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末秋初，纽约这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酷暑虽已过去，气候却依旧炎热。这时候，在曼哈顿岛北面的一幢大厦里，仿佛将所有的喧嚣和苦热都关在了门外。大厅的扩音器里，不时传出来自不同国度的声音。气氛热烈而有序，人们的表情典雅而安祥。
这正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届年会。来自欧美及东方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专家、教授云集在这儿，正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一位个儿不高，长相却秀丽、端庄的中年女性登上了讲坛。她以十分娴熟的英语宣读了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与关注。这也难怪，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在这样的场合，是睽违多年了；而现在，首次将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信息带给大会的却是这样一位正当盛年的女学者！不错，这位女学者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乐黛云。她之受到格外的欢迎与重视，不只因为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缺席太久，也不只因为她是这次年会上来自中国唯一的女学者，更因为她的论文获得了众多专家的认可与好评。发言结束后，乐黛云在赞许的目光与热烈的掌声中走下了讲坛。随之她的论文被选入《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这可是与会三位中国学者提交的三篇论文中唯一被选中的一篇）！乐黛云当时受到的称赞与鼓励，让她感受到荣耀与自豪。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她为能登上国际论坛与各国学者展开对话而兴奋；她也充满了自信，相信只要通过一些日子在国外的学习，她一定能够赶上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水平，做出更大成绩，并把这门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带回国去，推动国内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可是她出国进修一年的时限已到。她已经几次接到了校方催她回国的通知，并且口气一次比一次严厉。开始，她还可以用留下来参加这次年会的理由抵挡一阵，眼下会议已散，倘若再不归国，她又将何以自处？在当时，像出国滞留不归这种事，轻则是不听组织打招呼，迷恋西方生活方式；重呢，那就很有“叛国投敌”之嫌。回国？留下？乐黛云，这位从云贵高原的大山里走出去，走向北大，又走向世界的贵州女子，此时此刻，她将何去何从？！
一次多么艰难的选择！
走出大山
其实，乐黛云经历类似的艰难选择，并不是头一次。那是1948年暑假。乐黛云未满17岁，即以优异成绩从贵州中学高中毕业，分别考进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三校，并接到了母校保送她升入北京师范大学的通知书。北大那时候在一般青年学子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的牛津，东方的剑桥，北大自然是她的首选；何况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乐黛云当时正一心向往革命，所以她渴望早一天奔向北大。可是北方正值战火纷飞，父亲从安全着想，根本就不同意她的打算，要她就近念自已执教的贵州大学。
乐黛云以为父亲是担心她到了北京会卷入学潮。她说：“爸，你放心，到了北大，我一心念书，不管别的事，还不行吗？”
一向好性子的父亲，这一回根本不听乐黛云的任何保证和请求。他摇着手一连说了三个“不行”，然后坐在客厅里不再理她。乐黛云向母亲投去求援的目光，可是母亲好像什么也没看见。乐黛云知道，母亲原来是赞成她去上北大的，可是现在听父亲一说，母亲也变得犹豫了。
“反正都是大学，”父亲悻悻地说：“哪儿念不是一样！”
乐黛云同父亲大吵了一场，仍然没有转机。她委曲极了，“不让念北大还不如让我去死！”她冷冷地扔下一句话，转身走进了自已的房间。
乐黛云说的是气话，却吓坏了母亲。母亲跟了进来，流着泪劝她，一边答应去说服她的父亲。乐黛云的话也震慑了父亲。说实话，让女儿放弃北大，他也很不甘心。现在，女儿的话让他震惊之后深陷痛苦：女儿性格开朗，却受不得委屈；心地善良，却很坚韧。女儿一旦拿定主意，是说得出也做得到的。父亲不得不软了下来，当妻子走来劝说时，他叹口气，说：“世道不好，我原想一家人呆在一起，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她既有此心，那就让她出去闯吧，不过只能去念中大。”
母亲还想再说什么，父亲摇摇手，制止了她。
中央大学在南京。父亲的想法很清楚，上南京念书比较安全。因为在父亲看来，时局最后的发展，至多是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共产党占领北京是迟早的事，最后会统治北方；国民党虽说已大失人心，但有美国人支持，一定会尽全力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江山。女儿去到南京求学，召之即回，既满足了女儿外出求学的心愿，又少一些风险。
乐黛云看出了父亲的心思，她还想争辩，这一回轮到母亲向她使眼色了。乐黛云不再言语，她想母亲总会有办法帮助她。果然，夜里待父亲睡下之后，母亲才说：“你父让你去南京念中大，他能够答应的，只能到这一步了，别再逼他。……傻孩子，只要离了家，上哪儿，不都是你自己的事？”
乐黛云扑到母亲怀里，笑了。
北大情结
八月里，她来到武汉，在北大新生接待处的安排下，他们一行十余人，顺江而下，经由上海、天津，不顾一切地奔向了北大。北大果然名不虚传，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来到这儿求学的每一位学子。乐黛云这个从山国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在故乡时接受了新派父母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由更仿佛有一种天然认同的能力。“全国最高学府浓厚的学术气氛，老师们博学高雅的非凡气度深深地吸引着我。”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凝神静听，担心漏掉了她所崇敬的先生们的每一句话语。其中尤其是听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课，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她更是怀了浓厚的兴趣。先生们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她的学识，也陶冶了她的人格。到次年一月，平静的气氛就被北京城郊传来的阵阵炮声打破了。乐黛云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参加革命文艺的排练和演出，一方面通宵达旦地阅读俄国特别是苏联革命时期的文学作品。站岗护校，校对革命宣传品。乐黛云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无畏，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她被吸收参加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元月下旬，她与同学们在繁忙中迎来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1950年暑假，乐黛云被选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会后乐黛云又经历了一次选择。回国之前，她突然被领队的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组织上的信任，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没想到却遭到了乐黛云的拒绝。晚年当她回顾这件事时，说：“我对此引诱一口回绝，自已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之情。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平常我自已也不察觉，但在关键时刻却常常决定着我的命运。”那种被她称之为“内心深处的东西”，固然有着一向恐惧政治的父亲的遗传，也同时是北大人的一种情结，是向往自由的精神，也是对文学、对学术的深深眷恋。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凛冽霜天，都没有能够改变她的意志。如同她后来所说：“我不敢肯定，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口，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叫匕大。”
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在系里担任现代文学史助教，她的指导教师是以《新文学史稿》名世的北大教授王瑶。乐黛云遂了留在北大的心愿，又是系上最年轻的助教，高兴自不必说。那时候她入了党，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就是当年从武汉将他们一群新生领到北大去的程贤策。这样好的工作环境与人际关系，应当是造就人才的最佳组合；不久之后乐黛云也有了自已的小家，夫君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汤一介。家庭和美，事业顺遂，乐黛云满心以为党和国家把一切条件都准备好了，她只要放开手大干一番，定能站稳北大讲坛，摘取学术上的桂冠。乐黛云将母亲从贵州故乡接到北京，帮她操持家务，她像涨满了风帆的船儿，真的要出海远航啦！
凛冽霜天
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那阵无情的反“右派”狂风，打得她晕头转向，樯倾楫摧，刮落了她的风帆。
那是为了筹办一份年轻教师们自已的学术刊物。当她为了筹措经费去向先生们募捐时，受到了王瑶老师的严辞拒绝。这位充满睿智的文化老人，以他平生阅人历世的经验，洞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治者心态的目光，注视着她，向她提出严厉警告：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必须对那种大张旗鼓、来头很是蹊跷的“鸣放”热潮保持清醒的头脑……虽然王瑶先生当时未必就很清楚反“右派”会是一场成竹在胸的“阳谋”……
乐黛云听从了严师的劝告，却已经来不及了。王瑶先生不幸而言中，乐黛云同她的年轻伙伴们果然被一网打尽。她本人首当其冲，成了北大中文系“反革命集团”“头目”，“极右派”，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公职，发配下乡，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厄运到来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刚满月，系里某位领导发了善心，让她延迟半年下乡。半年期满，她已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来不及同正在乡下办学的丈夫告别，第二天就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去接受“监督劳动”的乡村公路。
乐黛云在北京西郊大山里劳动改造的经历，后来她在国外进修时曾写入《面对风暴》一书。那种苦难一直持续到1962年底。5年的青春岁月，正是一个学人在学术上奠定基础，开始有所建树的黄金岁月，可是乐黛云那双本该紧握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猪的牧鞭；她那本该在中国最高学府中肩负学术重担的肩膀，却只能去将那些修水库、垒猪圈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扛下山来。将近两千个日子，她只能在没完没了的苦工和蔑视的目光里度过，在看不见尽头的焦虑和对家人无尽的牵念里捱过。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幸而被监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她得以住到一户老贫农的家里。而这户农家的老两口，正如同承载我们的大地一样，宽广、厚实、纯朴、善良，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助她度过了饥饿的年代。
刚到乡下的艰难时刻，是文学帮助了她。做北大学生时，她曾读过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感染了乐黛云，凭借一个异国革命者的精神力量，她战胜了曾经的艰难困苦。
当劳累与饥饿缓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难耐的寂寞。这时候，又是文学拯救了她。秋末冬初，乐黛云将分派给她放养的小猪赶进山里。她独自立在核桃林外，霜天凛冽，冻云不飞，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只有死一般的寂寥。她感到沉闷，仿佛透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中她抬眼去看天上的云片，“那些破絮一样的云，如同一帖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啊，这是谁写的句子？她想起来了，是长期在北大执教的季羡林先生写下的句子！从前她很喜欢读季先生的散文，而这个比喻就出自他的散文《寂寞》。现在那些灰暗的云，不也仿佛将她那颗无可凭依的心，糊得一丝气儿都不透吗？她想起先生笔下的那棵美丽的树：春天，它曾嵌着一颗颗火星似的红花，辉耀着，像火焰；夏天，它曾织着一丛丛茂密的绿，在雨里凝成浓翠，在毒阳下闪着金光；然而在这严酷的冬天，它却只剩下刺向灰暗天空的、丫杈着的、光秃秃的枯枝了……乐黛云回过头来，眼前出现的正是那一片掉光了树叶的核桃树，是那些横斜在空中的光秃秃的枯枝。她想起自已年轻的生命，刚刚开始的人生所受到的摧残，与这树的经历多么相似，难道自已真的就成了枯枝？她的心在颤抖，只感到全身发冷。她继续默诵季先生的文章：这枯枝并不曾死去，“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已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乐黛云终于回到了北大。曾经的错判被当权者悄悄地、有限度地改了过来。她恢复了公职，尽管只能做一个资料员，她还是很高兴。一家人团聚了，而做资料工作，对于她，“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我可以躲在资料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我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我一向欠缺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美丽的心灵世界。”
就这样，乐黛云在不公平的待遇里为自已找乐，一面也就在人生与学养两个方面不断地吸吮、储备。在看不见前途的微光里，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学术追求的执着去支撑。走出山国的女子乐黛云，也许还比她的同事们更多了一点大山一般扎实、坚韧的情怀。山里人既能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却又往往不愿服输，因而敢打硬仗。这帮助她度过了后来在“文革”中更为漫长而艰苦的日子。她不仅以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更以勤劳、贤惠保住了自己的家。当情况好转之后，她回到北大，凭着她多年身陷苦难却从不放弃的执着，和对于知识和专业的积累，重新登上了讲台，找回了一度失落的学术生命。在“反右”时与她同时被打入另册、后来又回到系里任教的裴家麟先生，曾有一首《咏枫》的诗相赠：
凛冽霜天初露魄，红妆姹紫浓于血。
回眸相望空相知，衰朽丛中有绝色。
绝色霜枫
乐黛云的精神正显示出凛冽霜天中霜枫那火一般的绝色。诚如她后来所说，绝色霜枫，“它意味着过去的艰难和痛苦并非全无代价，正是这些艰难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美！”乐黛云成熟了，她已有能力应对1982年10月所面临的那一次选择。
乐黛云深知，她这一次出国不容易。那时候出境的困难，非今日可比。现在她一旦如期回去，再想出来，怕就不容易了。她必须抓住这次机会，继续她的学业。恰在这时，加州伯克利大学给了她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她不再犹豫，不顾一切地赶到了那儿。
乐黛云在伯克利工作了两年。她非常喜欢那里自由讨论、自在生活的风气。她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教授。从他那儿，她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学科的建设，乃至向比较文化方面的延展等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她越来越感觉到，在世界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才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并读懂它。而不同文化体系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国别文学，就是要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实现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和理解。她在更加宏观的文化背景上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完成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接着又在她的美国朋友卡洛琳女士的帮助下，完成了那本20年回忆录的写作。该书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及英、德、加拿大等国的20多家报纸相继发表书评，极为推崇，并因此荣获美国西部“湾区最佳书籍奖”，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4年，乐黛云的学业完成了，又到了回国的时候。乐黛云这时在国外已颇具声名，留下来不成问题，何况汤一介先生当时正应哈佛大学邀请在美国访问，他们的一双儿女也正在美国求学，留居美国在许多人看来都会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心里那个北大的情结解不开，她那个要振兴与重建中国比较文学的愿望放不下。秋天，他们回来了。北大校园里出奇地安静，连她抗命滞留国外的事，也很少有人提起。“时代真的是变了，”她说，“我一时还不习惯已获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刚从夜梦中惊醒的宿鸟，还不习惯耀眼的阳光，但很快就要展翅高飞了。”
不久国内即掀起文化反思的热潮，中国文化传统正面临着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更多的人需要了解我们已经被切断多年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文化的走向如何？它需要扬弃些什么，吸纳些什么，才能免于游离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种种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都提到了中国文化学者的面前。在急切的社会需求之中，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的乐黛云与汤一介夫妇，立即参予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与成立。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参加函授学习的学员即达一万二千余人，一时蔚为大观。这次比较文化的普及教育无疑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知疲倦地讲学，没日没夜地写作，不断地接见来访者，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而当时国内学术界及文科大学里已在胎动着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潮，北京大学成立了以季羡林为会长的比较文学研究会，由季羡林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在上海创刊；在南开大学、天津师大等校召开的外国文学研讨会上已经讨论过组织比较文学学会的问题；而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在北京刚刚开过。辽宁、上海、吉林、江苏、贵州……等省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比较文学学会，~1985年6月，很多大专院校都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这年10月，由3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成立，同时召开了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会上乐黛云被选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大会第一次汇聚并检阅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队伍和成果，会议收到论文121篇，让乐黛云特别高兴的是，无论是会议的参与者，还是论文的提交者中，40岁以下的青年人占了70％以上，这足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她在大会致辞中无比兴奋地宣告：“在这里我们已能眺望到那无限辉煌的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前景。”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证实了乐黛云的预言。其发展的盛况有目共睹。乐黛云一面带着博士生，负担着繁重的教学与学会工作，一面从事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化的研究。出版和编译的学术专著多达十余种，一面又以最大的热情撰写那些介绍和普及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方面的文章，担负起启蒙的任务。这些年里，她不仅推动了国内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更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隆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近年来她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发表的多篇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切都为乐黛云赢得了殊荣：她不仅在国内被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还获得多个奖项。1990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并在世纪之交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20世纪2000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乐黛云不仅是中国的学者，也是世界的学者，是贵州人的骄傲。如同一位拓荒者，她在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建中，功不可没。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乐黛云时，赞扬她不留恋太平洋彼岸那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人间的乐园”，也无心捞一顶能够唾手可得的“乌纱”，却只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北大，并且一呆就是一生。他说：“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正是绝色霜枫的精神。
绝色霜枫，乐黛云当之无愧。 《传记文学》2004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