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第二时期（1925年-1949年）

刘复《敦煌掇琐》的出版，标志着第一阶段第二时期的开始。《敦煌掇琐》虽亦为敦煌文献资料集， 但其中的资料均系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 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拍照、研究敦煌文献。这一时期我国学者 已能接触巴黎所藏敦煌文献的大部分和伦敦所藏敦煌文献的一部分，与前一时期相比，资料来源发生 了根本变化。他们介绍、公布或带回的敦煌文献录文、照片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其中与历史有关者亦 明显增多。

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对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其中许国霖《敦煌石室 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了不少有关历史的资料。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 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 公布过录校本）。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O年）和《敦煌石室写经 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不仅具体介绍了北图所藏敦煌文献的史料 价值，还从学术发展安的高度对敦煌文献之类的新材料与学术新潮的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说，并呼吁国 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氏的这两篇序文特别是前一篇影响深远，指引 数代学人加入到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的行列中。在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方面，陈氏也率身垂 范。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中，曾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探讨李世民在 玄武门事变中取胜的原因，以实例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吐蕃彝泰赞 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亦曾利用敦煌写本吐蕃诏书以印证诈者的 结论；《秦妇吟校笺一卷》，则以诗证史，每有所得。

关于归义军和金山国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又有进展。

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 刊》7本3分，1937年）初步探索了归义军政权周边的 吐浑、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的情况，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 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并开创了以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的先例。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辽海引年集》1907年），对沙州陷落和收复的时间及张淮深死因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其结论对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文还首次利用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探讨归义军史的有 关问题，扩大了归义军史的史源。王重民《金 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依据作者在巴黎搜集的敦煌文书，对金山国史 事进行了考证。使“千载坠史”，“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填补了张氏归义军和曹氏归义军之间的一段历 史空白。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35期，1948年），认为张承奉“白 衣天子”名号是受到弥勒教的影响。 此外，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 寿昌县边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 地踏勘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 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1947年）则利 用莫高窟供养人题名和历史文献，对敦煌的索、氾、令狐、安、李、张、曹、阴等大姓做了探索。

对历史典籍的介绍和研究仍是这一时期我国学者致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成果主要反映 在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中。《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先是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后由北平 图书馆汇为两辑印行（第1辑刊于1936年，第2辑刊于1941年）。此书虽以介绍新发现的古代典籍为 主，但也包含了作者对其进行考证、研究或与传世本对勘的结果。该书介绍的历史佚籍有《春秋后语》 之《秦语》上、中、下和《赵语》上、下、《阃外春秋》卷一和卷二 （部分）、《帝王略论》、《古文尚书》等等，对这些文献的内容、作者、版本、抄写年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此外，潘重规《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志林》2期，1941年），通过对比写本与传世宋本的异 同，考察宋人删改《尚书释文》的情况。越政《敦煌左传残卷校记》（《艺观》4期，1929年），勘对了李鸣南 藏敦煌写本《左传》与宋本的异同。

宗教史方面。

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依据写经题记初步考察了敦煌莫高 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自序”利用敦煌文献结合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考 出了15所寺院的名称，并对这些寺院的寺址与兴建存废等情况进行了初步探索。胡适《神会和尚遗 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录校了《神会语录》、《普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苦颂》等 神会的著作，并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开整理敦煌禅籍之先河。陈寅恪《武曌与佛教》（《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5本2分，1935年），据敦煌本《大云经疏》考出武则天所颁《大云经》，乃薛宗义取后凉昙无 谶旧译《大方等大云经》附以新疏而成，推翻了旧史所记武氏时有沙门伪撰《大云经》的说法；《大乘稻 芊经随听疏跋》（《国学论丛》1卷2号，1923年），依据敦煌写本题记考出了吐蕃译经大师法成的史迹。

道教史文献的研究仍是围绕《老子化胡经》进行。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国学季刊》4卷2号， 1934年），在比较彻底地清理有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敦煌本《化胡经》在“化胡说”发展过程中 的历史地位。刘国钧《老子神化考略》（《金陵学报》4卷2期，1935年），指出《化胡经》与三张道派有关。 牟润孙《宋代摩尼教》（《辅仁学志》7卷1、2期，1938年），指出十卷本《化胡经》已列入唐官方道经。逯 钦立《跋（老子化胡经玄歌）》（《中央图书馆馆刊》复刊2号，1947年），认为《化胡经》卷十中含有太武 帝灭佛的背景因素，并推断此卷为北魏时作品。朱维之《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考》（《基督教丛 刊》14期，1946年）及《景教经典一神论》（《基督教丛刊））18期，1947年），结合史籍探索了敦煌景教文 书反映出的问题。

社会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仍是以整理、公布资料为主，但也有少量相关论文问世。

《敦煌掇琐》辑录 《宅舍图》、《户状》、《户籍》、《差科簿》各一件，反映经济关系的各类契券、凭据、案卷、牒状等二十余件。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各类契券近二十件，有关社邑的文书数件。《贞松堂藏西陲秘籍 丛残》影印了罗氏收藏的两件户籍、一件户状、一件有关长行马的案卷与一件《枝头白刺头名簿》。《食 货》4卷5期（1936年）是《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见于中日文书籍、杂志的二十件敦煌户籍、差科 簿（时称丁籍）收集在一起。陶希圣《小序》指出户籍、丁籍是重要的经济史料，对研究均田制、百姓负担 和社会组织都有重要意义。曾了若《隋唐之均田》（《食货》4卷2期，1936年）是最早尝试利用敦煌户籍 研究均田制的专题论文。虽然他据之得出的结论为现在一般学者所不取，但他的研究仍加深了人们 对均田制的了解，其研究方法在学术史上亦有积极意义。陶希圣《唐代管理水流的法令》（《食货》4卷7 期，1936年），利用敦煌写本《水部式》结合唐代文献探索了唐代关于灌溉用水的管理、水碾碨管理、 河上交通的管理及海上运输的有关规定。

对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此期亦有进展。

董康依据内藤湖南提供的照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 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1926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 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二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 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 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最早对 P.2504 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 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 但作者的探索对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

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 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 《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

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 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 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 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 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对历史典籍、宗教史文献、法律 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贡献最大。

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 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 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 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 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 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的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 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 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 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 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 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的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 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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