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前期（1909-1925）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 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 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 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同年9月，王仁俊出版了 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11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 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 《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敦煌零拾》 （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5月，东方学会 编）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历史文书和历史典 籍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对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 王国乘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 了整个河西地区。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 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 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848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 后上表归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11世纪上半叶，张 议潮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100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 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9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 甘州回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 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 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 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 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界探讨吐蕃、归义军史和同期西北民族变迁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真迹录》中 即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此外王仁俊、蒋斧、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通过对当时所见之敦煌资料的考察，对张淮深、曹议金等归义军首领的个人情况、归义军的政治史、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河西地区政治形势、沙州陷蕃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在不断发掘新材料的同时，对传统史料的错误也进行了订正和补充，如1913年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 《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两文均见《雪堂丛刻》，1915年）。

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祭地藏菩萨题记》跋（载《沙州文录补》）开探索于阗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 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书信和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文 献。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 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 用、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 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自 然十分珍视。

这一时期出版的《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碎金》、《吉石庵丛书》等书公布了大量的佚籍，如：《春秋 后国语》、《晋纪》、《阃外春秋》、《开元天宝残史书》等等。此外《唐太宗入冥小说》、《秦妇吟》、《隶古定尚书》等重要材料也得到刊布，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包括碑文、窟铭、牒、戒 牒、遗书等与佛教寺院有关的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

道教史 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 书的图版。王仁俊、蒋斧、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写造年代、版本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校注文字和搜集佚文的工作。

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 《摩尼经》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录文、图版。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921 年11期）、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等文研究了 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1911竿，王仁俊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敦煌石室真 迹录·己集》），录文后附有《唐开元律案征》。《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 《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律流”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 卷》，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水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 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 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地志的录文。《敦煌石室碎金》则公布了《敦煌录》。 《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和《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志。《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 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等学者对这些文献的名称、时代、文字、版本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 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 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 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书研究唐 代均田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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