求这种个人化的感受 , 也沉醉在这种感受之中。但由于他们太重自我 , 从而忽略了读者 ; 做诗太求自适 , 从而忽略了传达 , 所以造成了他的感受与读者之间的隔膜。而从他们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来说 ,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他们的自诩 , 充其量只是一种师心自任的孤芳自赏 , 决不是虚张声势的自吹自擂。因此 , 说他们“狂”可以 , 说他们“妄”则不行。打个比方 , 这些文人的自夸 , 并不是一个奸商昧着良心在那儿推销伪劣品 , 而是一个母亲在夸自己的孩子。也许这孩子不那么漂亮 , 但因为孩子身上系着自己的欢乐 , 所以在母亲的眼里 , 他比谁都美。南唐时曾有一位和尚偶得诗句 , 兴奋之极 , 半夜起来撞钟。有人批评他那一句写得并不怎么样 , 不值得那么激动 ( 见黄彻《蛩溪诗话》卷三 ) 。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话》卷五十一“得句”条中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 : “诗人得句 , 取其精力所结 , 独地自到 , 自味自甜 , 未许旁人染鼎。若向此处推寻工拙 , 便灭却兴会矣。”吴景旭的话也是深得魏晋六朝时代的自诩的文人之心的。
魏晋六朝文士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 , 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自我评价之中 , 也表现在对他人的品评之中。那时士人的取人 , 往往有个人的标准 :
王子遒 ( 徽之 ) 、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 , 子敬赏井丹高洁 , 子遒曰 : “未若长卿慢世。” ( 《世说新语·品藻》 )
王献之性格峻洁清高 , “虽闲居终日 , 容止不怠 , 风流为一时之冠” ( 《晋书》卷八十本传 ), 故他喜欢高洁的后汉隐士井丹 ( 见《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 ) 。而王徽之“性卓荦不羁” , “雅兴放诞 , 好声色”。他可以直入别人院里 , 对着人家的竹子又啸又咏 , 旁若无人 ( 《晋书》本传 ); 夜里喝醉了酒 , 心血来潮 , 乘舟访友。经宿至门 , 而又“兴尽而返” ( 《世说新语·任诞》 ) 。故他心仪旷放傲世的司马相如。一句话 , 他们对人物的品藻都是从自己出发的。
那时名士的择友 , 并非出于过去的所谓“友直友谅” ( 《论语·季氏》 ) 和“以友辅仁” ( 《论语·宪问》 ) 的道德选择 , 而是出于一种个人化的、感性的标准。他们对心仪者的企羡与青睐 , 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 :
司马 ( 越 ) 太傅府多名士 , 一时俊异。庾文康 ( 亮 ) 云 : “见子嵩在其中 , 常自神王 ( 旺 ) ”。
林公 ( 支遁 , 字道林 ) 云 : “见司州 ( 王胡之 ) 警悟交至 , 使人不得住 , 亦终日忘疲。”
谢车骑 ( 玄 ) 问谢公 ( 安 ): “真长性至峭 , 何足乃重 ? ”答曰 : “是不见耳 , 阿见子敬 , 尚使人不能已。” ( 以上见《世说新语·赏誉》 )
这里所谓使人“神旺”、使人“终日忘疲”、“使人不得已” , 都是一种情感上的怡悦 , 它不同于干巴而冰冷的理性首肯 , 而是完全沉醉于对象的魅力之下的一种感受 , 带有浓厚的审美特征。是的 , 在相当意义上说 , 魏晋士人是倾向于把人作为审美对象来欣赏的。而魏晋士人对人的这种带有审美意味的“赏” , 实际上源于赏者与被赏者在精神人格上所发生的共鸣。因为它排除了功利的考虑 , 故能真挚持久 ; 因为它出于感性的吸引 , 故能一往情深。王戎说 : “情之所钟 , 正在我辈” ( 《世说新语·伤逝》 ), 那时的士人 , 同道之间的钟情 , 不但在前代罕见 , 而且在后世难寻 :
羊公 ( 祜 , 字叔子 ) 还洛 , 郭奕 ( 字太业 ) 为野王令。羊至界 , 遣人要之 , 郭便自往。既见 , 叹曰 : “羊叔子何必减郭太业 ! ”复往羊许 , 小悉还 , 又叹曰 : “羊叔子去人远矣 ! ”羊既去 , 郭送之弥日 , 一举数百里 , 遂以出境免官。复叹曰 : “羊叔子何必减颜子 ! ” ( 《世说新语·赏誉》 )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 , 而子敬先亡。……子敬素好琴 ,( 子猷 ) 便径入 , 坐灵床上 , 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 , 掷地云 : “子敬 , 子敬 , 人琴俱亡 ! ”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 《世说新语·伤逝》 )
友朋之间能有这种真挚而热烈的情谊 , 缘于心灵与心灵之间的完全相契、相融 , 冒用现代的一个词 , 这就是所谓“Ｏ距离”。而魏晋士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 盖由于他们是绝假纯真的感性的人 , 是忠实于自己感情的人。
他们赏人如此 , 赏文亦然。晋人很喜欢拈出文学作品中的佳句来加以称道 , 但是他们所拈赏的佳句 , 往往只是自我情感的寄托 , 故缺乏人所公认的客观的评价标准 , 而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谢公 ( 安 ) 因子弟集聚 , 问《毛诗》何句最佳遏 ( 谢玄小字 ) 称曰 : “昔我往矣 , 杨柳依依 ; 今我来思 , 雨雪霏霏。”公曰 : “讠于谟定命 , 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 《世说新语·文学》 )
谢玄早年便以才学显 , 虽然为官 , 但有典型的文人气质 , 所以他欣赏《诗经·小雅·采薇》中的那几句很有情韵的诗 ; 而谢安有雅量 , 多谋略 , 他封公拜相 , 实际上把握着晋廷的大权 , 内政外事 , 多经其手 , 故他称赏《诗经·大雅·抑》中描写重臣之职事的“讠于谟定命 , 远猷辰告”。
王孝伯 ( 恭 ) 在京 , 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 , 问 : “《古诗》中何句为最 ? ”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 , 焉得不速老” , 此句为佳。 ( 《世说新语·文学》 )
王处仲 ( 敦 ) 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 , 志在千里 , 烈士暮年 , 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 , 唾壶边尽缺。 ( 《世说新语·豪爽》 )
王恭奉佛、道 , 服丹药 , 恨人生如朝露 , 不能久居于世 , 故对古诗中的那两句特别敏感。而王敦生性刚忍 , 拥有兵权之后 , 久存谋逆之心 , 故喜咏曹操的诗句以寄其情。总之 , 魏晋士人赏人、赏景与赏文 , 其实都是一种独特的自我表现形式。王羲之《兰亭诗》云 : “大哉造化工 , 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 , 适我无非新。”“适我”二字 , 是他们取人取物的价值标准 , 而这是当时以自我为中心的士人风气所决定的。
论完谢灵运所处“世” , 我们再看谢灵运其“人”。
谢灵运是晋、宋之际士人的典型。他是以统治集团中的浪子的形象出现的 , 在性格上具有当时士族贵胄所特有的放任与狂傲。他早年袭封康乐公 , 任世子左卫率 , 后因私怨杀人 ( 见《宋书·王弘传》 ), 被免官。入宋后 , 降爵为侯。“灵运为性偏激 , 多衍礼度。朝廷惟以文义处之 , 不以应实相许。自谓才能宜参权要 , 既不见知 , 常怀愤愤。”后因“煽构异同 , 非毁执政”而被排挤 , 出为永嘉太守。在永嘉郡 , “肆意游遨 , 遍历诸县 , 动逾旬朔。民间听讼 , 不复关怀”。一年后称疾去职 , 回到祖上留下的会稽别业 , 纵情于山水林泉。后来一度被征为秘书监 , “既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 , 初被召 , 便以此自许。既然文帝唯以文义见接 , ……灵运意不平 , 多称疾不朝直。种竹树堇 , 驱课公役 , 无复期度。出郭游行 , 或
一日百六七十里 , 经旬不归 , 既无表闻 , 又无请急” ( 《宋书》本传 ) 。皇帝对他实在没有办法 , 只好让他再回会稽。东归后 , 由于冶游无度 , 遂与当地太守构隙。后调任临川内守 , 因继续放任恣肆 , 为有司所纠 , 他便率部叛宋 , 受擒后于广州被杀。
纵观谢灵运的一生 , 他之由浪子变为逆臣 , 并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 , 只是他极强的个人意识与当时社会冲突所致。那时名士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特质 , 在谢灵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达人贵自我 , 高情属天云” ( 《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祖德》二首之一 ), 这两句诗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心性的表露。他在当时特立于世 , 上抗王权 , 下违世俗 , 有一种强烈的师心自用、自我作古的倾向 : “车服鲜丽 , 多改旧制 , 世共宗之 , 咸称谢康乐” ( 《宋书》本传 ); “每出入 , 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 : ‘四人牵衣裾 , 三人捉坐席'是也。此盖不肃之咎。” ( 《宋书·五行志》 ) 他对友朋的选择 , 也完全出于个人的价值标准 , 如他与从弟谢惠连和何长瑜的结识与定交 :
惠连幼有才悟 , 而轻薄 , 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尝自始宁至会稽 , 造方明 , 过视惠连 , 大加知赏。时长瑜教惠连读书 , 亦在郡中 , 灵运又叹以为绝伦。谓方明曰 : “阿连才悟如此 , 而尊作常儿遇之 ; 何长瑜当今仲宣 , 而贻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礼贤 , 宜以长瑜还灵运。”灵运载之而去。 ( 《宋书》本传 )
惠连“轻薄” , 已见引文。而从《本传》中所载的何长瑜曾经写诗嘲笑临川王刘义庆的僚属 , 从而惹恼了刘义庆的事情来看 , 何长瑜也是个任诞而玩世之人。这就是说 , 他们的结交是建筑在人格上的互赏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基础上的。尤其是谢灵运与谢惠连之间的情谊 , 《南史》本传云 : “灵运性无所推 , 唯重惠连 , 与为刎颈交。”作为知音与同道 , 谢惠连是谢灵运在山水之外的情感寄托 : “末路值令弟 , 开颜披心胸。心胸既云披 , 意得咸在斯” ( 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 ) 。在士人之交一往情深的时代 , 这种情感是不难理解的。
现在就让我们再回到“池塘生春草”上来。从谢灵运的人格特征上我们可以看出 , 他之所以自诩此句为“神助”的“佳语” , 完全是从他当时的自我感受出发的。第一 , 竟日诗思不属 , 而梦寐之中忽然得句 , 故感到此句可喜。第二 , 梦中授句者不是别人 , 正是他极为钟情的从弟惠连 , 故尤感到此句的可贵。他溺于作为这一句诗的背景的情感之中 , 因而这普普通通的五个字 , 在他的心目中也就成了耀眼的珠玑。另一方面 , 如果联系到他师心自用的习气 , 他偏偏夸耀这普通的句子 , 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违俗的心理。用一句旧话来讲 , 此所谓“英雄欺人”———任性的天才是经常这样做的。
六朝时的士族居于社会的舆论中心 , 他们也把持着社会话语权 , 王充所论汉代的“言金由贵家起 , 文粪自贱室出” ( 《论衡·自纪》 ) 的现象 , 到了魏晋六朝尤为严重。那时的士庶 , 对贵胄与名士有一种狂热的崇拜。《晋书·谢安传》中说 : “安少有盛名 , 时多爱慕。乡人有罢中宿县者 , 还诣安。安问其归资 , 答曰 : ‘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 , 京城士庶竞市 , 价赠数倍。安本为洛下书生咏 , 有鼻疾 , 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 , 或手掩鼻以学之。”又《世说新语·文学》 : “庾仲初作《扬都赋》成 , 以呈庾亮。亮以亲戚之怀 , 大为其名价 , 云可三《二京》、四《三都》 , 于是人人竞写 , 都下纸为之贵。”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 , 被谢灵运本人激赏的“池塘生春草” , 随即成为蜚声四海、万人传诵的名句 , 也就毫不奇怪了。
总之 , “池塘生春草”之成为经典性的“佳句” , 可以看作是当时的话语权力者所制造的一个“虚假意识” , 它一直过了七百年才开始被人怀疑 , 这首先反映了虚假意识变为集体意识之后的超稳固性。而我们回观刘宋到北宋这几百年间关于“池塘生春草”的评价的巨大起落 , 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这两个时代在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上的强烈反差 : 前者是个感性的时代 , 后者是个理性的时代。对于士人来说 , 前者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 , 后者是个以法则为中心的时代。固然 , 宋人的究理和尚法 , 也给文艺批评带来好多其它方面的问题 , 但它对于刘宋时代创作评论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 确如顶门一锥 , 起了很大的针砭作用 , 从而为客观的、理性的文艺批评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 , 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 , 正如晋宋士人个性解放的意义不可低估一样 , 宋人的理性主义的贡献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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