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中亚史研究综述
贾依肯
本年度的中亚史研究在以往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出版的专著、译著约２０多种，学术论文３００余篇。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各方面的侧重点与往年的不尽相同。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的研究是我国中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余太山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有关原始史料作了较全面的梳理，考述了六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原与西域关系，并就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崔明德著《隋唐民族关系探索》（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从不同的角度对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探讨。
论文以探讨唐朝时期的有关问题为主。杨圣敏《论回纥与唐朝的关系》（《中亚学刊》第４辑）认为，７４５年以前，回纥与唐之间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之后，回纥控制漠北，双方关系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这种关系依双方力量的消长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唐朝的属国时期（７４５－７５６年）、平等抗衡时期（７５６－７８７年）、父子国时期（７８７－８４０年）。楼劲《汉唐的外事体制与丝路古道上的外交模式》（《敦煌学刊》１期）认为，汉唐的外事体制表现为一套渊源流长的大一统世界秩序观的实践和发挥。它是以内政为本，外事为末；以羁縻不绝式控驭为主要方略，辅以攻守战备；通过内外体同用异的行政建制和礼法规范来具体处理外事的体制。汉唐在丝路上展开的外交活动，是上述外事体制逐渐充实和定型的关键及其具体运作的一个最重要领域。朝聘往来之制，是汉唐王朝规范和衡量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帮交的基本模式。李大龙《回纥派往唐朝使者述论》（《西域研究》４期）、陈国灿《唐开元西州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西域研究》１期）等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王思治、吕元聪（香港）《１８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清史研究》１期），则论述了康熙皇帝处理西北边疆复杂局势的举措和平定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的乌兰布通战役。
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从职官制度和行政机构、建置角度论述的文章也较多。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１期）认为，该官职起源于秦。东汉时正式设置，魏晋时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郑炳林、冯培红《唐五代归义军政权对外关系中的使头一职》（《敦煌学辑刊》１期）指出，使头是归义军政权派出通使周边的使团最高首领，是唐五代归义军政权为处理错综复杂的周边关系而专门设置的官职。
田卫疆《蒙元时期新疆建置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１期）指出，蒙古时期的军政管理机构和职官设立，体现了内地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统治，是汉代以后历代中央王朝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管辖统治的延续。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新疆大学学报》４期）认为，１８８４年新疆建省，将边疆与内地划一治理，是国家统治方式近代化的标志之一。这对其后建立台湾行省和东北三省及议设蒙古行省产了深远的影响。
西辽史是中亚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方面的论文有，拜合提亚·吐尔逊《耶律大石与喀喇契丹帝国的建立》（《历史论集》，厉声、安尼瓦尔·阿布里米提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论集》），对耶律大石西行前的经历及其创建喀喇契丹帝国时，在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表现出的非凡才能进行了论述。纪宗安《耶律大石治西辽国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认为，耶律大石建西辽帝国，在行政军事方面执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经济上薄赋轻税。对各属国因具体情况而治，并给予一定的自治权，从而使西辽中央政权的统治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较高的军队素质和赋有特色的战略战术，使西辽军队成为１２至１３世纪之间，中亚地区最完整强大的军队。
关于新疆建省后的有关问题的探讨，陈国光、徐晓光《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认为，新疆地区作为清朝政府行政辖区的一部分，行政体制管理方式由清政府专门规定。因维吾尔社会普遍信奉伊斯兰教，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基本运用伊斯兰教法和维族习惯法。司法审理方面，严重者由国家司法机关管辖。王东平《清代新疆马政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期）、《晚清新疆马政述论》（《西北民族研究》２期），系统阐述了清代新疆的马政。前者认为，清统一新疆后，出于军事、屯政、交通、邮驿的需要，对新疆的马政很重视。一方面同哈萨克等游牧诸部进行绢马贸易；另方面在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尔巴哈台等地创办了官营马厂。这对新疆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指出，晚清新疆马政处在近代社会的变革时期，是清代新疆马政演变的重要阶段。
对新疆现代史的研究，侧重抗战时期。论文有朱培民《抗日战争在新疆》、陈超《新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纪大春《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时局与新疆和平的实现》（《西域研究》２期、３期）、魏长洪《辛亥塔城和谈钩沉》（《论集》）、罗绍文《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４期）等。
二、军事
与以往相比，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较多。杨铭《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第４辑）指出，节度使制是吐蕃统治河、陇地区的最重要、根本的制度。吐蕃先后设置了青海、鄯州、河州、凉州和瓜州五节度使，并以大臣驻跸河州等地，指挥河、陇五节度使。杨铭、何宁生《曹(Tsar)——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西域研究》４期）认为，本世纪以来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书中的藏语术语Tsar,源于汉文的“曹”。&127;它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级基层兵制。此兵制乃吐蕃占据这些地区后，对唐兵制“曹”的承袭。张国庆《辽朝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后勤制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４期）指出，辽军以狩猎代军训，增加了物质又训练了军卒的射杀技能；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造就了以骑射为特色的，强大而颇具战斗力的军事武装力量。辽军前中期的军队出征，不备粮草，实行现行抄掠的军事后勤制度，有利有弊。１３世纪蒙古的崛起、成吉思汗的西征，对中亚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音图《关于成吉思汗的战争观》（《内蒙古社会科学》４期）认为，以战止战，以战强国，以战扩疆，以战养战的战争观贯穿其整个战争生涯。王劲、苏培新《试论西北诸马军阀的几个特点》（《兰州大学学报》４期）认为，西北诸马军阀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三、经济史
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下册）（新疆人民出版），收录了关于新疆牧业、水利、纺织、种植、石油、交通、贸易等方面的２０多篇论文。
从宏观上探讨的文章有：李清凌《魏晋十六国各民族政权竞争下的西北经济》（《甘肃社会科学》５期）指出，私家地主所有制与小自耕农所有制兼并与反兼并、强夺与反强夺的矛盾斗争，和它们要求国家政权保护其经济、政治利益的一致性，是当时历史运动的本质。魏晋南北朝包括西北的我国社会动荡的根源是有巨大经济、武装实力的世族地主所有制发展的结果。刘迎胜《蒙古时代中亚社会经济研究》（《中亚学刊》第４辑）认为，从西辽时代至元末的二百余年，中亚处于以游牧、农耕混合类型经济为主导的统一政权控制下。整个中亚东西部之间经济上有明显的差异，不具备形成统一市场的条件。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以及地理上的距离是最终造成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根本原因。蒙古的统治对中亚经济文化的破坏极为严重。潘志平《清季俄英殖民主义势力对新疆的经济侵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在殖民主义特别是沙俄殖民主义侵略下，清末新疆的中心市场基本上为俄商垄断资本把持。总体上，新疆商业贸易已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有关论文还有管守新《刘锦常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４期）、魏长洪、孙波辛《试论新疆三区革命后期的经济建设》（《新疆大学学报》３期）等。
关于农业经济。樊志民《秦霸西戎的农史学观察》（《敦煌学辑刊》１期）认为，秦霸西戎是初秦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秦与诸戎的斗争，对保卫关中农区先进农业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而秦与诸戎的融合，为调整周秦传统生产结构，建立新的富国强兵体制创造了条件。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研究》第１卷）探讨了唐平高昌，立西州后，力图把西州田制纳入“均田”轨道的问题。指出唐代西州部田授受数处分布与当地的土质、水利有关。荣新江《〈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西域研究》１期），对出土而未公布的户籍文书进行了初步整理，认为该文书为研究西州田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资料。伊力哈木.&127;托合提《维吾尔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１期）则指出了维吾尔社会经济落后的诸因素：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不利；体制与政策的原因；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布局不合理；人文、文教、卫生落后等。并提出发展维吾尔社会经济的对策与建议。
关于商业贸易。姚继荣《明代西北马市述略》（《清海民族学院学报》２期）指出，明初对蒙古族的封锁政策是导致蒙古族对明朝沿边“寇抄不已”的重要原因。明隆庆以来开设马市，其初衷在于维护边防，控制蒙古。客观上促进了区域间和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缓解了明蒙之间长期尖锐对立的矛盾。潘志平《清季新疆商业贸易》（《西域研究》３期），依据乡土志资料，从商业城镇的发展和私商的崛起、商贸活动特点和市场结构几方面，探讨了清季新疆的商业贸易。此外，还有杜常顺《清代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民族研究》１期）、庄鸿铸《新中国初期中苏三大合营公司始末》（《新疆大学学报》２期）等文章。
关于货币经济，专著有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论文有张新革《试论王树枬的货币思想及造货活动》（《新疆大学学报》１期）和陈延其《新疆三区政府货币的历史考察》（《西域研究》３期）等。
四、民族史
本度年这方面的专著颇多。主要有吴景山著《突厥社会性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婚姻形态等方面入手，对突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杨富学、牛汝极著《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利用新发现的回鹘文书，结合汉籍史料的记载与敦煌壁画，对沙州回鹘史进行了新的研究。拓和提著《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就维吾尔族史研究中，族称、族源、历史上所建国家及地方性政权的性质、特征和文学艺术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西仁·库尔班、马达力汗、段石羽著《中国塔吉克》（新疆大学出版，１９９４年），全面论述并介绍了我国塔吉克的历史、生活环境、民俗、信仰、语言、文学艺术和其它一些文化现象。樊保良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与丝绸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论述了中国北方、西北少数民族对于开发、经营、维护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经济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以丝路为纽带所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民族关系。
论文方面，综合研究的有：魏良弢《关于加深西北民族史的几点具体意见》（《民族研究动态》１期）认为，少数民族古籍的汉译、出版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础。其中三部书应先译出，即沙·马合木·楚刺思的《编年史》、《１５至１８世纪哈萨克史料》、《吉尔吉斯史料》。王宗维《秦汉及其以前我国西北民族活动的特点》（《西域研究》３期）认为，西北区域诸民族绝大部分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蒙古人种。先秦时期，阿尔泰语系民族占优势。周秦建立后，汉藏语系民族占优势。在原始社会，其生产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流动性大。奴隶社会时期，特别是中原王朝统治力量加强时，其迁移活动往往与中原的兴衰相联系。。续建宜《中世纪早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规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４期），通过对７－８世纪中亚和东欧草原游牧民族社会发展史的综合考察，指出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没有土地和定居的全游牧到有相对固定营地和道路的半游牧，再到农耕与定居并行发展的半游牧。于是具有统一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统一的政治机构和正规军队以及统一文化的草原帝国的出现。钱伯泉《从血红蛋白病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渊源及迁徙》（《西北民族研究》１期），对西北汉、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的历史渊源和变迁从遗传基因角度进行了探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所属纷论不一。郑晓瑛《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人种成份研究》（《考古与研究》３期）对本世纪以来我国西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总结，认为在敦煌以东的河西地区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秦汉以前的各种古代文化类型的居民，都属蒙古人种支系类型。而在新疆境内，秦汉以前的已知属高加索人种居民的古代文化遗址则向东分布到现在的哈密地区，未越过新疆甘肃的交界区。指出西北地区人种成分的研究至今仍处在资料积累和初步研究阶段。
族别史研究丰富多彩。
１、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王宗维《卢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２期），探讨了二者的族属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二者最初是独立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直至十六国时期仍有各自的名号。两族后来融合于汉族，其过程是同步的。月氏由北狄变成西戎，而卢水胡属西戎。卢水胡与小月氏为匈奴说、西羌说或同族说均不能成立。李志敏《支胡考——兼谈秦胡在史册消失问题》（《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认为，“支胡”即“秦胡”之异称，指塔里木盆地土人，与大小月氏无关，与塞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余太山《第一贵霜考》（《中亚学刊》第４辑）考述了第一贵霜王朝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时间。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４辑），考述了９世纪后半叶、１０世纪初次登上历史舞台的龙家部族的渊源、形成及其兴衰，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
５世纪称霸大漠南北的游牧奴隶制国家柔然汗国重视西域经营，大量西徙原居漠北的高车、丁零、铁勒部落。薛宗正《柔然汗国的兴亡——兼论丁零、铁勒系族群的西迁与崛起》（《西域研究》３期）认为，柔然汗国的西域经营和统治是丁零、铁勒系族群定居和主宰西域的历史序曲。
关于吐谷浑。杨茂盛、郭红卫《试论宗族部族汗国吐谷浑》（《民族研究》４期）认为，吐谷浑部族的形成和国家的建立，并未经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途径，而是走了一条宗族——部族的发展路子。杨茂盛《试论吐谷浑长期存在的原因》（《北方文物》３期）则探讨了吐谷浑汗国长期存在的诸因素。
关于粟特人。刘波《敦煌所出粟特语古信扎与西晋之际敦煌姑藏的粟特人》（《新疆文物》３期）讨论了4世纪前后粟特人在敦煌一带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王尚达《唐代粟特人与中原商业贸易产生的社会作用和影响》（《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认为，粟特人与唐朝内地的商业贸易由于各自生产力的发展，及唐朝强大的政治统一和军事保障，便利的交通和友善的民族政策而达到高度繁荣。这对当时中原及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突厥的论文较多：许序雅《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亚学刊》第4辑）结合9至10世纪中亚整个历史形势，论述了突厥人在萨曼王朝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及其原因，以及突厥人在政治上战胜伊朗族人的进程。揭示了十世纪中亚突厥化广泛开展的原因及特点。本文对萨曼王朝的历史分期，在史学界尚属首次。吴玉贵《贞观年间西突厥历史考述》（《中亚学刊》第4辑）认为，贞观年间的西突厥历史，实为西突厥内部各派系之间及西突厥与其属部之间混战的历史。西突厥的长期动乱，严重破坏了西突厥及西域各国的经济发展，妨碍了东西之间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唐太宗平定西域，结束了西域的混战局面，为唐高宗进一步经营西域打下了基础。为盛唐繁荣的东西交通创造了一良好的开端，同时对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刘锡淦《关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变之我见》（《新疆大学学报》３期）认为，西突厥十姓部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有其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体现了部落的社会地位。护雅夫《突厥之君主观》（朱悦梅、白牛译《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认为，鄂尔浑碑铭中的qut&127;一词为“天神赐予人类，特别是君主们的神力”之意，而非学界所云“君王之运”、“好运”、“命运”等意。qutlu
一词为“天神所赐神力”。进一步得出结论：突厥人相信他们的君主（可汗）身怀上天的神力（qut），&127;突厥人之君权神授观点在匈奴人中早有反映。
２、维吾尔（回鹘）史。薛宗正《回纥汗国的创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论回纥对唐关系的历史推移》（《新疆大学学报》２期）认为，回纥汗国狂飙式的崛起是8世纪中叶漠北、中原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历史产物。骨力裴罗称汗建国乃乘后东突厥汗国覆亡之机；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则恰值唐朝内乱、国势中衰。回纥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与唐建立了马绢互市关系，开创了游牧民族政权与农业民族政权之间互补关系的先例。但随两国强弱的变易，这种邦交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位序颠倒。牛汝极《英国和土耳其所藏维吾尔文献及其研究》（《新疆文物》３期），拓和提《日本对我国维吾尔历史的研究》（《民族研究》３期）介绍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情况。
３、塔塔尔族。周泓《我国塔塔尔族历史来源略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５期）认为，塔塔尔族是中国古代突厥汗国的塔塔儿部，即鞑靼本部，经与蒙古及金帐内的钦察人、保加尔人等融合而成。塔塔尔人迁徙新疆始于19世纪20、30年代。主要从喀山、乌法、斋桑、突曼、斜米列齐、西伯利亚等地，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北部的塔城、霍城、吉木乃等地。只有少数经中亚过塔什库尔干至新疆南部。
４、土库曼人。许涛《关于土库曼人的历史性大迁徙》（《新疆大学学报》２期），论述了16世纪末17初至19世纪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土库曼族向南部的大规模迁徙及其原因，认为这对近现代土库曼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５、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何星亮《哈萨克族的制度文化》（《甘肃民族研究》２期）、《柯尔克孜族的制度文化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２期），从社会组织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和亲属制度等方面探讨了两个民族的制度文化。
６、裕固族史。高自厚《论裕固族源流的两大支系》（《西北民族研究》１期）指出，研究一个民族的族源，不应有一元论、二元论、多元论的定式，应从一个民族的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裕固族全部历史和今日状况，有力说明裕固族源流中的两大支系：古代回鹘和古代蒙古。二者相互融合构成了新的民族特征。黄民兴《阿富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抵抗运动》（《西域研究》１期），分析了五十年代的阿富汗政局，认为当时阿富汗知识分子建立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以反对王室的现代化政策。亲苏势力上台后，尤其是苏联入侵后，上述组织开始了抵抗运动，同时内部也出现了意识形态、种族及宗教上的分化，加上支持前王室的伊斯兰传统力量加入抵抗运动，派别分歧愈演愈烈。因此，苏联撤军及纳吉布拉垮台后，抵抗运动各派开始了内战，给阿富汗国家的重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五、考古
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为深入研究该地区古代历史文化、探析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新疆人民出版社），汇集了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十年间新疆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重要成果，收入田野考古报告６６篇，涉及新疆地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唐时期乃至喀喇汗王朝等不同阶段的各个领域。孟凡人著《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系统地梳理了简牍群，探讨了佉卢文简牍的年代，为学者们研究西域有关问题，正确使用简牍文书创造了便利条件。
陈光祖（美）《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１期）认为，新疆金属时代的十个文化分期有其空间上、年代上和文化内涵上的界限，大致相当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文章还探讨了中国中亚地区各考古文化之间及这些考古文化与邻近地区考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王炳华《近年新疆考所见唐代重要史迹》（《唐研究》第1卷），通过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新疆地区存留至今的一些古迹进行了考证，认为，位于哈密地区巴里坤县东北的大河古城实为唐伊吾军地。塔什库尔干石头城是古揭磐陀国都城，亦是唐葱岭守捉之所在，其历史文化价值不容轻估。察吾呼文化是近年来新疆地区发现的一支考古文化，它的发现为研究天山南麓一线的考古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周金玲、刘学堂《察吾呼文化的物质生活之探索》（《新疆文物》３期）指出，察吾呼文化是亦牧亦农的双重“混合型”经济形态的民族创造。另外，《察布查尔县索布墩布拉克古墓群》和《阿克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新疆文物》２期）都反映了与塞人有关的考古文化遗存。
铜鍑是从欧洲多瑙河流域一直到我国黄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使用的炊器和祭祀用具，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王博《亚欧草原青铜鍑及其相关问题》（《新疆大学学报》４期），介绍了鄂尔多斯、南西伯利亚、塞人、斯基泰和萨尔马特的青铜鍑特征及其相关年代。认为青铜鍑存在地域性差异，并构成了地域内的器物特征，推测它的族属很有意义。李肖、党彤《准噶尔盆地周缘地区出土铜器初探》（《新疆文物》２期）认为，准噶尔盆地周缘的青铜文化，早期受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影响较深，发展到中期才开始同鄂尔多斯、中亚地区发生较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同盆地周缘的民族迁徙，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贸易分不开。
近几年，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岩画所反映的历史内涵。魏良弢《岩石浅雕绝非原始社会作品》（《西域研究》３期）则指出，在研究中不能轻率地将岩石浅雕命名为“岩画”，并把它视为原始社会的作品，当作史料来解说和证实人类远古的历史活动及其心理状态。要使岩石浅雕的研究真正科学化，应先正其名。
新疆考古学是我国考古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恩国《论新疆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新疆文物》２期）对新疆几十年的考古研究进行了总结。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见意。认为新疆至今末发现象样的石器时代遗址的原因是：客观上，新疆处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石器时代的遗存表现形式是细石器文化，这种文化难以形成地层，更谈不上聚落形态。故虽在新疆发现很多，分布较广，但多是采集品，没有绝对依据，因此时代上无把握。主观上，缺少规划，没有系统的调查和发掘。
六、历史地理
张广达著《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内容涉及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学、民族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全书集中了作者１９９０年以前的学术成果精华。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2卷 商务印书馆），收入了原书1至9编的内容。满达人根据日本《世界历史事典》“中亚”篇，编译了《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中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西部（包括内蒙古、西北诸省、区和西藏等地区）的文献史料。
论文内容涉及古代的交通地理、地名地望和清代边界等问题。李崇新《〈穆天子传〉西行路线研究》（《西北史地》２期），介绍了本世纪有关专家的各种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张志坤《张骞出使西域路线辩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３期）认为，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时间分别为公元前１３８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和公元前１１９年。两次的路线不同。徐伯成、程鸿运《浅论唐代丝绸之路过天山路径》（《西北史地》４期）认为，唐代丝路即丝绸之路总称的北道。其过天山的路径为：经伊州、西州，走白水涧道，过天山沟谷带，经达板城、轮台出天山。过张保守捉、乌宰守捉继续西行，该路在远古即已开通，在历代商贸活动中得以运用。李军《唐代“银山道”》（《新疆文物》１期）认为，今之国道３１４线即唐代连接古代高昌与焉耆王国的“银山道”。即由高昌经托克逊穿越苏巴什山谷到达焉耆的路线。高永久《中亚地名“马维兰纳赫尔”考证》（《兰州大学学报》１期）认为，该地名是随阿拉伯对中亚的入侵而出现于穆斯林文献的新术语。意指阿姆河右岸的区域范围，后用于指“两河间”——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该词由最初表示地理概念，演化为具有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文化区域概念的专有名词。楼兰国都城是当今楼兰考古的一大疑案之一。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文物》６期）认为，楼兰国最早的都城——楼兰城非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那座古城，而是斯坦因在罗布泊北岸发现的另一座古城。戴良佐《唐庭州西海县方位初考》（《新疆文物》２期）认为，额敏河北岸的唐之古城有可能是西海县治之城镇，也是清海军驻军之地。是当时庭州西往碎叶路赴中亚各国的驿站之一。为《元史.&127;耶律希亮传》中的叶密里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也迷失城。在《唐渠梨今地考》（《西北史地》１期）一文，作者指出渠梨在今阜康市内。
清代中俄边界划分问题在学术界争议较多。吕一燃《图理琛〈异域录舆图〉托讷山碑非中俄边界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舆图〉中的山碑是为纪念康熙三十五年皇帝亲征噶尔丹的功绩而建的纪功碑。位于外蒙克鲁伦河上游北岸僧库尔河（今蒙古国境内臣赫尔河）东，塔尔集尔集河（蒙古国境内木伦河）西，巴彦赫附近。樊明方《“布连斯奇界约”与唐努乌梁海北境中俄国界的确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期）指出，１９２７年８月签定的《布连斯奇界约》，对唐努乌梁海北境的中俄国界作了具体规定，并载入了两国全权大使签定的国际条约之中，使唐努乌梁海作为中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得保证。
七、文化史
１、总论
关于中亚区域文化和族别文化的研究，专著有钟进文著《裕谷族文化研究》（中国民航出版社）。论文有，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4辑），介绍了迄今为止在新疆境内已发现的所有远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并将其划分为九种文化，十三种类型和一处遗址，分析了它们的时代属性和绝对年代。在《新疆史前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５期），作者对过去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和反思，并对新疆史前文化进行了重新估计。阿合买提江·艾海提《对新疆古代文明的再认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３期）认为，根植于新疆的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古代文化，在与其周围古文明中心发生联系之前，就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经济——文化类型，从而决定了发轫于此，并延续发展到近代的整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的那种过份强调各古文明对新疆古代文化的影响，忽视新疆古代居民所创造的自身具有明显的地区或民族特征的文化，会导致研究走向“外因论”的误区。茆永生、茆永福《新疆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西域研究》３期），分析了影响新疆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内外因素。
探讨中原文化与中亚、北亚文化的相互关系，仍是这一领域不可或缺的课题。肖瑞玲《匈奴文化与中原文化价值观之比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３期，揭示了两种价值观形成的不同社会、经济、历史根源，探讨了二者的精华及现实意义。钟年、孙秋云《宋元时期游牧与农耕文化的冲击毁伤》（《史学月刊》４期）指出，游牧与农耕的对垒乃亚欧大陆数千来未易之基本格局。这是由自古存在的两种特征迥异的经济类型所导致。在中国，两种文化的冲突、互补及交融在宋元数百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2、宗教
马良骏著《考证回教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论述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史及信仰该教的民族历史。杨富学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甘肃文化出版社），阐述了西域、敦煌历史上的宗教问题。
袄教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始于公元４世纪。高永久《西域袄教考述》（《西域研究》４期）指出，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袄教在新疆地区逐渐消亡。但袄教的遗风在柯尔克孜、哈萨克、蒙古诸民族中，作为风俗习惯保留至今。哈密屯、牛汝极《泉州出土回纥文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学术集林》第5卷）认为，元代泉州景教声势浩大，教徒众多。其中有随军的畏兀尔人，也有南下的来自北方的汪古部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受元朝的恩待，其景教信仰因受元政府的保护而迅速发展。陈国光《清朝统一新疆后对穆斯林民族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甘肃民族研究》２期）认为，清政府对新疆伊斯兰教的政策是从乾隆统一新疆初期确定实行的。嘉、道、咸、同各代因情势变化而有所改。总的来说，清政府允许新疆各民族保持其正常的宗教生活，限制和取缔违反清政府法令的各种活动。但上述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３、语言
王远新著《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介绍了国际阿尔泰语言学的研究情况，探讨了突厥语的历史发展，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突厥语演变的特点。此外，胡振华编著《柯尔克孜语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
在我国史籍中，古代柯尔克孜有“隔昆”、“坚昆”、“契骨”、“纥骨”、“结骨”、“黠戛斯”等称谓。加拿大学者E.G.Pulleyblank&127;在《柯尔克孜族称考》（《阿尔泰学论丛》第１辑，１９９４年）一文中，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了这种变异，认为搞清这一问题对研究古代突厥语言具有重要意义。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还有，林梅村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该书是作者十年来研究西域文明史的成果，共收入论文３０余篇。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主编的《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图册（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收录了文物图版４５０幅，其中包括流失于德、英、日、俄、韩国的大量文物及近几年田野考新出土的遗物。论集有，陈高华、余太山主编的《中亚学刊》（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录了有关中亚历史研究的论文１０篇。李详瑞、牛汝极主编的《阿尔泰学论丛》第一辑，９４年），内容以国内外学者对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论文为主。译著有，吴玉贵《唐代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耿升《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中华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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