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隋唐两宋辽夏金

　　隋朝建立后，迅速统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空前繁荣。由于隋炀帝荒淫无道，隋朝只存在30余年就很快灭亡。唐朝建立后，疆域广阔，国势强盛，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到了空前鼎盛时期。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政权并立的分裂时期，从五代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

　　这一时期，儒学普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隋唐时期建立并完善了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持续了1300余年，对古代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形成了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影响巨大，尤其对诗歌教育和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五代承接唐代遗风，虽战乱不休，但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依然比较繁荣。两宋时期的文化教育更加兴旺，文人受到的优待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学校教育和诗歌教育更加普及。唐代和宋代的诗人群体非常庞大，诗歌创作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诗宋词，双峰并立，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这个时期，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刘禹锡、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李清照、辛弃疾、陆游、杨万里等大诗人，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因此，这一时期不仅是诗歌极度繁荣的黄金时代，也完全可以称之为诗歌教育的黄金时代。

　　受隋唐两宋影响，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也十分推崇儒学，汉化程度很高。其诗歌教育也十分普遍，出现了较多的诗人。特别是辽国和金国，还分别涌现了较大规模的诗人群体，其中出现了几位成就不凡的女诗人，其诗歌教育成效十分显著。

第一节　隋代的诗歌教育

　　581年，北周勋臣杨坚夺取政权，建立隋朝。589年，隋军渡江南下，一举灭陈，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裂状态，再次统一全国。隋文帝提倡节俭，励精图治，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二十余年间，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景象。隋炀帝为满足荒淫享乐的欲望和开拓边疆的雄心，在全国统一的基础尚未牢固的情况下滥用民力，暴虐无道，激起各地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迅速瓦解。隋朝在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618年，隋朝灭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世家豪门子弟中选拔，许多才华优秀但出身低微的读书人很难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级官员，形成了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种状况严重扼制了优秀人才的成长和任用。为了改变这种弊端，587年，隋文帝下令实行新的用人制度，设立秀才、明经两科，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员。房玄龄、孔颖达就是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隋文帝企图把选用官吏的权力完全收归朝廷，废除士族制度，结果引起士族的强烈不满。隋炀帝正式设置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优秀人才。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由此开始。科举制度的实行，为有才学的读书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任职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因此，极大刺激了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隋王朝对教育是极其重视的。隋文帝设立了国子寺，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内设祭酒一人，总管中央官学的教育。隋代的中央官学实行分科教学，《毛诗》是五个专业之一。隋炀帝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官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607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

　　隋朝由于立国短暂，在文学方面建树不多。由北周入隋的三位诗人——杨素、卢思道、薛道衡，都有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贯穿了一种深沉悲凉的情思。杨素是隋朝重臣，文武兼备，位高权重，不可一世。他的诗今存多为五言，如《出塞二首》和《赠薛播州诗》十四章，都寄寓了一种人生的感慨，风格雄健苍凉。卢思道、薛道衡的诗则体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如卢思道的《采莲曲》宫体气息甚浓，而他的《从军行》以七言歌行体写边塞风光，展示了恢宏辽阔的境界，更为人称颂，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薛道衡的诗多以富丽精巧见长，如他的名篇《昔昔盐》写传统的闺怨题材，以抒情委婉细致著称，“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女子独居的凄凉冷落衬托其哀苦的心情，一向为人称道；而他的咏怀诗《渡北河》则慷慨有力，风格大变；他的小诗《人日思归》词浅情深，传诵千古。孙万寿有《远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诗，长达四十二韵，不事浮华，而情意真切，盛传一时。

　　隋炀帝杨广颇好文学，他为晋王时，便喜爱招引文人学士。即位之后，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宫廷文人，文风绮丽，多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之作。杨广的某些诗篇还有可观之处，如他的一首小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意象安排巧妙，画面富有情味。但杨广又非常自负，疾贤妒能，当时文坛领袖薛道衡就死于其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载有两则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倡导有助于诗歌的兴盛，但他在文学上的自负自大和妒忌杀人，又给诗歌的发展带来重大的伤害。

　　由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和提倡，当时社会普遍爱好诗歌，一些诗人的名作曾传诵一时。如薛道衡诗名极著，《隋书》本传记载：“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记述了薛道衡出使江南作《人日思归》的故事：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不仅如此，当时还流传着因擅长作诗而免罪的故事。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上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与杨素有关的故事：“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隋政。素功臣豪侈，后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其宠妾所召也。素俱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后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隋朝的诗歌教育还是比较发达的。传统的《诗经》教育不仅在官学正在得到极大的恢复，在私学里也受到学者的重视。吟诵仍是诗歌教育的主要方法。这时出现了用楚声读《楚辞》的现象。《隋书·经籍志》谈到《楚辞》时说：“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并载释道骞《楚辞音》一卷。这就是说，当时诵读《楚辞》这种韵文，有特殊的地方腔调，而且递相传授。以擅长这种读法著名的释道骞，还写成专著《楚辞音》。

　　隋末学者王通，学问渊博，号“文中子”，终身不仕，致力于聚徒讲学，闻名天下。他力主汉儒的诗教说，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对南北朝以来的著名诗人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几乎全部一笔抹煞。他的主张对儒家诗教传统的恢复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节　唐代的诗歌教育

　　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唐朝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疆域广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高峰。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还是科技、文化、商业、建筑，唐朝均处于世界前列。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洛阳、扬州、成都都是闻名的商业都市。由于国内南北文化的汇合和国际文化的交流，再加上统治者的重视，唐代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逐渐成熟，文化艺术出现了灿烂辉煌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唐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宦官专权、军阀割据和黄巢大起义导致唐朝衰亡。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唐亡。

　　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迅速发展，国力的极度强盛，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统治阶层的多元化，思想控制的相对宽松，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再加上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力地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发展，而诗歌作为唐代文学的主流更是大放异彩。唐代政治气氛宽松大度，在李家统治的二百九十年内，文人中没有发生因文字触犯忌讳而被判罪的现象，即便是讽刺了皇帝也没有被杀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也只是受到永王李璘的牵连，不久就遇赦放还。作为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唐代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而是儒、释、道并兴。而道教和佛教在统治集团和整个社会中也受到极大的重视。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道教或佛教有时候甚至被排列于儒学之上。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对诗歌创作影响极大，这三种思想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诗人的思想意识上和他的诗歌创作上。唐玄宗既有歌颂孔子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也有赞扬老子的《过老子庙》，又有咏佛家的《为赵法师别造精院过院赋诗》等诗篇。王维早年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有扫除边患、为国建功的儒家思想，如“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而晚年却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的佛家思想。晚唐著名诗僧贯休的诗篇中也强烈地表现出忧民忧国和希望“致君活国济生人”(《杜侯行》)的儒家思想，是外僧内儒的典型。唐代诗人在思想上的兼容并收，使诗歌内容更为丰富多彩。

　　唐代是一个极其重视文化教育的封建王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历代皇帝都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唐朝历代皇帝大都喜好诗歌并重视以诗取士，对唐诗的繁荣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祖李渊有较高文化修养，《全唐诗外编》卷一录其《为秦王制诗》一首。唐太宗经常与群臣饮宴赋诗，如《宴中山》、《于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等，还给群臣赐诗饯诗，如《赐魏征》、《赋秋月悬清光赐房玄龄》、《赐房玄龄》、《饯中书侍郎来济》。据《文苑英华》、《全唐诗》所载，唐太宗与群臣的唱和诗至少在百篇以上。唐高宗好作诗，提倡群臣赋诗。他的一首诗《谒大慈恩寺》，奉和应制的诗共36首。仪凤三年(678)七月丁巳，高宗宴近臣诸亲于九成宫之咸亨殿上，赋七言《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诗，“皇太子、霍王、相王、侍臣并和”。(《全唐诗》卷二)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46篇，收录在《全唐诗》中。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其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可谓一时佳句。她曾自制商调曲《如意娘》，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唐玄宗李隆基非常爱好诗歌，每与群臣饮宴必赋诗，而群臣则奉和应制。史青因五步诗《应诏赋得除夜》而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并授为“左监门卫将军”。唐玄宗还常常让喜延后进的贤相张说查访颖悟超群、富有诗才的儿童，如奇童李泌、神童刘晏等，经张说的推荐，都受到唐玄宗的重用。唐德宗李适擅长诗歌，提倡君臣唱和；非常重视以诗取士，对科举极为关切。据《唐诗纪事》载：“帝善为文，尤长于篇什。每与学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贞元中，昭义节度李抱真荐贝州宋庭芬之女若昭，召入禁中试文，帝咨美。帝每与侍臣赓和，若昭姊若华等五人皆预，呼学士。”“帝晚年工诗句，臣下莫及。”(卷二)唐文宗李昂好作五言诗，诗调清俊。他曾想置“诗博士”，因大臣阻谏而止。唐宣宗李忱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大臣公卿出镇，常赋诗饯行。他的《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显示出豪迈的气魄。他的《吊白居易》一诗对白居易的诗歌作了高度评价，表明他对诗人的重视。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了得益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重视外，唐诗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繁荣密切相关。唐太宗极为重视文教事业，先后令颜师古校定《五经定本》、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作为教材颁行天下。《诗经》被定为科举取士的“九经”之一。唐文宗下令将《诗经》等十二部经书刻成石经，于开成二年（837年）竣工，总计650252个字，立于长安国子学内，供学生抄录诵读，被称为“开成石经”。《旧唐书》卷十七载：唐文宗开成二年“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开成石经”对于儒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唐朝的中央官学继续实行分科教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的学习内容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唐代在州、县等行政区域设立学校。《新唐书·选举志下》：“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可见唐代教育之盛。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儒学的地位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所提高，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一般地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

　　唐代继承并完善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学校教育体系也进一步完备。唐代科举以进士、明经两科最重要，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九经”是必考内容。在最受社会重视的进士科考试中，诗赋也是主要内容。唐朝的中央官学有国子监领导下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广文馆等“六学一馆”。此外，还有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于尚书省的崇玄学。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学生主要学习儒家经典。国子学有生员三百人，太学有五百人，四门学有一千三百人，入学年龄为十四岁至十九岁。高宗龙朔二年(662)，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下设司业为副，及丞、主簿、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当时进士如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教育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时三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度的关键人物。唐太宗进一步扩大科举考试范围，常设考试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等十多种，考试的体制更加健全。贞观年间，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子达上千人，录取很严，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进士的第一名称为状元。唐太宗曾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有人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武则天也大力提倡科举，曾将应试举子集中在洛阳宫殿里亲自出题，主持面试，开创了殿试之先河；她还设立了武举科目。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科举应试者多达上万人。唐玄宗时，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他曾经在长安和洛阳八次亲自主持科举面试。开元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占到三分之二。《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进士及第享有很高的荣誉，时称“登龙门”。新科进士不仅要在长安的曲江参加国宴，还要在大雁塔下题名留念。周匡物的《及第谣》就反映了当时的盛况：“水国寒消春日长，燕莺催促花枝忙。风吹金榜落凡世，三十三人名字香。”而孟郊的《登科后》则写尽了举子一朝及第后的喜悦心情：“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激发了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进士科重视诗赋考试，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诗歌创作的高度繁荣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唐代诗歌的作者群非常广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都热情地从事诗歌创作，这是过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象。唐人上自帝王后妃、王子公主、文臣武将、举子秀才，下至士卒小吏、渔人樵夫、村妇小儿、僧道乞丐、宫女娼妓，大多会诗能吟。孟郊《教坊歌儿》写道：“十岁小小儿，能歌得朝天。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中国真正成为“诗的国度”。初唐以后，宫廷文学就逐渐失去了在诗坛上的主导地位，真正有突出成就、对诗歌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其家庭出身大多并不显赫，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有的著名诗人如白居易晚年仕宦显达，但他在诗歌领域的地位与其政治地位没有直接关系。总体上看，诗歌创作在唐代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诗人数以千计，作品数以万计，形成群星璀璨的盛大局面。由于唐代诗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许多诗人来自社会中下层，他们对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自身的经历也往往更为曲折丰富，因而，唐诗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诗歌的题材与内容来说，咏史怀古、饮酒赋诗、壮丽河山、农家田园、边塞战争、塞外风光、友谊爱情、琴棋书画、音乐舞蹈、参禅礼佛等，都在唐诗中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唐诗中各种传统诗体兼备，无论古体诗，还是近体诗，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格律诗——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进一步成熟并定型，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诗歌教育的黄金时期，诗歌的广泛普及正是诗歌教育兴盛的结果。唐高宗以后，进士科考试逐渐偏重于以诗赋取士；唐玄宗将诗赋定为进士科的主要考试内容，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繁荣，也促进了唐代诗歌教育的普及。唐代文学百花齐放，诗歌成就最为显著，名家辈出，流派峰起，作品繁多，异彩纷呈，百花争妍，万紫千红，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成为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词是产生于唐代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但它和传统的诗歌有显著区别。词最初孕育于唐代繁华城市中的歌楼妓馆，是歌妓们按照新兴的燕乐演唱的小曲，为了适应乐曲的需要，渐渐形成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制的文学形式。由于当时词是酒宴上的歌曲，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而很少表现严肃重大的社会内容。晚唐出现了温庭筠、韦庄这样大量作词的文人。唐代的诗歌教育就植根于这一时期灿烂的诗歌文化之中。

　　“初唐四杰”卢照邻、骆宾王、王勃、杨炯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文学史习惯称之为“王杨卢骆”。骆宾王生年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称为神童而荐于朝廷，拜为朝散郎。四杰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冲破了唐初宫廷诗风的束缚，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他的名篇，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唐诗中数一数二的名句。杨炯的名作《从军行》以“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表达了投笔从戎的豪情。卢照邻以《长安古意》著称，“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是流传至今的名句。骆宾王以《讨武氏檄》名闻天下，《帝京篇》和《在狱咏蝉》是他的名作。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射洪（今属四川）人，家世豪富，性情豪迈，二十四岁举进士。他顺应时代需要，高唱汉魏风骨，清晰透辟地提出了文学革新的主张。他的代表作《感遇》三十八首或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或感慨身世、抒发理想，都表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充满着积极进取精神。《登幽州台歌》以无限的时空为背景，树立了一个孤傲的自我。陈子昂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为唐诗注入蓬勃的生命力，开启了盛唐诗人，赢得千秋万代的仰慕。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在盛唐诗人中，孟浩然是年辈较早的一个，其人品和诗风深得时人的赞赏和倾慕，如李白有《赠孟浩然》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田园诗的诗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建德江》、《过故人庄》和五绝《春晓》等，都是流传后世的著名诗篇。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是盛唐文化全面高涨时期的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精通音乐，书法上擅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而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建立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王维九岁就能写诗。十七岁时写出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王维于各种诗体无所不长，堪称全才。他的五律如《山居秋暝》、《观猎》、《使至塞上》，五绝如《辋川集》二十首、《鸟鸣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七绝《送元二使安西》为当时的梨园乐工广为传唱，名曲《阳关三叠》的歌词就是这首诗。王维写相思别情的小诗如《相思》（红豆生南国）、《杂诗》其二（君自故乡来）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情思，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之涣（688—742）字季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今存诗仅六首，均是绝句精品，如《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他家境贫寒，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他是盛唐时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和当时著名诗人几乎都有交游，孟浩然、李白、岑参、常建等都存有赠他的诗篇。他的诗以边塞、闺情宫怨和送别三类题材为主，如《出塞》，《从军行七首》其一、其四、其五，《长信秋词》、《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等均是流芳千古的名篇。王昌龄最擅长七绝，与李白同为七绝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名气很大，有“诗家天子王江宁”的美誉。如《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首诗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王世贞《艺苑卮言》）。明人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昌龄的七绝不仅在唐诗发展中有重要地位，而且成为后人的范本。

　　高适（704—765）字达夫，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整个唐代，大诗人中政治才干最出色、官职也做得最大的就数高适。《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他的诗以古体见长，尤以七古为胜。他的七言歌行气势浑雄，意象鲜明，淋漓酣畅，一泻千里，《燕歌行》是其名作。《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也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岑参（715—769）是江陵（今属湖北）人，三十岁应举及第，曾两度出塞。他以写边塞诗著称，是盛唐边塞诗的殿军。《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善于以绮丽豪放的笔调描写异域奇特风光，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在盛唐边塞诗中独具一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年轻时仗剑任侠，曾遍游大江南北，北登泰山，南至杭州等地，与诸多名人相交，诗名远播，震动朝野。天宝元年秋，唐玄宗下诏征李白入京，以隆重的礼遇，命李白供奉翰林。因遭宫廷权贵忌恨谗毁，天宝三载春，李白被放还乡。他离开长安后，结识杜甫、高适等诗人，四处浪游，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因受李璘牵连被流放夜郎，不久就遇赦放还。762年，李白病死于当涂。李白的诗歌题材丰富，各体兼备，尤工七绝和七言歌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一生不以功名显，却以布衣之身而藐视权贵，肆无忌惮地嘲笑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批判腐败的政治现象，以大胆反抗的姿态，发展了盛唐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他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偏爱七言歌行，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都是他的名篇。他的《静夜思》大概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他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赠汪伦》、《登金陵凤凰台》等都是流芳万代的诗篇。李白的诗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来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以飘逸豪放的风格、蓬勃浪漫的气质成为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作为唐诗的高峰之一，他的诗歌成为后人学习的崇高榜样。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官僚世家中，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他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就因诗文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家庭给予了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修养，追求仕途是他的人生轨道。他年轻时曾漫游吴越、齐赵等地，二十四岁时赴洛阳考试未及第。三十三岁时与李白相识。三十五岁后，为了做官奔走于权贵门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入蜀避乱谋食，被严武表荐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杜工部”）。因蜀中大乱出川东行，五十九岁客死旅舟。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大地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杜甫一生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因而，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他的诗各体兼备，形式多种多样，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诗歌语言千锤百炼，“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名篇众多，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秋兴八首》、《羌村三首》、《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望岳》、《春望》、《登高》、《春夜喜雨》、《登岳阳楼》、《旅夜抒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被尊为“诗圣”，成为后代众多诗人学习的楷模，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他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并善于创新，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诗歌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开启了后世众多诗家诗派，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半个世纪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北宋王洙编《杜工部集》，后王琪又重新编定。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特点。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著作非常丰富，如叶少蕴《石林诗话》、司马温公《续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等。后人注释杜集的著作约在百种以上，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等。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曾人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国子监博士、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他是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作家，是中唐也是整个唐代开宗立派的大诗人。他是中唐时的文坛诗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以他本人为主将形成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他的诗歌气势逼人，语言和意象力求奇特新颖，甚至不避生涩拗口突兀怪诞；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山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他的名篇。韩愈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一个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他以文为诗，尚险好奇，瑰丽奇崛的风格对宋代诗人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都有很大影响。

　　李贺（790—816）字长吉，生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系皇家远宗，因避父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仕途不顺，二十七岁怏怏而死。他是一个早熟的天才，很早便扬名诗坛，十八岁时以一首《雁门太守行》使大诗人韩愈刮目相看。他的诗篇想象奇异荒诞、语言新颖幽僻、意象色彩斑斓，《南园》、《李凭箜篌引》、《天上谣》、《梦天》等均是其传世名作。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十五岁以明经擢第，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一名。十六岁时写出《代曲江老人百韵》，早年因诗传唱宫中而被宫中人称为“元才子”。（《旧唐书》本传）元稹以诗受知于唐穆宗，被破格迁升至宰相。他是新乐府运动最先的倡导者，与白居易并称“元白”。《行宫》和《上阳白发人》是他的名作。元稹最为人称道的是悼亡诗，对后世诗人影响很大。如《遣悲怀》和《离思》，情深思远、哀婉动人。他和白居易相互唱和的长篇歌行和长篇排律被称为“元和体”（宋元以后称之为“长庆体”），在当时盛行一时。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这种诗歌形式对明清时期的诗人有较大影响，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和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习长庆体的。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白居易是一个神童，据说生下来才七八个月就能识“之”和“无”字，五六岁即识声韵，十六岁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赢得诗坛美名。德宗贞元十六年中进士，开始了仕宦生涯，曾因越职上书言事而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历地方刺史、河南尹、太子少傅。其诗歌今存近3000首，为唐代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强调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与元稹一起把新乐府的创作推向高潮，《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他“讽喻诗”的代表，《卖炭翁》《杜陵叟》《买花》《轻肥》《新丰折臂翁》是其中的名篇。这些诗歌文字朴素浅显，对比鲜明，描述尖锐的贫富对立现象和下层百姓的悲惨状况，批评的锋芒横扫整个社会。他的“闲适诗”如《大林寺桃花》、《钱塘湖春行》、《问刘十九》等，语言平易流畅，自然明丽，悠远平和，都是世人传诵的名作。“感伤诗”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这两首诗流传之广、影响之大。白居易也写了不少小词，如《忆江南》、《花非花》等，也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早年曾向著名诗僧皎然和灵澈学诗，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心胸开阔，性格倔强，《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再游玄都观》二诗就是证明。他的咏史诗语言精练，意象鲜明，内涵丰富，十分为人称道，如《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历来被人广泛传诵。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秋词二首》、《望洞庭》都是诗歌史上的名篇。他学习民间歌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都朴素自然、清新可爱，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旧唐书·刘禹锡传》说：“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很快便传遍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同时代的诗人白居易、顾况、李涉均有数量不等的仿作。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人。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一起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先贬永州，后贬柳州。柳宗元是杰出的散文作家，留下来的诗歌仅一百多首，但历来评价很高，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歌简洁温丽，含蓄幽远，语言自然朴实，意境空旷孤寂。《江雪》、《渔翁》、《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

　　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进士。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其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兼著名学者，著有《通典》二百卷。杜牧胸怀大志，常以韬略自负，曾注过《孙子》十三篇。他最擅长七绝，意象高朗明丽，语言俊逸流畅，境界特别宽广，寓有深沉的历史感。如《赤壁》、《题乌江亭》、《过华清宫》、《泊秦淮》、《清明》、《江南春绝句》、《山行》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篇。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谿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唐文宗开成二年（837）进士。他少年得志，却长期沉沦下僚。在诗歌史上他与杜牧齐名，并称小李杜；又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他善于学习前人并追求创新，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他的诗善于用典，属对精工，缠绵婉转，含蓄曲折，意象华美，意境朦胧。七律《锦瑟》、《无题》，七绝《夜雨寄北》、《贾生》，五言诗《乐游原》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温庭筠（？—866），字飞卿，太原（今属山西）人，是一个才思敏捷而又精通音律的诗人。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词的创作。他的诗善于捕捉意象，语言清新简洁，画面情景交融，《商山早行》是他的名作。温庭筠是第一个大量写词的文人，现存六十余首词。他的词题材狭窄，偏重风月艳情，语言华丽，色泽明艳，描绘细腻，如《菩萨蛮》十五首等。《更漏子》、《梦江南》是他的名作。他的词对后世文人词的语言、题材、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韦庄（836—910）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乾宁元年（894）进士。后为西川节度使王建掌书记，前蜀建国后位至宰相。他是晚唐著名诗人，又是杰出的词人，诗风与其词风颇相近，自然流畅，浅近明丽，意境淡远，如《台城》、《忆昔》、《古别离》是他的名篇。长篇歌行《秦妇吟》是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曾传诵一时。他的词如《思帝乡》、《菩萨蛮》等色彩清淡、结构疏朗、意脉流畅，在花间词人中别树一格，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境界。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涌现了大量诗人，写诗诵诗已经成为流行的习俗风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诗人与各种题材、各类风格的诗歌层出不穷，多姿多彩。在女子中产生了上官婉儿、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等才思超群、不让须眉的诗人，以诗留名的女诗人在一百二十人以上。仅《全唐诗》中就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这说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产生女诗人最多的朝代。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继承家学，文学修养很高，诗文都是第一流。宋家五姊妹宋若华、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均善诗文，受到唐德宗李适的赏识，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唐代女诗人中作品现存最多的只有李冶、薛涛、鱼玄机三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的社会交际非常广泛，常与当时著名文人唱酬。薛涛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惜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唐代的名妓往往有很高的诗歌修养，她们曾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晚唐大中年间，越中歌妓盛小丛在浙东观察使李讷为监察御史崔元范送行的酒宴上劝酒时，唱的就是她自创的曲子《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日旰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这是一首极豪放的边塞词，是女诗人中罕见的作品。晚唐江淮名妓徐月英的《送人》即使列入唐人绝句的佳作之林也毫不愧色。

　　就释道诗人而言，其数量之多殊为惊人。唐代僧侣与道士的诗歌共计4000余首。在唐代还产生了不少僧道诗集，如《五僧诗集》、《十哲僧诗》、《三十四僧诗》、《洞天集》、《神仙隐逸诗》等(见《唐音癸签》卷三十)。唐代诗人中的僧侣就有一百多人，僧人诗约3400余首。著名诗僧有寒山、皎然、灵澈、拾得、贯休、齐己等，其中寒山的诗303首，贯休诗712首，齐己的诗821首。唐代诗人中的道士也很多，如司马承祯、吴筠、范尧佐、杜光庭、吕岩等，他们创作的诗约450多首，其中吕岩的诗就有246首，吴筠的诗119首。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能文能武，曾屡举进士不第。《全唐诗》第七百三十三卷存其诗3首。如《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不第后赋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两首诗都充满着英雄之气，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历来传诵很广。

　　以诗取士的考试制度对促进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很大作用。《全唐诗》、《文苑英华》、《唐诗纪事》所记录的御试、省试、州试、府试之类的诗，总计约490余首，而举子平时的习作及行卷之诗的数量则远远超过省试诗。如果再加上反映及第或落第的诗与新科进士的雁塔题诗，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诗歌数量将更加可观。应试诗大多内容一般，形式呆板。这些诗一般均为五言排律六韵，或写景状物，或咏史怀古，或歌功颂德，如敬括的《省试七月流火》、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钱起的《湘灵鼓瑟》等。有少数诗冲破了这种格式，如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薛能的五绝《省试夜》，黄滔的七律《御试二首》等。崔曙的《奉试明堂火珠》一诗当时曾被评为为文场第一，其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盛传一时警句。钱起的《湘灵鼓瑟》中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千古流传的名句。祖咏的《试终南山望余雪》是一首很好的五言绝句。《唐诗纪事》载：“有司试终南山望余雪诗，咏赋云：‘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纳于有司，或诘之，咏曰：‘意尽。'”这首诗是省试中独标一格的诗，历来受人称赞。

　　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诗歌教育的繁荣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唐代诗人创作的诗歌数以万计，为唐代学子读诗学诗提供了丰富的教材。在唐代，明经的地位远不如进士，读经常常被读诗代替。《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从这里可以看出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当时学子读书内容的影响，当时一些著名诗人的诗集已经成为士子学习的教材。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诗歌地位的提高，教授诗歌也成为家学和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经学教育，促进了唐人个性和精神的解放。

　　《毛诗》是唐代“九经”之一，仍然是官学和私学进行诗歌教育的主要内容。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官方确定的教材。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我国隋末唐初著名的经学家和教育家。唐太宗时入国子监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及国子祭酒等职。为结束诸家对儒家经典注疏不一的局面，唐太宗令孔颖达等经学家撰疏《五经》义训，于贞观十六年（642年）完成，奉诏定名《五经正义》。后又经校定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钦定为全国统一教材。《五经正义》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和《春秋左传正义》五书，共180卷，其中《毛诗正义》40卷。孔颖达的注疏博采诸家学说，《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毛诗》用毛传郑笺，《礼记》用郑玄注，《春秋左传》用杜预注，实际上是对汉魏南北朝以来众说纷纭的解经进行鉴别裁定，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总结。《五经正义》以唐初流行语言解释先秦两汉的文字，对意义的解释较前人更为周密，为儒生学习五经提供了一套很好的教材。

　　《昭明文选》在唐代受到高度重视，要学习诗赋文章，就必须阅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中选录诗歌434篇，是诗歌教育的优秀教材。杜甫写给儿子的《宗武生日》一诗中叮嘱他“熟精《文选》理”。《文选》原只有三十卷，唐显庆年间李善为之作注，并扩充为60卷。现在流行的就是李善注本。李善是当时有名的学者，他注《文选》，谨严翔实、旁征博引，保存了大量资料，为学习历代名家名篇有极大帮助。

　　唐代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当时的蒙学教材有许多种，如沿用前代的《急就篇》、《开蒙要例》、《千字文》；唐代编写的《兔园册》、《蒙求》、《杂抄》、《太公家教》。其中《太公家教》与《蒙求》影响最大。这些读本大多采用韵语形式，是诗歌教育的初级教材。

　　《兔园册》又称《兔园册府》或《兔园策》,已亡佚。据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此书系唐代蒋王李恽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编成；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却认为是唐朝虞世南所著，“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 皆偶俪之语, 五代时行于民间村塾，以授学童”。该书收集古今典故，以对偶骈体文句分类编纂，是唐代和五代时期盛行的蒙学读本。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兔园策》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新五代史·杂传·刘岳传》载：“《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此书开后世《幼学求源》等蒙学读本之先河。

　　《太公家教》是现存最早的训诫类知识读本之一，出于敦煌遗籍。它既吸取古书上的词句，也吸取流行谚语，其内容大多是讲述忠君孝亲、隐恶扬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等为人处世之道，侧重于对学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主要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少数属于杂言。其文字通俗易懂，夹杂着不少俗语，使儿童易读易记。如：“一日为师，终日为父。一日为君,终日为主”、“罗网之鸟，恨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行来不远，所见不长；学问不广，智慧不长”等。这本书是从中唐到北宋初年最盛行的童蒙课本，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家喻户晓，后渐失传。此书还流传到北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境内，供北方各民族的学童讽诵。

　　李翰的《蒙求》是中唐到北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课本之一。《蒙求》大概是属对用事读本，选材宽广，整齐押韵，把592个典故编成一篇完整的四言诗，训诫说教意味比较淡薄。正文凡596句，2384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诸多方面。全书所讲大多是历史人物故事，由四字句组成，采用主谓结构，两句一组，互为对偶，隔句押韵，如开头八句：“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中许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等蒙学读本的取材来源。在古代语文教育史上，《蒙求》是一部与《急就篇》、《千字文》前后辉映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后世注释《蒙求》者很多，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中唐时期，蒙馆老师也往往指定某位诗人的作品作为教材。《旧唐书·杨绾传》中载杨绾在给唐肃宗的奏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唐诗纪事》卷三八载：“元微之《长庆集序》云：‘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可见，白居易、元稹的诗就被蒙馆塾师选定为教材。白居易逝世后，刚即位的唐宣宗在《吊白居易》一诗里称颂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从中可以看出白居易诗作流传非常广泛。

　　唐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供学童讽诵的诗歌选本如《文场秀句》等。《文场秀句》本是中唐诗人王起为庄恪太子辑录的诗歌选集。《旧五代史·冯道传》有“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的记述，可见这本书曾被作为科举应试的诗歌范本，供学子讽诵模仿。

　　唐末出现的蒙学诗歌读本是胡曾撰写的《咏史诗》。在文学史上，咏史诗最初本不是为蒙童写的，也不大有人用作启蒙教材。唐代一些诗人咏史的组诗数量颇多，如胡曾的《咏史诗》150首，汪遵的《咏史诗》60首、徐寅的《咏史诗》6首，周昙80首，孙元晏《咏史诗》75首。其中，胡曾的《咏史诗》含150首七言咏史绝句, 概述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故事，语言通俗，明快上口，容易背诵，因而在五代和宋代广泛流传。如《五湖》:“东上高山望五湖，雪涛烟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后, 更有功臣继踵无?”《汉宫》:“明妃远嫁泣西风，玉筋双垂出汉宫。何事将军封万户, 却令红粉为和戎！”用短诗来传授历史文化知识在当时是十分新颖的做法，对后世蒙书编写多有启迪。

　　蒙学阶段教儿童读诗学诗，是我国古代语文教育的一条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儿童识字后，就要正式读书了。在这个时候，培养他们的读书兴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开始就让他们学习一些比较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伤他们的学习兴趣。而在此时采用读诗的方法就容易激发他们读书的兴趣。爱大声讽诵是儿童的一个特点，而诗歌恰恰是最适宜诵读的。由于诗歌音调和谐，注重押韵，本来就富有音乐性，诵读时能产生很大的美感快感。学童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尽管不一定能透彻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却也足以启发他们想象，开拓他们的胸襟，培养他们良好的语感，促进他们求知的愿望。而这正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

　　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进士要考时务策和诗赋。而诗、策、赋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如策要用对偶；赋要限韵；诗要用五言排律，12句6韵，中间8句对仗，全诗要讲平仄。这种严格的格律要求，要求应试的学子必须事先接受各种写作技巧的训练，特别是押韵、平仄、对仗、用典等方面的训练。科举及第后做官，也常常要写这类诗文。由于科举考试的需要，学习诗歌写作是当时诗歌教育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学习写诗过程中首先要进行声律、对仗、集事等单项训练。属对在唐代很受重视，学习属对同时具有学习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和逻辑的作用，对作诗有很大的帮助。《唐诗纪事》卷五四记述了诗人之间的属对：

　　李义山谓温（庭筠）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日：“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赋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为对。

　　唐代学习诗歌写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诗、命题作诗和多人联句等方式。自由作诗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题作诗是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会和官场聚会中也常常要作命题诗。这种命题作诗带有评比性质，对诗歌写作的普及也起到了很大影响。联句是诗歌写作中的一种特殊方式。在朋友聚会时往往用联句形式来纪事、咏物、送行、赠人、寄人、怀人等，题材相当广泛。联句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等，而以五言为最多。联句是多人合作写诗，也有比试才情的意思，对于学习诗歌有很大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唐代学者编写了许多为写作提供材料和范例的参考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为写作提供材料；二是为写作提供范例。如徐坚等人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的官修类书，全书共30卷，分23部，313个子目。每子目先“叙事”、次“事对”，最后是诗文。“事对”下有注释，介绍典故的原文和出处。

　　唐代许多诗人在十岁前后就能写出令人惊叹的诗篇，如骆宾王七岁时写成《咏鹅》诗，至今仍是对幼儿进行诗歌启蒙的首选篇目之一。王勃六岁作诗英迈超人，被誉为神童。女诗人李冶六岁时作《蔷薇诗》，令其父惊叹。薛涛八岁时作《吟梧桐诗》诗。王维十七岁时就写出成名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白居易十六岁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名震长安。《全唐诗》卷799载，南海一七岁女子被“武后召见，令赋送兄诗，应声而就”《送兄》一诗：“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不可否认，这些诗人有很高的文学天赋，但如果没有较早接受诗歌教育，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一个家庭教育方面的奇迹。隰城丞薛元暧的妻子林氏博通五经，能诗善文，名噪一时。《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一首《送男左贬诗（一作送男彦辅左贬）》。她年轻守寡后，亲自教育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侄据、摠、播，其子侄七人先后考中进士。《旧唐书·薛播传》载：“初，播伯父元暧终于隰城丞，其妻济南林氏，丹阳太守洋之妹，有母仪令德，博涉《五经》，善属文，所为篇章，时人多讽咏之。元暧卒后，其子彦辅、彦国、彦伟、彦云及播兄据、摠并早孤幼，悉为林氏所训导，以至成立，咸致文学之名。开元、天宝中二十年间，彦辅、据等七人并举进士，连中科名，衣冠荣之”。《新唐书·薛播传》亦载：“播早孤，伯母林通经史，善属文，躬授经诸子及播兄弟，故开元、天宝间，播兄弟七人皆擢进士第，为衣冠光韪。”唐代进士科非常难考，录取率不足3%；而林氏所训导的子侄七人全被录取，的确了不起。在唐代科举史上，即使由男子所训导的家族诸子侄也极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林氏实在了不起，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这样的女教育家在唐代并非仅此一例。元稹之母郑夫人、李绅之母卢氏也都是这样。

　　《旧唐书·元稹传》载：“稹八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新唐书·元稹传》载：“稹幼孤，母郑贤而文，亲授书传。九岁工属文，十五擢明经，判入等，补校书郎。”

　　《旧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眇小而精悍，能为歌诗。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新唐书·李绅传》载：“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元稹、李绅二人均早慧且成为唐代著名诗人，她们的母亲功不可没。在唐代，这样的奇女子还有许多，可惜的是她们的事迹史书多不传。

　　唐代民歌也极为繁荣，尤其江南地区民歌依然盛行。《全唐诗》汇集的民歌共二十卷（第10—29卷），唐代民间诗歌教育之盛可见一斑。民歌的繁荣也给唐诗带来很大影响，如皎然、灵澈等人生活在民歌兴盛的吴地，他们曾汲取民歌率直自然、活泼朴素的特色来写诗。刘禹锡多次被贬官到南方，他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民谣进行诗歌创作，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等就是他完全仿照民歌创作的诗篇。

　　诗歌在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其广泛，连当时寺院宣讲佛经的“讲经文”也多采用韵文形式。讲经文在讲说时大量采用赋体的形式铺陈描写虚幻世界，在咏唱时多用七言歌行和五言诗体，使讲经过程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为僧俗民众喜闻乐见。还有一种篇幅较为短小的“押座文”，它是在正式讲经之前所唱诵的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韵文，其性质与后来话本的“入话”、弹词的“开篇”相似。因此，押座文可以看作是七言叙事诗。“讲经文”和“押座文”都具有劝善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与传统道德是一致的。

　　唐代“变文”是民间流行的一种与“讲经文”类似的韵文体曲艺作品，其文辞韵散相杂；唱词有七言体，有六言体，还有三、三、七句式的。其内容或演唱佛经故事，或演唱历史故事，或演唱民间传说，或演唱当时重大事件。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降魔变文》、《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张义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等。而历史故事多带有传说色彩，民间传说常涉及历史人物，二者往往相互渗透。这些作品往往宣扬忠孝观念，赞美英雄人物，惩恶扬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在当时受到普遍欢迎。目连救母的变文在唐代流传甚广，相传张祜曾戏称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二句是“目连变”(《本事诗》)。从“变文”的影响和作用来看，它也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讲经文”和“变文”具有的韵散相间、有说有唱的形制，对后来的说唱文学、戏曲文学和各类小说的影响极为深远。后世话本小说中常常夹杂许多诗词的现象、古典长篇小说往往夹杂许多诗词歌赋的特点，都与“讲经文”、“押座文”和“变文”的影响密切相关。追本溯源，可以发现，诗歌对其它文学形式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唐代的诗歌教育还波及周边邻国。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尤其受到日本人喜爱。唐都长安是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日本、新罗等国家纷纷派遣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一些留学生也成为写诗能手。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侣，汉名晁衡，与李白结下深厚友谊，李白曾因听到他渡海回国而遇难的传闻而深情写下《哭晁卿衡》一诗。新罗留学生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18岁考中进士，曾写下大量诗文，其文集《桂苑笔耕》流传至今。中日诗人歌吟两国友好的诗篇至今尚存120多首，中朝诗人歌咏两国友谊的诗篇至今尚存70余首。唐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经留学生的学习和传播，儒学在日本的影响也相当大。如日本在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

　　宋元明清时期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曾受到过唐诗的影响。如北宋初的“西昆派”专学李商隐；北宋后期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派”则把杜甫奉为祖师。南宋后期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而北方的金元诗人都学中晚唐七言律诗。明代中叶兴起的复古运动甚至以“诗必盛唐”相号召，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可见唐诗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第三节　五代时期的诗歌教育

　　907年，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以后，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分裂时期。除梁、唐、晋、汉、周外，当时还先后出现了北汉、南唐、吴越、南汉、前蜀、后蜀等十个小国，总称五代十国。这种分裂状态，实际是唐代末年藩镇割据混战的延续。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逐步消灭割据政权，大体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五代十国时期是唐朝的继续。在文学上，最突出的文学形式仍然是诗歌，而文人词已很兴盛，倚声填词蔚为风气。而西蜀（前蜀、后蜀）与南唐二地，军事力量虽弱小，却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而成为词人荟萃的两大基地。

　　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数汇集在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所编的《花间集》中。这部词集收录了晚唐温庭筠、皇甫松以及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等十六位由唐入五代在蜀地作官或与蜀有关的词人的五百首词。西蜀词人的创作基本沿续了温庭筠的词风，题材大抵以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中心，语言则善于藻饰，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其描写男女情爱的大胆露骨程度则远超温庭筠，因此受到后世具有正统观念的学者的严厉批评。总体上说，《花间集》是一部带有浓郁宫体气息的词集，这些词人常被称统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上承南朝宫体诗人，下启宋代婉约派词人，明清时期绮靡颓废的艳情文学深受其影响。

　　南唐词人中以冯延巳、李璟和李煜最为出色，而李煜的成就最高，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冯延巳（903—960）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时任宰相。他的词介乎五代花间词风与北宋词风之间，一些作品虽还带有秾艳色彩，但词风已转向了清新流畅、深婉含蓄。他的词以写恋情为主，也有离恨伤感，但语言清新流畅，通过自然意象与心理变化来抒情，如《更漏子》、《归自谣》、《谒金门》等。北宋重要词人晏殊、张先、欧阳修都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评价他“虽不失五代风格”，但已“开北宋一代风气”。《全唐诗》卷八九八录其词78首，卷七百三十八另存其诗1首。

　　李璟（916—961）字伯玉，是南唐第二代国君，他治国无能，但文学修养很高，能诗善词，周围曾聚集了韩熙载、徐铉、冯延巳等著名文士。据说他十岁就写出咏竹的佳句“栖凤枝梢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他传世的诗词很少，《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卷八八九录其词3首。《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是他的名作。马令《南唐书·党与传》记载，冯延巳有一次与南唐中主李璟闲谈，李璟引了他《谒金门》词中一句说：“‘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冯延巳回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这是词史上的一则著名佳话，可见他文学修养之高。其子李煜、李从善、李从谦均有诗传世。

　　李煜（937—978）即李后主，字重光，是李璟的儿子。他多才多艺，洞晓音律，工书善画，诗文俱佳，尤擅于作词，是五代时期成就最高的词人。与其父相似，也无治国才干，文学修养很高，喜招引文人学士。三十九岁时，南唐为北宋所灭，李煜开始了俘虏生活，后被宋太宗毒死。他前期的词的多写宫廷生活、歌舞宴饮和男女恋情，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的词写思乡之情、亡国之恨和人生感慨，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全唐诗》卷八八九录其词34首。他的词多采用白描手法，精心选择意象，注重抒发情感，语言自然流畅，艺术感染力很强，为文人词另开了一个新境界。他善作五、七言律诗绝句，《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8首。其皇后周娥皇精通书史，善解音律，既会谱曲，又能填词，惜其词不传。

　　五代时期虽然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北方朝代频繁更替，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极其不利，但统治者承袭唐代遗风，普遍崇尚文化，重视文士。五代政权沿袭唐代的教育制度，重视国子学，儒家典籍依然是官学和私学的主要教材；继续实行科举取士，写诗作赋依然很重要，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教育仍有一些发展。《五代会要》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七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次雕印儒经工作，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开始，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用了二十一年时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官府主持进行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开创了经书印刷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位作诗上万首的诗人王仁裕（880—956），其诗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其诗当时流传颇广，人们竞相传诵。蒙学经典《幼学琼林》中说：“王仁裕多诗，时人号为诗窖”。他能文善诗，通晓音律，涉猎领域，既广且丰，著述颇多，数量惊人。可惜这些著作特别是诗集几乎佚失殆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六仅存其诗不足16首（五律2首、七律13首、残句2句）。《旧五代史·周书·王仁裕传》载：“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少孤，不从师训，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学。一夕梦剖其肠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资性绝高。有诗万余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盖以尝梦吞西江文石，遂以为名焉。”他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门生、弟子数以百计。他曾在《示诸门生》里写道：“二百一十四门生，春风初长羽毛成。”后汉乾裕年间，他掌贡闱时中进士者多达33人，其中的佼佼者如王溥、李恽、许仲宣、李昉等，后来都成了一代文杰。《舆地纪胜》云：“王仁裕知贡举时，所取进士三十三人，皆一时名公卿，李昉、王溥为冠。”他很重视诗歌教育，现存诗篇中写给门生的就有3首。他在《与诸门生春日会饮繁台赋》里写道：“烂醉也须诗一首，不能空放马头回”。他在作诗上为弟子做出了表率。

　　五代时与王仁裕同以诗文知名、以善于选拔人才著称的诗人是和凝（898—955）。《旧五代史·周书·和凝传》载：“和凝，字成绩，汶阳须昌人也。……凝幼而聪敏，姿状秀拔，神采射人。少好学，书一览者咸达其大义。年十七举明经，……十九登进士第。……唐天成中，……寻诏入翰林充学士，转主客郎中充职，兼权知贡举。贡院旧例，放榜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凝令彻棘启门，是日寂无喧者，所收多才名之士，时议以为得人。……又好延纳后进，士无贤不肖，皆虚怀以待之，或致其仕进，故甚有当时之誉。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他少年时好为曲子词，流传和影响颇广，契丹称之为“曲子相公”。他善于选拔人才，门生弟子众多，声誉卓著。《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五录其诗109首，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24首。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末，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事四姓十君，六次任宰相，自号长乐老。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印刊行儒家经籍的倡议者和主持人，于后唐长兴三年奏请朝廷刊印九经，在他的组织下，历时二十一年才得以完成。他少时刻苦读书，长即以文学和仁孝知名。《旧五代史·冯道传》载：“其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新五代史·冯道传》载：“道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天成、长兴之间，岁屡丰熟，中国无事。……明宗问曰：‘天下虽丰，百姓济否？'道曰：‘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因诵文士聂夷中《田家诗》，其言近而易晓。明宗顾左右录其诗，常以自诵。……道少能矫行以取称于世，及为大臣，尤务持重以镇物，事四姓十君，益以旧德自处。然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他吟诵聂夷中的《田家诗》讽谏后唐明宗，正是“诗教”的典型例子。冯道很重视诗歌教育，也很善于进行诗歌教育，他的《天道》、《偶作》、《赠窦十》等诗的内容就是写立身处世和教育子女之道，《赠窦十》一诗流传颇广。《全唐诗》卷七百三十七录其诗五首。

　　由于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相当繁荣，文化教育比较发达。儒家经典仍然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开蒙要训》、《千字文》《太公家教》和《蒙求》依然是蒙学阶段的主要读本。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南唐、前蜀、后蜀、吴越等国的诗歌教育仍然十分发达，涌现了一大批诗人。《全唐诗》中收录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诗人的大量作品。

　　南唐三代君主李昪、李璟和李煜都是当时著名诗人，均喜招延文学之士，因此南唐文学兴盛一时。因唐代贞元中，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曾于庐山白鹿洞隐居读书，故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在其遗址建立了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记载，南唐先主李昪年轻时“独好学，接礼儒者”。据说李昪九岁时就作《咏灯》诗：“一点分明值万金，开时惟怕冷风侵。主人若也勤挑拨，敢向尊前不尽心。”《全唐诗》卷八录入这首诗。他立国后重视文化，爱好文学。其子李璟、其孙李煜在南唐宫廷浓厚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成为我国词史上的著名词人。

　　在南唐宫廷周围聚集了众多诗人。徐铉，十岁能属文，早岁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六录其诗298首。韩熙载，《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5首。宋齐丘，《全唐诗》卷七百三十八录其诗3首。李中《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七至七百五十录其诗310首。张泌，《全唐诗》卷七百四十二录其诗19首，卷八百九十八录其词27首。伍乔，南唐时举进士第一，《全唐诗》卷七百四十四录其诗21首。成彦雄，《全唐诗》卷七百五十九录其诗27首。

　　前蜀经济繁荣，崇尚文化。王建虽然出身草莽，但很尊重士人，也能作诗，《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著名文人韦庄、冯涓、许寂、周庠、张格都受到他的重用，著名诗僧贯休、道士杜光庭晚年都依附于他。王建妃子徐氏二女皆有国色，均能作诗，《全唐诗》卷九录其诗16首。后主王衍，颇知学问，能作艳词。《全唐诗》卷八录其诗5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2首。前蜀宫廷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学士。牛峤曾有歌诗三卷，《全唐诗》卷六百六十七录其诗6首，卷八九二录其词26首。牛峤之侄牛希济以词著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12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1首。顾夐善作艳词，意象清新生动，《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55首。薛昭蕴擅长作诗填词，才华出众，好唱《浣溪沙》词；《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19首，其中《浣溪沙》8首。

　　值得注意的是，前蜀出现了两位波斯裔诗人——李珣、李舜弦。李珣是著名医药学家，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琼瑶集》，《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六收录其词54首，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其《南乡子》词17首,歌咏南国风物人情，明快清新。李珣之妹李舜弦颇有文才，被王衍纳为昭仪。李舜弦工于诗，其诗多受文人赞赏，《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七录其诗3首。

　　前蜀还出现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才子黄崇嘏（883—925）。她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父亲曾在蜀中任州郡长官，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诗善文，棋琴书画，无一不精。12岁时父母相继亡故。成年后，她才艺出众，特立独行，常女扮男装，游历川东川西。她的诗引起著名文人周庠叹赏，因为当时她扮作男子，就举荐她代理司户参军。上任一年，卓有治绩。周庠见她英俊多才，三十尚未成家，就主动提出把心爱的女儿嫁给她。黄崇嘏作《辞蜀相妻女诗》表明身份。后归家守贫，全璧而终。《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录其诗2首。金元杂剧《春桃记》、明代徐渭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均以黄崇嘏之事为蓝本。明代杨慎的笔记《杨升庵外传》亦记此事。黄梅戏《女驸马》也以她为原型。清人吴任臣所著的《十国春秋》中记载了黄崇嘏的生平事迹。

　　后蜀文化相当发达。《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一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是五代后蜀著名文人、藏书家，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他出身贫寒，嗜好读书，曾借书来读，遂博学有才名。孟知祥镇守四川时，他为掌书记，后擢御史中丞。后主孟昶继位，任后蜀宰相16年，以太子太师致仕。他酷好古文，精于经术，极嗜图籍，致力于藏书。早年向人借《文选》、《初学书》等书，人面有难色，他曾立志刻印书籍，惠及天下学子。后蜀广政年间（938—965），他奏请刻板印行九经。他命张德钊书写九经，刻石立于成都学宫；又出私财营建学宫，立印舍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书》、《白氏六帖》等书，刻板印行。后又命人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他还著有《尔雅音略》。北宋平蜀后，其子毋守素将藏书与刻板献于北宋朝廷，印行于世。

　　嗣主孟昶有诗词传世，《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1首。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女诗人。花蕊夫人费氏（一说徐氏）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幼即能文，尤长于宫词，以才女著称一时。因受蜀主孟昶宠爱，被赐号花蕊夫人。其宫词用语以浓艳为主，偶有清新之作。其《述亡国诗》历来为人称道，令无数须眉汗颜：“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谢甲，更无一人是男儿。”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50余首，其中可靠者90余首。《全唐诗》卷第七百九十八其名下有诗158首。

　　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学的爱好，后蜀宫廷周围也集聚了许多诗人。杨玢，卷七百六十录其诗3首。徐光溥，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2首。刘义度，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1首。毛文锡作词较多，《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三录其词32首。欧阳炯能诗善词，曾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一录其诗6首，卷八百九十六录其词48首。韩昭，卷七百六十录其诗2首。鹿虔扆，卷八百九十四录其词6首。魏承班，《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1首。尹鹗，《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17首。毛熙震，《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五录其词29首。阎选，《全唐诗》卷八百九十七录其词10首。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940年）编成《花间集》十卷，著名诗人欧阳炯为之作序命名。书中收录了晚唐五代时期温庭筠、皇甫松、韦庄、薛昭蕴、牛峤、张泌、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和凝、顾夐、孙光宪、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十八位词人的五百首词。《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集中体现了词律的规范化，确立了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的文学地位，奠定了五代之后词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是研究我国古代诗词发展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吴越国文化也兴盛一时。吴越王钱镠虽起于草莽，兴于行伍，但立国后颇好吟咏。《全唐诗》卷八录其诗2首，《全唐诗外编》录其诗16首。《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钱镠的儿子钱元瓘“亦善抚将士，好儒学，善为诗，使其国相沈崧置择能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钱镠的孙子钱倧、钱俶皆能吟咏。钱俶自编其诗为《正本集》，《全唐诗》卷八录其诗1首。

　　五代十国中的其它政权也出现了一些诗人。如后唐庄宗李存勖自幼喜欢音乐歌舞，洞晓音律，文才颇高，能作词，《全唐诗》卷八百八十九录其词4首。荆南诗人孙光宪，素以文学自负，有集五十余卷，《全唐诗》卷七百六十二录其诗八首，卷八九七录其词79首。

第四节　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陈桥兵变，定都开封，建立了宋王朝，史称北宋。此后20年间，北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混乱局面。北宋王朝汲取了唐朝后期擅政、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不断削弱地方权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北宋对内偃武修文，大力抑制武臣，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在军事上无所作为，屡屡屈服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代是对外关系最软弱的时期，所谓“唐乌龟、宋鼻涕”一说，可见宋之软弱。1127年，金军攻破东京开封，北宋灭亡。

　　宋代的科学技术相当发达，丝织业、制瓷业、造船业均领先世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突出成就。北宋城市规模之巨大，商业之繁荣均超过前代，纸币“交子”的使用就是明证。当时海外贸易尤其发达，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北宋都城开封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开封当时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北宋时期繁荣的经济、发达的科技，为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市民阶层的壮大和文化消费的增长也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词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特别是娱乐业的繁荣有极大关系。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促使印刷业迅速发展起来，对科技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作用。北宋印刷业空前发展，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著的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明证。

　　北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赵匡胤和赵匡义以下历代皇帝都好读书，重用文士。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农业技术的改革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宋代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位宰相相继兴学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在府、州、县、路等行政区域内设立学校。北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倡导“庆历兴学”，在东京兴办太学，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应科举者需先受300日的州县学校教育；考试先考策论，次考诗赋，不考贴经、墨义。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倡导“熙宁元丰兴学”，进一步扩建太学，学生名额增加到两千四百人，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整顿地方官学，统一学校和科举内容；科考取士本于学校，取消诗赋、帖经考试。宋徽宗赵佶时，蔡京倡导“崇宁兴学”，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有学生三千八百人，同时，停罢科举，在各州县普遍设立学校，由学校选拔人才，学校教育达到极盛时期。《宋史·选举志一》说：“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官学、私学与书院构建了宋代的办学格局。宋代书院尤盛，一般皆选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蒐集图书，延聘学者，聚徒研习儒家经典，讲授孔孟学说。声名最著者为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等“四大书院”。南唐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北宋改称白鹿洞书院，就是著名的藏书与讲学之地。四大书院的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宋代学者普遍重视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宋代成为中国文化教育高度发展的时期。

　　在继承唐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宋代科考的内容和侧重点不断变化，时而重经文，时而重诗赋，时而重策论，但诗赋始终受到文人的重视。宋代科举实行弥封制度，进士及第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科举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有效手段。宋代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广泛开放，文人的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学而优则仕”得以真正实现，社会门阀势力完全消失，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又名《励学篇》）为读书人描绘了美妙的前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而当时士人皆以读书为第一要务。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出身于寒微家庭。宋王朝优渥文士，文人士大夫地位之高、待遇之优，其它朝代都难以相比。宋代对待文人的政治环境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如吕蒙正天天吃鸡舌汤，宋祁夜夜拥妓豪饮，文人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宋王朝通过科举加强了对文人的思想控制。北宋王朝以崇尚儒学为标榜，同时也提倡佛、道思想，“三教合一”的趋向在这时开始形成。从维护高度专制的政权出发，大多数士大夫以儒学安身立命，既要保持儒学的优势地位，也对儒学加以适当改造，希望以伦理道德的内化来解决社会矛盾，儒家伦理观念被不断强化。宋代科举考试的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籍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自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语文教育，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诗经》被确定为“十三经”之一，诗歌教育的内容、形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宋也是一个思想统治开始严厉的时代。熙宁年间，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被捕受审而险些丧命。宋代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文人大都只能在忠君报国的前提下确定自我角色，注重道德情操，重理智而轻感情，个性内敛，“修身齐家”成为文人的自觉追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宋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文学被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儒家思想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的诗文中常常充满政治说教和道德理念。

　　北宋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城市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种趋势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是市井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关系密切。北宋词的境界进一步得到扩展，从题材到形制，从作家到作品，词的创作达到巅峰状态，成为与唐诗并称的奇葩。

　　北宋帝王崇儒好学，多具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爱好文学，多能诗词，愈往后愈甚。宋太祖赵匡胤在未发迹时就曾吟咏过一些表现宏大志向的诗篇。宋太宗时，姚铉以一首《赏花钓鱼侍宴应制》赢得太宗的激赏，为时人羡慕。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很有名气。由于道统文学观的兴起和理学的逐渐形成，诗歌也被视为传道的工具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仍然是诗歌。傅璇琮领衔主编的《全宋诗》收录两宋9000余位诗人的作品二十余万首。唐代诗人对宋代诗人影响很大，最突出的是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等人。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都对杜甫推崇备至，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特点。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受到韩愈诗风的影响。北宋诗人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他们比唐人更多地运用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得诗歌的意象自然亲切、意脉流动顺畅，意境平常冲淡；又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句式引入诗中，使得作诗成为诗人比赛学问和机智的工具，诗歌变得更精致、更含蓄。

　　词至两宋达到顶峰，在意境、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圭璋编纂的宋词总集《全宋词》（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收录两宋词人1400余家，词21000余首。在传统上，词最初是唐代歌妓在酒宴上演唱的歌曲，与乐歌有密切联系，以抒情委婉细致见长，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讲究。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有浓郁的宫体气息，题材大抵是男女艳情、离愁别恨，语言精心雕琢，艳丽精美。受其影响，宋词的正宗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长。诗庄词媚，诗大词小，重诗轻词，是北宋文人的基本观念。北宋初期，词继续受到文人士大夫包括最高统治者的喜爱。据说宋太宗“酷爱宫词中十小调子”（《续湘山野录》）。不过词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提高，它仍然只是文人在樽前花间一觞一咏之际的娱乐性创作。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发展，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词人，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而苏轼的成就尤其卓越。宋仁宗“颇好”柳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陈师道《后山诗话》）。虽然词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依然不如诗那样崇高庄严，但它已经赢得了与诗并驾齐驱的文学地位。北宋词人，从柳永、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等，恪守词的传统，使词的形制更丰富、语言更精炼、意境更深婉、风格更细腻，音律更精美，保持了词家本色。苏轼则异军突起，以其雄大才气开创了词的新境界。他打破了词的题材限制，把“诗言志”的传统引入词中，而且把散文句式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技巧更多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

　　著名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卓著的建树在于政治和军事方面，诗文并非其所长。但他流传下来的两首诗《咏初日》、《咏月》却历来为后人所瞩目。《咏初日》是一首绝句，有据陈岩肖《庚溪诗话》记载：“上微时，客有咏《初日》诗者，语工而意浅陋，上所不喜。其人请上咏之，即应声曰：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一诗仅存残句“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传诵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尔，我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遂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山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这两首诗都是赵匡胤未发迹时所作，气势磅礴，出语惊人，显示了他年轻时的宏伟抱负和远大志向。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两岁时其父病故，贫无依靠，随母改嫁，倍受歧视。虽家境贫寒，但他胸怀远大，刻苦自律，每日画粥断齑，笃学不辍。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镇守延州时威震西夏，后官至参知政事，主持“庆历新政”。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的诗歌坚持风雅传统，有多议论的散文化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散文《岳阳楼记》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句。其词仅存五首，但突破了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开辟了宋词崭新的审美境界，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苏幕遮》、《渔家傲》是他的名作。《渔家傲》一词意境阔大，沉郁苍凉，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他的诗文对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影响深远。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七岁就能写作诗文，十四岁以神童应召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后官至宰相。他善于选拔人才，当时知名文士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俱出其门。他诗、文、词兼擅，在北宋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宋史·晏殊传》载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其诗文大都散佚。他在词的创作上有较大成就。由于一生显贵，其词作主要反映富贵闲适的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感触和闲愁，笔调闲婉，理致深蕴，音律谐适，词语雅丽。他的词题材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晚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今存《珠玉词》130多首，其中伤春感时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特色，如《浣溪沙》二首。“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是他词中的名句。在封建士人中，其人生境遇算得上志满意得，因而他的词感情柔弱，常常渗透着自我满足的心态和雍容闲雅的气质，表现出一种富贵气象。他的词语言技巧很高，风格清丽疏淡，细腻精致，进一步把宋词推向文人化、典雅化。

　　张先（990—1078）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天圣八年进士。他与晏殊交情很深，词作的题材也与晏殊相似。他生性浪漫，写男女之情更多些。他的词清新明丽，语言流畅精巧。由于他善于写“影”，如《青门引》中“隔墙送过秋千影”、《木兰花》中“无数杨花过无影”、《天仙子》中“云破月来花弄影”等，被誉为“张三影”。在宋代词人中，张先较早较多地写作长调和慢词，为宋词的发展开启了一条新路。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别号柳七，是北宋专力写词第一人。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放荡不羁，留连于秦楼楚馆。早年屡试不第，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始登进士第。柳永精通音律，借鉴民间的俗曲，大量创制慢词，在词的体制、内容、风格诸方面均有所突破。其词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词以小令为主的传统，自制长调慢词，开一代风气，奠定了宋词昌盛的基础。他对词的题材有较大拓展，部分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期都市的繁华富庶和民情风俗，其羁旅行役和男女恋情之词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落魄士子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雨霖铃》（寒蝉凄切）、《凤栖梧》（伫倚危楼）等是他的名篇。他的词以铺叙见长，语言通俗而不失雅趣，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欢迎。陈师道《后山诗话》中说“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述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而《高丽史·乐志》里也多记载柳词。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称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顿起渡江南侵的念头。这都可见他的词在当时流传之广与影响之大。其雅词对苏轼、周邦彦影响较大，而俗词则远接以敦煌词为核心的民间词传统，下开金元俗曲之先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吉水（今属江西）人，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四岁失怙，在其母郑氏训育下成才。《宋史·欧阳修传》载：“四岁而孤，母郑，守节自誓，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幼敏悟过人，读书辄成诵。及冠，嶷然有声。”天圣八年（1030年）举进士。文学上，他与梅尧臣、苏舜钦等人声气相通，提倡文学变革。政治上，他积极参与“庆历新政”，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是北宋文学领袖，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在诗文创作上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大力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文学家（如王安石、三苏、曾巩等）都曾得到他的提携。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和散文的创作方面都有突出成就。著名诗篇有《戏答元珍》、《别滁》等，散文名作有《醉翁亭记》、《秋声赋》等。他在词的创作上也有所革新，注重用词抒发自我人生感受，这种创作方式对苏轼有直接的影响。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他的词仍以吟咏男女恋情为多，承袭晚唐以来明丽柔婉的风格，以典雅细腻为主要特色，语言风格多样，或精美，或朴素，或俚俗，与他的诗文显然不同。《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踏莎行》（候馆梅残）是他词作中的名篇。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神宗熙宁年间主持变法，几起几落。在诗歌领域，他广泛学习唐代诗人，尤其非常推崇杜甫，曾编辑《老杜诗后集》和《唐百家诗选》。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是以他为起点的。他的诗歌十分讲究语言锤炼，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诗句和意象，形成了以语言精炼圆熟、意境清丽含蓄为主的风格，如《泊船瓜洲》、《书湖阴先生壁》等。他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影响很大，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大有关系。王安石的词仅存29首，颇具开创性，《桂枝香·金陵怀古》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少负才名，博通经史。宋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曾官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他一生坎坷，屡遭贬抑，曾因“乌台诗案”被人构陷入狱。苏轼为人正直，胸怀旷达，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他的诗、词和散文都代表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其文汪洋恣肆，自由挥洒，明白畅达，结构谨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石钟山记》、《放鹤亭记》、《赤壁赋》、《后赤壁赋》是历来传诵的名篇。其诗广泛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多方面开拓创新；题材广阔，几乎无所不包；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内容富有哲理，耐人寻味；语言清新自然，风格多变；其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令人赞叹。《游金山寺》、《和子由渑池怀旧》、《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都是他的名作。其词开豪放一派，题材广泛，气势雄浑，慷慨豪迈，高逸旷达，摆脱了绮艳柔靡的风尚。《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是流芳千古的名作。他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新的文坛领袖，也同样注意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北宋后期文坛上的重要人物，大都出于苏轼门下。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均出其门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陈师道、韩驹等也深受其影响。这些苏门人物成为北宋后期文学领域的主要力量。

　　在苏门人物中，黄庭坚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中进士，曾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因出于苏轼门下，多次受到排挤。他的父亲黄庶是学习杜甫诗风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兼诗人，他的两位岳父也都是诗人，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他很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素养。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北宋诗坛上一位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诗人，与苏轼并称“苏黄”。他宣扬“温柔敦厚”的诗学观念，一直苦心研诗，对杜甫尤为推崇。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诗法”，使得许多诗人欣然相从。他主张“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善用典故古语而追求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他的诗在语言上刻意求新求异，多用奇字拗句，形成生新瘦硬的风格，给宋诗带来了一种新的变化。《寄黄几复》《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之一（投荒万死鬓毛斑）、《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之一（凌云一笑见桃花）等是他的名作。黄庭坚的词也写得颇出色，现存词一百八十余首，《清平乐》（春归何处）是其名作。当时有很多诗人追随黄庭坚或受到他的影响，如陈师道、韩驹、洪朋、谢逸等，一时在诗坛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被称为“江西诗派”。

　　在苏门文士中，秦观是最为出色的词人。秦观（1049—1100）字太虚，后改字少游，高邮（今属江苏）人。元丰八年（1086年）进士，因与苏轼的关系被一贬再贬。他工诗善词，诗风与词风相近。词多写男女情爱，也颇有感伤身世之作，风格委婉含蓄，清丽雅淡。他性格柔弱，情感细致，“愁”是他的词中最常见的主题，如《千秋岁》（水边沙外）、《踏莎行》（雾失楼台）等，意境凄婉悲苦。其描写男女恋情的词往往真挚动人，如《鹊桥仙》（纤云弄巧）、《满庭芳》（山抹微云）等。少数词作如《望海潮·广陵怀古》也有豪放之气。他特别善于化用典故和前人诗句，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出自隋炀帝的诗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化用了杜甫的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是表达爱情的名句。凄迷的景色、宛转的语调和感伤的情绪，构成了秦观的词的艺术特征，因此他向来被看作婉约派的代表作家。他的词长于抒情，音律谐美，情韵兼胜，其中的感伤情调很容易引起一些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对后来从周邦彦、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等词人都有显著的影响。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外戚之家，个性倔强，不阿附权贵，喜论天下大事。因长身耸目，面色铁青，人称贺鬼头。他能诗善文，尤长于词。他的词紧紧追随苏轼，内容、风格丰富多样，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长于锤炼语言并善于化用前人成句，用韵严格，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其描绘春花秋月之作意境高旷，语言浓丽哀婉。其爱国忧时之作悲壮激昂，境界奔放阔大。其词以《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鹧鸪天·半死桐》、《芳心苦》（杨柳回塘）、《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等最著名。《青玉案》是他的压卷之作，因“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一节，贺铸在当时就获得“贺梅子”的雅号。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亲手抄录这首词放在案头，把玩吟咏，同时还写了一首小诗寄给贺铸，对这首词给予很高评价：“解道当年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铸7岁学诗，诗作总数多达数千首，数量之巨远过于词，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北宋后期最重要的词人是周邦彦。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博涉百家之书，为人落拓不羁。二十四岁时入太学读书，因献《汴都赋》升太学正。后仕途屡遭贬斥，曾任提举大晟府。他博学多才，精通音律，曾整理各种曲调，创制许多新调，进一步丰富了词的格律和形式，对词乐的发展贡献很大。其诗文俱佳，尤精作词，是北宋末期的词坛领袖。他的词题材狭窄，内容多为风月恋情、怀古羁旅、别愁离恨、咏物抒怀之类。他讲究章法布局，极端重视词与音乐的配合，使词律进一步规范化、精密化。其词格律谨严，音律谐美，追求典丽，为后世格律派词人所宗。代表作有《兰陵王·柳》、《瑞龙吟》（章台路）、《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和《六丑·蔷薇谢后作》等。周邦彦虽然在词的题材和内容方面没有新的开拓，但他在词的艺术形式、语言技巧方面是又一个集大成者，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的词人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都十分推重周邦彦。直到清代的“常州词派”还奉他为学词的典范。

　　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以下还有韩驹、潘大临等二十多人，“江西诗派”从此确立。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这一诗人群体具有前所未有的较为严格的宗派色彩，他们都以学杜相号召，不仅在诗学观点和写作风格上大体一致，而且多数成员确实相互联系切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诗派最主要的特征是在语言技巧方面“以故为新”，讲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讲究用典，生新瘦硬，是宋代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继承杜甫忧国忧民的精神，而仅仅片面强调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因此就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的道路。“江西诗派”在北宋末至南宋初风靡一时，杨万里、陆游、姜夔等著名诗人都曾在艺术上受其影响。其余波一直持续到晚清的“宋诗派”。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女诗人，至少表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北宋诗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称：“近世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他称赞王安石的妻子吴氏、妹妹（张奎妻）、女儿（吴安持妻）、侄女（刘天保妻）能文工诗，佳句颇多，“皆脱洒可喜”。司马光曾说：“今人或教女子以作诗歌，执俗乐，殊非所宜也。”也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当时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大多不传世。北宋出现了著名女诗人魏夫人、朱淑真等。

　　魏夫人，即曾布妻魏氏，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名字及生卒年均不详，生平亦无可考。其文学创作在宋代颇负盛名，朱熹甚至将她与李清照并称。她的词多写离情别绪，如《菩萨蛮》之一：“东风已绿瀛洲草，画楼帘卷清霜晓。清绝比湖梅，花开未满枝。长天音信断，又见南归雁。何处是离愁，长安明月楼。”其笔下的离愁别恨表现得颇为深沉真切。其存世作品只有诗《虞美人草行》1首，词10余首。其弟魏泰，著有《临汉隐居诗话》等。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其籍贯身世，历来说法不一。她生活于北宋末期，南宋初年尚在世。她出生于仕宦家庭，幼时颖慧，博通经史，能文善画，精晓音律，尤工诗词，素有才女之称。相传因遇人不淑，婚后生活很不如意，抑郁而终。其作品为其父母焚毁，后人将其流传于世的诗词辑成《断肠集》2卷、《断肠词》1卷，因辗转相传，版本很多。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笔调明快，文词清婉，情致缠绵；后期则忧愁郁闷，颇多幽怨之音，流于感伤，艺术成就颇高。如《菩萨蛮·木樨》：“也无梅柳新标格，也无桃李妖娆色。一味恼人香，群花争敢当。情知天上种，飘落深岩洞。不管月宫寒，将枝比并看。”

　　女词人聂胜琼有一首词《鹧鸪天·寄李之问》：“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这首词写离别相思之情，颇为感人。

　　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河南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县令蒋兴祖以身殉国，其女被金人掳走。蒋氏在雄州驿馆墙壁上题了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朝云横渡，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进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女词人心怀凄恻，悲怨情深，充满感伤身世、眷恋故乡的情感。

　　北宋继承唐代教育制度，也特设童子科，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又称“童子举”。《宋史·选举志一》载：“宋之科目……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童子科年龄限在15岁以下，科考的主要内容即是背诵经书。要获得神童称号，应试者必须至少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等“七经”约28万字的儒家经典熟读成诵，其中《毛诗》39000余字。《宋史·选举志二》载：“凡童十五岁以下，能通经作诗赋，州升诸朝，而天子亲试之。其命官、免举无常格。”“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

　　杨亿（974—1021）是北宋初期以早慧知名的诗人，从小就受到较好的教育。《宋史·杨亿传》载：“（杨亿）能言，母以小经口授，随即成诵。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雍熙初，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就试词艺，送阙下。连三日得对，试诗赋五篇，下笔立成。太宗深加赏异，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书，又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即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俄丁外艰，服除，会从祖徽之知许州，亿往依焉。务学，昼夜不息”。“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宋真宗时期，以杨亿、刘筠、钱惟演为首的馆阁诗人效仿李商隐的诗风，大量写作雕琢用典、铺陈词藻、属对精工、深婉绮丽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杨亿把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进一步在社会中盛行，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

　　宋绶（991—1041）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自幼就受到良好教育，其外祖父杨徽之是宋初名儒，其母杨氏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宋史·宋绶传》载：“绶幼聪警，额有奇骨，为外祖杨徽之所器爱。徽之无子，家藏书悉与绶。绶母亦知书，每躬自训教，以故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他曾辑录《岁时杂咏》共二十卷,收汉魏至隋唐诗1500余首。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经过先后三次兴学后，官学、私学、书院等三类学校的学科门类增多，课程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由于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优待，大批知识分子人除了一部分“学而优则仕”外，教授私学成为他们的谋生方式，因此，宋代的私学更加兴盛和普及，而私学往往集中于蒙学阶段。与前代相比，宋代的蒙学教育更加发达，当时的小学、乡学、村学、义学、家塾等十分普遍。宋代蒙学有较完备的蒙学教材体系，包括《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十七史蒙求》、《神童诗》等。其中，《百家姓》、《神童诗》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两种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蒙学读本。蒙学诗歌教材中最著名的是《神童诗》。《百家姓》在形式上具备了诗歌的特点，可以看作是诗歌类教材。

　　北宋初年问世的《百家姓》是我国流行时间较长、流传范围很广的一种蒙学识字教材，它将约500个常用姓氏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上很像一首四言诗，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常用汉字。虽然其内容缺乏文理，但编排合理，句式整齐，隔句押韵，读来顺口，易学好记。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诸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魏陶姜；戚谢邹喻，柏水窦章；云苏潘葛，奚范彭郎……”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的作者是钱塘(杭州)的一个儒生，前几个姓氏的排列大有讲究，如赵是指赵宋，既然是国君的姓，理应为首；其次是钱姓，钱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王的姓氏；孙为当时吴越国王钱俶的正妃之姓；李为南唐国王李氏等等。《百家姓》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百家姓》与《千字文》、《三字经》相配合，成为我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流传。明代有《皇明百家姓》，清代有《御制百家姓》，但都流传不远。

　　《十七史蒙求》的作者是北宋时期名扬江淮地区的著名诗人王令。王令(1032—1059)字逢源，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5岁丧父母，随其叔祖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刻苦读书。十七岁就自立门户，在天长、高邮等地以做私塾先生为生，素有治国安民之志，年仅二十八岁便在贫病交加之中辞世。王令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在短暂的十余年里就写出了70多篇散文和480多首诗，由其外孙吴说编为《广陵集》。他的诗多是酬答唱和之作，主要叙述了自己的志向与人生态度及四处奔波的苦难生活。他同情百姓苦难，深刻揭露了黑暗政治和民生疾苦，《梦蝗》一诗是其代表作。他的诗受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影响较深，构思新奇，气势磅礴，意境高远。《暑旱苦热》一诗尤其突出：“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他的诗歌曾受到王安石的极力称赞。

　　《十七史蒙求》共十六卷，仿照唐朝李翰《蒙求》的形式，采用四言韵语，上下两句对偶，生动地介绍了许多历史典故，富有教育意义。如：“宋璟第一，李广无双。燕许手笔，李杜文章。”“石苞当相，卫青封侯。误点作蝇，落笔画牛。一诺季布，片言仲申。衍口雌黄，裒皮阳秋。荀家八龙，贾氏三虎。战胜朝廷，折冲樽俎。汉卧发兵，郝餐击虏。致瓜苏琼，挂黄兴祖。裴楷如玉，卫玠若珠。明牛漏蹄，庾马的颅。”

　　《神童诗》相传是北宋学者汪洙所作。汪洙，字德温，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县吏家庭，自幼聪明好学，九岁便善赋诗，有神童之称。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中进士，授明州助教。他曾筑室西山，每月召集诸儒讲学，以教授族闾子弟，乡称崇儒馆。据说，他九岁时曾在一所废弃的学宫旁放鹅，见殿宇破败，心有所感，就写了一首诗：“颜回夜夜观星相，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因而县令召见他，他当即又作一首诗：“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被县令称为神童，受到奖赏。《神童诗》是一部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据学者考证，通行的《神童诗》并非汪洙一人所作，后人对它进行了许多增补。《神童诗》最初共34首，均为五言绝句，其中劝学诗14首，表现科举及第得意心情的诗5首，歌咏时令节气的诗15首。后人又增补了一些描写花草和自然现象的诗篇。通行的《神童诗》有48首诗，全部选用五言绝句，篇幅短小，简洁含蓄，浅白清新，诗味浓郁，格律严谨，音韵和谐，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情趣盎然，易于记诵。其中很多诗句已广为流传，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则相天下，穷则善其身。”再如流传久远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神童诗》是优秀的少儿诗歌读物，也是教导少年儿童学作诗歌的示范教材。因受时代局限，这些诗多以高官厚禄引导学童一心读书，曾遭人非议，但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很大。

　　宋初承唐代科举制度，也以诗赋取士，《昭明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王安石有一篇著名的散文《伤仲永》，记述了当时一个神童方仲永的故事：“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余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

　　王安石在文中说方仲永五岁就能“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倒有可能是真实的；但说他“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就能作诗，就太夸张了，恐怕是神话里才能发生的故事，所以王安石只好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实，根据常识来判断，方仲永幼时肯定接受过一些诗歌方面的教育；至于他受教育的途径，或是私塾，或是他人的口授，而后者的可能最大，因而不为人所知。王安石在文中没有说，大概是当地人神化了五岁童就能作诗这件事，以讹传讹，以致真相被湮没了。不过，儿童五岁就能作诗，的确不简单！王安石在文中强调了“受之人”——即受教育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繁荣既刺激了文学作品的生产，又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如曾巩的《苏明允哀词》称三苏的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词在宋代达到顶峰就与此相关。城市中的歌楼酒馆是文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歌妓往往以演唱新词新曲为荣，甚至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获得新词，这种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而她们的传唱又使新的词作不胫而走，在社会上迅速传播。柳永的词在当时就赢得了普遍欢迎。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由于传统诗歌体裁成为正统思想观念的载体，词的兴盛也就成为宋代民间诗歌教育的重要形式。词这种新的诗歌形式在宋代虽难登“大雅之堂”，却获得了极大繁荣，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说明了柳永的词受到大众欢迎的程度，即使是宋仁宗也不能幸免。

　　宋代的文学家颇重视研究、总结诗词创作规律，编著了许多“诗话”、“词话”。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这些著作既归纳诗词的一些写作规律，也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点评，这就为文人学习作诗填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王直方《归叟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释惠洪《冷斋夜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蔡绦《西清诗话》、范温《潜溪诗眼》、吴开《优古堂诗话》、吴可《藏海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吕本中《紫微诗话》等。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历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文艺论著，开创了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大体上奠定了北宋诗话既有漫笔琐记、逸闻趣事，也有诗歌考证、点评阐发这样的体例。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其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和特性的探求，有对佳句的点评赏析，也有掌故轶事介绍和谬说更正等。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平和的文学思想。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文学创作有深切体会，因而其诗话多有“点睛”之妙。其中对人物典故的叙述则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后人借鉴。因此，这本书在后世广为流传。

　　在北宋时期，胡瑗、程颢、程颐等人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祖籍陕西安定，世称安定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先后在苏州、湖州执教二十余年，创立了“苏湖教法”，宋仁宗时诏令在全国推行。“苏湖教法”采用分科教学法，设立“经义”和“治事”两科，改变了隋唐以来重辞赋的学风。“经义”科以探索六经义理为主，着重学习研究经学的基本理论；“治事”科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用知识为主，强调学以致用。“苏湖教法”实行分科教学，导致了学风的转变，对宋明理学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后世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湖教法”的推行，也对宋代诗歌教育突出政治教化功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程颢、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1032－1085）字伯淳，洛阳人，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胞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人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二程不仅是思想家，也是教育家，是语文教育史上卓然而立的巨人。他们潜心于学术，先后在开封、嵩阳、洛阳等地讲学，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圣人，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人曾在他们的讲学之地设书院以为纪念，如嵩阳书院、伊川书院等。

　　二程对诗歌教育非常重视，并有独到见解。程颢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师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作诗较多，如《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程颐将诗看作“闲言语”，认为作诗“甚妨事”，但他自己并非不作诗。《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载：“或问诗可学否，（程颐）曰：‘既学时，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先生尝说：‘王子真会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弄水蜻蜓欵欵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今寄谢王子真诗云：至诚通化药通神，逺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子眞所学，只是独善，虽至诚洁行，然大抵只是为长生久视之术，正济一身，因有是句。'”看来，理学家反对的是无助于传道的诗，而他们的诗则往往充满道学气息。

　　歌谣历来是民众表达心声的主要手段。北宋时期的民间歌谣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仅存的这些歌谣中，仍然能够反映社会底层的呼声，表达人民的爱憎。如“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就是群众对抗敌英雄的一曲赞歌。如“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就表达了人民对权奸王黼公然受贿、卖官鬻爵的讽刺。如“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就反映了百姓对奸臣的憎恶。如“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就揭露了北宋末期统治者广开言路的实质。这些民谣表达了人民惩恶扬善的愿望，是民间诗歌教育的主要形式。

第五节　南宋时期的诗歌教育

　　1127年，金军南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5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与西夏和金朝并存。之后，南宋朝廷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与北宋相比，南宋偏安一隅，更加懦弱，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王朝。南宋立国之初，也曾由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众多将领抗金北伐，多次击败金军。但宋高宗任秦桧为相后，削夺抗金将领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父子，一味推行求和政策，向金国纳贡称臣，于东南半壁苟且偷安，穷奢极欲。此后，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南宋理宗之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1234年，蒙古大军灭金，其后继续南下攻宋。元军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俘五岁的南宋恭帝赵显。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继续坚持抗元斗争。1279年3月，崖山海战失败后，陆秀夫背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南宋彻底灭亡。

　　南宋全面继承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制度。高宗南渡以后，继续沿袭科举取士制度，并于建炎二年（1128年）恢复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一直延续至宋末。如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榜330名进士。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榜989名进士；宝佑四年（1256年），中榜601名进士。在外患内忧不断的情形下，南宋官学仍然维持了较大的发展。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南宋末，太学生多达一千七百多人。尊孔崇儒依然是南宋文教政策的核心。程朱理学在北宋末南宋初屡经禁止后，至南宋中期影响越来越大，宋理宗极其推崇程朱理学，是理学官学化进程中一位重要的君主。

　　南宋时期的书院教育尤其发达。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三次大规模的兴学，州县官学日益普及，书院渐趋衰微。南宋时期，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学者讲学活动的广泛开展，书院又开始复兴。鼎盛时期的书院数量有二三百家，遍布南宋统治的大部分地区，而书院内部的设施功能更加完善，教育教学的规章制度更加完备。其中，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四大书院的主持人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都是当时著名学者兼教育家。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了白鹿洞书院，亲自为白鹿洞书院制定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条》），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思想，成为南宋以后元明清三代七百年间书院办学的范本。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职湖南，大规模重建岳麓书院，邀请知名学者来此讲学，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当时的文化学术中心；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千余人，办学规模远远超过北宋时期。

　　南宋自立国起就始终面临外敌不断入侵的局面。“靖康之难”、金兵南侵、蒙军攻宋给南宋文人士大夫以极大的刺激，其中许多人目睹了惨烈的战争，亲历了艰辛的流亡，亲身体验了百姓的苦难，他们的思想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帝王将相的荒淫享乐，民众要求抗击侵略、收复失地的强烈呼声与南宋朝廷的孱弱怯懦、屈膝投降，无不使他们感到悲愤。因此，慷慨悲歌、苍凉悲壮成为他们笔下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悲怆激愤的情调。在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成就突出的诗（词）人，如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姜夔、吴文英等。其中，陆游和辛弃疾分别代表了南宋诗与词的最高成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南宋灭亡之际，涌现出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诗人群体，他们的诗篇历来是激励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艺的士大夫家庭，其父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其母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受到良好的文学艺术教育，幼时过目不忘，出语惊人，博览群书，少女时代即以诗词名噪一时，受到名家称赞。她多才多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书画，并著有《漱玉词》和《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声誉。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情致的特点。她的词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南渡之前，她生活幸福，婚姻美满，因而前期的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流露出她对爱情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喜爱，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剪梅》（花自飘零水自流）等。南渡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她后期的词表达了她对故国往事的深情眷恋，充满了浓重感伤情调。如《声声慢》（寻寻觅觅）、《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等。李清照的词主要继承婉约派的词风，有时还兼有豪放派之长，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她的诗现存十余首和一些逸句，往往出语豪迈，不让须眉。最著名的是《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逸句如“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等。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有受到良好教育，十二岁就能诗善文。陆游自少年时即深受爱国思想的熏陶，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金，收复失地，因而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直至晚年退居家乡，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他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9300余首，是两宋时期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等。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极为丰富，或抒发政治抱负，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写日常生活，或批判统治集团的投降政策，风格雄浑豪放，晓畅平易，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他曾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广泛学习前人之长，尤其尊崇屈原和杜甫。他的诗在体裁上无体不备，各体俱工，更擅长近体诗。《关山月》、《书愤》、《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游山西村》、《临安春雨初霁》、《示儿》等均为后世所传诵。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在当时和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尊重。陆游专力于诗，但也擅长填词，较多地受到苏轼的影响。在现存的100余首词中，有部分作品同样抒写了激越的爱国情思，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钗头凤》是抒写爱情的名篇，《卜算子·咏梅》是咏物言志的名作。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范雩终官秘书郎，其母蔡氏夫人出身名门。他幼承庭训，十分聪颖，十二岁时已遍读经史，十四岁已能诗善文。其后父母早亡，家境贫寒，仍好学不辍，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中进士，累官至参知政事，在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曾深受江西派的影响，又广泛学习中晚唐诗人的风格与技巧，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诗题材相当广泛，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尤其是他的近体诗，委婉清丽，意味深长，很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出使金国时所作七十二首绝句和晚年退职闲居时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绝句。他的使金纪行诗记述了途中的所见所感，表达了一位正直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如《州桥》、《清远店》、《会同馆》等。他的田园诗比较完整地反映了乡村的生活面貌，既有农村秀丽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的场景，也有农民遭受的沉重剥削和困苦生活。其《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七言绝句，是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风格清新明快，优美流畅，富有韵味，在南宋末期产生极大影响。他的词作较多，或情意缠绵，风格婉约，如五首《秦楼月》；或豪放阔大，飘逸潇洒，如《水调歌头》（细数十年事）。范成大的作品有《石湖居士诗集》、《石湖词》等，他的诗歌自南宋末年起，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出生于儒士之家，自幼读书非常勤奋，广师博学，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及第。一生主张抗金，正直敢言，清正廉洁；因奸相专权辞官居家，忧愤而死。他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或“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从模仿到自成一家的过程。他在《荆溪集自序》里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他推陈出新，师法自然，形成了独特的“诚斋体”，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促进了当时诗坛风气的转变。其诗篇多是吟咏江山风物的写景抒情之作，也有一些直接抒写爱国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绝句》、《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等。他善于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语言通俗明畅，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嘲蜂》、《嘲蜻蜓》、《嘲淮风》、《竹枝词》等。杨万里一生作诗很多，相传有诗二万余首，其《诚斋集》存诗4200余首。他的一些抒情写景的七绝描写生动，情趣盎然，千百年深受人们喜爱。如《小池》、《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等，至今仍广为流传。他也善作词，其词风格与诗相近，清新生动，活泼自然。两首《昭君怨》是其最著名的词作。另著有《诚斋诗话》。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并成长于金人统治区域的一个汉族官员家庭，父亲早逝，由祖父辛赞抚养成人。少时拜金国著名诗人蔡松年、刘瞻为师，与金国著名书法家、诗人党怀英同学。他从小亲眼目睹汉人在异族野蛮统治下所遭受的屈辱与痛苦，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的志向。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他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屡次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他是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一位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又是一位勇于创新的词人。辛词继承了苏轼豪放词风，进一步开拓了词的境界，扩大了词的题材，又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形式的优点，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形成了辛词的独特风格，进一步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其词主要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揭露和批判南宋统治者的屈辱投降行径；也有一些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他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他的词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雄奇阔大，激情飞扬，慷慨悲壮，笔力雄健。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青玉案·元夕》、《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采桑子·书博山道中壁》、《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在文学史上，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其《稼轩长短句》存词620余首，数量之富雄冠两宋。辛弃疾的词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他的名篇历来受到人们喜爱，成为培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教材。辛弃疾以词名家，其诗文亦有令人称道者。其诗作较多，同样反映了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变化，如《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等。其诗因诗集亡佚而多不被重视，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他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随父宦游，受到良好教育。成年后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未登第，一生以布衣身份做着豪门清客，与当时著名诗人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萧德藻等人都有交往。他多才多艺，精于书画，能诗善文，精通音律。其词尤娴于音律，能自度曲，格律严密，其作品以清空峭拔、空灵含蓄著称，《扬州慢》（淮左名都）、《暗香》（旧时月色）等是他的名篇，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尤其善于描绘清幽的意境来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对后世许多仕途失意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后世词人影响巨大，被清初浙西词派奉为圭臬。姜夔也善作诗，为杨万里、范成大等人推重。他初学黄庭坚，后转学晚唐诗人陆龟蒙。其晚年自编诗集三卷，已佚。今存《白石道人诗集》、《白石诗说》等。他的诗歌善于锤炼字句，力求精巧工致，情调恬淡而有韵味。尤其是《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姑苏怀古》、《湖上寓居杂咏》等绝句，意蕴清妙秀远，有晚唐绝句风味。由于他的诗歌在艺术上缺乏独创性，影响远不如其词大。所著《白石诗说》，其中多有精辟见解。

　　南宋宁宗、理宗年间，杭州书商兼诗人陈起结交了许多文人雅士，他们相互应酬唱和，形成了一个不固定的诗人群体。经过搜集、选择，陈起出资刻印了一些诗人的诗集，命名为《江湖集》，以后又陆续刻印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等。　　这些诗集的刊刻流传，扩大了这群诗人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诗风相近的诗歌流派，后人便称之为“江湖派”。广义的“江湖诗人”人数众多，包括姜夔、刘克庄、戴复古、赵汝遂、高翥、方岳、叶绍翁等，还有“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等人。他们多是流落江湖的中下层文人，反对江西派诗风，比较重视诗歌的抒情性，提倡清丽新巧、精致空灵的诗风，其诗歌也多表现凄情落寞的心境和淡泊高逸的情怀。一些诗人的名篇意境优美、语句流畅，大受人们喜爱而流芳千古。如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等，这些诗篇至今仍广为流传。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自号文山。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出生于乡间儒士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以先贤欧阳修等为榜样，立志做忠臣烈士；18岁时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二十岁参加科举考试，经王应麟推荐，被宋理宗亲自擢为进士第一名，历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南宋灭亡后坚持抗元斗争，因兵败被俘，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他所作诗文较多，有《文山全集》。文天祥前期诗歌多赠和之作，深受江西诗派影响，常常搬弄典故辞藻，比较平庸。在抗元战火中历经沧桑之后，其诗风大变。他后期诗歌主要学习杜甫，有《集杜诗》二百首。他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风格直露急切，苍劲悲愤，表达了他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和忠贞爱国精神，这些诗篇结集为《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等。他的事迹和诗篇都是后人学习的光辉榜样，《扬子江》、《过零丁洋》、《金陵驿》、《正气歌》等是中国诗史上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优秀诗篇，传诵至今，流芳千古。

　　南宋时期，吟诗填词之风盛行。流风所及，就连一些征战沙场的战将如韩世忠、岳飞也有作品传世。《全宋词》卷148录韩世忠的词3首：《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南乡子》（人有几何般）、《满江红》（万里长江）。《全宋词》卷177录岳飞的词3首：《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遥望中原）。这些出身行伍的将领能写出境界非凡的词篇，正说明了当时诗歌教育的普及程度与显著成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宋之际出现了杰出的女诗人李清照，至少说明当时中上层社会的女子能够接受良好的诗歌教育。南宋时期出现了较多的女诗人，既有名门淑女，也有青楼才女。《全宋词》里辑录了女诗人的许多光彩篇章，虽然有一些人连姓名也被遗忘，但她们以卓绝的才华在诗歌史上留下了翩翩倩影。如唐婉、吴淑姬、严蕊、乐婉、张玉娘、章丽贞等。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生卒不详，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她生活于北宋末南宋初年，自幼聪颖绝人，饱读书史，过目不忘；三十岁丧夫，守节教子，守志而终。她一生作诗词较多，晚年因遭火灾，文稿被焚毁；其子黄铢仅搜集到人们口耳相传的词作六首。如《醉思仙·寓居妙湛悼亡作此》：“晚霞红。看山迷暮霭，烟暗孤松。动翩翩风袂，轻若惊鸿。心似鉴，鬓如云，弄清影，月明中。谩悲凉，岁冉冉，蕣华潜改衰容。　前事销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云轩一梦，回首春空。彩凤远，玉箫寒，夜悄悄，恨无穷。叹黄尘久埋玉，断肠挥泪东风。”这首悼亡词最为人所称。其子黄铢是学者兼诗人，著有《谷城集》五卷和《楚辞协韵》等。

　　唐婉，字蕙仙，生卒不详。她是陆游母舅唐诚的女儿，自幼文静灵秀，才华横溢。唐婉嫁给表兄陆游后，两人的亲密感情却引起了陆母的不满，陆游被迫妻另娶。唐婉而后嫁给皇族后裔士人赵士程。1155年，陆游在沈园偶遇唐琬，在墙上题了一首《钗头凤》（红酥手）词。唐婉感慨万千，于是和了一阙《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此后不久，唐婉便抑郁而终。

　　吴淑姬本名已失，湖州人，生卒不详。出生于寒儒之家，其父为秀才。她聪明貌美，能诗善词，被一富家子弟强占，反被诬以奸淫而遭定罪判刑。府衙僚吏观审后置酒席，命她脱枷侍饮，以冬末春初之景为题作词自咏，即席作《长相思令》：“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从何处回？醉眼开，睡眼开，疏影横斜安在哉？从教塞管催！”太守因此将她释放。后为人买为妾，名曰淑姬。著有《阳春白雪词》五卷，《全宋词》录其词4首。

　　严蕊原姓周，字幼芳，生卒不详。她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学习礼乐诗书，父母双亡后沦为台州营妓，艺名严蕊。她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色艺冠绝一时，义气闻名四方。台州知府唐仲友曾命其赋红白桃花，严蕊脱口而成《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豪士谢元卿夙闻其名，在酒宴上命其赋词，要求以己姓“谢”字为韵。刚开始行酒，严蕊已写出一首《鹊桥仙》：“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谢。穿针人在合欢楼，正月露、玉盘高泻。蛛忙鹊懒，耕慵织倦，空做古今佳话。人间刚道隔年期，指天上、方才隔夜。”唐仲友为严蕊才华遭遇所感，为其落籍。后浙东常平使朱熹挟嫌报复，诬唐、严二人有伤风化，令人抓捕严蕊，鞭笞拷打逼其就范。严蕊宁死也不愿污人清白。此事朝野议论，惊动宋孝宗。岳霖任提点刑狱，命其作词自陈，严蕊当即口占一首《卜算子》表明心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判令从良，被赵宋宗室纳为妾。她的词作多佚，仅存3首。洪迈《夷坚志》庚卷第十、周密《齐东野语》二十卷都记录了严蕊的事迹。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即讲述严蕊的故事。

　　杭州歌妓乐婉与施酒监相爱，两人被迫分别时，乐婉作《卜算子》词赠答：“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万行，更使人、愁断肠。要见无因见，拚了终难拚。若是前生未有缘，待重结、来生愿。”这首词表达了一位柔弱女子对爱情的渴望与无奈，十分感人。

　　张玉娘（1250—1276）字若琼，自号一贞居士，松阳（今浙江松阳县）人。她出身于仕宦之家，自幼聪慧，文才出众，尤其擅长诗词，时人将她比作班昭。因未婚夫沈佺早亡，她守情五年抱恨而亡。著有《兰雪集》两卷，有诗117首，词16首。其诗体裁丰富，风格多样，有律绝、乐府、杂体、歌行等，尤其长于古风。既有清丽凄婉、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唱，如《山之高》、《拜新月》等；又有慷慨激昂、壮怀激烈的爱国高歌，如《塞上曲》、《从军行》等。其词数量较少，主要抒写相思离别之情，如《浣溪沙·秋夜》、《玉蝴蝶·离情》等。《兰雪集》曾被称为李清照《漱玉集》后第一词集，时有“南张北李”之称。

　　元军南侵时，岳州人徐君宝被元军杀害，其妻被掳，她以死抗争，投水前题词于壁，留下了一首凄绝千古的《满庭芳》：“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这首词表达了女词人对国破家亡、自身被掳的无限悲慨和宁死不屈、坚贞不渝的高尚节操。她另有一词《霜天晓角·蛾眉亭》传世。

　　宋度宗时昭仪王清惠在南宋灭亡时被俘，北上途中于驿中题词于壁，即《满江红》：“大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这首词抒写了国破家亡、今非昔比的哀愁与感伤，当时在中原广为传诵，颇有影响。

　　南宋宫人章丽贞在战乱中写下了一首《长相思》：“吴山秋，越山秋，吴岳两山相对愁。长江不尽流。风飕飕，雨飕飕，万里归人空白头。南冠泣楚囚。”从其身份和词中所用典故来看，她应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学修养。

　　南宋蒙学教育十分发达，有乡校、村校、义学、家塾等，遍布乡村城镇。陆游的《秋日郊居》之三就描述了村学的情形：“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诗下作者自注曰：“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这时的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学习基本文化知识，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每日功课一般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主要教材有《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十七史蒙求》、《训蒙诗》、《小学诗礼》、《三字经》、《名物蒙求》、《千家诗》等。南宋时期，苏轼的诗文也成为学子学习的重要内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载：“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采用韵语编写蒙学教材的积极作用。如宋孝宗淳熙年间进士项安世在其所著《项氏家说》卷七中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古人垂训，多用韵语，亦欲其易记也，又文字整齐，听者易晓，如《大禹之驯》及《洪范》等书可见。”“古之卜筮，专用韵语，至今犹然。”许多大学者都亲自编写诗歌类蒙学读本，如朱熹的《训蒙诗》、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三字经》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自幼颖悟好学，十八岁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大教育家。他编注的《四书》、《五经》成为南宋之后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他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等读书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影响。朱熹并不排斥文学，曾校注《诗经》、《楚辞》，有很高的文学修养，能诗善词，作品很多，是宋代道学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和著名诗人辛弃疾、杨万里、陆游等人往来密切，相互唱和，尤其与陆游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诗作现存1300余首，其内容主要是借助诗歌阐明义理，将义理通俗化，诗风平和纯正，100首《训蒙诗》就是典型的代表。《春日》、《观书有感》、《水口行舟》等将道学理趣与自然意象密切结合，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著有《晦庵词》一卷，其词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但理性色彩往往较浓，如《菩萨蛮》（暮江寒碧萦长路）、《水调歌头》（富贵有余乐）、《南乡子》（落日照楼船）、《念奴娇》（临风一笑）等。

　　朱熹继承儒家诗教传统，把诗歌作为传授理学思想的工具，非常重视诗歌教育。他的《诗集传》是诠释《诗经》的里程碑式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读书人必读的权威性读本。他在《近思录》卷十一《教学》和《小学》外编《嘉言》中专门摘录了程颢关于诗歌教育的观点：“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小学》外编《嘉言》第五）他还亲自写作100首七言诗结集为蒙学教材《训蒙诗》，其内容完全着眼于向儿童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对于语言文字艺术基本不加考虑。如《天》：“气体苍苍故曰天，其中有理是为乾。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一源。”《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有昏。渐渐剔开昏与蔽，一时通透理穷源。”《中庸》：“过兼不及总非中，离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将容易看，只斯为道用无穷。”由于缺乏艺术感染力，这部《训蒙诗》流传不广，影响有限。

　　朱熹的弟子陈淳仿照《训蒙诗》编著了《小学诗礼》，将《礼记》中的《曲礼》、《内则》、《少仪》的主要内容编写为43首五言诗，分为事亲、事长、男女、杂仪四部分，向儿童传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如“父立则视足，父坐则视膝。应对言视面，立视前三尺。”“父母或有过，柔声以谏之。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男女不杂坐，嫂叔不通问。内言不出阃。外言不入阃。”“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入境必问禁，入国必问俗，入门必问讳，与人不问欲。”“临丧则不笑，临祭则不惰。当食则不叹，让食则不唾。”陈淳还用三言韵语写成《启蒙初诵》一书，目的也是让儿童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如“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从内容上看，这可能是《三字经》的先河。他还编著了《训童雅言》等。这些蒙学读本曾在东南地区流行。

　　真德秀编录的《文章正宗》正续集共四十卷，其正集体例包括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收入诗歌320余篇。这部书流传较广，对于诗歌教育有一定促进作用。

　　南宋刘克庄编辑的《千家诗》全名是《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全书共22卷，收录360余人的作品，其中绝大部分为唐、宋诗人所作，少数为南北朝和五代诗人的作品。录诗1270多首，全是律诗和绝句，分别按照时令、节令、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器用、昆虫、人品等十四个方面进行编排。这部《千家诗》选录广泛，不拘一格，不论作者的名气大小、地位高低，注重选录简洁短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诗篇。从入选的作者来看，既有帝王将相（如唐玄宗）和士大夫，也有无名氏（如《题壁》《答人》）和僧人（如僧惠洪、释处默）。署名谢枋得编选的七言《千家诗》是在此基础上编录的。

　　作为蒙学教材通行的七言《千家诗》分为上下两集，上集收七言绝句94首，下集收七言律诗48首，共142首。所选诗歌大部分浅近易懂，内容上于儿童成长有益或者至少无害，其中包括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朱熹的《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等。这本书在选编时充分照顾到了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表明当时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七言《千家诗》在宋末广为流传。一是所选诗篇大多是名家名篇，以此开展诗歌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学习语言，掌握诗歌艺术。二是所选诗篇大多浅近易懂，读起来上口，学起来容易，而且便于背诵，极适宜儿童学习。如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理学家程颐的七言绝句，自咏闲居之乐趣，把他追求自然舒畅的精神境界写得平淡自然而亲切。又如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都是倍受群众喜爱的名篇佳作。三是所选诗中有许多警策名句，对学童有思想教育意义。四是所选诗篇内容丰富，基本按季节岁时为序，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学习它可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进一步了解社会生活。《千家诗》对于诗歌教育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针对儿童身心特点而专门编选的教材。尽管有人对这部诗集有不同的看法，但它无疑是古代最风行的且流传时间最长的诗歌基础教育读本。后人把《千家诗》作为初级教材，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起来简称为“三百千千”，作为蒙学的基本教材。

　　方逢辰编撰的《名物蒙求》继承了孔子关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主张，主要介绍各种名物知识，涉及天文、地理、花木、鸟兽、器物、耕作、亲属、家庭、伦理等方面的名称和常识，采用四言韵语形式，全书凡2720字。如：“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物无知者，为草为木。”这本书通俗易懂，是古代很受欢迎的一本启蒙教材。

　　南宋末期又有了新的蒙学课本《三字经》。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大学者王应麟。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著名学者，十八岁中进士，以博学多才名振朝野。宋亡后不仕，隐居乡里著书立说。著有《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其《三字经》继承了历史上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集中了《急就篇》、《千字文》的优点，是一部集识字、自然常识、历史知识、读书方法和伦理教育于一身的综合性蒙学教材，是古代童蒙读物中的典范教材之一。它继承了孟子以来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开篇即从性善论出发论述教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其中包含着大量合理的内容和有益的经验，至今仍不失其教育意义。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三字经》里的句子往往言浅意深，采用诗歌的形式，每三字一句，整齐排列，讲究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非常易于儿童诵读记忆。因此，自诞生后，《三字经》就盛行于元、明、清三代，成为古代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蒙学教材。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贺兴思增补了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记述共二十四句。通行的《三字经》共416句、1248个汉字。七百多年来，《三字经》不但是蒙学基本教材，而且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对中国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89年10月，《三字经》英译本由新加坡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确定为儿童道德丛书之一。

　　在宋代的蒙学中，属对是基本的必修课程，属对和韵律训练是基本的语言文字训练。学习作诗是蒙学的一项基本内容。蒙学中学习作诗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填诗，二是模仿。教学童写诗，重点是教“填诗”，首先是背会三十类韵，接着是用匡纸表韵头，以便填诗时查阅。而模仿则是实践训练的一种好办法。朱熹说：“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论文》上）严羽在《沧浪诗话·诗法》中说：“学诗有三节：起初不识好恶，连篇累牍，肆笔而成；既而识羞愧，始生畏缩，成之极难；及其透彻，则七纵八横，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矣。”这些都说明宋代蒙学的写诗教学已经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上承北宋遗风，南宋时期的诗话著作很多，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叶少蕴《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许顗《彦周诗话》、吴聿《观林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尤袤《全唐诗话》、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词话著作有张侃《拙轩词话》、周密《浩然斋词话》、沈义父《乐府指迷》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诗词创作规律，为南宋诗人写作诗词提供了理论指导。张炎的《词源》总结了格律派词创作的艺术规律，是一部重要的词学理论著作，对后世词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羽字丹丘，一字仪卿，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一生未仕。其《沧浪集》收入古、近体诗146首。他作诗主要学习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但成就并不高。他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沧浪诗话》，这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方面，提出了“诗道亦在妙悟”、“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的主张，概述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线索和轮廓与历代诗人的风格和流派，归纳了诗歌的基本写作方法和写作艺术特点，主要评析了宋代之前历代诗人及其作品，并对一些诗篇的作者、异文等进行了考辨；附录的《答吴景仙书》是一篇为自己的诗歌理论所作的答辩。在理学方兴时期，严羽论诗完全不涉及诗歌与儒道的关系及其政治教化功能，而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和“吟咏情性”的作用，与理学家的文学观形成鲜明对立，体现了他极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这本著作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尖锐批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做法，重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特点，对两宋之后古代诗歌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元代和明代诗人推崇盛唐诗歌的主张，清代王士祯“神韵说”与袁枚“性灵说”的观点，与严羽的诗歌理论大有关系。

第六节　辽、夏、金的诗歌教育

　　辽、夏、金虽然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他们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金在中原建立稳定的统治后甚至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在辽、夏、金统治时期，文人写作诗词歌赋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尤其是汉族文士，他们的文学素养并不比两宋文人差许多。辽、夏、金三国都出现了相当多的诗人，虽然在历史上成为名家的不多，但金末诗人元好问是足以与两宋诸名家比肩而立的。由于辽、夏、金的文人受儒学的制约毕竟不像宋朝那么严重，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较少受到限制，其文学作品突出地表现出率真任情的特色。金代的市民文学也很发达，有些方面甚至占据着领先的地位，如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代表了当时说唱文学的高峰。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诗歌教育也是极为普遍的，成效也是极其显著的。

　　辽是我国北方的契丹族于唐末五代之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225年亡于金，恰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907年，耶律阿保机通过部落联盟选举的方式继任可汗，成为契丹族领袖。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47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立国以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采纳汉族知识分子的建议，仿效中原汉族王朝，实行君主世袭制，改革契丹族的一些旧制度，极大地推进了辽代文明。辽太祖重视发展契丹文化，命通晓汉文的耶律突吕不、耶律鲁不古创制了契丹文字；辽太祖弟迭剌又依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辽太祖下令颁行天下。在辽朝统治期间，契丹文字和汉字同时使用，辽国皇帝和契丹文人多精通两种文字。辽太祖在都城上京修建孔庙，并亲自拜谒孔庙，尊崇儒学。他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如韩知古、韩延徽、赵思温等，推进了契丹发展的步伐。文字的创立和对汉族文化的引进，对契丹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辽国的强盛远远超过了中原诸国，“契丹”开始成为中亚以及其他一些亚洲民族，甚至部分欧洲民族对中国的称呼。

　　辽代建国以后积极推行发展文化教育的措施。一方面积极兴办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学习隋唐，实行开科取士。辽代学校的兴建始于辽太祖时，其后各代君主都相继扩建或增设，学校的设置由京城向各地发展，最终形成了遍及全国的规模。辽国的中央教育机构包括国子监和五京学。辽太祖建国初在都城上京设立国子监，作为京城教育的管理机构；上京还设有太学，招收生员传道授业。辽太宗时又建南京太学。辽道宗时相继兴建中京、东京、西京太学，后又诏建中京国子监，并亲临祭祀孔庙。辽国初期，地方官学还未普遍设置，以后随着儒学传播逐渐建立起来。辽道宗时下诏设学养士，扩大学校规模，将儒学五经传疏颁赐给地方官学，在重要的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并委派博士、助教作为专任职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教育体系。这套教育体系是仿照北宋学校模式而建立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校以外，辽朝廷还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置诸王文学馆，保证了皇室成员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如耶律倍、耶律隆先、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萧柳、萧观音、萧瑟瑟等，或为皇亲国戚，或为帝王后妃，都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其文学艺术成就在契丹文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在整个辽代也是出类拔萃。辽国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推崇儒学，因此，辽代的学校教育把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典籍作为主要研习内容。

　　辽代自辽太宗会同初年开始在汉人聚居区实行科举选士，其科举专为选取汉官汉士之用，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应试，严禁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辽国契丹人中虽不乏文学之士，但他们却多不是进士出身。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十一月，辽国从后晋得到燕云十六州。为了安抚和统治新附地区，辽国急需选用汉官，始举行科举考试，以汉人平素所习儒业进行选拔。辽代举行科举考试的时间前后不同。初无定期，只是笼络和选拔汉族士人的权宜之法。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萧太后摄政时，沿袭隋唐科举制，开始在全统治区域内开科取士，逐渐将科试制度化，此后大抵每年举行一次。考试科目以词赋为主，分乡试、府试、省试(礼部试)，亦尝用殿试之制。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年），借鉴宋朝科举制度，三年一试基本成为定制。在推行科举制的最初二十年中,每科不过选取数人；后来逐次增加,多至百余人。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取进士七十二人。终辽之世，科举考试科目重词赋，轻经律。辽圣宗时以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此后则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辽道宗时对契丹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限制已逐渐放宽，西辽帝国的开创者耶律大石即于辽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考中进士。对汉人应举的限制，则承袭了中原历代之制，禁止医卜、屠贩、奴隶、商贾之家和背弃父母、犯罪逃亡者应试。辽代重词赋的科举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诗歌教育的发展。

　　辽代皇室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当年曾以能说汉语自诩，他的儿子东丹王耶律倍和太宗耶律德光兄弟二人，都能熟练地运用汉、契丹两种文字写作诗文；而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隆先和耶律琮则均是博学能诗的文学家。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均文武双全，爱好诗歌并能作诗，都有诗歌传世。

　　东丹王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曾被立为太子，因弟耶律德光袭帝位而遭疑嫉，逃奔后唐。他精通汉文，能诗善画，多才多艺，是辽代第一位著名诗人，他的《海上诗》是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契丹人写的汉文诗，也是见于记载的辽代最早的五言诗。《辽史·义宗倍传》载：“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幼聪敏好学，外宽内挚。……倍既归国，命王继远撰《建南京碑》，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诗》。唐明宗闻之，遣人跨海持书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谓左右日：‘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疑；不如适他国，以成吴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倍）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爇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秘府。”

　　辽圣宗耶律隆绪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十岁时就能作诗。他即位后不仅时常作诗，而且自拟题目亲试进士，亲自品评进士赋诗水平并量才任用。他的诗词多达五百余首，可惜大多亡失，仅《传国玺》一诗流传至今。《辽史·圣宗纪》载：“圣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讳隆绪，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长子，母曰睿智皇后萧氏。帝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辽圣宗太平五年）十一月庚子……求进士，得七十二人，命赋诗，第其工拙，以张昱等一十四人为太子校书郎，韩栾等五十八人为崇文馆校书郎。”开泰年间，辽圣宗在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得到传国玉玺时作了《传国玺》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

　　辽兴宗耶律宗真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曾经多次亲自作诗赏赐大臣，并以赋诗选取进士。《辽史·兴宗纪》载：“兴宗神圣孝章皇帝，讳宗真，字夷不堇，小字只骨。圣宗长子，……幼而聪明，长而魁伟，龙颜日角，豁达大度。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重熙五年夏四月）甲子，幸后弟萧无曲第，曲水泛觞赋诗。……（冬十月）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重熙六年六月壬申朔）上酒酣赋诗，吴国王萧孝穆、北宰相萧撒八等皆属和，夜中乃罢。己卯，祀天地。癸未，赐南院大王耶律胡睹衮命，上亲为制诰词，并赐诗以宠之。……（秋七月）壬寅，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赐诗及宝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重熙二十四年二月，有宋朝使者来贺节，他召宋使钓鱼赋诗，为了让辽代著名诗僧司空大师郎思孝赋诗在宋使前炫耀，他便先写一首诗。诗曰：“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这首诗是耶律宗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首诗。

　　辽道宗耶律洪基好诗并善作诗，曾多次与群臣以诗唱和，有诗集《清宁集》。《辽史·道宗纪》载：“（清宁二年春二月）乙巳，以兴宗在时生辰，宴群臣，命各赋诗。……（三月）己卯，御制《放鹰赋》赐群臣，谕任臣之意。……（三年）八月辛亥，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集》进皇太后。……（六年）夏五月戊子朔，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御制诗赋，仍命白为序。……（咸雍元年）冬十月丁亥朔，幸医巫闾山。己亥，皇太后射获虎，大宴群臣，令各赋诗。”辽道宗有一首绝句《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这首诗是辽代诗歌中的上乘之作，历来颇受人称道。

　　据《辽史》记载，辽代上层贵族中有许多人精通契丹、汉文字，有良好的儒学修养，能作诗文，如耶律隆先、萧柳、耶律良等人诗作颇多，分别有诗集传世。

　　《辽史·平王隆先传》载：“平王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

　　《辽史·萧柳传》载：“（萧柳）多知，能文，膂力绝人。……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

　　《辽史·耶律庶成传》载：“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有诗文行于世。”

　　《辽史·耶律庶成附庶箴子蒲鲁传》载：“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重熙中，举进士第。……应诏赋诗，立成以进。……是时，父庶箴尝寄《戒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

　　《辽史·耶律韩留传》载：“（耶律韩留）有明识，笃行义，举止严重，工为诗。……诏进《述怀诗》，上嘉叹。”

　　《辽史·萧迂鲁传附弟萧铎卢斡传》载：“铎卢斡，字撒板。幼警悟异常儿。……及长，魁伟沉毅，好学，善属文，有才干。……一日临流，闻雉鸣，三复孔子‘时哉'语，作古诗三章见志。当时名士称其高情雅韵，不减古人。”

　　《辽史·耶律良传》载：“耶律良，字习撚，小字苏，著帐郎君之后。生于乾州，读书医巫闾山。……会猎秋山，良进《秋游赋》，上嘉之。清宁中，上幸鸭子河，作《捕鱼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

　　《辽史·耶律俨传》载：“俨仪观秀整，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耶律俨原姓李，被辽道宗赐以皇族姓耶律，《题李俨黄菊赋》就是写给他的。

　　《辽史·文学传》中记述了几位著名文人的事迹，如萧韩家奴、王鼎、耶律孟简等，他们都以善诗闻名于世，其中萧韩家奴有诗文集《六义集》12卷传世。

　　萧韩家奴（975—1046）精通契丹、汉文字，是受汉文化濡染颇深的契丹上层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蕃汉、经史兼通的大儒，善诗文，明治道，以文才出众被兴宗命为诗友，有诗文集《六义集》12卷行世，惜今已不传。《辽史·文学传上·萧韩家奴传》载：“萧韩家奴，字休坚，……少好学，弱冠入南山读书，博鉴经史，通辽、汉文字。……帝与语，才之，命为诗友。……诏作《四时逸乐赋》，帝称善。……遇胜日，帝与饮酒赋诗，以相酬酢，君臣相得无比。韩家奴知无不言，虽谐谑不忘规讽。”

　　王鼎是辽道宗清宁五年进士，是辽代著名文士，以诗知名于当时。《辽史·文学传下·王鼎传》载：“王鼎，字虚中，涿州人。幼好学，居太宁山数年，博通经史。时马唐俊有文名燕、蓟间，适上巳，与同志祓禊水滨，酌酒赋诗。鼎偶造席，唐俊见鼎朴野，置下坐。欲以诗困之，先出所作索赋，鼎援笔立成。唐俊惊其敏妙，因与定交。……会守臣召鼎为贺表，因以诗贻使者，有‘谁知天雨露，独不到孤寒'之句。上闻而怜之，即召还，复其职。”他著有《焚椒录》，记述辽道宗皇后萧观音被诬一事始末。

　　耶律孟简是辽代著名诗人之一，还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契丹上层贵族知识分子。他还是辽代的一位神童，六岁即能赋诗。《辽史·文学传下·耶律孟简传》载：“孟简性颖悟。六岁，父晨出猎，俾赋《晓天星月诗》，孟简应声而成，父大奇之。既长，善属文。……及闻皇太子被害，不胜哀痛，以诗伤之，作《放怀诗》二十首。……改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

　　从辽代现存的诗词作品来看，辽代诗歌创作成就最高、特色最突出的诗人当数萧观音、萧瑟瑟等女诗人，她们的诗词作品都是辽代诗歌的精华。

　　辽国最著名的女诗人是萧观音，她的文学成代表了辽代文学的最高水平。萧观音（1040－1075）是辽道宗皇后，出身辽国名门贵族。她的姑姑萧耨斤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皇后，父亲萧惠是圣宗朝国舅、北院枢密使，加封魏王。在这优裕家境中，萧观音接受了中原文化教育，她善于模仿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名人，以填词赋诗而闻名。现存诗4首，词10首。《辽史·后妃传·道宗宣懿皇后萧氏传》载：“通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姿容冠绝，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王鼎《焚椒录》中说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经子。”一次，辽道宗到秋山狩猎，饮酒高会，命皇后赋诗，萧观音应声赋汉诗一首：“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这首《伏虎林应制》笔力雄健，语言晓畅，气势雄浑，豪气干云，令辽帝辽臣无不叹服。因辽道宗沉迷于田猎宴饮，萧观音常常规劝导致辽道宗的厌弃疏远。萧观音常常独守深宫，孤寂难眠，满腹苦水化作柔肠寸断的《回心院》词十首。她的词以婉约见长，辞藻华丽，寓意凄宛，怨而不怒，含蓄悠远，被誉为辽代文学的压卷之作。她曾作《怀古》诗：“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因诗中有“赵惟一”三字，被诬与伶官赵惟一有染被道宗赐死，一颗闪耀在辽代天空的文学巨星陨落了。萧观音向苏轼、欧阳修等文化巨子学习，以填词赋诗而闻名于世，表明她曾受过极有成效的诗歌教育。

　　萧瑟瑟是辽代又一位名垂青史的著名女诗人，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之妃。她是一位才女，正直有远见，善于以诗讽谏，可惜遇人不淑，死于非命。《辽史·后妃传·天祚德妃萧氏传》载：“天祚文妃萧氏，小字瑟瑟……善歌诗。女真乱作，日见侵迫。帝畋游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讽谏，其词曰：‘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又歌曰：‘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合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天祚见而衔之。”她的诗颇有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两诗均用骚体写成，情感激切，直抒胸臆，风格奔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辽史·列女传》中还记述了邢简妻陈氏和耶律氏常哥这两位女诗人的事迹。

　　邢简妻陈氏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辽史·列女传·邢简妻陈氏传》载：“邢简妻陈氏，营州人。父陉，五代时累官司徒。陈氏甫笄，涉通经义，凡览诗赋，辄能诵，尤好吟咏，时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归于简。孝舅姑，闺门和睦，亲党推重。有六子，陈氏亲教以经。后二子抱朴、抱质皆以贤，位宰相。统和十二年卒。”

　　耶律氏常哥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见识不凡的奇女子。她自洁不嫁，虽出身豪门却常布衣疏食。《辽史·列女传·耶律氏常哥传》载：“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

　　从现存作品来看，辽代诗歌多数是以汉字写成的，这应当归功于辽朝对汉文化的推广。辽代一些诗人还用契丹语创作诗歌，可惜大多已失传。这与辽代实行严厉的书禁制度有密切关系，其法律规定，凡把辽国书籍带到外国的要处以重刑。这种制度严重阻隔了辽国与五代和北宋的文化交流，使得契丹文字难以广泛流传，很难为其它地区的人所认识，以致契丹文字的解读成为中国文字史上著名的难题之一。再加上金灭辽时战火的蹂躏，存世的辽代典籍极少。在用契丹语写的诗歌中，现存篇幅最长的诗篇是《醉义歌》。元初的耶律楚材把这首诗译为汉文，译文为七言歌行体，长达120句，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耶律楚材《醉义歌序》把这首诗称为辽诗的“绝唱”，认为“可与苏、黄并躯争先耳。”（《湛然居士集》卷八）这首诗署为“寺公大师”作，据此推测作者当是一位僧人。《醉义歌》从重阳节饮酒写起，纵情放歌，多方面抒写对人生的感慨，杂揉儒、佛、道思想以求解脱，表达了对隐逸生活的喜爱。这首诗中运用了许多汉文化典故，说明契丹诗人即便用母语作诗，也深受汉文化影响，显示了辽代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趋势，也进一步体现了辽代诗歌教育的实绩。这首《醉义歌》如果没有耶律楚材翻译，恐怕至今都无人能识。契丹族应当还有数量可观的民歌，可惜能传世者极少。

　　辽代汉族文人的诗歌创作如与同时期的北宋诗人相比，其成就并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一诗：“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这首诗描绘北国生活，风格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地文学的本色，与宋诗迥然不同。再如李良嗣的《绝句》：“朔风吹雪下鸡山（一作燕山），烛暗穹庐夜色寒。闻道燕然好消息，晓来驿骑报平安。”这首诗意境苍劲雄浑，具有鲜明的北国情调。地域环境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民族粗犷强悍的气质，决定辽代诗歌的基本风貌，这恰恰说明了辽代诗歌教育的特色和成就。

　　南宋学者洪迈在其巨著《夷坚志》中记载：“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洪迈《夷坚志》丙集卷十八《契丹诵诗》）从洪迈的记述中，可以一斑而窥全豹，约略感知辽代诗歌教育的概况。

　　夏是我国西北方的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1038年，李元昊在其祖李继迁、父李德明努力的基础上正式称帝，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西夏仿效唐朝和宋朝的各项制度，广泛吸引汉族生产经验和技术，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西夏是在宋、辽两大王朝之间诞生的，强盛时期曾经先与北宋、辽，后与南宋、金三足鼎立。1227年，西夏被蒙古大军所灭。由于蒙古军队的毁灭性屠杀，西夏故地变成废墟，其历史断绝，其文化堙没。

　　西夏的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吸收汉文化。在西夏统治者的倡导下，党项族也是接受汉文化较多的一个民族。西夏文化的核心也是儒家文化。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1035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他重用的主要谋臣张元、吴昊等都是关中汉族文士。毅宗李谅祚实行改革，使西夏进一步汉化。1061年，“请去蕃礼，从汉仪”，“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101年，崇宗李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仁宗李仁孝更加尊崇儒学，并尊奉孔子为文宣帝，进一步确立了科举制。“（绍兴）十三年（1143年），夏改元人庆。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奠，弟子员赐予有差。十六年，尊孔子为文宣帝。十七年，改元天盛。策举人，始立唱名法。十八年，复建内学，选名儒主之。”他将国学子弟增加到三千人。“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宫学，自为训导。”神宗李遵顼博览群书，于1203年参加科举考中西夏状元。1211年，他发动宫廷政变，废襄宗李安全自立，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通过科举擢为状元的皇帝。

　　由于西夏文献曾遭到毁灭性破坏，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而诗歌就更是少之又少。根据史籍的有限记载和国内外“西夏学”的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大致可以确认，西夏与同时期的其它王朝一样，也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也曾产生了较多的诗歌作品。西夏景宗李元昊文武兼备，智勇双全，《宋史·夏国传》记载他少时即“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携《野战歌》、《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本身是兵书，既然称为“歌”“诀”，其形式上必定是诗歌。西夏崇宗李乾顺不仅能作诗，还与大臣互相唱和。《宋史·夏国传》载：1139年，“灵芝生于后堂高守忠家，乾顺作《灵芝歌》，俾中书相王仁宗和之。”1041年，宋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宋史·夏国传》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民谣《十不如》的内容虽难以知晓，但当是诗歌应无异议。近年在西夏陵园李仁孝陵的碑亭遗址中，发现刻有《灵芝颂》部分内容的残碑，其中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赍及多方”的诗句，每句四言，并有韵律，据此判断，《灵芝颂》当是一首四言诗。其语句文雅秀美，内容则歌功颂德，表现出西夏宫廷诗的特点。

　　李元昊时的重臣张元在投靠西夏前就写有咏《雪》诗、咏《鹰》诗。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第四十五条说：“凡诗带桀骜之气，其人必非良士。张元咏《雪》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咏《鹰》云：有心待捉月中兔，更向白云高处飞。韩范为经略，嫌其投诗自媒，弃而不用，张乃投元昊，为中国患。”当宋、夏好水川之战宋军全军覆灭时，张元作为西夏的主要谋臣兴奋不已，当即在两军交界的一座寺庙的墙壁上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夏竦和韩琦是当时宋军的主帅。这首即兴诗，风趣自然、朴实无华，反映了张元在西夏胜利后的得意心情。

　　西夏有一首诗《颂师典》：“蕃汉弥人同一母，语言不同地乃分。西方高地蕃人国，蕃人国中用蕃文。东方低地汉人国，汉人国中用汉文。各有语言各珍爱，一切文字人人尊。吾国野利贤夫子，文星照耀东和西。选募弟子三千七，一一教诲成人杰。太空之下读已书，礼仪道德自树立。为何不跟蕃人走，蕃人已向我低头。大陆事务自主宰，行政官员共协力。未曾听任中原管，汉人被我来降服。皇族续续不间断，弥药儒言代代传。诸司次第官员中，要数弥药人最多。请君由此三思忖，谁能道尽夫子功？”虽然《颂师典》颂扬的是西夏文字的创制者之一野利仁荣，但明确认同“汉人”、“蕃人”与“弥人”（党项羌自称“弥人”、“弥药”）同出一源，颇有民族平等大团结的意味，完全可以当作民族融合的史诗来读。

　　在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较多的西夏文献，可惜这些文献大多保存于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博物馆内。现存西夏诗歌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罗斯藏存的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其中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基本反映了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有一部佚题的诗集，其中一些较短的诗目前已获解读，如《大诗》、《月月乐诗》、《夏圣根赞歌》、《新修太学歌》等。

　　《新集金碎掌置文》是一首长达千字的西夏文五言诗，据卷首记载，它的编者是“宣徽正息齐文智”。“宣徽正”是西夏政府里的高级官职，“息齐”是西夏党项族的族姓之一，“息齐文智”应当是高度汉化的党项族学者。这首诗收录了生活中常用的西夏文字，字数恰好一千，编者把这一千个不重复的字巧妙地编成了长达200句、100联的五言诗，其编排方法和叙事列名的大致顺序与汉文《千字文》相仿，可能是受了《千字文》等童蒙读物的影响。它的序言中明确表明编写的目的是“欲遵循先祖礼俗，以教后人成功”，“五字合句，四二成章。睿智弥月可得，而愚钝不过经年。”因此，《新集金碎掌置文》应当是西夏的一部采用了诗歌形式的童蒙识字读本。我国学者聂鸿音、史金波曾将这首诗全文翻译。如第1联至第12联叙述的是自然现象、时节变化等：“天地世界初，日月尔时现。明暗左右转，热冷上下合。诸物能成苗，季节依次列。春开寅卯辰，夏茂巳午未。秋实申酉戌，冬藏亥子丑。今朝拂晓东，卓午影正南。晚夕暮昏西，睡卧夜晚北。明日先未过，后日后到来。年日一律有，岁者两俱同。变化时十二，月没再满盈。夜昼为年日，腊正旧新逢。幼老寿增减，以此定限量。”（聂鸿音、史金波《西夏文本〈碎金〉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2期）

　　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是一部充满生活气息、富有哲理性内容的诗歌集，所收作品有360余条，以谚语为主，还有民谣、谜语、歇后语等。西夏学者梁德养于1176年基本完成《新集锦合辞》的选编工作。其后，另一学者王仁持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整理，手抄成西夏文文稿，于1187年刻版印行。在《新集锦合辞》中，各种各样的谚语以淳朴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民俗风情与党项族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户户紫衣不缫丝，人人为官莫敛财”、“苦蕖虽小根脚苦，豺狼虽小本性毒”、“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设筵供神宰羔羊，追歼逃敌骑雄畜”、“不孝父母增灾祸，不敬师长减智慧”、“同伴有病莫相弃，同伴有求莫相拒”、“天未下雨修水道，不要临时抱佛脚”、“修牢畜圈防狼钻，挖好深井畜不渴”、“该学不学学饮酒，应教不教教赌博”、“肝虽坠，未曾倒，箭已尽，不会降”、“肠流出，缠于腰，肚已穿，以草塞”。这些谚语表明西夏谚语是以偶句形式出现的，文字简练，内涵丰富，修辞灵巧，形象生动，既有认识价值，又有文学色彩，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夏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风貌。

　　诗体类书《圣立义海》中也保存了一些西夏谚语，如：“聪明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由此可见西夏人有重视谚语创作的传统。正如《新集锦合辞》中所说:“巧说谚语可解闷，巧干营生不觉困”、“祖辈辩才道不尽，弥人谚语说不完”，进一步说明西夏民间对谚语创作的浓厚兴趣。西夏谚语的内容广泛，它们既是民族风貌的反映，而它们的流行又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发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述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於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从他的记述中可知，柳永的词也曾流行于西夏。由此看来，宋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当繁盛的，宋代词人的作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能歌咏传唱柳永的词，表明西夏人应当具有一定的诗歌艺术修养。

　　西夏在辽国灭亡后称藩于金国，夏与金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如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王庭筠的诗文流播西夏，很受西夏人欢迎。《金史·赵秉文传》载：“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北宋仁宗朝重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中说:“其后契丹自得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虏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这段话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对辽国和西夏的深远影响。

　　金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历史悠久，世世代代生活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先世可上朔到舜、禹和商周时期的“肃慎”，隋唐时称靺鞨。五代时期黑水靺鞨逐渐兴旺起来，改称女真。辽立国后，女真成为辽的附属。1115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金”，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此后，金国势力迅速壮大，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统一了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广大北方地区，并与南宋长期对峙。1234年，蒙古军队灭金。金国全盛时期曾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境内最强大的政权，包括南宋在内，周边国家都向金国称臣纳贡。因此，金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发展曾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金在立国后十余年间就占领了中国淮河以北的半壁河山，很快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金是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的少数民族政权，在文化上比辽代有显著的进步。女真人南下后较快接受了汉族文化，甚至通用汉族语言。金朝建立以前，女真人是没有文字的。天辅三年（1119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和叶鲁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等人仿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年），金熙宗又颁行了笔画简省的女真小字。女真大小字成为金朝官方文字，与契丹字和汉字在金朝境内通用。金朝用女真字撰写国书、谕令和文告，并设学校传授女真字。金政权建立之后，为巩固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发展，对教育非常重视，上京一直是金朝教育和考试的中心。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汉文化，金国虽然保留女真族的某些文化传统，但基本上是继承辽和宋的汉族文化。金熙宗完颜亶在上京建孔庙，以女真字翻译儒家经书，学校以《论语》和《孝经》为必读课本。海陵天德三年，完颜亮仿中原王朝制度，设立国子监作为金朝国立高等学府，后成为教育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子学和太学。此后，儒学逐渐在金代文化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

　　金代继承了辽、宋的教育和选举制度，《金史·选举志一》载：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

　　“自大定四年，以女真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

　　从上引《金史·选举志一》的记载来看，金代是十分重视诗歌教育的。“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三年，以策、诗取士。”金章宗完颜璟明昌元年，因刘住兒年十一岁即能诗赋，“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正是立足于发达的诗歌教育，金代的诗歌创作成就在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首屈一指，独占鳌头。

　　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女真上层贵族逐渐接受了汉族文化，在汉族文士的影响下，开始出现文学创作活动。金世宗完颜雍、金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金代诗词创作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女真诗人均是皇帝或皇室成员，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文化风气和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宣孝太子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密国公完颜璹等人。

　　金熙宗完颜亶自幼随辽国进士韩昉学习汉文经史，又常到皇家图书馆稽古殿研读中原典籍，汉文化程度很深。《大金国志》卷一二《熙宗孝成皇帝》载：“熙宗自为童时聪悟，适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视开国旧臣则曰‘无知夷狄'，及旧臣视之，则曰‘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他常常同韩昉等人赋诗唱和，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诗作。由于后来完颜亶被杀并降封，他的诗词尽数亡失，一篇也没有保留下来。

　　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朝第四代君主，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第二子。他素有大志，雄心勃勃，在政治上借鉴汉文化经验，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加速了女真汉化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变革的步伐。1150年1月，他发动宫廷政变，弑杀熙宗，自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在历史上声名不佳。完颜亮自少年时就仰慕汉文化，拜汉儒张用直为师。他自幼聪敏好学，爱好读书，能诗善文，喜欢交结儒士。在汉族文人学士的熏陶下，完颜亮有良好的文学修养，是女真贵族文学的杰出代表。完颜亮在诗词创作上熔南北文化于一炉，对金代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和影响。南宋岳珂在《桯史》说：“金主未立，封歧王，为平章政事，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则崛强，矫矫有不为人下之意，境内多传之。”他对金代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废除了金太宗以来的南北选制和熙宗时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的办法，专以词赋取士，可见他对诗词的偏好。

　　完颜亮留下的诗作很少，多为短章佚句，风格豪放雄毅，气象卓异不凡。金人刘祁在《归潜志》卷一中记载：“金海陵庶人读书有文才，为藩王时，尝书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人知其有大志。”完颜亮做藩王时曾写过一首《书壁述怀》的七言绝句：“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摇撼霹雳震山河。”作者自比为不可一世的“蛟龙”，其雄心可见一斑。完颜亮有两首咏物诗形神毕肖，极具个性。一咏竹，题为《以事出使道驿有竹辄咏之》，诗云：“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另一首是咏桂，题为《见几间有岩桂植瓶中索笔赋》，诗云：“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样香。一朝扬汝名天下，也等君王著赭黄。”

　　据《鹤林玉露》载，柳永《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由得起了渡江南侵的念头。完颜亮于正隆六年（1161年）发动侵宋战争。此前，完颜亮派画师随使臣施宜生出使南宋。“敕密写临安之湖山城郭以归，上令绘为软壁，而图己像策马于吴山绝顶。”（《大金国志》卷十四《海陵纪》）完颜亮踌躇满志，大有并吞天下的气势，挥毫题诗于画壁之上（《南征至维扬望江左》）：“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诗又名《题临安湖山画壁》：“自古车书一混同，南人何事费车工？提师百万临江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完颜亮也是女真族中成就比较突出的词人。从其现存的《鹊桥仙》、《昭君怨》、《喜迁莺》、《念奴娇》等几首词来看，依然保持着质朴粗犷、豪放雄毅的风格。如《念奴娇》：“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癫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飞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戢，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落。” 

　　宣孝太子完颜允恭和其子金章宗完颜璟深受汉文化影响，都有深厚的文艺修养。完颜允恭（1146—1185）本名胡士瓦，是金世宗完颜雍的次子，于大定二年（1162年）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大统便于大定二十五年因病谢世，追谥庙号显宗。他熟悉汉文化典籍，爱好文学，能诗善画。《金史·世纪补·显宗允恭纪》载：“（大定）十四年四月乙亥，世宗御垂拱殿，帝（指允恭）及诸王侍侧。世宗论及兄弟妻子之际，世宗曰：‘妇言是听而兄弟相违，甚哉！'帝对曰：‘《思齐》之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臣等愚昧，愿相盛而修之。'因引《棠橡》华萼相承、脊令急难之义，为文见意，以戒兄弟焉。”他能随机拈出《诗经》中的诗句来答对，可见他对《诗经》十分谙熟。他的诗作留存极少，但显示了较成熟的诗歌艺术。如《赐石右相琚生日之寿》诗：“黄阁今姚宋，青宫旧绮园。绣罗归里社，冠盖画都门。善训怀师席，深仁寄寿尊。所期河润溥，余福被元元。”这首诗是祝贺世宗朝名相石琚生日而作的，以唐代贤相姚崇、宋璟比拟石琚，格律工稳，用典雅致，高度评价了石琚的人品、学问和政绩，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与诗歌技巧。另有一首七言绝句《风筝》：“心与寥寥太古通，手随轻籁入天风。山长水阔无寻处，声在乱云空碧中。”此诗咏风筝，圆熟典雅，颇有神韵，是咏物诗中的上品，显示出作者在诗歌艺术上有相当的造诣。

　　值得注意的是完颜允恭的妻子徒单氏也具有较深厚的汉文化修养。《金史·后妃传下·显宗孝懿皇后传》载：“后（徒单氏）好《诗》、《书》，尤喜《老》、《庄》，学纯淡清懿，造次必于礼。”由此看来徒单氏的诗歌修养也颇高，可惜没有诗文流传下来。

　　金章宗完颜璟与其父一样，也是一位颇具特色的女真诗人。完颜璟（1168—1208），字麻达葛，是宣孝太子的嫡子、金世宗的嫡孙，于大定二十七年立为皇太孙，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即皇帝位。完颜璟继承乃父之风，大力提倡汉文化，尤为重视诗赋，一时名士辈出。金章宗嗜爱文学，工于诗词，其诗典雅工丽，气韵高朗卓异，其所存诗歌多为绝句短章。如《宫中绝句》：“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飞花。”诗中描绘宫廷楼阁，用语富艳工丽，颇有帝王气象。金章宗还有一首绝句《仰山》：“金色界中兜率地，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这首诗描绘了仰山风光，虽突出了其间的佛教气氛，然气势宏大雄健。又有咏牡丹绝句《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花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这首诗描绘了牡丹盛开的大好春光，从中生发了天公无私、造化四方的境界，立意超然不凡。

　　完颜永成也是宗室贵族中具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金史·世宗诸子传·永成》载：“永成风姿奇伟，博学，善属文。世宗尤爱重之。大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永成师事之。……上（金章宗）以永成诞日，亲为诗以赐，有“美誉自应辉玉牒，忠诚不待启金滕”之语，当世荣之。”

　　完颜璹是金代最杰出的女真诗人，代表了金代女真族作家的最高成就，元好问誉之为“百年以来宗室中第一流人”（《中州集》卷五）。完颜璹是金世宗之孙，越王永功之子，封为密国公，号为樗轩居士。他对汉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湛的造诣，嗜爱文学艺术，长于诗词书法，平生所作诗词甚多，晚年自刊其诗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可惜多已散佚。《中州集》存其诗41首。《金史·世宗诸子传·永功传附子璹》载：“璹本名寿孙，世宗赐名，字仲实，一字子瑜。资质简重，博学有俊才，喜为诗，工真草书。……璹奉朝请四十年，日以讲诵吟咏为事，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来。永功薨后，稍得出游，与文士赵秉文、杨云翼、雷渊、元好问、李汾、王飞伯辈交善。初，宣宗南迁，诸王宗室颠沛奔走，璹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一帙不遗。居汴中，家人口多，俸入少，客至，贫不能具酒肴，蔬饭共食，焚香煮茗，尽出藏书，谈大定、明昌以来故事，终日不听客去，乐而不厌也。……平生诗文甚多。自删其诗，存三百首，乐府一百首，号《如庵小稿》。”

　　完颜璹虽是皇室成员，位列公侯，但一生行迹却如一介寒儒。他生活于金代后期，因金廷南渡后防忌同宗，他虽精熟《资治通鉴》，对于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之道颇为熟悉，也不得参预朝政。他一生自甘淡泊，极少结交权贵，与他密切交游的多为当时著名文士，如赵秉文、元好问等人。他深受佛道思想熏染，佛老随缘自适、万物一齐的处世哲学同儒家自甘清苦、追求道义的理想人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有机统一，在文学创作上就表现为一种随缘忘机、淡泊自如的意绪，因而，他的诗文中多表达对富贵功名的鄙弃和对生活的超脱。他的诗歌用语清淡雅致，境界清远蕴藉，色调散淡疏朗，意境萧逸清新，风格平淡自然。如《秋郊雨中》：“嬴骖破盖雨淋浪，一抹烟林覆野塘。不着沙禽闲点缀，只横秋浦更凄凉。”这种淡泊自如的的意绪还表现为对清雅生活方式的自我陶醉，如《宴息》：“宴息春光晚，闲眠昼景虚。冥心居大道，达理契真如。乐对忘形友，欣逢未见书。世间幽隐者，何必尽樵渔。”如《内族子锐归来堂》：“一旦能知梦里真，平生看破主中宾。归来堂上忘形友，名利场上税驾人。东郭风烟宜惠账，南山猿鹤识纶巾。清樽雅趣闲棋味，盏盏冲和局局新。”如《北郊晚步》：“陂水荷凋晚，茅檐燕去凉。远林明落景，平麓淡秋光。群牧归村巷，孤禽立野航。自谙闲散乐，园圃意犹长。”完颜璹的诗歌风格在金代女真诗人中别具一格，静谧闲散中透出一派禅机，更近于王孟一派。随着金朝国势的衰落和诗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诗中充满了抱负难伸乃至嗟老叹贫的感慨，如“孟津休道浊于泾，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几时桑柘底，只谈王道不谈兵”。他的《闻闲闲再起为翰林》、《过胥相墓》等诗，含蓄蕴藉，流行颇广。

　　完颜璹是金代成就最突出的女真词人，其词现存9首，存于《中州乐府》和《中州集》。他的词多抒写随缘忘机、萧散淡泊的意绪。如《春草碧》：“几番风雨西城陌，不见海棠红、梨花白。底事胜赏匆匆，正自天付酒肠窄。更笑老东君，人间客。赖有玉管新翻，罗襟醉墨。望中倚栏人，如曾识。旧梦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陈迹。落尽后庭花，春草碧。”词人借伤春入笔，追忆故都往昔繁荣，感叹国家盛世不再，抒发词人对“故苑春光”的无限怀念，意境清幽，意韵绵长。再如《朝中措》：“襄阳古道灞陵桥，诗兴与秋高。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雄豪。霜清玉塞，云飞陇首，风落江皋。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周遭。”词人忧念国事，但迫于政治环境的险恶，不能直接表白，故词中用典颇多，意深笔曲，耐人寻味。他有两首《渔父》词表现作者安贫乐道的自我陶醉，也颇为人称道。其一：“杨柳风前白板扉。荷花雨里绿蓑衣。红稻美，锦鳞肥。渔笛闲拈月下吹。”其二：“钓得鱼来卧看书。船头稳置酒葫芦。烟际柳，雨中蒲。乞与人间作画图。”

　　与辽、夏相比，金代可谓诗人辈出，作品繁多。仅《中州集》就收入金代250余位文学家的诗词2116首。《金史·文艺传上·序》载：“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金代著名诗人有宇文虚中、蔡珪、吴激、蔡松年、赵可、刘迎、王寂、王庭筠、党怀英、周昂、赵元、赵秉文、李纯甫、杨云翼、完颜璹、辛愿、李俊民、王若虚、元好问、段克己等。元好问是金代最杰出的诗人。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县）人。他是金朝成就最高的文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其祖出自北魏拓跋氏，为唐代诗人元结后裔。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人家，其生父元德明喜爱杜诗，推崇苏黄，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平时以诗酒自娱，有《东岩集》三卷传世。他出生后七个月即过继给其二叔元格。他很早就显露出文学才华，7岁即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1202—1208年随当时名儒郝天挺学习经传诗文，师生时常唱和，诗文技艺大增。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及第，座主为当时著名诗人赵秉文。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博学宏词科，在朝中或地方为官。金亡不仕，潜心编纂著述，致力于保存金代文化。他以诗存史，致力收集整理金国已故君臣的诗词作品，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全书收录金代的251位诗人的2062首诗（《中州乐府》收录金代36位词人的114首词），而且为每人编写小传，或简叙生平事迹，或点评诗文作品，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

　　元好问多才多艺，工诗善文，广泛涉足于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等文学领域，尤以诗、词、曲的成就最突出，而且诗词数量居金代之首，是金末元初之际声望最著的文坛领袖。《金史·文艺传下·元好问传》载：“好问字裕之。七岁能诗。年十有四，从陵川郝晋卿学，不事举业，淹贯经传百家，六年而业成。下太行，渡大河，为《箕山》、《琴台》等诗。礼部赵秉文见之，以为近代无此作也。于是名震京师。……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沈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其长短句，揄扬新声，以写恩怨者又数百篇。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所著文章诗若干卷、《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禨》一卷、《诗文自警》十卷。”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9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等。

　　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是金代成就高的诗人。他的诗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沉郁悲凉，多伤时感事之作，善于以雄劲的笔力抒写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其中反映当时人民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作品，真实具体，富有感染力，如《雁门道中书所见》、《过晋阳故城书事》、《岐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等。《岐阳三首》之二写道：“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这首诗着眼于蒙古入侵的现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沉痛感慨。《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写道：“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诗人面对战祸蔓延、山河破碎的惨象，表达了以身许国的强烈愿望。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他的七律深受杜甫影响，意境沉郁，成就突出；他的七古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壮丽，意味悠长。如《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山》等诗就体现了这一特色。元好问的写景诗也很有特色，意境清新，耐人玩味，或如“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颍亭留别》）一样恬静悠闲，或如“两峰突兀何许来，元气淋漓洗秋碧”（《〈双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那样壮阔酣畅，体现了诗人驾驭诗歌的高超功力。

　　元好问有是金代最优秀的词人。其词以苏、辛为典范，兼有婉约、豪放等诸种风格，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其中又尤以两首《摸鱼儿》最富艺术魅力：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沧路，当年寂寞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路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秋雨。”

　　这两首词任情率真，哀婉动人。其中“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和“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等都是千古不朽的佳句。

　　元好问被誉为散曲的鼻祖，其散曲今存9首，其中小令《[双调]小圣乐·骤雨打新荷》是一代名曲，被认为是散曲的开山之作：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乳燕雏莺弄语，有高柳鸣蟑相和。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尊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这首曲表达了他留恋人生、安贫乐道的情怀。他的散曲创作直接推动了元代散曲的兴盛。

　　元好问又是一位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绝句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精辟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写作《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到两宋一千多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推崇雄健豪迈的风格，反对绮靡纤丽的诗风，对后世诗歌评论和诗歌创作影响很大。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是历代诗论作品中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例如：

　　曹刘侍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色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元好问十分喜欢培育英才，提携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之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位中原秀士，如王若虚、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商挺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指授出来的文人有郝经、王恽、许楫、孟琪、徐琰、阎复、白朴、王思廉、郝继先等多人。他的学生郝经、王恽是元初著名文士。特别是白朴自幼得到元好问的精心培育与亲身教导，成为元曲鼎盛时期的著名作家，是“元曲四大家”之一。

　　元好问次女元严是一位闻名当时的女才子，美貌绝伦，文思敏捷，嫁为卢氏进士杨思敬妻。夫殁后因性情恬淡而做了女冠，号浯溪真隐，于卢氏山中修道。时任平章的张当揆十分爱慕，央人向元好问求婚，元好问推托说要元严亲口答应。张当揆急不可耐找上门去，亲自向意中人求婚。适逢元严正在修补天花板，见客来已知其意，当即借题发挥赋诗一首：“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诗中透露出明显的拒婚之意，张当揆只好悻悻而返。蒋正子《山房随笔》载：“元遗山好问裕之，北方文雄也。其妹为女冠，文而艳。张平章当揆，欲娶之，使人嘱裕之。辞以可否在妹，妹以为可则可。张喜，自往访，觇其所向。至则方自手补天花板，辍而迎之。张询近日所作，应声答曰：“补天手段暂施张，不许纤尘落画堂。寄语新来双燕子，移巢别处觅雕梁。”张悚然而出。”蒋正子的记述中将元严误为元好问之妹，不知何故。

　　《金史》中还记载了许多诗人的事迹，从中可以发现金代诗歌教育的一些线索，如：

　　《金史·左企弓传》载：“太祖既定燕，从初约，以与宋人。企弓献诗，略曰：‘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金史·左泌传附侄光庆传》载：“（左企弓之孙）光庆好古，读书识大义，喜为诗，善篆隶，尤工大字。”

　　《金史·虞仲文传》载：“虞仲文字质夫，武州宁远人也。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

　　《金史·赵秉文传》载：“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金史·文艺传上·蔡松年传》载：“（蔡松年）文词清丽，尤工乐府，与吴激齐名，时号‘吴蔡体。'有集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吴激传》载：“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

　　《金史·文艺传上·赵可传》载：“赵可‘其歌诗乐府尤工，号《玉峰散人集》'。”

　　《金史·文艺传上·胡砺传》载：“胡砺，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学。……韩昉见而异之，使赋诗以见志，砺操笔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馆置门下，使与其子处，同教育之，自是学业日进。……久之，改定州观察判官。定之学校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数，砺督教不倦，经指授者悉为场屋上游，称其程文为‘元化格'。”

　　《金史·文艺传下·周昂传》载：“周昂，字德卿，真定人。……昂年二十四擢第。调南和簿，有异政。迁良乡令，入拜监察御史。路铎以言事被斥，昂送以诗，语涉谤讪，坐停铨。……其甥王若虚尝学于昂，昂教之曰：‘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昂孝友，喜名节，学术醇正，文笔高雅，诸儒皆师尊之。既历台省，为人所挤，竟坐诗得罪，谪东海上十数年。”周昂作诗以杜甫、韩愈为榜样，著有《常山集》，已佚。其诗存100首，内容有咏怀、吊古、伤别、写景、边塞、悯农、论诗、题画等内容，其中以边塞诗最有特色，如《莫州道中》等。周昂对于文学创作有许多见解，他的外甥——金代文学批评家王若虚接受了他的文学主张，并在《滹南诗话》中保存了他的文学观点。

　　《金史·文艺传下·王庭筠传》载：“王庭筠，字子端，辽东人。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泰和元年，复为翰林修撰，扈从秋山，应制赋诗三十余首，上甚嘉之。……庭筠仪观秀伟，善谈笑，外若简贵，人初不敢与接。既见，和气溢于颜间，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极口称道，他日虽百负不恨也。从游者如韩温甫，路元亨、张进卿，李公度，其荐引者如赵秉文、冯璧、李纯甫，皆一时名士，世以知人许之。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

　　《金史·文艺传下·刘昂传》载：“刘昂，字之昂，兴州人。大定十九年进士。曾、高而下七世登科。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

　　《金史·文艺传下·李经传》载：“李经，字天英，锦州人。作诗极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李纯甫见其诗曰：‘真今世太白也。'由是名大震。”

　　《金史·文艺传下·刘从益传》载：“从益博学强记，精于经学。为文章长于诗，五言尤工，有《蓬门集》。”

　　《金史·文艺传下·王若虚传》载：“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也。幼颖悟，若夙昔在文字间者。擢承安二年经义进士。……所著文章号《慵夫集》若干卷、《滹南遗老》若干卷、传于世。”王若虚是金代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少时以其舅周昂为师，博学强记，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他在诗歌创作上推崇白居易、苏轼，反对模拟雕琢等形式主义风气，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深表不满。作诗则以白居易、苏轼为法，崇尚自然，创作实践和理论保持一致。他的诗学主张对明清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有一定影响。其《滹南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都收于《滹南遗老集》中。

　　《金史·文艺传下·李汾传》载：“李汾，字长源，太原平晋人。为人尚气，跌宕不羁。……喜读史。工诗，雄健有法。……汾平生诗甚多，不自收集，世所传者十二三而已。”

　　由上述记载可知，虞仲文可说是当时的神童，“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但神奇却来自“日记千言，刻苦学问。”而王庭筠虽然“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有天才般的表现，但“七岁学诗，十一岁赋全题”，却恰好说明了他学习作诗的过程和结果。

　　在金政权建立以前，作为游牧民族，女真民族以游牧围猎为生而又能歌善舞。女真人善骑射，信奉萨满教，无论贵族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善于舞蹈歌唱，而萨满教乐舞在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女真人以起舞歌讴来侑觞，青年男女以歌声寻配偶，其渔猎生活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现出来。据此推测，女真族世代相传的民歌当不在少数，然而多已不传。熟悉“岳家军”战史的人都知道的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出自女真人的民歌。

　　金代的音乐和舞蹈在立国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乐曲和歌舞被吸收到戏曲之中，促进了古代音乐、歌舞、散曲和杂剧的发展。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最著名的说唱文学作品，其中的唱词大量借用了唐宋诗词的诗句意境，充分体现了诗歌对曲词的影响。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很显然,作者借用了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情感和意境。再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思念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应当是源于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中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来这位董解元有着比较深厚的诗歌修养，正如他在作品开头部分的自我介绍：“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俺平生情性好疏狂，疏狂的情性难拘束。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著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诗魔多”一语，显示了作者对诗歌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