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这一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其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发展的弱点和危机。有的学者不仅对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指出新的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汇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是“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再出发；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总的说来，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璧德、庞德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反之，他们对现状不满时，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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