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曾经出版“姜亮夫著作选本”８种，在此基础上又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推出２４卷本的《姜亮夫全集》，使学界得到研习参考的方便，而一位学术巨人的科学风格，也明朗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姜亮夫全集》由以王元化、李学勤、季羡林、汤一介、饶宗颐为学术顾问的姜亮夫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定，收有《楚辞通故》、《楚辞书目五种》、《重订屈原赋校注》、《二招校注》、《楚辞今绎讲录》、《屈原赋今译》、《楚辞学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概论》、《敦煌碎金》、《敦煌学论文集》、《中国声韵学》、《古汉语语音学》、《昭通方言疏证》、《古文字学》、《甲骨学通论》、《诗骚联绵字考》、《古汉语论文集》、《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史学论文集》、《文学概论讲述》、《词选笺注》、《北邨老人文集》、《成均楼文录》、《陆平原年谱》、《张华年谱》、《日记》、《回忆录》，总计１２００万字。在近年整理问世的名家文集中，就数量和质量而言，均堪称煌煌巨制。

　　 姜亮夫先生的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李学勤先生就此有“宽无涯涘”的评价。据《姜亮夫全集》前言所举，有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为学人所必读的重要著作，其贡献之大，乃世人共见”（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而据姜亮夫先生自己说，史学是他创立学术功业的长期实践的一个“中心”。在《史学论文集序》中，可以看到他这样的话：“我一生治学至杂，但也有个不太明显的中心——古史，往往被楚辞、汉语、敦煌、文学等冲淡，而史学的问题自‘五四'以后，非常庞杂，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我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于是，“下决心走朴学道路，与史学正式接触。曾发愿注《后汉书》，但王先生昆明湖之痛第一想到屈原，所以廿八岁写成《屈原赋校注》，从此对古史接触多了，于是才扩大为古史学的研究。”他还写道：“总的说来，治史是我的治学目的”，“志趣所在，主于古史与近世史”（２０卷第１页，第１２页）。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又说道：“要之以语言及历史为中心，此余数十年根株所在”（１卷第２页）。

　　 对于列于《姜亮夫全集》中第一种专著的《楚辞通故》，姜亮夫先生曾经说：“全书似当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归趣。然予于马列新说不练达，无真知，若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则对学术为伪妄，为不忠实，以媚世冒不诚之罪辜。余钝根人也，性躁而疏，亦颇知其率直浅露，勿事于侜张，其有未达，愿学焉而已。”“辩证唯物主义非强学不可知。余学之不专，敢以真诚为言，虽愚暗莫能通达，浪费精力时间，乃至纸笔、物质，不能不深自检束者矣！”（１卷第２页，第５页）这是１９７６年秋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留下的文字，由此可以察见学者深心的“真诚”和“率直”。那么，在这里，姜亮夫先生所谓“运不中程”的“程”，指的是什么呢？

　　 “程”在这里，应当是指学术的法度、程式、规范、原则。

　　 《孟子·离娄上》开篇就写道：“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按照汉代学者赵岐的解释，“离娄，古之明目者。”“公输子鲁班，鲁之巧人也。”“虽天下至巧，亦犹需规矩也。”孟子接着又说：“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规矩，方员之至也。”以“目力”和“规矩”的结合，则可以不穷其用。孟子以工匠技术为喻言政治文化，《孟子·告子上》又记录了他的名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之工。规，所以为圆也。矩，所以为方也。诲，教也。教人必以规矩。学者以仁义为法式，亦犹大匠以规矩者也。”孟子在这里所讲述的道理，是直接的政治范畴的王道主义或者道德范畴的“仁义”精神的宣传，然而从学术层面来理解，或许也可以借用以强调学术“法式”或者学术的“程”的作用。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中就有这样的论说：“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我们面对现在的社会文化形势，其实同样也可以看到“今之为时文者”中颇多“明目者”和“巧人”“裂规偭矩”的行为，即对于学术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破坏和违背。

　　 久已成为中国学术优良传统的“法式”和“程”或说“规矩”，最主要的是实学的原则。

　　 在关于《楚辞通故》一书总体学术宗旨的陈述中，姜亮夫先生有“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说法。对于这一原则，姜亮夫先生以为“似颇合科学律令，与辩证唯物主义相表里者”（１卷第４至５页）。这种科学风格在空疏之风有所上扬，学术泡沫充溢书市，“徒衣被华采，而运不中程”者大有人在的今天，应当有益于指正学术途径，净化学术气氛。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自叙》中说，他生平治学，在于“以语言、历史相关合，求所以为国宣教，为青年作导游”（１卷第８页）。如果有一些青年学子能够有心继承这种实学传统，发扬这种实学精神，则可以不愧对老一代学者的苦心。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借用孟子的话来形容这种科学的学术风格的传递：“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

　　 我们强调“以实证定结论，无证不断”的实学传统的科学意义，并不是否定博采和创新。就姜亮夫先生的学术实践而言，是始终重视学术视野的扩展和学术方法的更新的。他所谓“五四”以后史学“学说纷起，新材料也时时发现”，自己曾经“在这潮流中，追逐不已，为许多科学性强的学说所震撼”的回忆，就是证明。李学勤先生总结说，“姜亮夫先生于三十年代广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摩尔根、穆勒利尔、梭罗金、涂尔干等人的著作，并于１９３５年赴欧洲，于巴黎大学进修考古学。他与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叶慈、翟理斯等英法汉学家结识，且在法京国民图书馆应王重民先生之邀，检阅敦煌卷子，多有收获，足见他的学术，绝非闭门墨守者可比”（《姜亮夫全集序》）。姜亮夫先生自己也曾经说，他的古史研究，注意利用“我们考古工作大发达”的有利条件，成果中也“有些文化人类学的踪影”，他甚至主张“把自然科学许多说素尤其是材料引入人文科学，来对文史作一些具体分析”，这些都是传统史家无可比拟的。姜亮夫先生对考古文物的重视，特别值得史学工作者关注。他曾经说，当年前往欧洲，“本意想学考古学”，“我看了巴黎的四十多个美术博物馆，伦敦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加深了我如何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籍的想法”，他甚至曾经准备“跟着到希腊、埃及去考古发掘”。姜亮夫先生在古史研究中，也注目“民俗史的舞台”，重视对“由礼俗转化为民俗”（２０卷第２至６页）以及相反“借民俗可知礼俗的根源”（２０卷第１５页）等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他回顾自己学术生涯时，所谓“余一生无他业，日与故纸堆为侣”，然而“生平治学方法，亦多所变革”（１卷第８页）的总结，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如姜亮夫先生自己所说，在追求“铢两悉备，确切深透”的基础上，“为新方法（综合）、新课题而努力，是余之愿也”（１卷第３页）。一方面求实，一方面求新，正是姜亮夫先生学术工作的原则。

　　 姜亮夫先生以治楚辞学和敦煌学知名，然而对于秦汉史研究亦多有令专门治秦汉史者惊异的成就。

　　 姜亮夫先生自己曾经说：“秦代史中，我只写过一小本《石鼓文小考》及一篇《诅楚文考》，《诅楚》已入《楚辞学论文集》一书之中，《石鼓文小考》后来散入《读书朴识》中去了。”这两种成果，严格说来，应当说是“秦史”研究，而非“秦代史”研究的收获。姜亮夫先生这里的“秦代史”一语，体现出将秦史研究前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史的思路，在他的学术意识中大概早已形成。

　　 有关两汉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著，姜亮夫先生说：“即以‘《史》、《汉》优劣'一个小题而论，我同金鹤望先生有过讨论，因搜集一下过去的讨论，即得文至卅多篇，而一切分别专科，如《地理志》、《河渠书》、《艺文》、《食货》等研究的论文也实在不少。我有过一本《读书朴识》，《史》、《汉》的摘记为多，但都是语言文字考证为主，我已收入《商旧录》中。”《桓谭疑年的讨论》则收入《史学论文集》（２０卷第４１４至４３２页）。“还有《国策论》上下两篇，主要是说西汉以‘孝'治国，加深了中国家庭的牢固性，东汉末以义气相尚，一方面成英雄割据，一方面也成为义气相尚的民风，乃至于后世江湖义侠之所由，……”（２０卷第１３页）。

　　 对于也可以归入汉史研究成果的一篇早期文稿《曹子建与洛神赋》，姜亮夫先生有语极诚恳的回忆。他写道：“……残存一篇《曹子建与洛神赋》，金先生说‘思路奇古，未必服人之心'，不知何人说与季刚黄先生知道，他见我时说：‘你学胡适格式，他以类书为文，你连类书都未翻过。……'这是我一生受严师最大的一次教诲，从此以后，不依靠类书，也知道了类书对做学问的限度。不知为何，近年来一位河南大学的同学把原稿送还我，我第一次重见此文，近来想想‘严师为难'，决定连这稿也烧掉，以求心之所安。”（２０卷第１４页）学术大师面对传统实学“格式”和“严师”“教诲”毅然焚稿以求心安的故事，可以看作学术史的珍闻，作为后生学子，读来不能不深为感动。

　　 浏览《姜亮夫全集》，我们得知，《汉书》研究也曾经为姜亮夫先生所关注。《古史论文集》收入《汉书札林》，有关于《汉书》６篇的札记１４条。题下有姜亮夫先生说明：“此余《读书札林》中之残留，全书凡４万余条，在抗战中曾应昆明师范主编之《文史周刊》之求，全稿予之。余遂来去苏、沪间一年后乃归，则知为一族间人所据。云南解放后又见毁。此《汉书》笔记数十条，则录在《汉书》之眉者也。遭“文革”之劫，《汉书》失所在，不意女儿昆武为录者尚存，甚是珍惜，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以其灰烬不忍弃，遂全录入云”（２０卷第４０５页）。作为世纪学者，姜亮夫先生生活和工作的大背景，是“百年间风云变幻，中国的学术进程也是一波三折，路转峰回”（李学勤：《姜亮夫全集序》）。我们不知道已经毁失的姜亮夫《读书札林》“全书凡４万余条”中有多少是“前四史”的笔记，是不是同样“《史》、《汉》的摘记为多”，在感叹世势震荡的同时，自然也深深惋惜其中可能多有秦汉史研究心得的佚亡。而“其实其不中程者尚居半数”的自谦之语，对照姜亮夫先生“我们现在学术上的情形，自吹自打，腼不为怪的情形，如此其多，已大可怪”的批评（２０卷第５７７页），也可以引发我们深思。至于所谓“不中程”，是十分谦逊的说法。“程”，在这里，仍然可以理解为实学的法度和规范，即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学术的“大匠”“规矩”。

（《姜亮夫全集》２４卷，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版，２６００．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