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亚史研究综述

贾依肯   

　　1997年度的中亚史研究从总体上来看基本保持平稳发展。出版的专（译）著及论文集合计约十余种，比95、96年度出版的著作均少一半。发表的学术论文约300余篇，与95、96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持平。研究内容涉及一些新的领域，但总体框架与往年相同。在一些长期存在观点分歧的问题上，似乎仍没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史是历年研究的重要部分。李进《秦朝的边疆经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 3期）、刘彦威《西汉王朝的边疆经略》（同上）和李三谋《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同上）等文，利用一定的篇幅阐述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防范、打击匈奴，稳固西北边疆的具体措施。唐朝对西域的经营，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大大超过前代。对安西、北庭都护府的研究，近两年学术界呈现出活跃的气氛。继1996年9月新疆吐鲁番学会在第二届年会召开“唐安西、北庭都护府学术研讨会”，“唐代西域文明一安西大都护府”（佛教美术考察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8月在新疆库车召开。在前次研讨会，与会者提交了20多篇探讨唐安西、北庭都护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问题的论文。后一次研讨会，中外学者就龟兹石窟佛教艺术文化进行了交流和实地考查。来自美、法、德、韩、马来西亚和我国的学者提交了十余篇论文。两次会议集中反映了该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年度出版的薛宗正《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则是近年来两都护府研究的总结和进一步深入。唐朝在西域设置的羁縻府州，对唐朝统治西域起过重要的作用，也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对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只发表了艾尚连《唐太宗灵州之行与漠北羁胶州的建立》（《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西州（吐鲁番）是唐经营西域的门户，它在唐代西北边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苏北海《唐朝在吐鲁番的国防设施》（《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考述了唐代在吐鲁番设置的各种军事据点及有关制度，认为唐朝在吐鲁番的各种国防设施非常严密，但唐朝对西域的统治主要依靠发达的经济文化，吸引西域各族心向中原。八世纪末，吐蕃兴盛，向外扩张，占领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统治了半个多世纪。杨铭《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第1期），对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进行了考证和客观评价，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晚唐内忧外患无力经营西域的状况。宋朝与西域的关系史是该部分研究的薄弱环节，本年度任树民发表了《北宋西北边疆质院、御书院略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对宋朝在西北实行恩威并举的民族羁縻政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认为北宋王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分布密集的州、军设质院，以监禁藩部人质为手段，防范内属藩部的叛逃；在藩部宗教活跃的州、军设御书院，以笼络藩部民心为手段，以期安辑边陲。终宋之世，颇见成效。姚兆余《论唐宋元王朝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甘肃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则对三朝不同政治格局下的羁縻体制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三朝民族观念的不同和综合国力尤其军事力量的强弱不等，是导致三朝羁縻政策存在差异的内外原因。明清之际，是我国近现代西北民族形成，分布格局趋于定势之际。其间，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对西北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发表了从各方面探讨清朝经营西北边疆的论著，使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主要探讨了清朝统治西域的行政措施。管守新《阿睦尔撒纳服叛对乾隆治准政策的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在准噶尔部统治西域社会的末年，阿睦尔撒纳归顺又反叛清朝的行为是导致乾隆对准政策变化，从而改变清朝统治新疆的浓重羁縻色彩的主要原因。王希隆《新疆哈密维吾尔族中的札萨克旗制》（《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叙述了哈密札萨克制设。废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札萨克旗制在哈密实施的利弊得失。吐娜《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优恤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西域研究》）第4期），则充分肯定了清政府对东归土尔扈特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赵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论述》（《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则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阐述了清末新政在新疆的实施情况。

　　西域史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专攻西域史的学者，已形成一支骨干力量，不断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使我国西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良好的发展阶段。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对以前较少涉及的和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进一步的研究。余太山《关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西北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正史“西域传”按“国”立传，记述诸国之先后依各国在交通线上的位置的体例始于班固的《汉书》，为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晋书》、《周书》、《梁书》和《隋书》等，则不再沿袭此例。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南北道绿洲诸国的两届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两属”现象（指绿洲国同时役属于汉、匈奴两个强大势力的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迦腻色加在位时期，贵霜王朝曾否征服葱岭以东地区这一颇具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任树民《北宋时期的于阗》（《西域研究》第1期），探讨了在当时臣服于喀喇汗王朝，但相当自治，活跃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于阗国与宋王朝之间的亲善关系。对蒙元时期西域史的探讨，苏北海《元代金帐汗国的建立及其统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论述了汗国的兴亡、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李一新《中亚蒙古统治者的定居化倾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蒙古统治者在察合台汗国后期（14世纪初期）至帖木儿帝国时期（14世纪70年代）逐渐转向定居化。人数较少的蒙古征服者长期生活在定居民族地区和追求享受、财富是定居化的原因。在明代西域史上，叶尔羌汗国史占有重要地位。李进新《论叶尔羌汗朝——初期社会》（《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赛义德汗至拉失德汗时期的内政外交。认为汗国初期的社会，总的来说境内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外交、军事均有建树，文化出现繁荣景象，为西域古代社会少有的历史时期。刘国防《关于明代前期吐鲁番统治者世袭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对学术界一直存有分歧的吐鲁番统治者世系问题进行了新的考释。明末清初，伊斯兰宗教势力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对西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正寅《清朝统一西域进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动与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 1期）一文，全面检讨了清朝统一西域过程中白山派和卓家族的活动及其造成的影响。为近代西北民族、宗教、边疆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年对西域法制史的研究，侧重清代部分。发表的论文有：廖杨《论清代西北地区的民族立法》（《西北史地》第2期）、王东平《清代回疆的司法制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周轩《 大清律例》与清代新疆流人》（《新疆大学学报》第 4期）等文。

　　西域职官制度是西域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本年度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较为集中。洪涛《乌孙国官制考》（《西域研究》第3期），系统阐述了乌孙国“昆靡”，大禄、大将、侯、都尉、大监、大吏等官职的执掌、位序。认为乌孙官制多受汉制影响。吴景山《吐屯考》（《民族研究》第 6期）一文，对在突厥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官职一吐屯的职能、社会地位和这一官职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吴震《北凉高昌郡府文书中的“校曹”》（《西域研究》第3期），分析了校曹文书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校曹”的由来及其司职。罗贤佑《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畏兀尔亦都护的传承谱系，并根据不同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的政治、军事活动史实，对其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及变迁做了系统的探讨。王希隆《哈密、吐鲁番和库车的达尔汉伯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考述了漠北达尔汉官号的沿革。认为准噶尔统治时期，天山南北路哈密、吐鲁番、库车等地都有加达尔汉官号的伯克，这反映了维吾尔官制受蒙古影响很大。

　　本年探讨西域史上战争问题的论文也不少。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山国征伐楼兰史事考》（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文，认为该战争是金山王张承奉经营西域，向西扩展的重要一步，对归义军西部疆域变化影响很大。朱新光《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之战及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叙述了明初（1368一139O年）东察合台汗国与帖木儿帝国之间的战争，分析了战争对西域的影响。其他如蓝淇《试述曼吉克特战争及其后果》（《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4期）、徐晓萍《伊朗巴布教徒起义与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的比较研究》（《西北史地》第3期）等。

　　苏联的解体，中亚五国的成立，使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发展的态势，促进了我国近现代中亚史研究的发展。近两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态，研究内容主要有三方面：1.直接为政治决策提供历史依据的研究。如，王治来《试论所谓（土耳其斯坦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论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西域研究》第4期），杨增耀《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发展轨迹与社会基础》（《西北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2.对近现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如，陈超《盛世才政权的建立及巩固》（《西域研究》第4期）、朱杨桂、赵广军《苏联与盛世才结盟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陈延琪《伊塔阿三区政府管理机构设置述略》（《西域研究》第2期）、田卫疆《新疆农区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述评》（《西域研究》第4期）、王国杰《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中亚东干族与苏联卫国战争》（《东欧中亚研究》第4期）、万雪玉《1916年中亚民族起义原因探略》（《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邓浩《苏维埃时期中亚的民族历史问题探略》（《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苏维埃时期中亚民族的人口问题探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论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李琪《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百年历史人口透视》（《西域研究》第4期）。帕尔哈提·阿帕尔《中亚地区维吾尔人在苏维埃时期的民族进程》（《中亚研究》96年第2期）等文。3.对中亚现状的研究。如，朱光新《独联体中亚五国民族关系多元化格局刍议》（《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姚勇、朱新光《浅析西方国家对中亚五国的政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等文。因本综述主要反映古代中亚史的研究动态，故对这部分的论文内容不作具体介绍。

二、经济史

　　如果说，前两年对中亚经济史的研究注重宏观探讨，本年度的研究则侧重微观分析。吴震《略述汉代前后新疆地区的工具制造》（《西域研究》第3期），从石器、木器及金属冶炼等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探讨了新疆地区上古时期居民的经济生活。寺院经济是在一定社会阶段出现的特殊的经济体制。殷晴《 3—8世纪新疆寺院经济的兴衰》（《西域研究》第2期），依据公元3世纪的佉卢文书和3—7世纪的吐鲁番汉文文书，对古代西域寺院经济产生、膨胀和衰落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加·奥其尔巴特《试论近现代新疆地区黄教寺院经济》（《新疆文物》第1期），则阐述了清朝统一新疆至现今，准噶尔黄教寺院经济由恢复发展走向没落的历程。关于西域商贸经济的研究，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西域研究》第3期），认为唐代西州的市场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各地都属罕见。并分析了西州市场经济发达的原因。在《唐代吐鲁番地区的物价管理》一文中，作者通过分析《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物价表，得出自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以来的一个世纪，西州市场物价平稳，经济繁荣的结论。学术界在成吉思汗西征对中亚社会经济的作用与影响的问题上多持否定的态度。本年发表的田俊迁《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和其指导思想》（《西北史地》第1期）一文，则对成吉思汗的经济措施及其指导思想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传统观念多认为陆路丝绸之路的商贸经济滞衰于蒙古人的西征战火，而被海上丝绸之路取代。杨富学《明代陆路丝绸之路及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则认为，明朝多次派陈诚出使西域，与西域诸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间东西交往频繁，贸易隆盛。尹伟光《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第2期），从贸易形式、贸易税率、贸易物品及贸易通道等方面阐述了清代维、藏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本年出版的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则集中反映了我国近几年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该书系统阐述了始于商周时期，衰于明清之际的丝路贸易发展史。

三、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对古代西域民族人种、变迁史的探讨。

　　对公元前后见于中外史乘的塞种的来源和变迁，中西方学者做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但在结论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何光岳在《析支、塞种的来源和迁徙》（《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古代塞种是西迁的析支羌。析支羌源于青海河曲、河湟一带。留存于世的塞人文化遗址，反映了析支羌向新疆、中亚、帕米尔、西伯利亚、里海和黑海北岸、北高加索等地的扩散和分批迁徙，形成所谓的塞种集团。在迁徙过程中，塞种与各地土著杂居融合，形成许多新的民族。

　　曾活跃在漠北历史舞台的匈奴、东胡、突厥对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三者种属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至今争议较大。林干《关于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乌孙、车师、月氏都是汉代见诸西域的部落民族。本年对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有新的进展。钱伯泉《乌孙的种族及其迁徒》（《西域研究》第4期），就乌孙族名、人种及其历史迁徙进行了考述。认为乌孙在迁居西域之前是纯蒙古人种，其祖先昆夷是我国上古西北民族氐人的一支。指出有些学者将乌孙视为现代哈萨克族祖先，有背于历史事实。并就古代“汉日天种”神话和“公主堡”传说之谜进行了新的诠释。作者在《车师语言与车师种族初探》（《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中，通过分析古车师语词汇的读音和含义，结合对吐鲁番、阿尔泰地区出土的上古人类头骨的研究，得出车师人的主体是远古时期北欧白色人种的结论。关于月氏的研究，作者在《乌氏的迁徙以及焉耆的建国》（《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探讨了月氏的分支——乌氏迁徙的时间、路线及其西迁后所建立的焉耆国的人种成分。王青《也谈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西北史地》第2期），则从探讨卢水胡与月氏胡关系的角度，指出月氏乃东迁的雅利安人。中亚古代语言的最新研究揭示，大月氏是讲吐火罗语的游牧人。据此，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从解译吐火罗语地名入手，对大月氏西迁前的驻牧地、王庭位置及其西迁的史实进行了考述。认为大月氏的故乡在新疆东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大月氏的文化，并就文献中所见月氏人是“龙部落”的传说进行了考证。

　　近两年来，学者对与西域焉耆人有密切关系的“龙部落”作了进一步探讨。陆庆夫《从焉耆王到河西龙家》（《敦煌研究》第2期），对河西龙家的来源、称谓及其迁入河西的时间进行了考述。指出龙家在河西的历史可分为：受吐蕃奴役；称雄河西；归顺归义军和被甘州回鹘并吞的四个阶段。作者《略论粟特人与龙家的关系》（《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文，则揭示了粟特人与龙家人之间存在的一种渊源流变的关系。

　　历史上的粟特人以经商为业，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唐代，粟特人的足迹遍布西域绿洲诸国并东渐。近年来探讨西域、敦煌粟特人历史活动的文章渐多。本年度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所深入。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东迁及其社会生活》（《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阐述了粟特人从葱岭以西河中地区东迁进入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及塔里木城邦诸国境内的历程。并进一步考察了东迁后粟特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与佛教》（《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探析了敦煌粟特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认为他们祆佛并重，但对佛教的信仰普遍存在一种投机心理。针对池田温先生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粟特人聚落已解体的论断，学者们在本年还发表了若干篇不同见解的文章。郑炳林《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通过考察八世纪末敦煌粟特人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吐蕃政权、佛教教团中的任职情况，指出在吐蕃统治时期，大量的粟特裔民仍居住在敦煌，并有一定的势力。陆庆夫、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社与粟特人聚落》（同上）一文，则进一步强调了敦煌粟特聚落的存在。

　　关于古突厥人的研究近年来没有大的进展。研究中所依据的资料仍局限于中文史料，缺乏对其它文种资料的开拓和利用。刘锡淦所著《突厥汗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简述了古突厥族的兴衰发展史及其经济文化史。本年学术界在这方面研究的反映很平静，不见论著问世。

　　对回鹘（畏吾尔）人的研究，本年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唐、宋、元、清代时期的有关问题。薛宗正《回鹘南迁考》（《西域研究》第4期），考述了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南迁过程中王统势力消长并最终消亡的历史过程。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对甘州回鹘可汗世系的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作了探讨。钱伯泉《宋初西域的大石国及其主体民族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指出，大食、大石、黑衣大石和Tazik均指喀喇汗王朝。大石国——喀喇汗王朝的主体民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鹘人。任爱君《回鹘“楼居”与契丹“四楼”之关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则探讨了回鹘与契丹在制度、文化上的关系。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吾尔人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第1期），论述了内迁畏吾尔人在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历史贡献。纪大椿《“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世系考》（《西域研究》第4期），则阐述了叶尔羌汗国王室后裔阿卜都里什特及其侄孙莽苏儿和哈什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用兵准噶尔时期支持清朝政府的活动。指出得到原叶尔羌汗国汗王家族成员的支持，是清朝能最终取得对准噶尔用兵的胜利，并迅速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的根本原因。文后附阿卜剌因家庭成员的世系表。

　　关于蒙古人的研究。本世纪初，符拉基米尔佐夫著《蒙古社会制度史》（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汉译本），对世界蒙古学产生的深远影响至今不衰。达力扎布《明代蒙古社会组织新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一文，则对符氏的一些论断提出质疑，对明代蒙古“爱马克”、“鄂托克”和万户等社会组织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和硕”组织存在与否等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程适良《新疆萨尔特卡勒玛克人的民族认同感与发展趋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则从语言学和人种学的角度探讨了现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萨尔特卡勒玛克人的来源及其经济形态与文化生活。

　　关于哈萨克族的研究。原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和中国双边关系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本民族、汉族学者，发表出版了一系列探讨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的论著。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对部落历史、文化的研究。哈德斯《哈萨克族克烈部落及其王汗吐合热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根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叙述了哈萨克族克烈部落的基本概况及其历史上著名王汗吐合热勒的生平事迹。袁同凯《新疆哈萨克黑宰部历史渊源考略》（《西域研究》第2期），考述了哈萨克黑宰部的历史渊源。作者在《新疆哈萨克黑宰部落原始文化遗迹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中，在理顺黑宰部落形成、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对黑宰部现存信仰习俗、社会习俗、经济习俗及游艺习俗中所含原始文化遗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

　　近两年来对裕固族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去年出版的《裕固族研究论文集》（甘肃民族研究所编，兰州大学出版社），收集了建国以来国内外有关裕固族族源、族称、语言、宗教、民俗、文学、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译文30篇。发表的重要论文，主要有钟进文的《对裕固族族源族称问题的几点认识》（《甘肃民族研究》第2期）和《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前者就裕固族族源、族称和裕固族源流等问题，排比众说，提出自己的看法。后者分阶段介绍了国外裕固族研究的特点，并就国外裕固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裕固族研究的发展方向问题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四、考　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新疆考古研究成绩斐然，在不断深入对具体问题研究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注意从宏观上对新疆地区考古文化进行总结、分析。近两年对新疆考古文化发展阶段划分问题的研究，和对考古方法论的探讨即反映了这种趋势。本年度，学者们再次就这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张川《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西域研究》第3期），主张将公元前二世纪作为新疆地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的界限。认为新疆境内目前已发现的史前考古文化，可分为旧石器时代（距今约1200O年以前）、细石器时代（距今约 12000年一4000年左右）和金属器时代（距今约 4000年左右一公元前 2世纪）三个发展阶段。作者强调了统一概念在当前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刻不容缓性。指出新疆境内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发展阶段，以及细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的界限等问题是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作者在《1990至1995年新疆境内的旧石器调查工作与收获》（《新疆文物》第1期）一文中，则就新疆境内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混乱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今后在新疆继续开展旧石器调查与研究工作的设想。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非常重要，在新疆考古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于志勇《新疆地区细石器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新疆文物》96年第4期）一文，明确指出，在现阶段提高新疆细石器的研究水平，须加强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突破传统观念与方法的羁绊，展开科学的形态、类型学分析和实验考古学与微痕分析的探索，同时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本年度还发表了从考古发现揭示古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发展的论文。夏雷鸣《古楼兰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罗布泊地区墓葬麻黄的文化思考》（《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依据考古发掘资料，探讨了古楼兰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经济和饮食结构。并就罗布泊地区古楼兰人墓葬麻黄现象与古楼兰人的特殊生活状况的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墓沟时期的楼兰人已经会使用麻黄治病，麻黄被普遍应用于临床治疗，最早出现于《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前二千年的罗布泊地区。刘学堂《察吾乎沟四号墓地墓葬制度研究》（《新疆文物》第4期），则通过对墓地布局结构、墓葬方式和埋葬习俗的研究，探讨了该墓地的墓葬制度及与其相邻墓地的墓葬制度的特点，和制约墓葬制度的内在因素。进而阐述了察吾乎沟地区由原始氏族跨入文明社会的大体历程。

　　本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环保会议，积极推动了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各行业掀起了环境保护运动的热潮。学术界也不例外，考古学者们就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变迁》（《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分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缘绿州社会变迁的类型及原因。指出塔克拉玛干沙漠环境的变迁，虽存在自然条件的因素，但人类的活动是主要因素。与此观点相反，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发现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强调了客观自然条件在生态环境变迁中的主导地位。认为生态环境的变迁非常复杂，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某种特别的因素，而要具体分析。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本河地区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6年第3期），则具体分析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巨大影响。总之，对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迁问题的探讨还处在初步阶段。而对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不仅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还有待于学者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五、历史地理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古地名地望、地理交通和中国近代西北边界问题。

　　关于古地名、地望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少，但多为旧题重论，有创见的文章不多。这方面的文章有：王守春《 山海经》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西域研究》第 3期）、伊布拉音·穆提义《塔里木绿洲若干古城地名溯源》（《西域研究》第2期）、张平《唐安西“故达干城”及其相关遗址的考实》（《新疆文物》96年第4期）、苏北海《阿里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历史发展》（啤北史地‘第1期）、钟进文《裕固族地名“西至哈至”考释》（‘西北史地）第2期）等。

　　关于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本年发表了几篇颇有新意的文章。钟伯清《汉代以前的中西交通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针对中西交通肇始于西汉，“丝绸之路”交通线始于张骞通西域的传统观点，提出以中亚为中点的中西交通之路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左右已出现。张骞出使西域，其对“丝绸之路”的贡献，是进一步拓展，而非开创。巫新华《唐代西州沟通周边地、区的主要交通路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基本再现了唐西州与周边地区主要交通网络的原貌，并附有绘图。孙修身《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线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则考述了不见于经传，由王玄策等使印度而开通的另一条中印古道的线路。

　　关于中国近代西北边界问题的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多，但内容涉及中国西北边界史上  的重大问题。樊明方著《唐努乌梁海》（96年，台北蒙藏委员会出版）一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唐努乌梁海的历史。该书的出版无疑推动了中俄边界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年还发表了作者的论文：《19世纪 60年代唐努乌梁海西部中俄边界的划定与阿穆哈河地区割归俄国》、《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始末》（分别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2期）。帕米尔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关系到中国与原苏联（今之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两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的边界划分问题。苏北海《关于帕米尔的历史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6年3期），详细阐述了历史上关于帕米尔领地争执问题产生的国际背景。房建昌《近代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则叙述了中巴边界的地理位置及中巴边界形成过程。

六、文书、文献 

　　对回鹘文文书、文献的研究，已由早期单纯的收集、整理转向对文书、文献原文的转写、译注和对内容的研究。近年来，在以往的基础上对回鹘文文书、文献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本年度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出版的专著有柳洪亮《新出土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该书收录了新出土的墓葬文书、故城文书和石窟文书共77件，重大考古发现简报6篇及若干篇个人的研究论文。发表的论文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1．对内容的研究。如耿世民《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刘安志《库车出土唐安西府事目历考释》（《西域研究》第4期）。2．转写、译注和版本考订。如张铁山《回鹘山〈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杨富学、邓浩《吐鲁番出土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3．对文书特点的分析。如张铁山《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中夹写汉字现象的一些认识》（《西域研究》第1期）、刘戈《回鹘文文书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西域研究》第4期）。4．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刘戈、艾则孜·玉素甫《回鹘文文书研究与汉语译音问题》（《西域研究》第2期）。

5．各国的研究情况。如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发现、收藏与研究情况概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牛汝极《国外对维吾尔文献的收藏及研究》（《西域研究》第2期）。

七、文化史

　　1．总论   本年度发表的论文，主要探讨了中原文化与中亚、北亚文化的关系。中亚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熔汇的聚点。中亚文化除自身的特色外，还包含有东西方文化的特征。中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疆文化同样具有这一特性。刘文锁《汉文化与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认为，在西汉至清代时期，汉文化是影响新疆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故总体而言，新疆文化中汉文化因素较多。陈立柱《夏文化北播与匈奴关系的初步考察》（《历史研究》第4期），探讨了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沿岸卡拉苏克文化与北播的夏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匈奴人种、文化习俗与夏人种、文化习俗间的关系。认为匈奴人与夏人之间存在渊源关系。李淇《论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走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介绍了近年来俄中亚学者在阿尔泰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结论。

　　2．宗教　古代中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在此传播，使该地区的宗教呈现出多源、复杂的特性。本年度出版了高永久著《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练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该书论述了琐罗亚斯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西域的传播、兴衰，及这些宗教对古代西域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本年发表的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亚地区的宗教。李吟屏在《古代西域的自然崇拜》（《西域研究》第l期）和《论我国古代西北民族的多神崇拜》（《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中，系统地阐述了古代西域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自然神崇拜。高永久《摩尼教的产生及其在中亚地区的传播》（《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认为，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势力较弱，但要比佛教在中亚的传播深入得多。对中亚民族宗教信仰的探讨，杨富学《古代柯尔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考察了柯尔克孜历史上的宗教信仰。认为柯尔克孜人在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基础上，接受过来自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及来自叙利亚的景教。17世纪始，逐渐皈依伊斯兰教。黄金钰《裕固族的信仰与崇拜初探》（《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裕固族先民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和藏传佛教。摩尼教很快失传，而萨满教和藏传佛教长期共存于裕固族生活中。两教共存互融是裕固族宗教文化的特性。

　　3．语言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牛汝极《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新疆人民出版社）。该书系统阐述了维吾尔文字的历史演变和发展特点。介绍了国内外维吾尔文字、文献研究的状况，并就维吾尔书法艺术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文化系编《突厥语言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收录了近30篇有关古代和现代突厥语言文化方面的论文。本年发表的论文，侧重对古文献语言问题的探讨。有尹伟光《关于突厥——维吾尔文献中的“吐蕃”名称问题》（《西北史地》第2期）、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郑婕《回鹘文献语言和喀喇汗王朝文献语言》（《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

八、社会生会活史

　　80年代末，我国社会学学科的兴起，给我国传统的史学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中亚史研究领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则始于近两年。学者们对古代西域社会生活史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侧重汉晋时期西域社会生活史方面。马国荣《汉晋时期西域城郭诸国的社会生活》（《西域研究》第4期），阐述了塔里木盆地诸国居民的从业状况及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艺术、婚姻制度、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特性。薛宗正《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草原诸族的社会生活》。（《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兴起，并一度主宰西域部分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的社会生活。有关文章还有，齐万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昌人的衣食状况及人文风习》（《西域研究》第3期），贾丛江《西辽契丹人生活方式考辨》（《西域研究》第4期）等文。中亚是东西方文明熔汇之地，由此决定了中亚社会生活史复杂而丰富的内涵，以及揭示这一内涵所面临的大量的艰辛工作。对该研究领域的开拓，填补了我国中亚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继续深入这方面的研究，对更好地了解当今中亚（包括新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而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有待于学者们不畏艰辛，继续探索。

　　本年度出版的与中亚史研究相关的论文集及译著有：郑炳林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译著有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文化》（原苏联M·苏三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宿白总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系列”（瑞典东方学译丛）之《罗布泊探秘》（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译）、《新疆考古记》（贝格曼者，王安洪译）等。该系列丛书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魏英邦译《草原帝国》（法国，勒尼·格鲁塞著）再版。

　　以上为97年中亚史研究概述，介绍过程中不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还望同仁指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