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中国中亚史研究概述
贾依肯
９０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中亚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关系重新调整。中亚这个曾经是历史上东西交往的枢纽，文化熔汇的聚点，在古丝绸之路衰落，沉寂了几个世纪之后，今天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新“丝绸之路”欧亚大陆桥开通后，人们期盼着中亚再现昔日辉煌，以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大循环。因此９０年代，世界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中亚研究热潮。
我国的中亚研究这些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中亚史的研究硕果累累。本文所述及的中亚地理范围包括我国的新疆、独联体的中亚五国及阿富汗全境、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北部，蒙古西部等地域。
１９９４年我国中亚史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出版的专著、译著约十多种，学术论文约２００余篇，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现择要加以介绍。
一、政治史
历史上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上的重要性，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对西域的经营。而各民族由于经济等因素，也以和平方式或战争方式与中原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中原与西域关系的研究是中国中亚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去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
余太山《西汉与西域关系述考》（《西北民族关系研究》１、２期）详细考述了西汉控制西域南北道诸国的过程及其与诸国的关系。李大龙《隋王朝与突厥互使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５期）认为隋王朝最早向突厥派遣使节在开皇元年（５８１年），此后隋与突厥互使不断。使者的往来对双方关系的建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冯智《唐初的突厥问题与全国的民族关系》（《青海社会科学》１期）认为唐初突厥问题的解决带动了唐对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统一进程，唐制定的一系列统驭全国各民族的方针政策，巩固和加强了唐朝对全国各民族的统一领导。王国华、钟福国的《试论安史之乱后的唐——回纥关系》（《甘肃民族研究》１期）认为，唐前期融洽的民族关系是建立在唐朝强大的国力基础上。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弱，导致了回纥、吐蕃等民族与唐朝关系的恶化。任树民的《唐宋王朝在西北的民族政策》（《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１期）认为唐宋王朝对西北归顺内属的诸少数民族部落的安置政策，不尽相同，各具特点。但对敌对部落的战俘、罪犯及诈降者的配流政策则基本大同小异。杨秀清《试论明朝对西北民族问题的决策》（《民族研究》１９９４年６期）认为明朝对西北地区所采取的决策是放弃西域，重点经营甘青藏族地区。明朝在西域的退缩政策，使之失去了进一步开发西域的时机，使新疆地方势力膨胀，给河西防务带来了压力。
此外，王永兴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对唐王朝与西域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作了深入的探讨。
制度方面。尚衍斌《关于晋唐时期西域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１期）认为，古代西域法律体系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有机体，它是包括了中原汉法、北方少数民族习惯法以及当地部分民族习俗在内的多元联合体。晋唐时期西域法律体系以汉法为主体，同时掺杂了若干回鹘、突厥及其它的游牧民族“旧制”的成分。作者在《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西域研究》１期）认为，亦都护的官号源于Ydyqut-sahri（高昌故城），曾为定居于此的拔悉密以及元代的畏吾儿首领沿用。以地名或部族的居住地作为官号或称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共同特点。姚继荣《试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青海社会科学》３期）分析了西北马政日渐衰败原因，认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是明朝对西北的政治经营走向大溃败之始。
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自汉唐的西域都护，到清朝的伊犁将军皆为军府制。齐清顺《清代新疆行政体制变革的重大胜利》（《西域研究》２期）认为，新疆在旧的军府制统治下，维吾尔中的伯克制、札萨克制的长期存在，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１８８４年清政府建立新疆省，结束了新疆在行政管理体制上长期与内地不统一的历史。
本年度对清代以来新疆的历史事件研究较多。
刘正寅发表了《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天山南路（１６８０－１６９７）》（《民族研究》５期）和《策妄阿拉不坦对天山南路的征服与统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期）一文，认为噶尔丹归并天山南路后，继续对外扩张，长期致力于对喀尔喀蒙古和清朝的战争以及内部的斗争，无暇南顾，结果天山南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基本独立的状态。１８世纪初，策妄阿拉不坦在完成了对天山南路的再征服后，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逐步加强了对天山南路的控制与管理，确立了相对稳固的统治。
潘志平《１７５９年－１９１１年新疆的变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自１７５９年到１９１１年清王朝覆亡，在新疆喀什噶尔地区发生了多起规模大小不同的变乱。综其性质，这一时期的变乱所反映的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新疆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与来自境外英俄列强侵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两方面因素合力决定了新疆政局演变的基本轨迹。
齐清顺《２０世纪前半叶苏联出兵新疆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中苏有２０００余公里的共同边界线在新疆。新疆局势的稳定与否和新疆当局对苏联态度的好坏，不但直接影响着苏联中亚地区局势能否稳定，而且也关系到苏联国家的安全，因此苏联一直十分关心新疆政局的稳定和发展。近代苏联多次出兵新疆都与上述目的有关。
二、经济史
西辽王朝在中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朝代。纪宗安《西辽帝国的经济与文化》（《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认为，西辽王朝的创建者耶律大石成功的治国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一度促成了帝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耶律大石率部进入中亚后，将整个经济政策建立在不干涉其属国和地区内部事务的基础上，使各地的经济发展基本能按自身的规律进行。帝国内各种宗教都得到平等的待遇，中亚文化继续发展。贾丛江《西辽时期契丹人的经济生活》（《西域研究》４期）认为西辽前半期，大部分契丹人保持着以畜牧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后期转入定居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契丹人征服和统治中亚的过程也是对其传统文化的扬弃过程。
１９世纪，玉米在新疆的种植和普及促进了当时新疆农业经济的发展。日本学者堀直《回疆玉米考》（《西域研究》４期）指出玉米是在清统治回疆前，从西方传入，玉米是作为适应社会状况变化的新品种在回疆得以普及的。玉米的普及和坎儿井在吐鲁番地区的普及在时间上一致。
三、民族史
本年度这方面的专著、论文较多。
程溯洛《唐宋回鹘史论集》（人民出版社）内容涉及回纥族源、居地的考证，对不同历史时期回鹘所建汗国的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及与中原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还有关于维吾尔族历史资料和研究情况的评述。魏良弢著《叶尔羌汗国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对叶尔羌汗国的历史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本年度的专著还有刘迎胜《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译著有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中华书局）。
论文的内容丰富。从宏观上探讨民族历史发展的文章有孟古托力《蒙古高原诸族政权及其递嬗》（《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３期）。作者认为诸族政权递嬗之际，各族政权第一系列（以单于、汗、皇帝为首的政权核心部分）往往受到沉重打击而灭亡或消失。第二系列（有共同语言、地域、文化和意识的“主体民族”，他们是政权的主要创建者，积极支持者）受到冲击，但没有太大的触动。第三系列（被征服者即政权的非主体部分）受战乱影响，损失小，他们对“宝塔”之倒塌不仅是喜，而且常充当倒“塔”的动力或动力的同盟者。民族政权的递嬗中，多数部众相对稳定。某些共同体的消失主要通过民族融合的途径。
梁景之《自然灾害与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族研究》３期）认为，自然灾害贯穿于草原游牧民族整个历史的全部过程，其影响涉及民族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及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灾害种类以风雪、严寒、雷震、干旱等大气水圈灾害与狼灾、蝗灾等生物灾害为主，发生规律一般为多种灾害并发或连锁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灾害也不过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催化剂，而不是原动力。
族别史方面
1、中亚古代民族的研究
本年度侧重于塞人、突厥、粟特人的研究。彭树智《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中亚和南亚的历史交往》（《西北大学学报》１期）认为，塞人在早期的历史交往中，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侵袭者和劫掠者，又是这两个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国荣《新疆古代塞人的社会生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３期）探讨了古代塞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认为古代塞人衣食住所有地域性、游牧性和吸收性三个突出特点。当年在吐鲁番盆地，天山深处的古代塞人，曾是沟通古希腊文明与黄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一个中间人。
余太山《贵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属》（《文史》３８）认为“贵霜”与“月氏”实为同名异译，两者同出一源。贵霜的族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游牧部族禺知（禺氏），其故地至少可追溯至今河套以北。史学界对匈奴、鲜卑、契丹三个曾经在漠北历史舞台上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的古代民族有过大量研究。然而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北方文物》２期）仍值得一读。作者依据丰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分析了匈奴、鲜卑、契丹种族的归属。认为以低颅和阔面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因素，在匈奴、鲜卑和契丹这三个古代游牧民族的种族成份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但是，在不同的民族中，该体质因素出现的时间，分布的地域以及具体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芮传明《古突厥先祖传说考》（《西域研究》２期）认为，突厥人的文化中融合了极多的西方文化成分，从而推测突厥人在阿尔泰山兴起之前，很可能与伊兰人、印度人及闪族等西方各族有过长期的接触交往。他们曾经生活的地区，除里海外，或许还有其它地区。
关于粟特人的研究。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见马大正等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根据本世纪以来各国考察队在新疆各地发现的粟特语、于阗语、中古波斯语和“据史德语”以及汉语、藏语、佉卢文尼雅俗语等材料指出古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边于阗、楼兰、疏勒、龟兹、焉耆、据史德等各绿洲中的普遍存在。程越发表了《粟特人在突厥与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学学报》２期）和《入华粟特人在唐代的商业与政治活动》（《西北民族研究》１期）。前者认为，粟特人与突厥通婚杂居，在突厥汗国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粟特人的经商和移民促进了中原与突厥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后者认为，粟特人借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经商活动构成了入华粟特人的经济基础。这种活动在唐代达到鼎盛。
２、维吾尔族（回鹘）史
本年度以介绍国外学者有关研究成果的文章为主。如刘戈《德国的回鹘研究》（《新疆大学学报》３期）、牛汝极的《德国的维吾尔学研究》（《新疆地方志》２期）、《瑞典所藏维吾尔文献资料及维吾尔研究概况》（《新疆文物》１期）、《法国所藏维吾尔学文献文物及其研究》（《西域研究》２期）、许涛的《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东方学界维吾尔学研究概析》（《新疆大学学报》３期）、程溯洛的《简介若干有关维吾尔族史研究的外文史籍》等。
３、哈萨克族史
洪涛的《也谈哈萨克族族源》（《新疆大学学报》３期）认为哈萨克人从早期的乌孙、康居、塞人、匈奴、月氏、大宛、汉人到后期的突厥、黠戛斯、回鹘、契丹、蒙古、俄罗斯等民族的不断融合，在１５世纪问世。在人种方面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亚利安人种逐渐成为蒙古利亚型。哈萨克族族源虽然来自多种民族，但主要是乌孙、康居、突厥和蒙古。
４、塔吉克族史
《我国塔吉克族的形成及其历史演进》（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著，段石羽译，《新疆大学学报》２期）认为，我国塔吉克人的先祖中融合了塞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巴克特里亚人的成分，以后又融合了中亚其它民族的成分。塔吉克族主体形成于朅盘陀王国时期。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中亚的塔吉克人在萨曼王朝时期完成了其凝聚为一个民族的过程。何星亮《塔吉克族族称及其早期文化》（《西域研究》３期）一文认为“塔吉克”一名源于“大食”，即突厥语“Tash（石）”的汉译音。并认为朅盘陀建国前和建国初，实行的是母权政治制度。父权世袭始于公元前后。塔吉克族建国后，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国法。在婚姻上，实行过多种婚姻制度，在信仰上经历过多种宗教形式。
５、关于图瓦人
康右铭《亚洲腹地的图瓦人》（《西域研究》２期）认为亚洲腹地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叶尼塞河上游盆地是图瓦人最为集中的地方。图瓦人为古代突厥民族的后代。近代图瓦人是古代突厥、通古斯、蒙古族和汉族长期融合的结果。文章还对图瓦人的物质生活、信仰习俗作了介绍。程适良《新疆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５期）介绍了聚居在我国阿尔泰山区图瓦人的悠久历史和语言文字、经济形态、婚丧嫁娶、饮食起居和宗教信仰等特有的文化。认为今天的图瓦人仍保留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特点，在加入蒙古族大家庭后，成为蒙古族讲突厥语的特殊成员。
６、关于罗布淖尔人（罗布人）
王野萍《罗布淖尔与罗布人》（《西北民族研究》１期）探讨了小罗布淖尔的境域变迁及其土著罗布人的祖源，认为它是土著的塔里木人。并考述了罗布人的人口消长，生活习俗、社会制度和语言。胡邦铸《多伦人和罗布淖尔人──与日本学者佐口透先生商榷》（ 《新疆艺术》４期）一文对日本佐口透《１８世纪─１９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中罗布人就是多伦人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罗布淖尔人历史源远流长，而多伦人是１７世纪左右，迁移到南疆的西蒙古厄鲁特或卫拉特人。他们在１８世纪信仰了伊斯兰教后，加入了维吾尔大行列。
四、考古
岩画是中亚游牧民族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年度岩画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苏北海著《新疆岩画研究》（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对阿尔泰山、天山、准噶尔西部山地、阿尔金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山区重要岩画所反映的母系、父系社会的生殖崇拜文化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
发表的论文，从各角度探讨了岩画所反映的丰富内涵。户晓辉《跨文化视野下的呼图壁生殖岩画》（《西域研究》1期）认为，呼图壁生殖岩画所表现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在研究原始社会史、思维特征、巫术与宗教、舞蹈、雕刻艺术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许多学科领域具有不可轻估的意义。这些壁画为上古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证据。李秀梅《阜康县水磨沟岩画和古代草原文化》（《新疆艺术》2期）认为，天山北麓山丘地带（阜康县境内）的岩画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游牧于帕米尔、天山及北疆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一带的塞种人凿刻。岩画反映了塞种人的艺术，即斯基泰艺术。陈良伟在《山地阿尔泰岩画研究》（《新疆文物》3期）一文中对俄罗斯所属山地阿尔泰的岩画进行了研究，集中介绍了十种岩画艺术，并探讨了岩画的创作技法特点。王博《杜拉特透视式岩画》（《新疆艺术》2期）认为，数字在宗教上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曾广泛流传于我国古代西北至东北的民族中。杜拉特“X光透视”人物岩画的发现使我们了解到古代阿勒泰地区萨满教的情况。
关于陶器的研究。周金玲《初论察吾呼文化彩陶》（《新疆文物》2期）认为“察吾呼文化”是一支具有浓郁北方特征的考古文化，察吾呼文化彩陶在新疆彩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与两河流域的萨玛拉文化和费尔干纳的楚斯特文化有一定的联系。王博《喀什西部三河流域古代遗址采集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新疆文物》2期）认为，喀什西部三河流域在中西交通上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它在自身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东西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一种较特殊的文化传统。研究和认识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境内其它地区考古文化内涵的了解。
出土文物方面的研究，有关钱币的论文较多。穆渊、张革新《准噶尔普尔钱》（《西域研究》）1期）认为，准噶尔普尔钱属于中亚货币体系，铸造时间为公元1700—1745年，即策妄阿拉不坦与噶尔丹策零在位期间，其流通区域是天山南路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叶尔羌、喀什、和阗和英吉沙尔。土登班玛的《关于新疆所出汉——佉二体钵及其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和阗、叶尔羌、库车等地区的汉——佉二体钵，古格马钵。古代的古格曾是西域大国，早年活动在东、西葱岭地区，后来向东流徙至今日西藏西部和北部，最后被吐蕃所征服而逐渐南移，直达今日西藏阿里地区，但在西域本土上仍留下自己的痕迹。国外对汉——佉二体钱也有深入的研究。本年度刊登了若干译文，如赫恩雷（英一印）的《英国中亚古物收集品中的印——汉二体钱》、托马斯（英）《汉佉二体钱》和穆吉克（印）的《以汉文佉卢文为铭的中亚钱币》等（上述文章为杨富学译，均发表于《新疆文物》3期）。
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期）认为，近年来新疆出土的公元2—5世纪的毛织品产于中亚、西亚，是沿古代丝绸之路作为商品传入中国新疆地区的。
1956年蒙古布吉特出土的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堪称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突厥考古发现之一。它是目前所知突厥人最早的文字材料，记录了1400年前称雄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的政治、宗教、语言和文化，是研究古代中亚人的重要史料。林梅村的《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纪功碑考》（《民族研究》2期）一文，就碑文涉及的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存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五、历史地理
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总结了新疆地名的演变规律，概括了新疆民族语地名的特点，探讨了新疆等地的双语地名现象及其类型和产生原因，并对200个市县的山河湖泊名作了详细的语源考订，全面总结了自汉到今的新疆地名研究史。
论文题材广泛。在地理沿革方面，有余太山《汉魏通西域路线及其变迁》（《西域研究》1期）、李吟屏《和田历代交通路线研究》（马大正主编《西域考察与研究》）、孙修身《甘州回鹘与北宋的交通》（《敦煌研究》）4期）、羊毅勇《从考古资料看汉晋时期罗布淖尔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西北民族研究》）2期）等。
关于地名地望的研究。钱伯泉《乌孙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迁的经过》（《敦煌研究》4期）认为，月氏在河西的故地为今山丹县以东至兰州市以西一带。乌孙在河西的故地为今山丹县以西至敦煌一带。张志坤《汉代匈奴北海之考辨》（《史学月刊》2期）认为，在西汉匈奴关系史中，北海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乌布苏诺尔湖有可能是汉时的北海。马千希《“哈密”地名考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对苏北海之“哈密”为乌孙人以王号莫昆命名，“哈密”为“乌孙族的政治中心、王都”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密没有乌孙人。“罕勉”、“哈木尔”应是“哈密”地名的早期名称。
喀什噶尔是中亚历史名城之一，在东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高永久《喀什噶尔地名考辨评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喀什噶尔以确切名称的表达方式出现在历史上的时间是公元10世纪喀喇汗王朝时期，具体地说是公元982年以前。
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还有苏北海《西突厥初期王庭位置考》（《西北史地》3期）、戴良佐《唐渠犁即阜康考》（《新疆文物》2期）等。
在探讨地名与民俗的关系方面有牛汝极《地名与新疆民族风俗》》（《语言与翻译》3期），认为新疆地名中含有黑、兰、白色之意者甚多，这与新疆一些少数民族的色彩崇尚有关。许多与伊斯兰教、喇嘛教有关的地名皆由地方民簇宗教信仰而产生。新疆地名中还有许多反映汉民族习性的地名。
六、文化史
1、总论
本年度有关文化史的论文很多，研究课题大致可分为中原文化与中亚、北亚文化的相互关系，中亚区域、族别文化及相互影响等几个方面。
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源远流长，王东平《先秦至唐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新疆大学学报》1期）一文指出，西域同内地的文化联系自秦汉时代就已存在，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自先秦经西汉、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高潮，丰富和发展了西域文化。
中亚、北亚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也很大。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对两汉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期）认为，匈奴文化是北亚草原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以游牧、狩猎为主，随水草而迁徙的经济生活是匈奴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和最实质的内涵。匈奴帝国的建立正是游牧文化的产物，而它的迅速解体也是这种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对两汉的影响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以及语言服饰等多方面。
对区域、族别文化的研究相当深入。吴楚克《北方游牧文化的源起和独特性》（《内蒙古社会科学》5期认为，从游猎到游牧的生产方式是决定游牧文化的物质基础，游牧文化的独特性是游牧的生产特性和游牧意识结合的产物。北方草原岩画、英雄史诗、鄂尔多斯青铜器、图腾崇拜和萨满教等文学和艺术遗存生动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的独特性。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历史研究》2期）认为，阿富汗在古代世界史上是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原始宗教、祆教、希腊宗教、佛教、印度教直到伊斯兰教等宗教辐射传播的交汇地区。因阿富汗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故有着与四邻不同的文化特征。
段石羽《塔吉克族文化特征及其传统风俗》（《新疆大学学报》3期）指出，塔吉克文化在新疆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中占有独异的重要地位。理顺塔吉克族文化特征及其传统风俗之间的关系，对研究中亚各族的文化很有意义。
历史上，西域各族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石羊、明星《回鹘与吐蕃的文化联系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3期）认为，在7至12世纪乃至13世纪的回鹘与吐蕃关系史中，双方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尤为重要。由于长期频繁地接触，两族之间的语言、文字、宗教等方面相互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丰富了回鹘与吐蕃两个民族的文化内涵。李瑛国在《蒙古西征对维吾尔族文化的影响》（《兰州大学学报》3期）一文中则指出，蒙古的西征对维吾尔族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3期）从地域的角度研究了新疆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中继”作用和地位。认为这里的先民在传播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的同时，还把这些文化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结合起来，吸收、融合、发展着来自东西方的文化。
2、宗教
王樾《“马祖”崇拜与亚洲古代民族关系》（《新疆文物》2期）认为，公元前一千年，马祖崇拜观念，马祀求子与巫术曾流行于从伊朗、印度直到中国新疆、蒙古这一广大的地域内，说明古代民族之间存在过相当密切的联系，有过频繁的交往及思想文化观念的交流。
吴景山《突厥人的图腾崇拜》（《西北民族学院学报》3期）认为，突厥人与乌孙、铁勒人都曾先后生活在同一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同，从事的游牧经济生活相同，因此“狼”成为他们共同的图腾。然而狼在他们各自的传说中的具体身分不同，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承传的损益扬弃过程。
田卫疆《试论古代回鹘人的树木崇拜》（《新疆大学学报》2期）认为，“狼”图腾文化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地区众多部落或部落联盟共有的，而“树木”崇拜则是古代回鹘人最早的图腾崇拜。“树”图腾反映了回鹘人早期狩猎经济的状况，“狼”图腾则是回鹘人游牧生活时代的写照。
关于萨满教的研究。王建新《试论维吾尔族萨满教与日本萨满教异同及国外萨满教研究的几个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3期）认为，在古代日本和维吾尔族中，萨满教是当时部族社会全体支配性的宗教。日本萨满的最高神是日神，维吾尔萨满教的最高神是天神。在现代社会中，维吾尔萨满教包容于伊斯兰教中，受其支配，而日本萨满与其它宗教流派并列成为日本宗教结构中的一环。日本萨满教以女性为多数，巫仪繁缛，维吾尔萨满教为男性，巫师种类少。日本萨满教是极端静态的，而癫狂状态是维吾尔萨满的重要特征。
周菁葆《西城景教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景教于公元6世纪末叶广泛流传于西域，后随伊斯兰教的传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景教的医术、绘画、音乐、舞蹈，对西域医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为数众多的景教徒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英荣《论龟兹石窟艺术的宗教职能》（《新疆大学学报》）认为，龟兹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艺术，它的特点是创造赋有意识和意志的超自然物的虚幻形象。其宗教职能有：膜拜职能、教育职能和审美职能。
3、语言文字
中亚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地区，对这一地区不同语言文字的研究也是历年学术论文的一个重点。林梅村《中国所出佉卢文研究目录》（马大正等主编《西域研究与考察》）介绍了流散于伦敦、巴黎、柏林、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新德里、京都各地及收藏于国内和田、乌鲁木齐、北京、西安和旅顺等地的佉卢文资料。他在《祁连与昆仑》（《敦煌研究》4期）一文中探讨了“昆仑”一词的来源，认为它是吐火罗语kily
oun一词最早的汉语译名，是汉语词汇中最早的印欧语词汇。侯尔瑞《“可汗”一词源流》（《语言与翻译》4期）认为，“可汗”一词为北魏初期统一了漠北的柔然政权最先使用。在古代和现代各民族语言中“可汗”的读法并不一致，含义也各有其说。哈比毛拉在《哈萨克古文字与天山北麓石刻》（《新疆大学学报》3期）一文中指出，哈萨克先民曾经使用过突厥文和锡尔河文，这两种文字的字母在天山北麓的石刻中大量出现。
维吾尔语在突厥诸语的研究中论文居多、涉及面广。李瑛国《维吾尔文的发展与明清时期的运用》（《语言与翻译》3期）指出，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维吾尔文，从元代的“‘察哈台文”发展到清初已完全取代古回给文，广泛运用于文学、史学、经济、天文、地理等学科中，成为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阿不都鲁甫·包拉提的《察哈台语在维吾尔语词汇中的作用》（《语言与翻译》2期）一文则进一步指出，察哈台语在现代维语中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仍被继续使用。研究维语的文章还有刘平《19世纪末清朝在新疆的语文政策及其实践》（《西域研究》2期）等。
从语言比较的角度研究中亚民族语言的文章有海木都拉·阿不都热合曼的《浅谈日语与突厥语的部分结构类型》（《语言与翻译》2期）认为，日语和突厥诸语在语言构词方面有其相似之处。日语和突厥语均属粘着语，二者除具有粘着语的特点要素外，日语有屈折语及分析语的特点和要素，而突厥语具有分析语的类型、特点和要素。此外还有刘珉《汉维语对比说略》（《语言与翻译》3期）、高尔铿《塔吉克语语态结构剖析——塔汉语系对比刍议》（《语言与翻译》3期）等。
4、文学
本年度研究有关中亚各民族文学遗产的成果很多。
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仍是学者们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题目，而且研究角度越来越广。刘志霄《11世纪维吾尔社会思想与“福乐智慧”》（《西域研究》1期）指出重法规的制约力、强调精神的制约力是11世纪维吾尔社会思想的主要特点，也是喀拉汗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频遭破坏之后的必然产物。代表这一时期维吾尔社会思想的主要人物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他集11世纪维吾尔社会思想之大成，写下了哲理长诗《福乐智慧》。有关的文章还有刘宾《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思想史背景》（《西域研究》1期）、刘魁立《福乐智慧的象征体系》《西域研究》1期）、吴冶的《“福乐智慧”的喜剧艺术特色》（《丝绸之路》6期）、张雪莲的《“福乐智慧”中的日出王形象》（《新疆大学学报》4期）等。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是我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对它的研究也是每年度中亚文学研究的重点。郎樱《我国三大英雄史诗比较研究》（《西域研究》3期）从三大英雄史诗的比较出发研究了《玛纳斯》。她指出，三大英雄史诗是典型的东方史诗，它们有别于西方史诗的共性，同时由于分属不同民族，流传于不同地域，三大史诗又各具特色。共性表现在：“征战”是三部史诗的主要构成部分，每部史诗都塑造了一位贯穿于史诗始末的主要英雄；规模上的宏伟性也是三大史诗的共性。三大史诗在美学特征、人物形象塑造、传承形式、叙事结构和发展结构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另外研究《玛纳斯》的文章还有王仲明《论“玛纳斯”的英雄主义精神》（《西域研究》3期）、李绍年《“玛纳斯”是一部语言文化渊源的详解辞典》（《语言与文字》4期）、张彦平《玛纳斯的语言艺术》（《西域研究》3期）等。
关于西域文学史的研究。郝延霖《论西域散曲作品的喜剧色彩》（《西域研究》3期）认为，西域散曲家的作品比起传统的诗歌在形式上有较多的自由；语言上不避俚言俗语；内容上，市井生活、庄稼人的思想，调笑的故事，皆可入曲。加上西域少数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幽默、豪放、开朗的性格，使得他们的散曲作品具有浓郁的喜剧色彩。黎蔷《西域文学艺术的戏剧化》（《敦煌研究》1期）认为，印度佛教传入西域与中原地区后，佛教文学艺术也随之传入。其古老的文学艺术形式（文学指印度语言文字、佛教诗歌、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艺术则指印度佛教音乐、舞蹈、杂技、美术与建筑）移植于西域丰腴的文化土壤，逐渐融汇贯通而化合为一种崭新的表演艺术形式，即西域戏剧。
此外纵横《“敕勒歌”辨误》（《内蒙古大学学报》3期）指出，《敕勒歌》是敕勒人创作的民歌。斛律金是《敕勒歌》的演唱者而非作者。它产生的时期为5世纪中后期。
本年度关于中亚研究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著作。如马大正、王嵘、杨镰主编的《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内容包括国内外学者对19—20世纪西域考察活动及其学术遗产的评估和学者们对西域历史、考古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吴玉贵的译著《中亚史纲要》（加文·汉布里著，商务印书馆）等。
本综述旨在为中亚研究者提供方便，因论著的覆盖面广、内容繁多，在摘录和介绍时不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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