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元朝明朝清王朝
元、明、清三代，是古代中国疆域最广大的时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在达到顶点后开始衰落。由于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点，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其文化专制主义也发展到顶峰，文化和教育日益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巩固专制统治的手段和工具。元代文人地位急剧下降，沦落到“九儒十丐”的地步。明清时期，文人地位虽然得到恢复，但惨烈的“文字狱”又迫使文人从思想到行为逐渐成为专制统治驯服的奴才。正统的诗歌教育也成为传播程朱理学、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
由于思想和思维日益受到程朱理学和专制主义的钳制，形式主义诗风弥漫诗歌领域，这一时期的诗人普遍失去了创新的勇气和本领，往往以模拟古人为能事，从古人的诗篇里去寻找作诗的一丝动机和灵感。而诗歌教育也越来越重视伦理道德的灌输和诗歌形式上的技法。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虽然诗人众多，却再也没有出现堪与“李杜”、“苏辛”比肩的人物。因此，可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黑铁时代。
第一节 元代的诗歌教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元代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第一次将西藏置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是中国历史上统治地域最广阔的朝代。大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三百余年间各民族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自命为中原正统帝制的继承者，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亡南宋，实现了全国统一。由于元朝在政治上奉行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在经济上采取掠夺“汉人”、“南人”的措施，元代统治者始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元朝统治者对各民族文化思想实行开放包容政策，来自西域的各种宗教文化传播很广。而西藏的喇嘛教在蒙古人中影响更加深远，吐蕃萨斯迦人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命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定为国字颁行。在成吉思汗立国期间，道教全真派长春真人邱处机很受宠信，自此，道教对元代统治者影响深远。从元代开国初年起，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窦默、许衡等儒学名士的影响下，元朝历代统治者也在很大程度上逐渐接受了儒学文化，尊孔崇儒成为基本国策。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有发展，程朱理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张。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思想。但实际上，元朝只是利用儒学来笼络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民族和解，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其历代统治者崇信佛教、道教更甚于儒教。由于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元代直到元仁宗时才恢复科举，但也是时开时停。整个元朝总共只举行过15次考试，全部录取的人数只有1061人。和其他仕途相比，科举所占比重微不足道。文人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儒学在元代并没有取得绝对独尊地位，其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蒙古统治者虽然很早就任用了一些汉族文人为官员，如王鹗、赵璧、姚枢、窦默、许衡等，但由于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和元初长时期废除科举，使元代大批汉族士人失去了仕宦前途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元史·选举志一》记载：“（世祖至元）四年九月，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当时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谢枋得《叠山集》卷二）的说法，可见文人地位之低。汪元量的《自笑》一诗就说明了当时儒士的窘境：“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他们虽然摆脱了对统治阶级的依附，却不得不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只能运用自己的学识谋生。大量儒生几乎成了卑贱而无用的废人，有一些人成为工匠、商贾、吏胥，而沦落为奴仆、乞丐的也不计其数。即使是步入仕途的文人，由于职位卑微不被重用，其中一些人也存在着与上层统治者离异的心理。因此，从整体上看，与前代相比，元代士人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更加密切，他们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明显不同的变化，而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更多地适应了民众生活的需求，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
从成吉思汗起，元朝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商业和手工业，与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迥乎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元朝统治者对工匠的重视和保护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工商业的发展促使许多重要城市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元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北方的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马可·波罗行纪》中对元代繁华的都市有细致的描绘。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促进了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和壮大，对元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朝以军事立国，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蒙古大军在铁蹄所到之处，一方面是摧毁当地已有文明，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在元代传入欧洲，而西方的宗教文化也传入中国。大量西域人移居中原地区，他们的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传播各地。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也给汉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杂剧、散曲、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形式，形成了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出身西域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
元代儒学统治地位的削弱、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要求的高涨、文人地位的急剧下降和生存方式的多样化，使得元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风貌。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许多杰出作家的参与和创作，元杂剧率先异军突起，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已经成熟。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是元代最著名的剧作家。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余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录的作品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窦娥冤》、《西厢记》是最著名的杂剧作品。元杂剧的核心部分是唱词，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并一韵到底；而杂剧的“韵白”则直接采用诗词或顺口溜式的韵文。如《西厢记》中“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的唱词就化用范仲淹《苏幕遮》中的词句：“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端正好》）”由此可见，元杂剧的曲词创作受到古典诗词的广泛影响。
伴随着元杂剧的兴盛，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也在元代大放光芒,代表了元代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新诗体承继了传统诗词的因素，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从形式上看，它和杂剧中的唱词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具有相近的语言风格，是“元曲”的一部分。与诗词相比，为了适应即兴抒情和演唱的需要，散曲的形式和语言以俗为美，别具特点。在遵守固定的平仄格律的同时，散曲可根据作者需要随意增加衬字，从一字到十数字不等。散曲的语言（特别是衬字）主要是口语、俗语，因而散曲的语言更自由轻灵，更适宜于表达即兴的、活泼的情感。因此，“尖歌倩意”（燕南芝庵《唱论》）成为散曲的主要艺术特征，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对诗歌的束缚，使得散曲的形式和内容具有崭新的面貌。从内容上看，散曲则远远超出了传统诗词表现范围，更多地表现了市井生活和市民心理。如杜仁杰的《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等作品，颠覆了诗歌的传统题材和思想观念。元代散曲中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非常多，正是元曲与勾栏密切相关的结果。由于礼教观念的淡薄，元代散曲在爱情题材的描写和表现上十分大胆和直白。如名伶珠帘秀在《正宫·醉西施·无题》中发出了“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呼喊，令人有石破天惊之感。散曲作者以汉族士大夫为主，他们也更经常地运用散曲来表达自身的生活感受。由于文人地位急转而下，元代散曲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空幻感和凄凉感，如“王图霸业成何用”（马致远《拨不断·无题》），“盖世功名总是空”（白朴《双调·乔木查·对景》），成为这一部分作品的基调。另一种常见的表述则是对屈原式人生道路的否定和对陶潜式生活方式的向往，如白朴在《寄生草·劝饮》中写道：“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类作品表现了落魄文人对政治的远离和人生的无奈。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作家有200余人，存世作品（小令和套数）4200余篇。
元代散曲作家以文人为主体，汉族士大夫又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如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乔吉、张可久等。他们都接受了传统的儒学教育，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们的创作，使得最初诞生于民间的散曲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存散曲作品多数描写男女风情或歌唱隐逸生活，表现了元代文人对封建礼教和功名利禄的鄙视；少数作品揭露了蒙古贵族的残暴统治，反映了人民疾苦。与诗词相比，散曲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既满足了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下层百姓的娱乐需求，又为文人增加了新的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诗歌教育的效果。
关汉卿号己斋叟，金末元初大都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大戏剧家。他自称“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现存杂剧18部，散曲套数14篇，小令57首。他的散曲表达了鄙视传统伦理的思想和热爱人生、热爱生活的激情。他的代表作是著名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他在曲中抒写了自身的人生情怀，表现了落魄文人的放诞生活。他的散曲描绘男女恋情的作品最多，尤其以刻画女子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见长。如《双调·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此曲真率直白，质朴流丽，刻画入微，体现了其自然本色的风格。如《双调·大德歌·夏》：“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谁画？瘦岩岩羞带石榴花。”曲中生动刻画了女子对情人的思念。他的作品中热情赞美了青年男女的自由爱情，如《仙吕·一半儿·题情》：“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王和卿，生卒年不详，大名(今属河北)人，与关汉卿同时且非常友善。现存小令21首，套数1篇。他的散曲选材粗俗，多表现世俗文化庸俗的一面。其名作是《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吓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扇过桥东。”此曲用语夸张，构思奇特，极具滑稽诙谐之趣。另一名作《双调·拨不断·大鱼》用极力夸大的语言描绘了“神鳌”形象：“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
白朴（1226—1306？）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他自幼曾得到金末著名文学家元好问的精心抚育与亲身教导。他之所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就得益于元好问的教育。白朴幼经金亡丧乱，而后终生不仕，过着优游闲居生活，用杂剧词曲宣泄胸中的不平之气，有《天籁集》传世。其散曲作品今存小令37首，套数4篇。在这些作品中，叹世归隐的主题占了很大比例，如《双调·沉醉东风·渔父》：“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杨堤红蓼滩头。虽无刎劲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曲中表达了作者对现实功名的否定和对遁世退隐生活的向往。如小令《阳春曲·题情》：“笑将红袖遮银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这首散曲表明了对功名的鄙薄态度和文人的无奈情绪，反映了元代文人的人生态度。此外，白朴的散曲中还有不少描写男女恋情或写景咏物的作品，或质朴本色，或清丽淡雅，成就较高。白朴作词较多，其词风继承苏辛，以豪放高旷为主，同时又追求音律的谐婉完整。如他的《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慷慨豪迈，充满了历史兴亡之感。
马致远（约1250—约1321）以字行于世，名不详，晚年效陶渊明之志，自号“东篱”。他是元代创作散曲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散曲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誉为“曲状元”，今存小令115首、套数22篇。马致远早年热衷功名，但仕途却并不得意。长期沉抑下僚使他饱受屈辱，对元代社会的黑暗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他的散曲中，传统文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与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相互交织，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其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最易引起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他的散曲带有更多的传统文人气息，其作品内容以感叹历史兴亡、歌颂隐逸生活、吟咏山水田园风光为主，既保持了散曲的艺术风格，又表现了诗词的意境，语言自然清丽，雅俗相兼。套数《双调·夜行船·秋思》是他的代表作，如其中的《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再如《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争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在曲中，作者将历史的感叹与人生的悲哀融为一体。他的小令别具情致，脍炙人口，如《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仅28字就勾勒出一幅晚秋夕照景象和苍凉萧瑟的意境，充分表达了天涯游子的孤独与彷徨，情景交融，隽永含蕴。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赞其为“秋思之祖”；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赞它“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历城（今属山东）人。曾任监察御史、礼部尚书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曾因上疏言事得罪，辞官隐居多年。晚年以陕西行台中丞前往关中救灾，卒于任上。他著有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现存小令161首，套数2篇。他的散曲多写寄情林泉之乐，也不乏关怀民生之作。他在陕西赈饥时所作的一组《山坡羊》曲，将诗歌中常见的咏史题材用散曲的形式写出，充满深沉的历史感慨。如《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曲鞭辟入里，精警异常，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封建王朝兴亡后面的历史真相，历来为人称道。他吟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有许多佳作，如《双调·雁儿落带得胜令·退隐》：“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山因云晦明，云共山高下。倚仗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山也爱咱。”曲中表达了作者与云山为友、与鹿猿为伍的退隐生活的乐趣。
乔吉（？—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和享有盛名的散曲家，有杂剧《两世姻缘》等11种，今存3种。其散曲有《梦符散曲》，今存小令209首，套数11篇，数量之多仅次于张可久。他在散曲创作上与张可久齐名，明代李开先在《乔梦符小令》的序中称“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他一生穷愁潦倒，寄情诗酒，其散曲多啸傲山水和青楼调笑之作，风格以清丽婉约见长，形式整饬，节奏明快，讲究锻字炼句，雅俗并用，雅丽含蓄中蕴涵天然质朴的韵味，但带有更多的江湖游士气息。如《正宫·绿么遍·自述》：“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他自称“烟霞状元”、“江湖醉仙”，因而这首小令成为其人生经历和处事态度的自我写照。如《双调·折桂令·自述》：“华阳巾鹤氅蹴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篇，翰墨云烟，沓满山川。”他在曲中自比“江湖状元”、“风月神仙”，表现了作者风流倜傥、狂放不羁的性格，是自述心志的杰作。如《中吕·满庭芳·渔父词》：“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几年罢却青云兴，直泛沧溟。卧御榻弯的腿痛，坐羊皮惯得身轻。风初定，丝纶慢整，牵动一潭星。”曲中表现了隐逸者避世而又寂寞的内心矛盾，体现了雅俗兼至的艺术特色。乔吉的散曲在明清时期深受封建文人赏识，影响很大。
张可久（约1270—1348后），字小山，曾任小吏，仕途不得意。平生好游，足迹遍江南。著有《今乐府》、《苏堤渔唱》、《吴盐》、《新乐府》四种，元人胡存善曾辑《小山乐府》，明代徐渭又辑《小山乐府》。其散曲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篇，是元代专攻散曲且作品最多的作家，与乔吉并称元代散曲两大家，有“曲中李杜”之誉。其散曲取材广泛，诸如写景抒怀、男女恋情、叹世归隐、酬唱赠答等文人生活的各方面几乎都有涉及。如《中吕·卖花声·怀古》：“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作者借史事以述怀，表达了封建文人对民生苦难的关心和自身生不逢时的无奈感慨。如《正宫·醉太平·叹世》：“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造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作者在曲中对道德沦丧、贤愚颠倒的人情世态作了辛辣的讽刺。最能代表其形式整饬、格调清丽、华而不艳风格的是大量的写景作品。如《黄钟·人月圆·春晚次韵》：“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这首曲以写景见长，化用唐诗典故，典雅工丽，缠绵委婉。如《中吕·红绣鞋·天台瀑布寺》：“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倚树哀猿弄云尖。血华啼杜宇，阴洞吼飞廉。比人心山未险。”作者借写景表达了对险恶人世的讽刺和批判。由于他的散曲突出显示了散曲雅化的趋势，他成为元代后期散曲风格转变的一个关键人物，其作品在明清时期颇受封建文人欣赏，对明清时期的散曲创作影响很大。他亦能诗，其诗存于《元诗选》。
传统诗歌在元代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虽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它仍然是广大文人表达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的主要文学形式，仍然具有其它文学形式不能取代的地位。从元世宗起，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正统思想意识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元代正统文人的文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元曲作家不同，元代诗人主要是具有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有些诗人本身就是理学家或理学中人，如郝经、刘因、许衡、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等。因此，传统的“诗教”和“雅正”的文学观念在元代诗歌中继续得到继承和发扬。从元代初年开始，崇尚唐诗的风气不断高扬，元代诗人几乎一致地主张诗歌要回到唐代乃至汉魏六朝，对于宋诗多采取摒弃态度。他们力图纠正宋诗长期以来重理智而轻感情的倾向，恢复唐诗所代表的重视抒情的传统。元代诗歌继承了优秀的诗歌传统，广泛反映了动荡复杂的社会状况和不同时期文士阶层的精神面貌。元代诗人这种鄙弃宋诗而专学唐诗的主张对诗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后期诗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世俗社会的生活情调、繁华都市的各种景象、市民阶层的享乐观念也进入了诗歌领域，正统文学也不得不打上商业社会的烙印；而杨维桢“铁崖体”的出现，则把个性化诗歌创作发挥到惊世骇俗的境地，显示了诗歌新的发展趋向。
元代诗人和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清代顾嗣立编选的元代诗歌总集《元诗选》选录了元代诗人340家，选诗19500多首，为保存元诗最丰富的总集。其后席世臣、顾果庭续编的《元诗选·癸集》收录诗人2300余家，选诗5000余首。二者合计共收录2600多名诗人，24600余首诗。元代影响较大的诗人主要有耶律楚材、戴表元、刘因、赵孟頫、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王冕、杨维桢等，他们或出自世族豪门，或长于寒门农家，但都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由于散曲的兴盛，元代词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为散曲所替代，但词人和词作仍有较大数量。唐圭璋选编的《全金元词》收录元代词人200余家，词作3700余首。耶律楚材、白朴、刘因、赵孟頫、虞集、张翥、贯云石、萨都刺等都是元代著名词人，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如虞集的《风入松·寄柯敬仲》,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由于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和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子弟也逐渐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汉化程度很深，因此，元代还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特别是元代后期产生了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少数民族诗人，如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回族诗人萨都剌等，他们的汉文诗歌都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是元代文学的显著特色，也是元代诗歌的一大亮点，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元代诗歌教育的实绩。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是元代著名政治家，又是元初最突出的诗人，今存诗720余首。他是辽代东丹王耶律倍的八世孙，出生于金代末期一个高度汉化的契丹贵族家庭。其父耶律履是金代著名学者，时任尚书右丞，于年届六十得子，欣喜异常，感慨不已：“吾六十得其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所用。”便根据《左传》“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为儿子命名：名楚材，字晋卿。他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儒学教育，精通汉族文化。《元史·耶律楚材传》载：“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他曾随从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远征四方，写下了大量诗歌，其《湛然居士集》收录了660余首诗。他的诗应酬之作颇多，往往流于率易，缺少锤炼。他曾随蒙古大军西征万里，熟悉边疆的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在诗中生动真实地描绘了奇瑰壮丽的西域风光。其西域诗有50余首，其中《西域河中十咏》尤为人称道，如：“寂寞河中府，连甍及万家。蒲萄亲酿酒，杷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唯口腹，何碍过流沙。”“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酿酒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万余里，谁谓乃良图。”这些诗篇是后人研究西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耶律楚材尤其擅写律诗，诗文集中尤多七律。如《庚辰西域清明》：“清明时节过边城，远客临风几许情。野鸟间关难解语，山花烂熳不知名。蒲萄酒熟愁肠乱，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院鹧鸪声。”如《阴山》：“八月阴山雪满沙，清光凝目眩生花。插天绝壁喷晴月，擎海层峦吸翠霞。松桧丛中疏畎亩，藤罗深处有人家。横空千里雄西域，江左名山不足夸。”如《和移刺继先韵》：“旧山盟约已愆期，一梦十年尽觉非。瀚海路难人去少，天山雪重雁飞稀。渐惊白发宁辞老，未济苍生曷敢归。去国迟迟情几许，倚楼空望白云飞。”他的律诗韵律流畅沉稳，风骨雄健豪放，境界开阔，情调苍凉。耶律楚材也能填词，如《鹧鸪天·题七真洞》：“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沈思到酒边？”词中化用黄庭坚的诗句表达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耶律楚材作为契丹后人，十分重视保存辽代文化。现存辽代篇幅最长的契丹语诗篇《醉义歌》就是由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七言歌行体长诗并保存于《湛然居士文集》中。即使抛开其政治上的贡献，仅就其文化上的贡献而言，耶律楚材也是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巨人。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号剡源先生，奉化人。有《剡源文集》三十卷，其中诗四卷。他七岁开始学诗习文，年轻时曾拜南宋末年著名学者王应麟等为师受业。宋末元初，曾历任州府儒学教授。《元史·儒学传二·戴表元传》载：“（表元）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稍长，从里师习词赋，辄弃不肯为。咸淳中，入太学，以三舍法升内舍生，既而试礼部第十人，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篸而辞骫蔟，蔟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施于人者多，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在元初诗人中，戴表元是鼓吹学习唐诗、力矫宋诗弊端的主要人物。他曾流落颠沛于东南地区，其诗如《夜寒行》、《剡民饥》、《采藤行》等记录了当时的民生疾苦。他的五、七言近体诗格调清新，形象鲜明，雅韵秀丽。如《西兴马上》：“去时风雨客匆匆，归路霜晴水树红。一抹淡山天上下，马蹄新出浪花中。”写得新鲜有味。如《感旧歌者》：“牡丹红豆艳春天，檀板朱丝锦色笺。头白江南一尊酒，无人知是李龟年。”诗里流露出作者的故国之思。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容城（今河北徐水）人。他出身儒学世家，天资过人，三岁识字，过目能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初仕于元，后辟官还家。著有《静修集》、《丁亥集》。他是元代北方著名的理学家。在元代前期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元史·刘因传》载：“刘因，字梦吉，保定容城人。世为儒家……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过目即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属文，落笔惊人。甫弱冠，才器超迈，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圣解》。……因所著有《四书精要》三十卷，诗五卷，号《丁亥集》，因所自选。”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倾慕元好问。他的七古气势磅礴，雄奇峭丽，颇有韩愈诗风的余韵，如《西山》中的诗句：“西山龙蟠几千里，力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脚踏苍鳞，一着神鞭上箕尾。”他的七律受元好问影响较深，如《渡白沟》：“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这首诗意境高远，沉郁雄浑，深得元好问诗歌的风致。刘因诗歌作品虽然受到理学观念的影响，但他的一些名作则没有头巾气。如《白沟》：“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诗人高昂自信，揭示了宋朝丧失北方的教训。他的五古诗多学陶渊明，有《学陶诗》一卷。五言小诗多清新活泼，颇有陶诗的风格。如《村居杂诗》：“邻翁走相报，隔窗呼我起：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刘因的词作较多，有《樵庵词》，今存词35首。风格接近苏、辛，于朴素中洋溢豪放之气。如《玉漏迟·泛舟东溪》：“故园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断红尘千丈。不学东山高卧，也不似鹿门长往。君试望，远山颦处，白云无恙。自唱。一曲渔歌，觉无复当年，缺壶悲壮。老境羲皇，换尽平生豪爽。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蒿春浪。”他的文学作品开创了元代理学家创作诗文的先河。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晚号松雪道人，著有《松雪斋文集》。赵孟頫系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因四世祖时南宋朝廷赐第湖州（今浙江吴兴县），遂为湖州人。他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均有很高造诣，特别是书画艺术最为突出，他是元代最负盛名的杰出书法家，又是元代前期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幼年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成。其诗文风流儒雅，清奇俊逸，才气英迈。他的诗以五言古体和七律最为著名。他的五古有汉魏六朝诗的风味，如《咏怀六首》、《古风十首》。他在近体诗创作上推尊唐人，其七律一般以清丽委婉、儒雅风流见长。如《岳鄂王墓》：“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这首诗是凭吊岳飞的诗篇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如《钱塘怀古》：“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烟花非旧游。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山悠悠只自流。自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故国之思流动缠绵于声韵之中。赵孟頫不仅长于诗文，也工于散曲，但数量不多。其中，以他欲纳妾戏赠其妻管夫人的一篇流传最广：“我为学士，尔作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我娶几个吴姬越女，也无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另如《仙吕·后庭花》：“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与其诗歌风格相似，儒雅清丽，更显灵动活泼。《元史·赵孟頫传》载：“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都知道赵孟頫是一个大书法家、大画家，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大诗人。
赵孟頫的夫人管道昇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才子。管道昇（1262—1319）字仲姬，湖州吴兴（今浙江吴兴）人，元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文学家，世称“管夫人”。她是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的后裔，自幼学习诗词书画，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嫁赵孟頫后，夫妻比翼齐飞。她高超的书画艺术成就掩盖了她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她的诗词善于因物寓志，借事抒情，清丽婉约，音韵流畅。她的《渔父词》四首在文学史上颇有名，如其四：“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表达了她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愿望。她的《画梅》、《题竹》、《题画竹》、《寄子昂君墨竹》等诗也流传很广。她最有名的作品是《我侬词》——这是她看到赵孟頫欲纳妾而戏赠的曲子后回应的一首曲词：“你侬我侬，忒煞多情；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寥寥七十余字，夫妻情深跃然纸上。赵孟頫看到夫人的曲词写得情深意重，遂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相偕白首，成就了一段诗坛佳话，这首曲词也因此极有名气。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号称“元诗四大家”。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其诗歌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流行的文学风尚，备受时人赞誉。四人的诗歌创作都宗法唐诗，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风格各有不同。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又因书斋名“邵庵”，世称邵庵先生。著有《道园学古录》，内收诗词、文章。他是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家是南宋后期著名的书香门第，贤才辈出。虞集自幼受家学熏陶，通晓宋儒理学。其父虞汲是宋末进士，也是儒学名士，与元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吴澄友善；其母杨氏亦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南宋末期的儒学名师杨文仲）。虞集三岁起就开始随母亲杨氏读书，后随吴澄学习儒学。《元史·虞集传》载：“集三岁即知读书，岁乙亥，汲挈家趋岭外，干戈中无书册可携，杨氏口授《论语》、《孟子》、《左氏传》、欧苏文，闻辄成诵。比还长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则已尽读诸经，通其大义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参知政事栋，明于性理之学，杨氏在室，即尽通其说，故集与弟槃，皆受业家庭，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授受具有源委。”虞集入仕后逐渐成为元大都最负盛名的文人，历数朝皆受优宠，其诗以典雅精切著称，诗中不乏歌功颂德之作，应酬、题画之作更多，表达叹老退隐情感的作品数量也较多。他擅长律诗，五律、七律都写得格律严谨，恰切典雅，意境浑融，风格深沉。如七律《挽文山丞相》：“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这首诗是元诗中少见的名篇，沉郁苍劲，感人至深。他的词今存31首，大都抒写个人闲愁情思，多无特色，偶有清新雅丽之篇。如《风入松·寄柯敬仲》：“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香罗初剪朝衫。御沟冰泮水拖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金字泥缄。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末尾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化用陆游诗意，短短六字就勾勒出一幅韵味隽永的江南春色图，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散曲仅存《折桂令》一首，颇为人称颂。虞集的诗歌在当时和后世都颇有声名，影响很大。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杭州。《元史·儒学传二·杨载传》载：“（载）少孤，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初，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之。其文章一以气为主，博而敏，直而不肆，自成一家言。而于诗尤有法，尝语学者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则以唐为宗。'自其诗出，一冼宋季之陋。”杨载著有《诗法家数》，提倡写诗学汉魏、盛唐：“须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沈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则又访诸善诗之士，以讲明之。若今人之治经，日就月将，而自然有得，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苟为不然，我见其能诗者鲜矣。”杨载的作品今存《杨仲弘诗》八卷。他的七言歌行劲健雄放，律诗谐婉雅致，绝句蕴藉含蓄。其诗潇洒清空，声律圆润，风格似唐诗。如“放浪天地间，无今亦无昔”（《遣兴偶作》），“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送人二首》）。杨载作诗，在炼字造句上颇下功夫。这同他在《诗法家数》中重视炼句琢对、起承转合是一致的。如“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一联，尤为人叹服。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清江（今属江西）人。有《范德机诗》7卷，辑诗550余首。《元史·范梈传》载：“家贫，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适，长而教之。梈天资颖异，所诵读，辄记忆，虽癯然清寒若不胜衣，于流俗中克自树立，无苟贱意。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耽诗工文，用力精深，人罕知者。”他最长于歌行，诗风豪放超迈又流畅自如。他的五律专学杜甫，颇有杜诗沉郁凝炼之风，如《京下思归》：“黄落蓟门秋，飘飘在远游。不眠闻戍鼓，多病忆归舟。甘雨从昏过，繁星达曙流。乡逢徐孺子，万口薄南州。”他的一些绝句颇有情致，如《浔阳》一诗：“露下天高滩月明，行人西指武昌城。扁舟未到心先到，卧听浔阳谯鼓声。”其思乡情切，颇为感人，近似唐人风调。他在《赠答杨显民四方采诗》中写道；“今人论学古人诗，事皆天者非人为。文章由来贵尔雅，但顾有法何妨奇。”他强调作诗不能一味模仿古人，死守陈法，很有道理。
揭傒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今江西丰城）人，有诗集《秋宜集》。少时家境贫寒，随其父读书，十分刻苦。《元史·揭傒斯传》载：“（傒斯）父来成，宋乡贡进士。傒斯幼贫，读书尤刻苦，昼夜不少懈，父子自为师友，由是贯通百氏，早有文名。”他的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之作比较多，朴实真切。其律诗和歌行以清婉流丽见长，如《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双白鸥过。”他五言古诗含蓄高雅，质朴无华，别有寄托。如《秋雁》：“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此诗暗讽蒙古统治者既掠夺南人财富而又歧视南人的行径，是元代诗歌中罕见的讽刺之作。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竹斋生、煮石山农、放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等，诸暨人，有《竹斋诗集》传世。他出身农家，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终成通儒。宋濂《王冕传》记述了王冕求学的经历：“（王冕）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此后，王冕被会稽儒师韩性收为弟子，博通儒经。王冕淡泊名利，毕生未仕，晚年隐居于九里山。他多才多艺，又是元代著名画家，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其书法、篆刻自成风格，也是一代名家。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对元末的社会现实有真切的感受，他的诗多反映百姓疾苦，谴责豪门权贵，如《江南民》、《冀州道中》等，这类诗风格与杜甫相近。在当时，他以题画诗闻名四方。他曾在一幅《墨梅图》（现藏上海博物馆）上题诗五首。最著名的是他的《墨梅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题诗《墨梅》：“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诗人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这类题画诗或古体，或律体，豪迈孤傲，风格近似李白。如他的《白梅》诗：“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诗人表明了自己独善其身、鄙薄流俗的品格。王冕的诗在明清时期受到许多文人的重视，评价很高，影响颇大。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一号铁笛道人，绍兴会稽(今属浙江)人。杨维桢个性狂狷，是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他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追求超乎寻常的构思和奇特不凡的意象，力图打破元代缺乏生气的诗风，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他的诗论和创作都明显地表现出排斥律诗而提倡古乐府的倾向，他潜心写作古乐府并十分自许，他的学生以此宣扬他为“一代诗宗”。杨维桢所著诗文很多，有《东维子集》、《铁崖古乐府》、《复古诗集》、《铁崖文集》等。他的乐府诗最能体现“铁崖体”的特色，如《鸿门会》、《五湖游》等。这些诗多半是咏史或拟古之作，融汇了汉魏乐府以及李白、杜甫、李贺等人的长处，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使人耳目一新。他的竹枝词、宫词和香奁诗也很著名，如《西湖竹枝歌九首》、《香奁八咏》等。“铁崖体”以雄奇飞动、充满生气的特征与元代中期平稳雅正的诗风背道而驰，在当时特别引人注目，但这种风格受李白、李贺的影响很深，独创性并不高。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有诡异晦涩的特点，也与李贺诗风一脉相承。杨维桢是元末诗坛领袖之一，在东南地区影响很大，追随者很多。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明代诗歌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元代中后期还出现了许多擅长诗、词、曲的少数民族作家，如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回族人萨都剌、蒙古族人泰不华、突厥人迺贤、色目人余阙、回族人丁鹤年等人，还出现了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阿里西瑛父子。他们的汉文诗歌在艺术上都相当成熟，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贯云石和萨都剌。
贯云石（1286—1324）是元代少数民族中涌现出的文学家、戏曲音乐家、诗人和书法家。原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别号芦花道人，维吾尔族人。其祖父为元朝名将阿里海涯，其外祖父是精通汉学的维吾尔族名儒廉希闵。廉希闵是元初三朝名臣布鲁海牙之子。《元史·布鲁海牙传》载：“初布鲁海牙拜廉使，命下之日，子希宪适生，喜曰：‘吾闻古以官为姓，天其以廉为吾宗之姓乎！'故子孙皆姓廉氏。后或奏廉氏仕进者多，宜稍汰去，世祖曰：‘布鲁海牙功多，子孙亦朕所知，非汝当预。'……子希闵、希宪、希恕、希尹、希颜、希愿、希鲁、希贡、希中、希括，孙五十三人，登显仁者代有之。”廉希闵的弟弟廉希宪是元世祖忽必烈的亲信大臣，自幼熟读经书，深通儒家之道，被忽必烈誉为“廉孟子”。《元史·廉希宪传》载：“世祖为皇弟，希宪年十九，得入侍，见其容止议论，恩宠殊绝。希宪笃好经史，手不释卷。一日，方读《孟子》，闻召，急怀以进。世祖问其说，遂以性善义利仁暴之旨为对，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贯云石自幼就常随母亲廉氏住在廉家别墅“廉园”里修文习武，园内有两万多卷藏书，因此，他从小就受到了汉文化的深厚熏陶。
贯云石初袭父职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27岁任翰林侍读学士，是历史上第一个维吾尔族翰林学士。他出身武官家庭，自幼武艺超群，后弃武学文，酷爱汉族文化，学习勤奋，多才多艺，在诗文、散曲方面有很深造诣。他专心致力于学问，潜心研究我国古代典籍，著有《孝经直解》一书。1308年，他北上大都（今北京），从师于著名古文家姚燧。他十分倾慕大诗人李白的豪情逸志，淡泊功名利禄，更醉心于当一名江南隐士，于是称疾辞官，浪迹于江浙一带，与汉族士大夫交游，写作了大量散曲，著称于当时。今存小令79首，套数8篇。《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母廉氏，夜梦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而有妊。及生，神彩秀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暢适，不为形迹所拘。……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偶过梁山泊，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䌷。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攸攸若欲遗世而独立云。”从其经历和诗歌作品来看，他已经是一个高度汉化的文人。
贯云石特殊的身世背景与生活经历，使他的散曲风格豪放洒脱，风格独特，既有北方豪士的爽朗英风，又兼江南文人的清新飘逸之气。如《双调·清江引》：“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曲子表现了他抛弃名利后自由自在的快乐心情。如《双调·殿前欢》：“楚怀王，忠臣跳入泪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作者在对屈原的景仰和历史的反思中，以冷峭荒诞的反诘、奇诡洒脱的讽笑表达了对丑恶现实的蔑视并予以彻底否定。如《中吕·红绣鞋·无题》：“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甚么！”这首曲把两情缱绻表达得异常生动热烈。如《双调·蟾宫曲·无题》：“凌波晚步晴烟，太华云高，天外无天。翠羽摇风，寒珠泣露，总解留连。明月冷亭亭玉莲，荡轻香散满湖船。人已如仙，花正堪怜，酒满金樽，诗满鸾笺。”此曲歌咏杭州西湖，在整饬的格律中仍流动着豪放飘逸之气。如《南吕·金字经·无题》则显得更柔美感伤：“蛾眉能自惜，别离泪似倾，休唱《阳关》第四声。情，夜深愁寐醒，人孤另，萧萧月二更。”
贯云石也擅长写诗填词。他的诗清新自然，感情真挚，豪放洒脱，尤以歌行和古乐府为人称道，有《采石歌》、《君山行》、《观日行》等优秀诗篇，今存诗38首。他的诗或讴歌大好河山，或凭吊历史人物，或抒写思乡之情，或表达摒弃荣华、追求淡泊的愿望。他任翰林侍读学士时写了一首七律《神州寄友》：“沧海茫茫叙远音，何人不发故乡吟。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迩来自愧头尤黑，赢得人呼小翰林。”在浓重的思乡情中依然充满英豪奇纵之气，颇有点盛唐气象。他早期的代表作《桃花岩》充满了奇思遐想：“美人一别三千年，思美人兮在我前。桃花染雨入白兆，信知尘世逃神仙。空山亭亭伴朝暮，老树悲啼发红雾。为谁化作神仙区，十丈风烟隔淮浦。暖翠流香春自活，手捻残霞皆细末。几回云外落清啸，美人天上骑丹鹤。神游八极栖此山，流水杳然心自闲。解剑狂歌一壶外，知有洞府无人间。酒酣仰天呼太白，眼空四海无纤物。明月满山招断魂，春风何处求颜色。”这首歌行体诗颇有李白的风格。
1314年秋，贯云石南游途中经过梁山泊。贯云石喜爱那里一个渔翁用芦花絮成的被子，渔翁要他用诗来交换。贯云石略加思索，吟出了一首七律：“采得芦花不涴尘，绿莎聊复藉为茵。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生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欸乃声中别有春。”这首《芦花被诗》曾广为流传，他以诗换取芦花被一事也被传为文坛佳话，他则又自命别号“芦花道人”。他途经当涂时写下《采石歌》：“采石山头日颓色，采石山下江流雪。行客不过水无迹，难以断魂招太白。我亦不留白玉堂，京华酒浅湘云长。新亭风雨夜来梦，千载相思各断肠。”诗人表达了他对李白的无限仰慕。
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当年是忽必烈的南征大将，曾立下赫赫战功，他对此很是自豪。他南游登上岳阳楼时写下了著名诗篇《岳阳楼》：“西风吹我登斯楼，剑光影动乾坤浮。青山对客有余瘦，游子思君无限愁。昨夜渔歌动湖末，一分天地十分秋。”岳阳楼是其祖父阿里海涯当年建功的战场，他在飒飒西风中重登此楼不禁心潮起伏，无限追念。他化用杜甫诗句，通过有和无的对比、一与十的对举，表达了豪迈壮阔的胸襟与情思。他的诗歌往往于儒雅中时时溢出豪放与洒脱。如《蒲剑》诗：“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斫碎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日夜磨。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恶，销尽锋棱恨转多。”菖蒲本是一种有细长型叶子的植物，作者看到的菖蒲却化作寒气袭人的三尺青锋，眼前景变成杀气腾腾的战场；而“销尽锋棱恨转多”一句抒写了作者胸中的抑郁不平之气。
贯云石儒、佛、道兼修，早已参透生死。他隐姓埋名，易服藏迹，定居在钱塘（今杭州）正阳门外，靠卖回药为生，与友人或参禅论道，或吟诗弄曲。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词谑》记载了贯云石的一则轶事：“一日，郡中数衣冠士游虎跑泉，饮间赋诗，以‘泉'字为韵。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问其故，应声曰：‘泉、泉、泉，乱迸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众惊问曰：‘公非贯酸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饮，尽醉而去。”1324年，他刚三十九岁便病逝于杭州，临终前口占一首《辞世诗》：“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诗中没有丝毫悲凉之气，他置生死于度外的超脱与自信、达观与幽默却长留人间。
贯云石的词今存2首，其一是《水龙吟·咏扬州明月楼》：“晚来碧海风沈，满楼明月留人信。璚花香外，玉笙初响，修眉如妒。十二阑干，等闲隔断，人间风雨。望画桥檐影，紫芝尘暖，又唤起，登临趣。回首西山南浦。问云物，为谁掀舞？关河如此，不须骑鹤，尽堪来去。月落潮平，小衾梦转，已非吾土。且从容对酒，龙香涴茧，写平山赋。”这首词描绘了明月楼巍峨秀美的景象，表达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所思所感，颇为后世文人所称道。
由于家学影响，贯云石的孙女也能写诗填词。《元史·小云石海涯传》载：“孙女一人，有学识，能词章”。可惜，史书上未留下这位女诗人的名字和作品。
萨都剌(1300？—1355？)字天锡，号直斋，元代回族（蒙古族？）诗人。他出生于代州(今山西代县)，因代州古称雁门，遂为雁门人，其诗集名为《雁门集》，存诗700余首,词15首。萨都剌以写宫词、乐府诗著名，如《芙蓉曲》，这些作品受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风的影响颇深。萨都剌一生遍历南北各地，他的记游写景诗较多，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如《上京即事》：“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萨都剌也善于写词，《满江红·金陵怀古》和《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两首词被广为传诵。如《满江红·金陵怀古》：“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蛩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词人面对古今兴替、人事变迁，不禁怀古伤今，感慨万端。如《百字令（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月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松径里，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作者登高览景，吊古伤今，情调苍凉，笔力凝重，人生无限感慨寄寓其中。这两首词流传很广，至今仍传诵不绝。
泰不华(1304—1352年)，一作达普化，字兼善，元文宗赐名泰不华，蒙古族。世居东北白野山，其父塔不台因任职台州录事判官遂居临海。因父早亡而家道中落，被当时名儒周仁荣收养。延祐八年(1321年)参加江浙乡试获第一名，次年京试高中状元，年仅18岁。泰不华有诗集《顾北集》，今存诗25首。其诗多酬答唱和，如七律《赠坚上人重往江西谒虞阁老》。《元史·泰不华传》“泰不华，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达普化，文宗赐以今名，世居白野山。……家贫，好读书，能记问。集贤待制周仁荣养而教之。年十七，江浙乡试第一。明年，对策大廷，赐进士及第，授集贤修撰，转秘书监著作郎……至正元年，除绍兴路总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行乡饮酒礼，教民兴让，越俗大化。”除诗歌创作外，其书法作品也冠绝一时，被历代鉴赏家视作珍品。
迺贤（1309—？）字易之，号河朔外史，突厥合鲁（葛逻禄）部人。其家族内迁后先定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又迁居四明（今浙江宁波）。迺贤出身世家，其兄塔海仲良考中进士后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他曾游历大江南北，并旅居大都五年，期间广结名流，每有感触便作诗述怀。他以亲历亲闻写下《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百姓的悲惨遭遇。其《金台集》存诗222首。因长于诗词，迺贤曾并誉为“江南三绝”之一。
阿里西瑛，生卒年不详。字西瑛，省称里西瑛。他是元代回族散曲家阿里耀卿之子，因其身材魁伟，故有“长西瑛”之称。以散曲闻名，自称居室为“懒云窝”，并作一首《殿前欢》自娱，当时著名散曲家贯云石、乔吉等纷纷以咏“懒云窝”相唱和。“懒云窝”后为松江名胜之一。阿里西瑛的散曲，现仅存五首小令，多表现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
丁鹤年（1335－1424），字永庚，号友鹤山人。其先世为西域回族巨商，并在朝中任职。元末，因其父职马禄丁为官武昌，遂为武昌人。他出身官宦家庭，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曾由其姐月娥口授经史。《明史·列女列传一·月娥列传》载：“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职马禄丁女也。少聪慧，听诸兄诵说经史，辄通大义。……娥弟丁鹤年，幼通经史，皆娥口授也。”此后，丁鹤年入南湖书院继续学习儒家经典，曾师事名儒周怀孝，17岁即精通《诗》、《书》、《礼》而有盛名。他博学广闻，精通诗律，其诗取材广泛，以关心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有《丁鹤年集》传世，收录346首诗。元亡后，他始终忠于元朝，以“遗民”终老一生。他多才多艺，除文学外，还通晓中医学和数学，对绘画、书法及古代诗论也颇有研究。丁鹤年是萨都剌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回回诗人，其诗曾广泛流传，是元末明初较有影响的诗人。
在众多正统文人的维护下，元代传统诗歌虽然没有失去其正宗地位，但与散曲相比，艺术成就与影响却逊色许多。其一是由于元代初期科举制度长期没有得到恢复，而恢复之后却又在考试内容中废弃了诗赋，因而吟诗填词仅仅成为文人抒写个人情感的工具之一。其二是民族歧视政策的实行和元初废除科举，更使得传统文人失去用武之地，文人地位也急剧下降，悠哉游哉的吟风弄月也被饥寒交迫的养家糊口所代替。其三是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杂剧和散曲逐渐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而创作杂剧和散曲也就成为部分落魄文人赖以谋生的工具，更使传统文人和诗词创作雪上加霜。与两宋相比，元代词人不多，词作更少，词的创作几乎被散曲所取代，就是一个证明。由于元代传统诗歌和新兴元曲的差异，有些学者在研究元代文学时十分强调所谓“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别，若单从艺术形式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两者之间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的。元代的“雅文学”与“俗文学”都与社会变化和市民文化密切相关，从元曲来看，“俗文学”的兴盛与发展离不开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从元诗来看，“雅文学”的发展也深受时代风气和市民观念的影响。散曲逐渐“雅化”就显示了二者逐步合流的倾向，赵孟頫、贯云石等人既善于作诗填词，也擅长写作散曲，也证明了这一点。与诗词创作大有联系的杂剧、散曲的盛行，特别是散曲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出现和兴盛，打破了在古代诗歌里长期居统治地位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束缚，进一步促进了诗歌的普及。马致远的《秋思》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元代传统诗歌地位的下降，与程朱理学成为元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主导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有相当大的关系。元世祖时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定为国子学必学教材，元仁宗时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和标准答案，把诗赋考试完全排除在外。因而，元代的诗歌教育受到严重削弱。由于《诗经》作为儒学经典，仍然是学子学习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内容，儒家正统的“诗教”也因此得到延续。这一点，对元代的诗歌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歌成为道德教育的传声筒。但另一方面，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出现，却正是得益于元代的教育。由于对汉人的普遍鄙视和不信任，元代蒙古统治者为了培养本民族的子弟和被自己信任的人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统治力量，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这个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崇尚儒学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涌现出众多的少数民族诗人。
由于受程朱理学影响，元代科举非常重视经文、策论，并将“四书”作为考试和学习的主要内容。《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除元太宗时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曾以诗赋选士外，其后的科举考试很不重视诗赋。《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九年秋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䴙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得东平杨奂等凡若干人，皆一时名士，而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许衡亦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徵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硃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硃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硃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硃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参用古体。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成。'”从上述记载来看，元朝统治者重视的仅仅是儒学的治国之术，对于诗赋文学并不重视。元朝历代皇帝似乎无人能作诗填词。
元代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与宋代基本类似，在京师设立国子学和国子监，在地方建立各级学校。《元史·选举志一》载：“元太宗六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学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学，以长者四人从许衡，童子七人从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上严教导之术，下考肄习之业。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正、录，申明规矩，督习课业。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礼记》、《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而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这段文字，基本说明了元代儒学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为了加强统治基础，还专门为蒙古人和回回人建立了国子学。《元史·选举志一》载：“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始下诏立京师蒙古国子学，教习诸生”。“至元六年秋七月，置诸路蒙古字学。”“（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由此可以看出，巩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迫使元代统治者不得不重视教育，并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
元代统治者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在地方行政区域路、府、州、县建立了各级学校，还专门在江南各路、府、州、县的学校内皆设立“小学”，在部分地区设立书院，分别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命学官。还规定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一所学校，称社学。学官有教授、学正、山长、学录、教谕等职，负责教育生员。《元史·选举志一》载：“太宗始定中原，即议建学，设科取士。世祖中统二年，始命置诸路学校官，凡诸生进修者，严加训诲，务使成材，以备选用。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山长、学录、教谕，路州县及书院置之。路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员，散府上中州设教授一员，下州设学正一员，县设教谕一员，书院设山长一员。中原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礼部付身。各省所属州县学正、山长、学录、教谕，并受行省及宣慰司劄付。……教授之上，各省设提举二员，正提举从五品，副提举从七品，提举凡学校之事。”元代将书院的“山长”由原先的民间推选改为政府任命，强化了对教育的控制。
元代的学校教育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规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元初程端礼所制定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又名《读书日程》）。程端礼（1271—1345）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浙江鄞县)人。他15岁时能记诵《六经》，治朱子之学。历任建平、建德县教谕，台州路、衢州路教授等，生徒甚众。著有《读书日程》、《春秋本义》、《畏斋集》等。《读书日程》其实是程端礼按照科举考试的要求而制定的教学计划，他将“四书五经”作为学童八岁之后、十五岁之前的主要学习教材。程端礼规定了学习“五经”的具体方法，如：“治《诗》。钞法：先手钞《诗》全篇正文读之，别用纸钞诗正文一章，音义协音并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钞所主朱子传，次低正文一字节钞所兼用古注疏，次低正文二字附节钞陆氏音义，次低正文二字节钞朱子语录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节钞辅氏童子问、及鲁斋王氏诗疑辩，及诸说精确而有裨朱子传者。每段正文既钞诸说，仍空余纸，使可续钞。其诗小序及朱子所辩，附钞每篇之末。其读诗纲领及先儒诸图，钞于首卷。读法：其朱子传及所节古注疏，并依读四书例，填读经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钞，亦玩读其所当读者，余止熟看参考。须令先读朱子传毕，然后读古注疏。其古注疏及朱子传训诂指义同异，以玩索精熟为度，异者以异色笔批抹，每篇作一册。”他特别强调了抄读和诵读的方法，要求以朱熹的注释为核心博览各家注疏。他还主张：“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他为了强化经学教育，就削减了诗歌教育。这个《读书日程》本来是程端礼为私塾教育制定的一套教学程序和计划，当时曾被元代国子监颁行各地各级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官办学校中诗歌教育的不利处境。《读书日程》对元、明、清三代的私学、官学、书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迄今仍有借鉴意义。
受宋代影响，在元代的蒙学中，《千字文》、《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仍是主要教材，而《神童诗》、《千家诗》仍然是主要的诗歌读本。属对、读诗仍是最基本的学习内容，而这两者正是作诗填词的基础。由于理学成为官学，“四书五经”不仅成为官学的主要教材，也渗透入蒙学教育中，儒家的“诗教”传统得以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目前发现的仅有二十余首。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歌谣中，依然可以发现元代民间诗歌教育的一些情况。由于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背景，这些歌谣往往是百姓愤怒的呼号，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战斗性，同时也是百姓自我教育的生动教材。一部分歌谣深刻揭露了元代社会的黑暗。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九“拦骂上书”条）这首歌谣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了元代贪官污吏横行带给百姓的苦难。如“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叶子奇《草木子》卷四）这首歌谣直接揭穿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元史·五行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至正）十六年六月，彰德路苇叶顺次倚叠而生，自编成若旗帜，上尖叶聚粘如枪，民谣云：‘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百姓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造反。一些歌谣就反映了百姓反抗的决心。如《树旗谣》：“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黄溥《闲中今古录》）《元史·五行志》载：“至元五年八月，京师童谣云：‘白雁望南飞，马札望北跳。'至正五年，淮、楚间童谣云：‘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吴家国。'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五年，京师童谣云：‘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回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陶宗仪记录的《松江民谣》则进一步热情赞扬了起义军：“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南村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歌谣中洋溢着民众的欢笑。由此可见，民间歌谣既是民众自我教育的生动形式，也是民众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元代末年出现了一部唐诗选集《唐音》。元代诗人普遍推崇唐诗，这部选集应当是元代诗风的一种体现。它的出现，为元末诗人学习唐诗提供了范本。《唐音》共十四卷，由元末杨士宏积十年之力于至正四年（1345年）编成，著名诗人虞集为之作序。全书包括《始音》一卷、《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其《始音》只收录王、杨、卢、骆四家；《正音》则分初盛唐为一类，中唐为一类，晚唐为一类；《遗响》则收录其余诸家诗人，附录僧人诗、女子诗。其书前凡例说明，因李白、杜甫、韩愈三家多有全集传世，故均未入选。这部选集在唐诗编选体例上具有开创性，将唐诗分为初盛唐、中唐、晚唐三期，把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的开创性贡献。这部选集对唐诗的编选和传播有较大的影响，明代高棅编《唐诗品汇》即大受此书启发。
第二节 明代的诗歌教育
在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朱元璋一枝独秀，于1368年称帝，建立了明朝，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明朝初期，统治者注意吸取历史教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明代文化教育事业超过了之前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编纂了巨型类书《永乐大典》，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件盛事。到明代中叶，社会经济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资本主义萌芽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明代科学技术在16世纪依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明代后期政治极度腐败，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太监专权，贪官污吏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终于激起了明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明朝灭亡。
明代初年，朱元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了诸多改革，建立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身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同时，在文化思想上进行严格控制，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兴文字狱，对文人采取了笼络和高压的手段，进行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统治。朱元璋在开创帝业的过程中曾大力吸纳儒士，招揽人才；但立国后对文人却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以严刑峻法制裁拒绝合作的文人，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杀”。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就因辞官被朱元璋认为他不肯合作而斩杀。燕王朱棣夺位称帝后，有过之而无不及，残杀方孝孺“十族”873人，入狱及充军流放者数千人。在专制淫威之下，当时文人为免于惨祸，只能谨小慎微充当专制主义的奴才。明代前期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台阁体”诗歌的出现，就是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
明初统治者在立国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教育和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确定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方针。开国之初就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在都城建立了最高学府“国子学”（后改称“国子监”），并发布兴学令，要求全国各地普遍设立学校。《明史·选举志一》载：“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谕中书省臣曰：‘学校之教，至元其弊极矣。上下之间，波颓风靡，学校虽设，名存实亡。兵变以来，人习战争，惟知干戈，莫识俎豆。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明代从京师到郡县直至乡村，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学校教育体系，教育普及程度为唐、宋所不及，学校教育规模更远超元代。《明史·选举志一》载：“郡县之学，与太学相维，创立自唐始。宋置诸路州学官，元颇因之，其法皆未具。迄明，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在学校教育中极力推崇程朱理学，采取种种措施排斥有碍于专制统治的思想学说，把《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钦定为学校的教科书，“四书五经”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教材。即使是朱熹所推崇的《孟子》一书，也因其中有不符合专制主义要求的言论而被大加删节，孟子的地位也被贬低。明中叶以后，科举腐败，官学衰落，一些从事学术研究的士大夫就纷纷创建书院，虽曾被禁毁，但还是日益昌盛。
明朝的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钳制士人外，更加重视科举制度，用科举考试来诱导或迫使知识分子就范。明朝在对前代科考制度有所增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明朝初年起，就规定“四书五经”是各级学校的必学内容，实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专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久而久之，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学校逐渐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科举考试。到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进一步完善并定型。因此，科举制度也越来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诗歌教育与科举的距离被进一步拉大，诗歌更多地成为文人吟风弄月或抒写情志的手段，但传统“诗教”的作用仍得到人们重视，《诗经》始终是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明代东林党人高世泰题无锡东林书院丽泽堂的楹联“身教莫如礼，言教莫如诗”就说明了这一点。
明朝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苏州、杭州等地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影响力逐步扩大。明代中叶，印刷行业特别发达，为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嘉靖和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印刷的极盛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市民势力的成长，迫使明朝统治者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业经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更进一步促进人的个性因素得到初步的张扬和重视。著名的思想家王守仁继承并发展了陆象山的心学，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王守仁反对理学束缚人性的教条，对动摇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有一定作用，对当时和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对文学的复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道学的积极因素，富有叛逆精神。这与当时文学家反对程朱理学、抨击宋代文化的主张是一致的。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李贽猛烈地攻击封建礼教，大胆地攻击儒学，进一步肯定了文学的价值。李贽的“童心说”对“公安派”诗歌有极大影响。
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和市民势力的壮大，满足市民阶层娱乐需要的通俗文学极为兴盛。从整体上看，在明代文学中，传统诗文的地位进一步衰落。明代诗坛虽然人数众多，流派纷呈，风格各异，作品丰富，但优秀的诗人并不多，优秀的诗篇也不多。清代朱彝尊编选的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有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人的作品。刘基、高启是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四位诗人号称“明初四杰”。而明代前期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却是以粉饰现实、歌功颂德为能事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著名政治家于谦的诗歌直抒胸臆，自然天成，令人耳目一新。明代中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给明初以来的道统文学观和虚伪空洞的“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是，他们盲目尊古，一味拟古，又对文学发展产生了不良后果。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继续在文学上鼓吹复古主张，对于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们更强调效法古人，在拟古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对于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又造成了严重的束缚。徐渭的诗歌独树一帜，开晚明诗歌风气之先声，显示了文学创新的实绩。明代后期诗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对明代后期和清代的诗歌创作影响深远。明末诗人陈子龙、夏完淳等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写下了慷慨激昂、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诗篇，成为明代诗歌光彩的尾声。
从总体上看，词至明代已经衰微。明代词人虽然较多，但优秀作品很少。清代王昶编选的明词总集《明词综》12卷，选录明代词人380家。明初词坛，刘基、杨基、高启等人由元入明，作词各具特色，尚存两宋遗风。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和财富的积聚，享乐之风盛行，加上发达的印刷业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花间集》、《草堂诗余》等词集又恰恰迎合了明人崇艳尚情、追求婉媚的审美心理而独盛一时，成为文士填词的范本。整个词坛被绮丽婉约、香艳淫靡的风气所笼罩，词风日下，日趋凋敝。杨慎、王世贞、汤显祖等人作词虽多，成就并不高。明代末期，陈子龙、夏完淳、屈大均、王夫之等人的出现，为明末词坛抹上一层亮色，为清代词的复兴开风气之先。
与正统的诗文相比，戏曲和小说的形式更自由活泼，更易于反映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语言的通俗浅近更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印刷业的空前发达又为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明代的戏曲和小说在已往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辉煌的成就。著名文学家徐渭的《四声猿》代表了明代杂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其代表作《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剧作。除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外，《西游记》、《金瓶梅》足以代表明代小说创作的成就。明代散曲总体上处于盛而不衰的状态，散曲作家作品众多，数量都超过元代，但成就远不如元代。仅任纳《散曲概论》统计的明代散曲作家就有三百多人。与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相比，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从地域分布和风格特征来看，明代散曲大致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大多豪爽雄迈、质朴粗率，南派则清丽俊逸、细腻婉约。明代早期的重要散曲作家是宗室贵族朱有燉，他的曲作以音律谐美著称，至明末清初尚在流传。弘治、正德年间，散曲创作逐渐兴起，康海、王九思、王磐、陈铎等都是当时的名家。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是为人称颂的名作。明代后期，散曲创作进一步繁荣，杨慎、金銮、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等都是当时有显著影响的作家。明代散曲作家大多数善诗能文，诗文追摹汉魏盛唐，力求高华典雅，散曲则在沿袭元人啸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多地抒写怡然自得的闲适情绪，或表现声色自娱的生活情趣，格调日趋卑下。
明代民歌十分繁荣，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民间曲调广为流传。民间小曲如《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挂枝儿》、《打枣竿》、《劈破玉》等尤其流行。而发达的印刷业更有利于民歌的流传和保存，成化年间金台鲁氏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新编太平时赛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是现存明代最早的民歌集。晚明时期，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编选的民歌专集《童痴一弄·挂枝儿》和《童痴二弄·山歌》很有特色，显示了明代民歌的主要成就。现存明代民歌总数有1000余首，多数作品以男女情爱为主题，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如“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山歌》卷十）而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如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运用比喻和夸张，深刻揭露了统治者贪婪的本质和狠毒的手段。在明末农民起义中，民间歌谣又成为民众战斗的号角，既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又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如《明季北略》中的民谣：“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明史·李自成列传》载：“（李）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明代民歌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著名文人李梦阳、何景明、李贽、袁宏道、冯梦龙等都十分推崇民歌，并将民歌作为反对假道学、抒写真性情的手段。李梦阳在文学方面最为推崇民间歌谣，力主“真诗乃在民间”（《诗集自序》）。他的诗歌创作受到民歌的较大影响。他曾改写《童谣二首》，其《长歌行》等诗篇采用了民谣格调。据李开先的《词谑》记载，曾有人向李梦阳请教如何作诗，李梦阳却让他以市井流行小调《琐南枝》为榜样。杨慎广泛学习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曾编纂了民谣专集《古今风谣》，收录上古至明代嘉靖时期的民谣280余首；他的一些诗歌作品具有浓烈的民歌情调，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袁宏道也积极向民歌学习，他的《江南子》等诗篇具有鲜明的民歌风味。
在明代文化教育十分发达的背景下，虽然诗人辈出，作品众多，但由于明代诗歌始终在复古与反复古的反复中前行，而一味尊古拟古的形式主义诗风又长期占据诗坛，因此，优秀的诗人和诗篇却相对较少。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高启、于谦、杨慎、徐渭等继承“诗言志”的传统，独抒心志，善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洪武七年被杀，年仅三十九岁。高启是元末明初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众体兼长，风格多样。其乐府诗如《养蚕词》、《田家行》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质朴真切，富有乡土气息。他的歌行和律诗最能表现他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如《青丘子歌》表现了他早年张扬疏狂的性格和高昂自傲的精神；《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描绘雄伟壮丽的江山，抒发了国家重新统一带来的喜悦：“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他的律诗如《清明呈馆中诸公》、《岳王墓》等内容主要是登临、怀古、赠答之类，接近盛唐诗人的风格，艺术成就较高。高启被誉为明代诗人之冠，对明代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他的诗数量较多，仅自编《缶鸣集》就存诗937首。高启能词能文，其词编为《扣舷集》；文章编为《凫藻集》，均刊行于世。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一作“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全诗哀婉真切，风韵自然，是广为传诵的名篇。黄峨一生所写的诗曲很多，但她不愿子侄辈看到自己的文字，随写随毁，因而留传下来的并不多。明隆庆以后所刊行的《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乐府词余》、《杨夫人曲》、《黄夫人乐府》、《榴阁偶存》等，保持了她幸存的部分作品，成为我国女性文学的珍贵遗产。黄峨是继李清照、朱淑真之后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女诗人，她的诗曲在明清时期受到著名文学家的普遍赞誉。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又号天池，渐江山阴(今绍兴县)人。他多才多艺，独树一帜，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对明、清两代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少负才名，却八次应试均未中举。因个性孤傲倔强，一生经历充满坎坷。恶劣的社会环境和不幸的个人命运曾导致他精神崩溃，竟然先后九次自杀，后又在狂病发作时杀死继妻而下狱七年，为好友营救出狱。其后他四处游历，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穷困交加，潦倒而死。徐渭在诗歌、散文、戏曲等方面是晚明文学的先驱。《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载：“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徐渭在诗歌创作上推崇韩愈、李贺，对元末诗人杨维桢评价很高并受其影响。他的诗歌既善取前人之长，又富于个人创新，风格险怪幽绝，气势奔放。如《龛山凯歌》其四：“短剑随枪暮合围，寒风吹血着人飞。朝来道上看归骑，一片红冰冷铁衣。”他曾入胡宗宪幕府参与抗倭军务，这首七绝即写一场抗倭战斗胜利后军队凯旋归来的景象。他的许多抒发个人情怀的诗往往宣泄抑郁不平之气，表现了对社会压抑的反抗，如《少年》一诗。他的《题墨葡萄诗》可谓其人生的写照：“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他的诗歌对明末“公安派”有很大影响，他曾被袁宏道尊为明代第一诗人。徐渭的杂剧《四声猿》和他的诗歌、书画一样，充分表现了他狂放不羁、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他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精神对戏剧家汤显祖有显著影响。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人，祖籍安徽凤阳，明代著名军事家、兵器发明家和武术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与戚继光齐名，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少时家境贫困，勤奋读书，15岁进文秀才，以才子闻名乡闾；后拜求名师，学文习武，多才多艺，精通兵法，擅长剑（棍）术和骑射，跨马飞矢，百发百中，其剑术被誉为天下第一；32岁参加全国武举会试，荣获第5名武进士；一生坎坷，身经百战，战功显赫。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兵法发微》、《剑经》等军事著作，与诗文杂著汇编为《正气堂集》十六卷。他在戎马倥偬期间，还写下大量诗篇，他在诗中写道：“欲写心中无限事，不论工拙不论多”。其诗风格质朴豪壮，多明志和赠别之作，内容以爱国咏武为多，如《饮马长城窟》、《试剑石》、《舟师》等。他在《咏牡丹诗》中表明了自己虽屡遭冤屈、但报国忠心不改的坚定立场：“闲花眼底千千种，此种人间擅最奇。国色天香人咏尽，丹心独抱更谁知？”俞大猷晚年曾为厦门南普陀寺题写了四首七绝，其一曰：“借问浮云云不语，为谁东去为谁西。人生踪迹云相似，无补生民苦自迷。”其一腔忧国忧民之情依然浓烈。他的《舟师》据说是我国古代最早描写海战的诗篇：“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净，天外旌旗上下冲。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影里归蓬近。背水阵奇战士功！”这首诗描绘了一场抗倭战斗的景象，语言铿锵，气势雄壮，情景交融，声色并茂，表达了诗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和归功将士的豁达襟怀。俞大猷也善于作词，如他的一首《满江红》：“蛇舞龙飞，寒光剑，试锋何缺？演兵法，万千横纵，武威雄烈。动地惊天烽火起，横刀跃马狼烟灭。望旌旗，百战志冲霄，蹄无歇。追穷寇，腾热血。同戚虎，掀魔穴。整河山，闽浙粤苏倭绝。赤县长宁疆海靖，英雄神勇人中杰。镇九边，浩气筑长城，谁能越！”这首词风格豪放，表达了他捍卫祖国边疆、保卫人民安宁的爱国情怀。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登州（山东蓬莱）人，祖籍河南卫辉，明代杰出军事家，抗倭名将和民族英雄。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保国卫民，曾考中武举。他一生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为后世兵家所推崇。他文武双全，能诗能文，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随口引经据典与文士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很深的交情。在繁忙的军务之中，他还写下了较多诗文，有诗文集《横槊稿》、《止止堂集》，存诗250余首。他年轻时在阅读兵书时曾挥笔写下一首诗《韬钤深处》：“小筑惭高枕，忧时旧有盟；呼樽来揖客，挥尘坐谈兵。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首诗表达了他安邦定国的志向，其中“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他的另一首名篇是《马上作》：“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草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表现了他长期从军保卫国家的壮志豪情。在东南沿海抗倭时，为了鼓舞士气，他特地创作了一首军歌《凯歌》：“万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赴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配上军乐后，他亲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励将士团结一心，报国立功。他在镇守蓟州时写下一首《登盘山绝顶》：“霜角一声草木衰，云头对起石门开。朔风边酒不曾醉，落叶归鸦无数来，但使雕戈销杀气，何妨白发老边才。勒名峰上吾谁与？故李将军舞剑台。”他在诗中慷慨高歌，抒发了抵御外侮的雄心壮志，历来为人称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他虽为官清正，但生性酷爱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游山玩水、诗酒之会中度过。《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载：“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宗道在馆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于唐好白乐天，于宋好苏轼，名其斋曰白苏。至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目为公安体。然戏谑嘲笑，间杂俚语，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贽和徐渭的影响，其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强调性情之真，反对摹拟古人，主张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袁宏道作诗往往冲口而出，浅易率真，宁可俚俗，不取陈套，如《灵隐路上》、《东阿道中晚望》等就体现了这种风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诗风与此相似。公安派的诗歌理论在当时掀起了一个声势较大的诗歌革新运动，对明末清初的诗人影响很大。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曾与夏允彝等人结成“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为一时名士。清兵入关后，仕于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败而辞职回乡。南京被攻破后，因从事抗清活动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陈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陈子龙列传》载：“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曾编《皇朝经世文编》500余卷；论诗则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有感而发，不可无病呻吟。前期诗作多仿汉魏盛唐，或绮丽华艳，或质朴深沉；后期诗作感事伤时，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充满民族气节。他擅长七律，绝句也较出色。《小车行》、《秋日杂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词学《花间集》，或描写离情别恨，或表现故国之思，清丽宛转，真挚动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松江华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师陈子龙都是明末正气凛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矢志忠义，崇尚名节。他幼时聪颖过人，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九岁撰《代乳集》，十二岁拜陈子龙为师，十四岁随父夏允彝、师陈子龙起兵抗清。父兵败自杀后，他誓志报国，继续抗清斗争，被捕后英勇就义，年仅十七岁。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少年英雄，短暂的一生中，著有赋12篇，各体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学上受陈子龙影响，早期诗作内容单薄，有摹拟痕迹。参加抗清斗争后，其诗篇多反映明亡之际的史实，于悲凉中发出激昂之气。喷涌的爱国激情，坚强的民族气节，炽热的战斗气息，动人的浪漫色彩和华美的词章用语，形成他诗歌的主要特色。如《别云间》：“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诗中充满了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细林野哭》为其代表作。他的词有《玉樊堂词》，风格与陈子龙相似，凄艳婉丽，哀婉感人。如《婆罗门引·春尽夜》、《江城子·病起春尽》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赋》、《狱中上母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内史集》、《南冠草》、《夏节愍全集》等。
明代诗坛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女性诗人，后期更是涌现出许多富有个性和才华的女诗人，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尤多。其中既有名门淑女、贞节烈妇，也有青楼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陈懿德、朱妙端、邹赛贞、李玉英、杨文俪、罗素月、吴静婉、桑贞白、徐媛、陆卿子、马湘兰、赵丽华、徐翩翩、赵彩姬、郑如英、沈宜修、方维仪、方孟式、方维则、商景兰、商景徽、周淑禧、黄媛贞、黄媛介、朱无瑕、薛素素、柳如是、李香君、王微、徐灿等。她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既能诗词，也善书画。她们取得的文学艺术成就常令无数须眉折腰。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一批明代女诗人的传记。明末还出现了一些专收女性诗文的文学选集，如钟惺编辑的《名媛诗归》、郑文昂辑录的《名媛汇诗》等。这些选集的出现，为女性学习作诗提供了样本，进一步推动了女性文学的高涨。可以这么说，正是众多女诗人的出现，才真正体现了明代诗歌教育的成果。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明代中后期，在王学左派的打击下，理学和礼教对人性束缚越来越弱，因而明代文人结社的风气也对女性诗人产生影响，一些名门望族、文学世家往往形成女诗人群体。如吴江沈家和叶家、山阴祁家、桐城方家等，就分别涌出了许多才女。更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安徽桐城望族方家竟然还形成了一个“名媛诗社”，其成员主要是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与方维仪弟媳吴令仪及其胞姐吴令则姊妹共五人，在她们周围尚有其亲眷多人。这些女诗人中以方维仪成就最高，她们常常于方维仪的“清芬阁”吟诗作画，互相唱和。方孟式（？—1639）字如耀，山东布政史张秉文妻。济南被清军攻破，其夫战死后投水殉节。她敏而好学，九岁能文，志笃诗书，著有《纫兰阁集》。方维仪（1585—1668）字仲贤，精研文史，工诗善画。著有《楚江吟》、《归来叹》、《清芬阁集》等，还辑录历代女子作品编为《宫闺诗史》。她十七岁寡居归家,在弟媳吴令仪因病去世后抚养其侄方以智。后方以智于明崇祯十三年举进士，是明季“四公子”之一，以诗文名动天下，还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和书画家。方以智的母亲吴令仪和姨母吴令则也善吟诗作画。方维则十六岁而寡，归家孀居，常与堂姐方维仪一起作诗绘画，著有《抚松阁集》。
沈宜修（1590—1635）字宛君，吴江人。出生于书香世家，为著名文学家沈璟之侄女，明末文学家叶绍袁之妻。她聪颖好学，才智过人，工画山水，能诗善词，著有诗集《鹂吹》，收录800余首诗。其五女八男均有文采。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均工诗词，并著有诗集。尤以叶小纨、叶小鸾文名最盛。著名的诗论家叶燮是她的第六子。1636年，叶绍袁将爱妻和子女的作品编成《午梦堂集》，流芳后世。
商景兰（1604—1676？）字媚生，浙江会稽人，明吏部尚书商周祚之长女，明末藏书家、文学家祁彪佳之妻。幼承家学，能书善画工诗文，尤长诗词。与夫伉俪相敬，有金童玉女之称。1645年，清兵攻下南京，祁彪佳投水自尽。她深明大义，独自教育子女，其二子、三女、二媳均有诗名。每逢暇日登临，一家人间竞相唱和，一时传为胜事。商景兰作诗很多，有《锦囊集》等。她最著名的一首是为以身殉国的丈夫写的《悼亡》：“君自垂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随异路，贞白本相成。”其妹商景徽也善作诗，年至八十犹颂诗书不衰，著有《泳鵻堂诗草》。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嘉兴盛泽镇人，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幼时家遭巨变，被人诱拐卖给名妓徐拂为婢，受其熏染，学习诗文书画。十四岁又被卖入崇祯故相周道登家为妾，因美艳聪慧颇受主人宠爱，常抱膝上教以诗词歌赋；不久即因被群妾诋毁再度被卖入青楼。她流落为妓后往来吴越间，常身着儒服男装，以绝世才貌与诸多江南名士交往，如复社领袖张溥、几社领袖陈子龙、东林党领袖钱谦益等，与诸名儒纵谈时势，歌诗唱和。后与钱谦益结合，对其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很大影响。她正直聪慧，魄力奇伟，不仅精通史书典故，慧解文字，能诗善词，工书擅画，而且以过人的才气、超凡的胆识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明末名士名姝中享有盛誉。她一生著述甚多，尤擅长近体七言诗，诗文集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诗》、《红豆村庄杂录》、《河东诗文集》、《梅花集句》、《东山酬唱集》等，存诗159首，词33首。另有书法、绘画作品传世。柳如是还曾选编《古今名媛诗词选》（又名《历代女子诗选词选》）。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为之作《柳如是别传》。
明代诗人往往以学习汉唐诗歌相标榜，因此，出现了较多的诗歌选本。高棅的《唐诗品汇》九十卷及拾遗十卷，共选入唐代诗人680余家，辑录诗歌6700余首。受杨士弘《唐音》启发，高棅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对后世影响极大。李攀龙推崇汉魏古诗、盛唐近体，他的《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了古逸至唐代诗及明代诗，而宋元诗不录一首，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唐汝询生五岁而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博通百家，当时被视为奇才。他的《唐诗解》五十卷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唐诗注解本，尤便于学习。锺惺与谭元春共同编选了《古诗归》十五卷（选古逸诗至隋诗）和《唐诗归》三十六卷，选诗面较宽，各体皆备，不以名家所作为限，共选诗3300余首，体现了竟陵派“独抒性灵”、反对模拟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颇受学者批评。《明史·文苑列传四·袁宏道列传附钟惺列传》载：“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以十干为纪，自《甲签》至《壬签》按时间先后辑录唐代至五代的诗歌以及词曲、谚语、酒令等，搜罗丰富，为后世研究唐诗者所重视，是清代编录《全唐诗》的蓝本之一。这些诗歌选本为明代诗人创作诗歌提供了范本。
明代通俗文学的创作也深受诗歌影响，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诗歌教育的成效。当时的戏剧家、小说家也往往是诗人。中国古典戏剧中，曲词常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些曲词可以脱离原剧而单独欣赏。剧本本身更是可以脱离舞台而存在。这是因为曲词已经诗歌化，甚至本身就是优美的诗歌，戏剧作家可以通过这些带有强烈个性情感特点的曲词来表达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著名诗人徐渭也是明代成就最突出的杂剧作家。康海、王九思都是名列“前七子”的诗人，除诗文外，更以戏剧和散曲知名于世。康海有散曲集《沜东乐府》和杂剧名作《中山狼》等。王九思有散曲集《碧山乐府》和杂剧名作《杜甫游春》等。杰出的戏曲家汤显祖也是一位著名诗人。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他早年创作以诗文为主，闻名四方。一生作诗约2000余首，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集》等。其诗偏向六朝，独抒性情，风格华丽，诗文集《问棘邮草》曾受到徐渭的称赞。他的名作《牡丹亭》其实是一部美丽的诗剧，曲词精美典雅，抒情气息浓郁。如《惊梦》中的《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因此，《牡丹亭》问世不久即家传户诵，为众多文士称赏，并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娄江女子俞二娘因读《牡丹亭》时哀感身世而含恨而死；杭州女艺人商小玲在表演此剧时想到自身遭遇，悲恸难禁而猝死在舞台上。《牡丹亭》全剧五十五出，每一出均以诗结尾；而且除第一出外，每一出结尾都是一首集句诗。如全剧收尾的一首：“杜陵寒食草青青（韦应物），羯鼓声高众乐停（李商隐）。更恨香魂不相遇（郑琼罗），春肠遥断牡丹亭（白居易）。千愁万恨过花时（僧无则），人去人来酒一卮（元稹）。唱尽新词欢不见（刘禹锡），数声啼鸟上花枝（韦庄）。这些集句诗所用的诗句大多出自唐代诗人的诗篇，说明汤显祖对于唐诗十分熟悉，而且熟能生巧，可见其诗歌修养之深。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与戏曲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自盛唐之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没有不会作诗的。中国的古典小说中也往往搀杂着数量庞大的诗词，而优秀的小说家也大多是诗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是一位诗人。吴承恩（1500？—1582？）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年少时就以诗文闻名四乡，其诗文颇多，但大都亡佚，后人辑录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的诗《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富有浪漫主义风格，借神话传说寄寓着他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理想的。如他在长诗《二郎搜山图歌》写道：“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他的七律《泊杨柳青》一诗颇有名：“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涨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绝醉中听。”他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插入了一首描写夜景的数字诗：“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俯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这首诗读起来颇有情趣。《西游记》中运用的诗词很多，应有相当数量是吴承恩的创作。与《西游记》相似，《金瓶梅》、《封神演义》和“三言二拍”等小说中也夹杂着大量的诗词，可见诗歌艺术对小说的影响。
明代众多诗人的出现，与诗歌教育的发达大有关系。著名戏剧家、诗人屠隆就是与徐渭同时的诗人沈明臣的弟子。《明史·文苑列传四·徐渭列传附屠隆列传》载：“屠隆者，字长卿，明臣同邑人也。生有异才，尝学诗于明臣，落笔数千言立就。……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子妇沈氏，修撰懋学女，与隆女瑶瑟并能诗。隆有所作，两人辄和之。两家兄弟合刻其诗，曰《留香草》。”屠隆的儿媳沈氏出身书香门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小姐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虽然这样教育杜丽娘，可杜丽娘依然春情萌发，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依然为中国古代文学培养出了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书香门第相继涌现出女诗人群体，就说明了明代对女子进行诗歌教育的盛况和成效。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后世所传的《王文成公训蒙教约》的正文之后还附录了诗歌20余首，如班固《咏史》、曹植《豫章行》、无名氏《木兰诗》杜甫《哀王孙》、孟郊《游子吟》、朱熹《四时读书乐》（4首）、陆游《感事示儿孙》、方孝孺《勉学诗》等，内容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与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的主张是一致的。
明代沿袭并改易了元代的社学制度，在各地乡间建立社学，专门教育十五岁以下的儿童。著名学者、教育家吕坤（1534一1616）在《社学要略》中指出：“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张社学不应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应当注重政治教化，扩大教育范围，实现读书明理的目标。因此，他十分重视诗歌教育，尤其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对诗歌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古诗如《陟岵》、《蓼莪》、《凯风》（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汉》、《出东门》（以上男女），《鸡鸣》、《雄雉》（以上夫妇），《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兰》（童子），《葛藟》（民穷），《相鼠》（教礼），《伐檀》（训义），《采苓》、《青蝇》（戒谗），《蟋蟀》、《瓠叶》（示俭），《采苹》（重祀），《白驹》（悦贤）。至于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凡切于纲常伦理、道义身心者，日讲一章。其新声艳语，但有习学者，访知重责。训蒙约后附集诗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学阶段与诗歌教育相关的教材十分丰富。除《诗经》外，用作蒙学诗歌读本的主要有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七言《千家诗》）。“三”、“百”、“千”成为蒙学最基本的教材。吕坤在《社学要略》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此外，明代学者编撰了大量韵文（诗歌）类儿童读物，如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和《好人歌》、李廷机的《鉴略妥注》（又名《五字鉴》）、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幼学琼林》）、司守谦的《训蒙骈句》、萧良有的《蒙养故事》（《龙文鞭影》）、吴沉和刘仲质的《皇明百家姓》等。
吕得胜、吕坤父子为了促使儿童诵习有教育意义的儿歌，先后编写了《小儿语》和《续小儿语》，形式上采用四言、六言、杂言句式。如《小儿语》开头部分：“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先学耐烦，快休使气。性躁心粗，一生不济。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隔句押韵，句式整齐，易诵易记。吕坤还编写了《好人歌》，共七十余句，内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韵。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仪。好人不纵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赌钱，好人不尚气。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势。好人不欠粮，好人不侵地。”
李廷机的《鉴略妥注》以五言诗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将上自远古、下至元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全书仅万余字，从《三皇纪》到《明纪》共三十一个部分，各部分内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明清时期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又被称之为《五字鉴》。如《三皇纪》：“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黄。无行生万物，六合运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无为而自化，岁起摄提纲。人皇九兄弟，寿命最延长。各万八千岁，一人兴一邦。分长九州地，发育无边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为粮。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钻木始取火，衣食无所妨。结绳记其事，年代难考详。”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韵，很有歌行体的风格。
《幼学求源》原名《幼学须知》,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简称《幼学》。一般认为，这本书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学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认为是明代景泰年间的进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间，学者邹圣脉又作了一些增补并更名为《幼学琼林》，也叫《幼学故事琼林》，遍行天下。民国时期的学者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按内容分类编排，分为三十三类，便于学习和记忆。其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各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知识与词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蒙学百科全书。其采用骈文形式，全文都用对偶句式，有四言、五言、七言、八言、九言等，文字简炼，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记。如《天文》：“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较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螮蝀，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因此，《幼学求源》虽然没有完全采用诗歌形式，但对于学童增长见闻、学习对句和作诗依然帮助极大，因而是我国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乡塾蒙学教育中影响深远。清代把它与《增广贤文》并列，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
自隋唐实行科举取士以后，吟诗作赋成为文人士子的必备能力，而作诗尤其讲究声律对仗，因此，学童入学后除须熟读四书五经外，还须学习声律对仗的技巧。唐代之后出现了许多教授学童学习声律对句的启蒙读物。司守谦的《训蒙骈句》也是为学童学习声律对句而编写的一部教材，内容丰富，伦理说教气息较淡薄。全文采用平水韵平声的三十个韵部，按韵部次序编排，每韵三节，每节由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十一言的五对骈句组成。如开头第一节：“天转北，日升东。东风淡淡，晓日濛濛。野桥霜正滑，江路雪初融。报国忠臣心秉赤，伤春美女脸消红。孟柯成儒，早藉三迁慈母力；曾参得道，终由一贯圣人功。”词句讲究平仄，隔句押韵，对仗工整，想像力异常丰富。学童熟读这本书，就能为作诗奠定很好的基础。在这本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又编写了类似读物《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蒙养故事》（《龙文鞭影》）是明代万历年间学者萧良有在唐代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蒙学教材，学者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杨臣诤加以增订，改名《龙文鞭影》。其内容主要来自史书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古代神话和笔记小说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庄子、司马迁、诸葛亮、李白、杜甫、岳飞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使用平水韵平声的全部三十个韵部，按韵编排，采用四言韵语，每句概括一个典故，两两相对，对仗工整，文字简明，易读易记。如开头部分：“粗成四字，诲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商王祷雨，汉祖歌风。秀巡河北，策据江东。太宗怀鹞，桓典乘骢。嘉宾赋雪，圣祖吟虹。邺仙秋水，宣圣春风。”这部书问世后，成为明清时期颇受欢迎的童蒙读物之一。清朝末年，学者李晖吉、徐兰畦二人合撰了《龙文鞭影二集》，取材和体例与杨臣诤増订者相同，篇幅也大体相当。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版的《龙文鞭影》一般都是将初集、二集合在一起出版。
第三节 清代的诗歌教育
满族的前身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在两宋时期曾经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1115—1234）。明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设置了管理军政事务的机构“奴儿干都指挥使司”。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儿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定都赫图阿拉（后改称兴京，今辽宁省新宾县）。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清军乘机入关，逐步平定了各地的反抗势力，统一了全国。随着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社会经济恢复很快。康熙、乾隆在位时间均长达六十年，国力强盛，史称“康乾盛世”。但是，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浪潮中，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开始衰退。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对象。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将各种权力集于皇帝一身，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在思想上继续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康熙亲自主持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印《性理大全》颁布全国，同时采用高压政策对毁谤程朱理学者大开杀戒，严格限制、排斥各种不利于专制主义统治的学说，以巩固其思想统治。在文化上强化了专制控制，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不断制造文字狱。其案件之多，株连之广，惩治之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如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因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灭门戮尸。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发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当时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涉案人数达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制了吕留良诗文案，牵连数百人，手段残忍，震骇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的诗集里有“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这样的诗句而被杀。根据《清代文字狱档》，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狱53起。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卓长龄《忆鸣诗集》案、蔡显《咏紫牡丹》诗案等，文化专制主义达到顶峰。清王朝也以各种手段笼络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名士；朝廷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以示对学术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容。如康熙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康熙字典》等，乾隆时编纂了规模空前的《四库全书》。但是，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规模篡改、销毁了许多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查缴的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余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一样多。在这个过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场浩劫。
清朝统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钳制士人外，还继续采用科举来诱导知识分子就范。清朝沿袭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对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损，形成了一整套极为完备的制度，一直持续到1905年才废除。各级学校都变成了科举应试的预备场，其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都与科举产生了直接联系。科举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进了形式化的泥淖，对当时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学风等产生了极大影响。《儒林外史》第三回中，当童生魏好古请求周学道出题面试诗词歌赋时，周学道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儒林外史》第十一回里写道：“鲁编修因无公子，就把女儿当作儿子，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这小姐资性又高，记心又好，到此时，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作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编修每常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闲居无事，便和女儿谈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小姐听了父亲的教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几本甚么《千家诗》、《解学土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倒把与伴读的侍女采苹、双红们看；闲暇也教他制几句诗，以为笑话。”从这里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学子的“正务”就是学习做八股文，而诗词歌赋都被看作“杂览”，儒家正统的“诗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专制主义重重压迫之下，古典文学仍然绽放出一抹异彩，小说、诗词、戏曲、散文等各个文学领域都取得了新的发展。《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优秀的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对封建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揭露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戏曲方面则出现了《桃花扇》、《长生殿》等优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影响下，取得的创作成就有限。乾嘉时期，骈文尤盛，成为文学奇观。诗词领域作家众多，流派纷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少许创新。诗话、词话等理论著作十分丰富，从不同方面总结了历代诗词创作的经验和规律，对当时的诗人和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清初的诗坛上，吴伟业、王士祯是最著名的诗人。清代中期，郑燮、袁枚、赵翼反对模拟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创新，在诗歌创作上取得较大成就。优秀诗人龚自珍的出现，开近代诗歌之先声。晚清时期，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具有变革意义的“新派诗”成为旧体诗到新体诗之间的一种过渡。在历经元明两朝的沉寂后，词于清代重新复兴。从清前期到中期，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词人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周济等。清代后期的词又进入了新的衰落期。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属江苏）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明亡后迫于清廷压力而出仕，不久辞归。他出生于儒学世家，七岁开始读家塾，十四岁能属文，成为明末复社领袖张溥的弟子。他的诗歌专学唐人格调，辞藻华丽，尤其长于七言歌行。早期的诗如《子夜词三首》等善于用清丽之笔抒写青年男女的缠绵之情，儒雅风流。明亡后，其诗风苍凉沉痛，晚年学庾信，尤见风骨。他写下了许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诗篇，尤以长篇七言歌行最能代表他的艺术风格与成就，最著名的是《圆圆曲》。其七言歌行融合了初唐四杰和白居易的特点，文词清丽，音节和谐，注重抒情，委婉含蓄，堪称是唐代以后七言歌行一大家。《清史稿·文苑传一·吴伟业传》里说他“诗文工丽，蔚为一时之冠”。他的诗歌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康熙帝曾亲制御诗《题〈吴梅村集〉》：“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搜寻未肯休。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他也善词，词作虽不多,但传诵颇广。另有戏曲作品传世。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五岁入家塾，六岁读《诗经》，幼时即以诗闻名于四乡。他论诗以“神韵”为宗，主张诗歌应意境高妙、韵致天然、音节清亮并富有言外之味。他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就体现了这个特点，此诗一出，在大江南北广为传诵，应和者很多。他在《论诗绝句》说：“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处多从五字求。”表明他的诗歌主要偏爱王孟韦柳一派，《江上》、《青山》、《真州绝句》等诗篇就是这一风格的体现。他曾选录王维以下四十二人的诗为《唐贤三昧集》，进一步推广他的诗歌理论。《清史稿·王士祯传》载：“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於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作为诗坛一代领袖，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对清代诗人影响很大。他的诗歌作品受到康熙皇帝的喜爱，曾亲自抄录编定《御览集》。《清史稿·王士祯传》载：“上（康熙）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祯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祯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祯始。上徵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士祯以诗受知圣祖，被眷遇甚隆。”可见王士祯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王士祯亦有词名。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出身于以讲究气节著称的文学世家，其父陈贞慧是明末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少负才名，能诗善词工骈文，尤以词著称，与当时名士吴伟业、冒襄、王士祯、朱彝尊等均有交往。在清初词坛上，他与朱彝尊并称，合刊过《朱陈村词》。陈维崧的词作数量很多，约有一千八百首，为古今词人所罕见，现存《湖海楼词》就有1600多首。其词题材广泛，风格豪迈奔放,兼有清真娴雅之作,继承了苏、辛以诗为词的传统。著有《陈迦陵文集》、《湖海楼诗集》、《迦陵词》（或称《湖海楼词》）等。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他博学工诗，和王士祯同时驰名诗坛，当时有“南朱北王”之称。他的诗有浓重的学究气息，辞藻丰富，富丽典雅，缺乏激荡奔放的气概。他尤工于词，是浙西词派的开创者。他主张宗法南宋词，讲究字句声律，尤以姜夔、张炎为宗。其词现存500多首，他的词声律严整，精工隽永，艺术成就很高。著有《曝书亭词》、诗文集《曝书亭集》。他曾选编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录存明代诗人3400余家的作品，保留了许多明代诗歌资料；还编纂了《词综》36卷，收录唐宋金元词人六百多家的2250多首词，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资料。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纳兰明珠长子。他是康熙十五年进士，官至一等侍卫。后因患急病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一岁。他自幼敏悟，善骑射，好读书，经史百家无所不学，有深厚的儒学文化修养。他能诗善词，尤好填词，与当时众多名士如陈维崧、朱彝尊等均有交往，是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他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他的词以小令见长，多感伤情调，间有雄浑之作；往往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著有《通志堂集》、《纳兰词》。《清史稿·文苑传一·性德传》载：“性德善诗，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好宾礼士大夫，与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姜宸英诸人游。贞观友吴江吴兆骞坐科场狱戍宁古塔，赋金缕曲二篇寄焉，性德读之叹曰：‘山阳思旧，都尉河梁，并此而三矣！'贞观因力请为兆骞谋，得释还，士尤称之。”《纳兰词》存词342首，在当时社会享有盛誉，问世后屡屡受到文人学士的高度评价，成为清代词坛的杰出代表。其弟纳兰揆叙、其妹纳兰氏也都是当时文坛上的知名诗人。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其先世三代都是读书人。他自己则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被罢官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他在诗歌创作上推重杜甫，反对当时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诗风。其诗歌多山水纪游及题画之作，一部分集中反映民生疾苦，如《孤儿行》、《逃荒行》等。尤以题画诗著称，语言自然，浅切明快，受人称道。如《竹石》：“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些诗多表达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忧国忧民的情怀，问世后即广为流传。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辞官后居于江宁小仓山下的随园，诗酒优游，广交文士，颇负名望。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的理论，力主“性灵说”，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他的诗体式多样，直抒性情，意境明晰，清新隽永，别具一种清新灵巧的风格。如《春日杂诗》：“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其咏史诗也颇有新意，如《马嵬驿》：“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他的诗篇现存4000余首，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清史稿·文苑传二·袁枚传》载：“（袁枚）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名流造请无虚日……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余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可见其在清代中叶诗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袁枚亦以文知名，《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他出身于清寒之家。其父赵宽以授徒为业。赵翼六岁即随其父在塾中读书，特别喜好诗词古文。《清史稿·文苑传二·赵翼传》载：“生三岁能识字，年十二，为文一日成七篇，人奇其才。”后于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晚岁辞官，专心著述，曾一度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赵翼论诗力主创新，反对模拟。如《论诗》绝句：“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其诗今存4800多首，风格浅近流畅，好发议论，或嘲讽理学，或阐述哲理，见解新颖，个性分明。他文武双全，有经国济世之才，生前以诗文名世，身后则以史学见称。文学著作有《瓯北诗钞》和《瓯北诗话》等。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道光九年进士。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学识宏富，以诗、词、文著名。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其祖龚敬身、父龚丽正均有诗文集传世。其母段驯是著名学者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八岁起学习经史，十二岁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十三岁作《知觉辨》，十五岁诗集编年，十九岁倚声填词，二十一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他既天资聪颖，才华横溢，有敏锐的观察力；又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和良好的文学熏陶，自觉地以诗文创作来经世匡时，干预时政，宣传变革，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的诗服务于他的政治主张，多属于政治抒情诗，绝少单纯的自然景物描写，总是着眼于现实社会抒发议论，运用意蕴丰富的意象反映现实，饱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想象丰富，比喻新颖，语言警辟，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在艺术上具有独创性，打破了当时诗坛的沉寂局面。他从十五岁开始诗集编年，四十七岁时诗集共有27卷；他年轻时的诗作大多散佚，今存的600多首诗主要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他创造性地运用了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体式和风格丰富多彩，五七言古体诗较多，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律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其诗歌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或瑰丽，或朴实；或古奥，或平易。其近体诗往往不受格律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以七言绝句最突出。如《咏史》一诗：“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其《己亥杂诗》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成为诗人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的真实写照。如“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穈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汉武。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龚自珍的诗以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开创了古典诗歌的一个新时代。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长于抒写缠绵之情，于哀婉绮丽中多抑郁不平之气，成就逊于诗。其文在当时比诗有名，如《捕蜮》、《书金伶》、《已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县）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两岁时就跟随曾祖母诵读《千家诗》，三岁进入私塾，九岁开始学习作诗。面对西方列强侵略，他少年时就产生了强烈的忧民报国思想。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曾任驻日、英、美等国外交官，回国后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去职家居。回乡后潜心新体诗创作，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积极兴办新学堂。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作为一位早慧的诗人，他青年时期就已经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潮，要求诗歌与时俱变，在题材、风格、语言诸方面打破一切拘忌，积极推进诗歌变革。他二十岁时就在《杂感》一诗里发出了诗歌革新的宣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戊戌变法前夕，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新派诗”的主张。他的诗歌以五、七言古体长篇最具代表性，笔力雄健，气势奔放。他有意以诗为史，用诗歌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晚清绝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如《冯将军歌》、《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大事件，对国家的衰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悲愤。他在《赠梁任父同年》第四首里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壮志：“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曾经游历西方各国，亲身感受西方文化浪潮，部分作品反映了世界各地风土人情，传播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如《樱花歌》、《纪事》、《番客篇》、《今别离》、《登巴黎铁塔》等，记述了他在国外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为古典诗歌开拓了全新的题材，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勇于走向世界的精神。
黄遵宪回乡兴办教育事业期间，十分重视运用诗歌教育青少年。如他的《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共二十四章，实际上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每章末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敌情绪。如《出军歌》第五首：“怒搅海翻喜山撼，万鬼同一胆。弱肉磨牙争欲啖，四邻虎眈眈。今日死生求出险，敢敢敢！”描绘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经，激励中国勇士奋起抗争。他借鉴客家山歌形式，写下了许多儿童可诵可唱的歌谣，宣传爱国精神，增强忧患意识，鼓励团结向上，愉悦儿童身心。如《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幼稚园上学歌十章》、《月光光》等，大力鼓励儿童勤奋好学，报效国家。比如《幼稚园上学歌》之一：“上学去，莫停留。明日联袂同嬉游：姊骑羊，弟跨牛；此拍板，彼藏钩。邻儿昨懒受师罚，不许同队羞羞羞！上学去，莫停留。”
满族的前身女真族在历史上就曾经是一个尚武好战而又高度汉化的民族。清廷入关定鼎之后，其崇儒好学之风日益增长，还专为宗室和八旗子弟设立官学，学习满汉文字，诵读四书五经。因此，自皇帝以下，能诗善文者愈来愈多。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诸帝均能作诗。《清史稿》中记述了康熙、乾隆多次制诗赐予大臣或与群臣赋诗唱和之事。康熙、乾隆、嘉庆、道光作诗尤多。乾隆皇帝酷爱作诗，有《乐善堂全集》、《御制诗》等，其诗有43000余首，是历史上创作诗歌数量最多的诗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特意在乡试殿试中增试五言六韵诗歌，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嘉庆帝有《味余书室全集》、《御制诗》、《嗣统述圣诗》、《全史诗》等。道光帝有《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御制诗》、《巡幸盛京诗》等。皇室贵胄能诗者很多。《清史稿·文苑传一》载：“宗室文昭，字子晋，饶馀亲王阿巴泰曾孙，镇国公百绶子。辞爵读书，从王士祯游。工诗，才名藉甚。王式丹称其诗以鲍、谢为胚胎，而又兼综众有，撷百家之精华，其味在酸咸之外。著有芗婴居士集、紫幢诗钞。”“又宗室以诗名者，蕴端，初名岳端，字正子，号红兰主人，多罗安郡王岳乐子。封贝子。有玉池生稿。”“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恪僖公拔都海子，蕴端从弟。封辅国将军。有问亭诗集。”“永忠，字良辅，又字臞仙，多罗贝勒弘明子。辅国将军。有延芬室集。诗体秀逸，书法遒劲，颇有晋人风味。”“书諴，字实之，号樗仙，郑献亲王济尔哈朗六世孙，辅国将军长恒子。奉国将军。有静虚堂集。”“裕瑞，字思元，豫通亲王多铎裔。封辅国公。工诗善画，……著有思元斋集。”而满族文臣武将和文人士子中能诗善词者更多，如鄂貌图、费扬古、纳兰性德、纳兰揆叙、阿克敦、鄂尔泰、讷尔朴、弘晓、敦敏、敦诚、铁保、贵庆、英和、多隆阿、奕绘、英瑞、铭安等。纳兰性德是满族诗人最杰出的代表。满族还出现了佟佳氏、纳兰氏、顾太清等成就突出的女诗人。纳兰性德、纳兰揆叙和纳兰氏兄妹三人都以诗词闻名于世，令人惊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满族还出现了一些文学世家。如睿恪亲王如松和佟佳氏不但是夫妻，也是彼此切磋的诗友，家里文风很盛，儿子淳颖，孙子禧恩、宝恩也都以诗才知名。这是当时满族上层有代表性的一个书香门第。
流风所及，清代涌现出庞大的女诗人群体，数量当以千计。如吴绛雪、徐昭华、林以宁、柴静仪、冯又令、钱云仪、顾贞立、骆绮兰、恽珠、王筠、吴藻、关瑛、杨古雪、张藻、毕汾、毕慧、陆媛、陈端生、梁德绳、许云林、许云姜、孔璐华、刘文如、谢雪、唐庆云、阮安、刘蘩荣、阮恩滦、吴绡、汪端、归懋仪、贺双卿、孙云凤、孙云鹤、孙云鸾、孙云鸿、孙云鹊、孙云鹃、吴逸香、方玉坤、金淑、朱恕、钱莲因、郭润玉、龚自璋、顾太清、沈善宝、项屏山、邱心如、刘清韵、秋瑾等。与明代女诗人的主要来源不同，清代女诗人大多是名门闺秀，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如杭州许氏（许宗彦妻梁德绳及其女许云林、许云姜）、仪征阮氏（阮元妻孔璐华、妾刘文如、谢雪、唐庆云、女阮安、长媳刘蘩荣、次媳许云姜、孙女阮恩滦等）、太仓毕氏（毕沅母张藻、妹毕汾、女毕慧）、杭州孙氏（孙令宜女孙云凤、孙云鹤、孙云鸾、孙云鸿、孙云鹊、孙云鹃）等。一些女诗人还结成诗社，互相唱和，如“蕉园五子”、“清溪吟社”、“秋红吟社”等。“秋红吟社”集中了当时京师的满汉才女，如顾太清、沈善宝、项屏山、许云林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顾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嫁为贝勒奕绘的侧福晋。因奕绘字子章，号太素，遂字子春，号太清，自署太清春、西林春，而以顾太清名世。她多才多艺，文艺创作涉及诗、词、小说、绘画，尤以作词名重士林。她吟诗填词自出胸臆，直抒性情，才气横溢，潇洒风流。著有词集《东海渔歌》和诗集《天游阁集》，存词300余首、诗800余首。晚年自署“云槎外史”之名，创作小说《红楼梦影》，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位女性小说家，其文采见识，非同凡响。
秋瑾（1877—1907）原名秋闺瑾，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自幼爱读书，工诗文。少年时最钦佩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习文练武，性格豪侠，热情而倔强。1904年东渡日本，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发起了妇女团体共爱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回国后创办中国公学和《中国女报》，奔走沪杭各地，积极组织武装起义。1907年事发被捕而英勇就义。她牺牲时写下的“秋雨秋风愁煞人”这一壮烈的绝命词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她早期的诗以吟咏离情别绪和春柳秋菊为多，在一种孤独感中流露了追求理想的精神。如《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诗人感时伤世，表达了一腔爱国雄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她以诗歌为武器，提倡男女平权，高呼妇女解放，向封建势力宣战，诗风一变而为慷慨高歌，其爱国思想和豪情壮志奔腾千里，不可阻挡。《宝刀歌》《宝剑歌》等诗篇表现了她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沸腾的爱国主义热忱。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一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如《对酒》一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换碧涛。”这些诗篇表达了她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精神。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利于传播歌唱，她力求诗歌的通俗化、自由化，如《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勉女权歌》和弹词作品《精卫石》等。秋瑾还有一些词作，前期的词内容比较单薄；后期的词如《满江红》等，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爽朗豪迈的爱国情怀。秋瑾以沸腾的热血写出了这些作品，她的诗词大部分充满着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和追求革命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她的作品中，文学和革命、言志与诗教达到了高度统一。
女诗人在操持家务的同时还担负着教育子女的重任，一些女诗人在诗歌教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如诗人张藻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育子女，将儿子毕沅、女儿毕汾培养成为才子才女。毕沅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乾隆亲自擢为状元。张藻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才女，不仅能诗，而且学问渊博，著有《培远堂集》。毕沅在她的调教下，6岁能读《诗经》、《离骚》，10岁便通晓声韵，善作诗文。随后，张藻又亲自把毕沅送到苏州，拜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和经学大师惠栋为师。后来，毕沅到陕西任巡抚，张藻还以母亲特有的情怀，作54句270言《训子诗》，殷切期望儿子“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毕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有《灵岩山人诗集》传世。他的妹妹毕汾也是当时一位知名诗人，有诗集《梅花绣佛斋草》传世。他们兄妹二人幼年失怙，全靠其母养育成人。张藻病故后，乾隆皇帝特赐御书“经训克家”四字褒扬。
女诗人恽珠也在教育子孙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她出身江苏阳湖的书香门第，十岁能诗，十三工画，为闺中一绝。著有诗集《红香馆集》，并编选了清代女诗人作品集《国朝女士正始集》。她抚育三子成才的事迹被载入史册。《清史稿·列女传一·廷璐妻恽传》载：“廷璐妻恽，……阳湖人，名珠，字珍浦。恽自寿平以画名，其族多能画。……珠亦能画，善为诗。廷璐为泰安知府，卒官。珠抚诸子麟庆、麟昌、麟书，教之严。持家政，肃而恕。尝拟列女传为兰闺宝录。撰定清女子诗，为国朝女士正始集。”在她的教育下，完颜氏一门之内，风雅相继。其子完颜麟庆官至总督，也是一位诗人，有《凝香室诗集》。其儿媳程孟梅，孙子崇实，孙女妙莲保、佛芸保，亦皆能诗文。
在清代，诗歌对戏曲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时的戏曲家也多是诗人。如著名诗人吴伟业除诗文外，还著有《秣陵春》传奇，《通天台》、《临春阁》杂剧。戏剧家尤侗擅长诗文，又精于音律，其词曲成就较高。《清史稿·文苑传一·尤侗传》：“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初，世祖於禁中览侗诗篇，以才子目之。后入翰林，圣祖称之曰“老名士”。天下羡其荣遇。”《长生殿》的作者洪昇本身又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早年就以诗闻名，流传至今的尚有《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等。《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也是一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有《湖海集》、《长留集》等。他的咏史诗多抒写兴亡之感，抒情意味较浓。如《过明太祖故宫》：“匆忙又散一盘棋，骑马来看旧殿基。夕阳偏逢鸦点点，秋风只少黍离离。门通大内红墙短，桥对中街玉柱欹。最是居民无感慨，蜗庐僭用瓦琉璃。”如《梅花岭》：“梅枯岭亦倾，人来立脚叹。岭下水滔滔，将军衣冠烂。”《桃花扇》的词曲典雅富丽，正是作者诗人本色的体现。戏剧中的一些曲子因有浓重的诗味受到人们传唱，如《千钟禄》写建文帝逃亡中所唱的《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风凄雨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长生殿》中李龟年自述流离的一曲《一枝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这两支曲子抒发了普通人在历史变乱中的悲怆，在当时流传很广，有“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
小说创作也受到诗歌的广泛影响，小说家也往往能诗擅词。蒲松龄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作家，一生著作丰富，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诗、文、词、赋、戏曲、俚曲等。《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也都是诗人。除个别作品外，清代小说中依然夹杂着数量较多的诗词，说明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对诗词的喜爱。《红楼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些诗词曾广为流传。如曹雪芹自题绝句：“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著名的还有《好了歌》、批宝玉的《西江月》二首、林黛玉的《葬花词》、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等。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香菱学诗”的故事，高度凝缩了古代文人学习作诗的过程。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官学教育基本沿袭明制，分为地方和中央两类。中央主要是国子监，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卫儒学，明制具备，清因之。”包括《诗经》的“四书五经”是官学的基本教材。此外，义学、社学、私塾等伴随着民间藏书和编书的风行也愈来愈昌盛。受明代风气的影响，一些书香门第对女子教育日益重视，一些家庭里还出现了女塾。一些诗人还收传了女弟子。如女诗人骆绮兰就是著名诗人袁枚、王文治的弟子。
清朝蒙学大体沿用宋、元、明的教育体制，以识字为主，多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诗》、《小儿语》、《续小儿语》、《弟子规》、《龙文鞭影》、《笠翁对韵》、《声律启蒙》、《增广贤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为教材，还有康熙帝亲自审定的《御制百家姓》。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这些蒙学教材多以强调儿童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培养为中心内容。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更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沈龙江义学有更明确的规定：“放晚学讲贤孝勤学故事一条，吟诗一首。诗要有关系的，如‘二月卖新丝'、‘锄禾日当午'、‘青青园中葵'、‘木之就规矩'等。……次日放晚学时背讲。”（《沈龙江义学约》，见张伯行辑《养正类编》）。当时主要的诗歌教材有《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
清代蒙学的写作训练较以前又有新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训练程序和方法，一般程序是：属对——作诗——作文。教蒙童属对是作诗、作文的基础，属对要求平仄相对、词性一致、结构相同、字数相等、修辞手法相同、逻辑关系相同，是一种集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于一体的综合性基础训练；采用的教材有《对类》、《诗月夜》、《词林典腋》、《时古对类》、《千金裘》、《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
道光年间的学者王筠（1784—1854）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专门阐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对蒙学识字、写字、读书、属对、作诗、作文等方面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对蒙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他疾呼“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寻乐，谁肯寻苦？读书虽不如嬉戏乐，然书中得有乐趣，亦相从矣。”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作诗作文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涵养学生的作诗作文兴趣，他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原则，要求学生多写多练，即初学做诗，先要放手，不要拘于四声，为双声叠韵的规矩所束缚，此后再从放到收。“作诗文必须放，放之如野马，踶跳咆嗥，不受羁绊。”“久之必自厌而收束矣。此时加以衔辔，必俯首乐从，……但涵养诱掖，待其自化，则文境必大进。”“以圈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诗文写精练。王筠还主张蒙童教育应循序渐进，即学生识二千字后，才可读书，待其“神智渐开”，再教以四声、虚实、韵部、双声、迭韵等文字知识，然后在识字、阅读、属对的基础后，才开始学习诗文写作。
传统蒙学教育形式一直持续到清末兴办新学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学义塾规条》仍有这样的规定：“塾中功课，未识字者先识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学诗（新刻《续神童诗》），为人道理都说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续千家诗》及《孝经》、《弟子职》、《小儿语》各种，如有余力，皆可接读。”（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90页引）十九世纪末，在变法维新的浪潮中，传统蒙学教育也发生了变化。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新学堂兴起，传统蒙学教育寿终正寝，从内容到形式被完全废弃了。
在谢枋得的七言《千家诗》流行的基础上，王相又选注了《新镌五言千家诗》，选录五绝39首、五律40余首。后来有人将五言和七言这两种《千家诗》编成合刊本，成为流传最广的诗歌教材，也对我国的语文教育、特别是诗歌教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作用。这部诗歌教材共录有220多首诗歌，虽号称“千家”，实际上共录诗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选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学好懂，题材多样，适合学生诵读。如孟浩然《春晓》、王之涣《登鹳鹊楼》、李白《静夜思》、杜甫《登岳阳楼》、刘禹锡《乌衣巷》、程颢《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诗》在编选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编者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儿童的主体地位。《千家诗》是启蒙性质的诗歌选本，其内容包括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等，较为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民间深受欢迎，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唐诗三百首》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选编的一本脍炙人口的唐诗精选普及读本，仅以三百首的篇幅，就使人们得以欣赏到唐诗中的精华之作，为初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卷首有蘅塘退士序：“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由此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的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编选此书。全书共选了七十余位唐代诗人的诗歌300余首，涵盖了古诗中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各种诗体，是一本质量上乘的精选诗歌读本。这本书注重选取历来为人们广为传诵的佳作，名家名篇入选甚多。诗的作者中既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也选了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如无名氏的《杂诗》。全书的编选以适合私塾教学为基本原则，以学童容易理解和记忆、适合儿童兴趣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唐诗三百首》被塾师们广泛采用，而且深受学童和成人的欢迎。此后为了帮助蒙童和一般文人理解、欣赏这些诗作，出现了多种注释本。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一直影响着我国的诗风和文风。而这本流传很广的诗选，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诗歌教育，对发扬我国的“诗教”传统有重要作用。这部诗歌读本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学习唐诗的首选读本，风行海内外。
清末，《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诗歌读本依然是蒙童学习诗歌的主要教材。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纳楹闲访百城书》里有东昌城内一家书店掌柜与老残之间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清代“三百千千”的流行情况：那掌柜的道：“所有方圆二三百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一年要销上万本呢。”老残道：“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我到没有见过。是部什么书？怎样销得这们多呢？”掌柜的道：“嗳！别哄我罢！我看你老很文雅，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这不是一部书，‘三'是《三字经》，‘百'是《百家姓》，‘千'是《千字文》；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一年不过销百把部；其余《三》、《百》、《千》，就销的广了。”由此可见，直到晚清时期，《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仍然是学堂的基本教材，在北方城乡流传很广，很受欢迎。而刘鹗还是一位诗人。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洪都百炼生。他出身诗书官宦家庭，自小聪敏，四岁就随其二姐诵读《唐诗三百首》，八岁从丹徒名儒赵君举读书。庚子年（1900年）刘鹗北上赈济灾民，旅途中在《唐诗三百首》的封面上题诗，其一就记述了幼年学诗一事：“阿姐停针每见怜，小时指授绣灯前，而今此卷犹传世，回首沧桑四十年。”他涉猎众多领域，学识博杂，著述颇丰。其诗直抒胸臆，清新俊逸，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感情，有诗集《铁云诗存》。
唐宋以降，吟诗作词已成为文人的日常事务，而声律对句则是创作诗词的基础技能。因此，除学习诗歌外，学习声律对句也成为蒙学阶段的一项经常性的内容。为了适应人们学习作诗填词的需要，训练学子掌握声律对句技巧的诗歌类读本代代不绝。清代学者又编写了新的蒙学韵文类教材，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
著名文学家李渔编著的《笠翁对韵》是一本专门用来学习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始刊行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一问世即引起轰动，是清代最流行的声律类蒙书之一。全书共三十韵，每韵二则至四则不等，从一字对、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其语言工巧藻丽，音韵流畅；内容博采精裁，编排合理，或状景，或叙史，或抒情，意境典雅优美，又富生活气息，更易为初学之人掌握。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塞边，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雷对电，雾对霞。蚁阵对蜂衙。寄梅对怀橘，酿酒对烹茶。宜男草，益母花。杨柳对蒹葭。班姬辞帝辇，蔡琰泣胡笳。舞榭歌楼千万尺，竹篱茅舍两三家。珊枕半床，月明时梦飞塞外；银筝一奏，花落处人在天涯。”“闻对见，解对谙。三橘对双柑。黄童对白叟，静女对奇男。秋七七，径三三。海色对山岚。鸾声何哕哕，虎视正眈眈。仪封疆吏知尼父，函谷关人识老聃。江相归池，止水自盟真是止；吴公作宰，贪泉虽饮亦何贪？”文中罗列了许多典故，既能够帮助学子增长见闻，又可以在品德修养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车万育编著的《声律启蒙》是一本专门训练儿童对偶技巧、掌握声韵格律的启蒙读物。全书按韵分编，包括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方面的虚实应对，形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使儿童在诵读中受到语音、词汇、修辞等方面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较之其它蒙学读本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如“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又如：“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冯妇虎，叶公龙，舞蝶对鸣蛩。街泥双紫燕，课密几黄蜂。春日园中莺恰恰，秋天寒外雁雍雍。秦岭云横，迢递八千远路；巫山雨洗，嵯峨十二危峰。”其内容多以实际生活中的事物现象或事件人物作为范例，道德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既便于儿童理解，又能够陶冶学童情操。如：“寒冰三尺厚，秋月十分明。”“花间双粉蝶，柳内几黄莺。”“一轮秋夜月，几点晓天星。”“渚莲千朵白，岸柳两行青。”因此，它是一部深入浅出、潜移默化教导儿童学习音韵格律、吟诗作对的启蒙教材。
车万育还编撰了《增广贤文》一书。全书以韵文的形式，将格言排列在一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灵活多变，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突破了传统蒙学读物往往以一种句式贯穿始终的基本格式。其中有的辑自雅句，有的采自俗语，有的是圣哲语录，惟其如此，全书也就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有戒勉言、有世宦治世言、有隐逸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如：“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贫居闹市无人识，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有些句子连在一起简直就是诗歌，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身之计在于勤”、“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仓廪虚兮岁月乏，子孙愚兮礼义疏”、“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竹篱茅舍风光好，道院僧房总不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结交须胜己，似我不如无。但看三五日，相见不如无”、“磨刀恨不利，刀利伤人指；求财恨不多，财多害自己”。由于采录广泛，因而纯驳不齐，儒家学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的内容在其中也均有体现，时而积极进取，时而感慨自伤，也因此大致反映了古人之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涉及为人处世的谚语很有哲理性，耐人寻味，值得借鉴。《增广贤文》篇幅不长，通行本只有3800字左右；文中极少运用典故，语句接近于口语，易于为人们接受。因此，在民间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人们把它与《幼学琼林》并列，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书中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在通行本之外，还有各种重编本，如周希陶的《重订增广》、硕果山人的《训蒙增广改本》等。
有两部唐诗读本值得引起注意，分别是王尧衢的《唐诗解》和徐日琏、沈士骏的《唐律清丽集》。雍正年间，苏州人王尧衢编注《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1732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很多，而《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其选诗讲究格调平稳，既明白晓畅，又含蓄悠长，往往选取历来为人广为传诵的名篇。所选诗歌五言、七言古风较少，五言、七言近体居多。嘉庆、道光以后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是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盛行的一部诗歌选本，影响较大。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乡试殿试增试五言六韵诗歌。《清史稿·选举志一·学校条一》载：“乾隆初，覆试兼用小学论。中叶以后，试书艺、经艺各一。增五言六韵诗。”徐日琏、沈士骏二人立即编选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唐律清丽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其选诗以“清丽”为标准，所选诗歌以初盛唐居多，中晚唐较少，而选杜甫诗最多。历来唐诗选本往往古体、近体兼备，惟独这部书却专选唐人五言律诗。很明显，这是专门为应试举子提供的作诗范本。
“康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常令后人惊叹，在文化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居功甚伟。康熙皇帝富有雄才大略，是历史上罕见的帝王，他精通儒学，博学多才，重视文教。康熙年间，由曹寅、彭定求等人奉敕编选的《全唐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诗歌总集。这部诗集以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为蓝本，广泛搜集曾散佚遗漏的作品进行校补增订。全书共900卷，收录了唐五代时期2200多位诗人的诗歌48900多首。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件大事。唐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全唐诗》的编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于诗歌教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久，张豫章等人又奉敕编次《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其中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这部书对于保存和学习宋金元明诗歌功不可没。此外，还有张玉书等奉敕编《佩文斋咏物诗选》四百八十六卷、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一百二十卷、郭元奉旨编纂《全金诗》等。康熙帝还诏令儒臣集体编纂了《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定《唐宋诗醇》四十七卷，选取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位诗人的作品2660余首，而以李、杜为正宗，以白、韩、苏、陆为羽翼；特别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意义，尤其强调忠君爱国，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这本书问世后刊刻极多，当时诗人几乎人手一部。乾隆时期纂修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编排，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有36300多册之多，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按照儒家正统“诗教”观念，对历来的诗、词、曲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甄别，为清代文人吟诗填词作曲提供了榜样。
清代一些诗人、学者也很重视历代诗歌选集、总集的辑录编纂。如朱彝尊选编了明代诗歌总集《明诗综》100卷、编纂了《词综》36卷。季振宜编选的唐诗总集《唐诗》七百一十六卷，打破唐诗历来按初盛中晚的编排方法，诗人和作品按时代编次，由高祖开始，至无名氏终。每个诗人均附有较详细的小传，并对所录诗篇作了较细致的校勘。此书是《全唐诗》编纂时主要依据之一，当时未刊刻，只有写本传世。王士祯编纂了《神韵集》、《十种唐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等，体现了他的“神韵说”理论。沈德潜（1673—1769）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他论诗以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在作诗上强调为封建政治服务，力求中正平和、委婉含蓄。《清史稿·沈德潜传》载：“德潜少受诗法于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由于他的诗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因而他的诗论和作品风靡一时，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选辑的各种选本，就是他的“格调说”诗歌理论的体现，是当时诗人学习的范本。这些选本保存了比较丰富的诗篇，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评语颇有精辟见解，因此广为流传，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之后，还有张玉编选的《古诗赏析》、管世铭编选的《读雪山房唐诗钞》、李调元编纂的《全五代诗》、王闿运编选的《八代诗选》等等。这些诗歌选集、总集的编纂，为清代诗人学习作诗提供了不同风格的范本。
弹词与鼓词都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说唱兼备的曲艺形式。弹词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多在城镇演唱，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往往受到妇女的欢迎。许多有才华的女性也参与了弹词的创作，借以抒发了她们的人生理想，而女性要求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愿望也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著名的女性作品有陈端生的《再生缘》、陶贞怀的《天雨花》、邱心如的《笔生花》、李桂玉的《榴花梦》。弹词的说白部分为散体，唱词部分以七言韵文为主，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往往很大，如《榴花梦》长达三百六十卷、约五百万字。从讲述故事和阅读欣赏的角度来看，许多弹词可以说是一种韵文体的长篇小说。弹词还有许多方言作品，在南方广大地区影响深远。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其形式与弹词很相近，说的部分用散体，唱的部分为七言或十言韵文，句式较弹词更为灵活。传世鼓词主要是一些依托历史讲述战争故事和英雄传说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呼家将》，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愿望。还有一些是根据古典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作品，如《杨家将》、《三国志》、《水浒传》、《窦娥冤》、《西厢记》等，这些鼓词一般与原作出入不大，对这些文学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另外也有少数描述才子佳人故事的作品，如《蝴蝶杯》等。鼓词在北方民间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弹词与鼓词作品多出自民间，往往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情感，成为人民自我教育的一种工具。由于这些作品难以摆脱正统思想的控制，往往有着较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而其主体部分又是以七言为主的韵文，因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诗歌教育的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少数民族也流传着自己的说唱文学作品。如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被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这些史诗都是千百年来各民族生存和斗争经验的积累，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军事、医学、语言、宗教、美学等各方面知识，可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它们在各少数民族中代代口耳相传，在生活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文人继续明代学者的遗风，搜集民间通俗歌曲的风气更盛，保存下来的民歌作品远多于明代。清代俗曲总集主要有颜自德辑录、王廷绍编订的《霓裳续谱》，收曲词六百余首；华广生选辑的《白雪遗音》收曲词七百余首。俗曲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根据戏曲改定的，有描绘民间风俗的，有表现诙谐嘲戏的，有玩弄文字游戏的，而比较集中又最有文学趣味的仍是情歌一类。男女相思是民歌永恒的主题，清代都市流行的民间俗曲也多为情歌，庸俗调笑之作较多，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清新俊爽的作品。由于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即使是茶坊、酒馆、青楼传唱的粗俗色情之作，其表达情感的大胆直露，也都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虽然为正统“诗教”论者所不屑，但这些民歌在民间的影响却极其深远。一些诗人收集整理了比较僻远地区的民歌，如李调元辑的《粤风》、黄遵宪辑的《山歌》和无名氏的《四川山歌》。其中《粤风》中后三卷的《瑶歌》、《苗歌》和《僮歌》是南方少数民族民歌，作品多是情歌，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俗。这些民歌曲调简单，感情率真朴实，体现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风格，保持了民歌的真正本色。如《四川山歌》之一：“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这是对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辛辣嘲讽。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儿歌专集，如郑旭旦辑录的《天籁集》和悟痴生辑录的《广天籁集》等，内容主要是训练儿童语言，向儿童传授知识，一般句子短小，节奏明快，语言平易流畅，适合儿童诵唱。在学校教育之外，民间的诗歌教育极为广泛，其作用不容忽视。
晚清时期的民间歌谣中有不少反映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务团运动的作品。这些民谣是我国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斗争中产生的，一般都具有高度的战斗性。这些民歌在流传的过程中，既教育人民认清了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又进一步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林则徐领导禁烟斗争，坚决抵抗侵略军，获得了百姓赞颂：“林则徐，禁鸦片。焚烟土，在海边。开大炮，打洋船，吓得鬼子一溜烟。”《三元里民歌》概括反映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谣刻画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一个“怪圈”现象，既讽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又表现了人民对侵略者的蔑视和对自己力量的确信。
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获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一些歌谣表达了百姓对太平天国的歌颂，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如：“天父天兄手段高，打得清兵四处跑，旗开得胜万民笑，拿下南京立天国。”有一首苗族民歌表现了苗族百姓对太平军的欢迎：“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从今耕作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在彝族、壮族中也都有类似的歌谣。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依然活在百姓心中，《愁你一去不回头》、《不见哥哥回家中》等民歌就表达了人民对太平军的深切怀念，如：“豌豆花开花蕊红，豌豆结荚好留种。来年种下小豌豆，花儿开得更加红，太平军哥哥五个字，永远记在人心中。”这些民歌的流传，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成为人民群众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
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一些歌颂本民族起义领袖的民歌，如长篇叙事诗《张秀眉颂》(苗族)、《英雄沙迪尔的歌》(维族)等，反映了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具有史诗意义的作品。
义和团运动中所产生的民歌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如：“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这首民歌中饱含着对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刻骨仇恨和无比蔑视，表现了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的民谣歌颂了义和团英勇战斗的精神，如：“义和团，真勇敢，不怕枪炮和子弹。一心只想灭洋人，顶着枪子往上窜。杀尽洋人头，中国保安全。”有的民歌还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借传教为名进行侵略活动的罪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宣化葡萄甜又香。信什么圣母娘，进什么天主堂，外国人，胡来闯，鹞子充鸡没有好心肠。”这首民歌剥去了侵略者的宗教外衣，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也进一步认清了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媚外投敌的罪行，一些民歌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如：“清朝兵，太稀松。见了洋人就害怕，见了百姓可真凶。”“清朝太无能，洋人当祖宗。多少财宝送了情，卖国人儿高官升。”这些歌谣画出了清政府屈膝事敌的丑恶嘴脸，提高了人民的认识，增强了人民的斗志。由于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勾结，义和团运动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专制。如：“大师兄，砍洋头；二师姐，杀官兽。打倒洋和官，百姓有盼头。”这首歌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清醒认识，表达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女的红灯照，男的义和拳；赶也赶不散，捉也捉不完。”这样的歌谣，显示了人民决不屈服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信心。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其领导者往往运用诗歌宣扬其政治理想和宗教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鼓舞千百万人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洪秀全颇喜作诗，其《天父诗》录诗600多首。他曾编写《原道救世歌》宣传宗教平等思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其中写道“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他在《原道醒世训》结尾题了一首诗：“上帝原来是老亲，水源木本急寻真；量宽异国皆同国，心好天人亦世人。兽畜相残还不义，乡邻互杀断非仁；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这首诗为百姓描绘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洪秀全有一首述志诗：“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杨秀清也有一首《果然英雄》，其中写道：“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这些诗篇都充满着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改天换地的英雄之气。他们的诗篇往往通俗易懂，朴实明晓，生动有力。太平天国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儿童教育，专门编写了自己的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千字诏》等。《三字经》主要宣传宗教思想，如：“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幼学诗》共三十四首五言体诗歌，内容涉及做人和教义两方面，主要是进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说教，如：“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这种寓道于文、文道结合的教材，也体现了传统诗歌类读本偏重道德教育的特点，政治功利性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专制主义统治，极力推崇理学，特别重视和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清代诗歌总体风格偏重典雅，民歌对清代诗人的影响较小。但仍有一些诗人向民歌学习，写出了歌谣体诗，朱彝尊有《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龚自珍有《馎饦谣》等。晚清末年，进步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诗人黄遵宪十分重视向民歌学习，曾辑录民歌选集《山歌》。他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体诗歌，名曰“杂歌谣”。在内容上，要求反映现实生活，宣传进步思想；在形式上，句式整散兼有，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风格多种多样。黄遵宪亲自创作了许多歌谣，在新歌谣创作方面贡献最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在《致饮冰主人手札》中建议他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的歌谣。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先后刊出了黄遵宪的《出军歌》和《幼稚园上学歌》、梁启超的《爱国歌》、剑公的《新少年歌》等作品。梁启超呼吁更多的诗人努力从事歌谣创作，并举黄遵宪为楷模。康有为、章炳麟、秋瑾、高旭等人都有这类歌谣体作品。江苏籍留日学生也在创办于东京的反清革命刊物《江苏》上刊载了供儿童歌咏吟诵的学校歌（儿童诗）《游春》、《扬子江》、《秋虫》等。俞复、丁宝善编写的《蒙学课本》里也有新歌谣，如第三册第二课：“祝我国，巩金汤，长欧美，雄东洋，陆军海军炽而昌，全球翻映龙旗光。帝国主义新膨胀，毋庸老大徒悲伤！印度灭，波兰亡，请看我帝国，睡狮奋吼剧烈场。”这些新创作的歌谣以爱国主义为基调，寓教于乐，语言通俗，形式自由，易读易懂，便于歌唱，易于流行，将传统韵文体蒙学教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创作新歌谣也就成为宣传进步思想、教育青少年的最佳方法。
晚清末年，在维新变法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由于难以适应宣传革命思想的需要，古典诗歌逐渐走向末路，与之相适应的诗歌教育也逐渐衰落。随着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诗歌教育被赋予了新任务、新内容，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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