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如面谈”栏目4月4日发表何兆武教授的 《“学”无中西之分》 ，很好地澄清了一个问题：作为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是不可以因人因地而划分的，就像不存在“希腊几何学”、“英国物理学”等等一样。何教授所说的“学”，明确是指“作为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和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和结论我完全同意。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超出他所限定的范围的，我们也应该给予重视和回答。就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关于“中学西学”的“体用”之辩，究竟从何而来？有无意义？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种毫无道理的无稽之谈，还是应该深入下去，从中找到某些合理性的基础，以深化和丰富对“学”的现实理解？

　　我认为，这里应该注意“学”字下面的“学科”与“学说”之分。

　　科学的本质是求知求真，“学科”和“学说”是科学的现实形态。一般说来，“学科”由某一方面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人们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所构成。学科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因此，作为广义的科学，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甚至哲学，它的“学科”都不可能有“中西”之类的区分。但“学科”不是一个孤立的抽象，在现实中，它要通过一个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学说来实现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学说”是对学科问题的一定解答或反应系统，它们都是由现实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创建的，因此每一学说又都必然有自己的主体性印记，如时代特征甚至地域特征、思维个性和价值取向等在内。这样，“学说”就超出了抽象的“科学”和“知识”定域，而成为现实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综合体，从而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面貌。各个学科都是只有“一个”，绝不可以做“中西”之类的分割；而学说则不然，尤其是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学说，总是无法排除多样化，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形成不同的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这种现象是普遍的：除了有史以来的各种各样学派经典、冠以姓名地域的一套套理论、“主义”等等之外，你几乎无处寻找那个“纯正、惟一”的“学科”所在。即便在自然科学这个只承认知识、理性和一元真理的领域里，不是也有了诸如“欧氏几何学”和“非欧几何学”、“牛顿(经典)物理学”和“爱因斯坦(非经典)物理学”之类的划分么？当然，自然科学界的这种划分，毋宁说是学科发展阶段性的标志，彼此之间不是多元的关系。但它也表明，如果没有对“学说”多样性的了解，我们事实上将不能切实地把握“学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真实形态、发展历程。可见在谈论“学”的时候，注意学科与学说的划分及其关系是有意义的。

　　具体到“学分中西”这个问题上时，它可以告诉我们的是：如果做合理的理解，那么这里指的不是学科，而是学说。一百多年来我国关于“中西体用”之辩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关于自然和人伦方面的知识本身，而是它们对于中国人、中国社会的意义，是面对近代以来各种知识和经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如何对待那些使西方国家强盛起来的思想文化体系，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已经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如何摆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要不要和如何构造更先进、更合理的学说，以使我们自己强盛起来……等等。显然，这些讨论中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问题，远不如其中的价值判断和选择问题那么多而重要。正是在已经主体化的理论层面、即学说层面上，讨论才能如此深切地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和人文情感。就是说，尽管当时人们并未明确学科与学说的不同意义，而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学”字来划分“中西”，但事实上这里发生的争论，却主要是在学说层面而不是学科层面。

　　从学说层面来理解“中学”、“西学”这个话题，尽管它的表达从未达到科学的准确清晰要求，反倒是像一个政治口号，但其中的实际内容是可以理解的，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它的意义，恐怕不能一笔勾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