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昨日报道，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了，并且将成立国学研究院，“课程主要包括国学基础知识、国学精神意蕴、国学治学方法三大模块”。这是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国学班之后，又一个以“国学”为主题的大学教育尝试。这实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除了能够说明大学的“国学情结”，前赴后继，锲而不舍；还说明了，国学在当下社会实在是一件很热门的事情。　　5月26日，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重估国学的价值》，文章分为三部分，小标题分别是“衡估国学的价值”、“反思国学的失落”、“走向国学的重建”。对于什么是国学，文中有所阐释：“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在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所在。”

　　结合媒体的报道，这里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大致是指曾在中国占据2000年统治地位的儒学，或者叫儒家，或者叫儒教，或者叫孔家店———具体名称，依时代变迁而变化。

　　时代变迁，学术跟着时代而变，社会思潮和文化也会跟着时代而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意识形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文化，不以今是而昨非，不以“祖上阔过”

　　而沾沾自喜，更不以九斤老太的口头禅而感叹世风不古进而要发愤图强。当前中国的儒学(或者说国学)，实际上不存在失落与重建的问题，而是一个自我定位的问题，怎么认识儒学(国学)在当下中国的位置：究竟是一门专业性的学术，还是一种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文化”)？20世纪之前，唐宋元明清，儒学将上述二者一肩挑。

　　一方面，它是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进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国家意志和国家道德的体现；另一方面，它是一门专业的学术，主体是经学，涵盖了史学、文学等各个领域。在当下社会，21世纪的中国，如果是后者，即把儒学(国学)定位为学术，以供学者研究，那么国内各高校文史哲各系科，有着足够多的人从事这一职业了。如果是前者，即把儒学(国学)定位为一种思想、文化与道德体系，企图在全国范围内推而广之，让更多的人去继承和弘扬，那么，就值得思量了。

　　经过20世纪的西风东渐的洗礼，现代科学与人文观念逐步确立，现代学科教育体系得以在不断完善中建立，国民眼界开阔，具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决定了儒学不可能一家独大、罢黜百家，再次统治国民的思想。一些学者所哀叹的儒学(国学)的衰落与失落，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儒学(国学)如果在当下中国兴盛起来，才是不正常的，值得反思的事情。唐宋元明清，有着科举制度的存在，受着现实利益的驱动，儒学成为学习的惟一科目。当前的社会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途径，以改变命运、实现价值，恢复科举并将其作为个人奋斗的唯一道路明显不可能，在国家范围内复兴儒学(国学)只能是空谈。

　　另一方面，儒学已经走下神坛，和其他学术门类平等，供学者研究，如果再给它裹上一块布，供在神龛上，就逆时代而动，不与时俱进了。在21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学术层面上，还是在国民认识层面上，“打倒孔家店”固然不对，“独尊儒术”也是历史的倒退。

　　至于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所谓现实问题，诸如小学生只看好莱坞大片不知道屈原、司马迁，这实在是正常的现象。唐朝的李白天天听“胡姬”唱歌(“胡姬”唱的自然是外国歌曲，并且是流行歌曲)而不去听更传统更文化的“韶乐”，并不妨碍他现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小学生如果两耳不闻好莱坞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才是对他们的摧残和虐待，不仅使他们失去了童年、少年的乐趣，而且使他们与时代脱节，与同龄人隔绝。和国学这个词构词法相同的一个词是国剧，也就是京剧。实际上，“国剧”的存在不过就三百年，并不久远。

　　“国剧”的鼎盛时期，提笼架鸟唱曲捧角，是当时部分北京人的时尚生活方式。如今社会变迁，时尚变迁，提笼架鸟唱曲捧角，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有着生存的空间；作为一种时尚，无疑不可能了；而要作为传统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一部分去弘扬和继承，培养出一批涂大花脸、开口西皮二黄的人，则是滑稽的。对于“国剧”，最切实的做法，是把它局限在戏曲范围内研究和学习；同样，对于“国学”，最切实的办法，是把它局限在学术范围内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