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可以对话吗？
文化冲突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全球人类的未来。“文化霸权主义”和由文化割据主义发展而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尖锐对立已经使全球处于动荡不安的全面战争的前夜。
“文化霸权主义”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应该统治全球。开始时，这种独霸意识不一定怀有强制性恶意，只是一种认识的偏见。可以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他到处寻找欧洲的独角兽（Unicorn）；独角兽在西方文化看来，是美好和善良的象征，他认为西方有，全世界也应该有。当他遍寻不得之后，他宣布犀牛就是中国的独角兽，不过是丑陋的独角兽！他坚持认为他们的文化放之四海而皆准，他根本不能接受中国文化中就是没有独角兽这一事实！直到数百年后1993年，另一位意大利的子孙恩伯特·埃柯（Umberto Eco）教授来到中国北京大学，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他申明他和他的祖先不同，他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寻找独角兽，而是为了寻找和了解中国的龙。他坚持文化应是多元的，不能用一个普适的统一标准来要求，西方有西方的独角兽，东方有东方的龙，不能强求一律。然而，在西方，也有人不是如此认为，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文化必须一统天下，并且变本加厉，一旦这种意愿不能得逞，就不惜发动战争，给全世界带来不幸。当然，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是存在于西方超级大国；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灭，甚至在中国有着深远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也时有暴露。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在目前和将来都将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另一方面，“文化割据主义”也还大量存在。他们认为本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惟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特别是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以至顽固、僵化、趋向好战的极端，最极端者就是塔利班那样的原教旨主义。“文化割据主义”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不同处仅在于他们无力对外实施霸权，只能对内镇压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以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文化割据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和衰亡。
“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严重的灾难，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显然，这两者的冲突已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所能概括的，这首先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如对石油的掠夺和反掠夺），政治利益的冲突（权力的控制和反控制），也不排除个人野心和变态心理的冲突。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我们听到从世界各个角落传来的呼声：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对抗”！也有很多人天天在为此奔走，作出努力。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一小撮”“铁杆人物”，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就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中间地带，也就是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以及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如果已经觉醒的广大人民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也许就发动不起来。
二、多元共存与文化自觉
然而，要让地位一向优越的西方人像上面提到的恩伯特·埃柯教授那样认同多元文化，平等对待异质的其他民族文化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他种民族的文明，而是固执地、也许并不带恶意地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比其他文化优越、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应该改变和统率其他民族文化，使之普及于全世界。要改变这种现象远非一朝一夕可以作到。意大利一位研究跨文化文学现象的学者——罗马知识大学的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 Gnisci）教授特别指出，要改变这种西方中心思想、必需通过一个他称为“苦修”（askesis）的过程。他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说：
“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中解脱的方式。这并非虚言，条件是我们确实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后殖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前殖民者应学会和前被殖民者一样生活、共存。我说的‘学科’与西方学院体制的专业领域毫无关系，相反，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1]
由此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心态问题，首先要克服一种殖民心态。也就是说对自己的文化和他人的文化要有一种自觉，尤其是对于自己文化的自觉。
其实，西方文化所以能不断变革，不断更新，持续长期发展，正是因为他们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20世纪初叶，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写出《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是这种文化自觉的表现。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不断审视自己的缺陷和危机，不断重新再出发，因而总能保持蓬勃的生机。近年来由于现象学和互动认知的发展，西方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重视从其他文化吸取有益的营养，而且进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义，从“他者”立场出发，反观自身，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体认。早在1996年，在南京召开的一次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主席阿兰·李比雄（Alain Le Pichon）在他的主题报告“欧洲何时从白日梦中警醒？”中，就曾引证哲学家胡赛尔在《地球不转》一文中所说的，尽管爆发过哥白尼式的革命，西方社会在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时仍表现得和以往一样无能，也许更加无能也未可知。在胡赛尔看来，这种本土意识使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以我们的视觉对其观察的那一点开始，并止于我们视线消失的地平线那儿”。李比雄强调指出：
重登世界舞台，中国并不像西方在昏昏欲睡中想的那样，是一个幽灵或一个前来强夺它繁荣强盛的居心叵测的人，而是如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这个夜访者，前来把欧洲从梦境中解放出来，向它展示用迥异的语言文字新开辟的别样洞天。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出于对真实进行逻辑探索的需要，提到了这一点[2]。
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Jullien Francois）在他的一篇新作《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有一段话也说得很好。他说：
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的最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思想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为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3]
其实，这个道理早就被中国哲人所认知。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种“远景思维的空间”，“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要真正认识自己，除了自己作为主体，还要有这种“外在的观点”，包括参照其他主体（他人），从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环境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认识和发展。弗朗索瓦·于连认为对西方来说，中国，作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日益为广大理论家所关注。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4]
和弗朗索瓦·于连有类似观点的学者还不在少数，许多相近的出版物几乎形成一个不小的高潮。
在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和著名哲学家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写成的三本书陆续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第一本《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通过当代哲学的新观念对孔子思想进行再思考；第二本《预期中国：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叙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n 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强调西方思维方式重在超越、秩序和永久性，中国思维方式重在实用、模糊和变化；第三本《从汉而思：中国与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与超越》（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则集中讨论了自我、真理和超越的问题。2000年出版的斯蒂芬·显克曼（Stephen Shankman）所写的《赛琳[5]和圣贤：古代希腊与中国的知识与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对希腊和中国的认知方式作了互有回应的双向阐释，2002年，他又新编了《古代中国与希腊：通过比较而思》（Early China/Ancient Greece: Thinking through Comparisons）汇集了近两年来以互动方式从源头上研究古中国和古希腊传统文化的著名篇章。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只重视普适性，认为只有自己的文化才适用于普天之下的思想正在逐渐为强调差别的思潮所代替。上面提到的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如果真能如此，人类庶几还有希望从战争的毁灭中得救。
另一方面，有些民族由于长期被压抑，他们的文化被歧视、被掠夺，甚至处于灭绝的边缘。他们出于对自身文化的保护，宁愿与外界隔绝，于是过分强调一成不变地保存自身的“固有文化”，形成“文化封闭主义”，或称“文化割据主义”。走极端者遂演变为危险的“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自身的文化是唯一正确的。强调任何一种行为，都绝对只能用它本身所从属的文化的价值体系来评价。为了维持这种唯一的标准，他们经常借清除所谓“精神污染”以排斥一切外来影响。他们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采取文化上的隔绝和孤立政策；他们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以至进而压制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导致一种文化割据的封闭性和排他性；文化割据主义否认任何最基本的人类共同准则，不承认任何可能存在的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如丰衣足食的普遍生理要求、寻求庇护所和安全感的共同精神需要，保护人类得以共存的地球生态等等，结果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从反面来说，如果不承认最低限度的普适性，就会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反人类性和反社会性也是合理合法的，因为它们也曾是在某一时代、某些地区被“广泛”认同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样，就会形成对人类文化发展有极大危害的负面现象。事实上，要完全否定人类普遍性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能的，人类大脑无论在哪里都具有相同的构造，并具有大体相同的能力，历史早就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吸收和渗透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文化割据主义从未成为主流，但也还有一部分人总想寻求“原汁原味”、寻求永恒不变的本民族的“特殊文化”。他们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不加分析地提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口号。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被重新解释，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也包含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排除这一切去寻求“本土话语”，和“原汁原味”必然不会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结果。
文化割据主义常常混迹于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研究，但它们之间有根本的不同。后者是在后殖民主义众声喧哗、交互影响的文化语境中，从历史出发为自身的文化特点寻求定位；文化割据主义则是不顾历史发展，不顾当前纵横交错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只执着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虚构自己的“文化原貌”。其实，即便是处于同一文化内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也并不相同，强求统一与不变，其结果只能是扑灭生机，带来自身文化的封闭和衰亡。发展到极端，成为像阿富汗塔利班那样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不但导致自身的毁灭，而且还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
三、当前文化自觉的意义
以上所述或是对自身文化的封闭和僵持，或是将自身的文化普及于全世界的强求，似乎都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热爱和维护，都是一种“文化自觉”，其实并非如此。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旧文化，即传统文化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有益于今天；第三，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都不能清醒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更不能使自己的文化得到更新，并造福于日的未来。其实，无论是“文化霸权主义”还是“文化割据主义”都是旧的思维方式的极端发展。这种发展给人类带来日益严重的灾难和威胁。沿着旧的思路，两者的平等对话几乎不可能，但为了挽救人类的未来，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关键在于各民族文化在其自觉的基础上，换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如上所述，西方正在不断寻求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来说，在世界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充分发扬几千年来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参与到世界多元文化的新的建构之中，更是当务之急。这当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里我只能举出一些初露端倪的例子，说明一种可能性。
中国道家认为天地万物并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更不是上帝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也不一定有预定答案，而是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之中；这就是老子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和“象”都是尚未成形的某种可能性，它尚不存在，但确实具有，是一种“不存在而有”。一旦时机成熟，“时劫一会”，就会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里，有一种可能性由于种种机缘，变成了现实。这就是《道德经》指出的“有物混成”（郭店竹简作“有状混成”），新事物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固定的立场、观点、计划，而是当下的、即时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法是随机的、当下的，而立场、观点、规划不可避免地总是固定而滞后。邓小平同志反对无休止地空谈“左”和“右”而是在新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对上述传统的中国智慧进行了现代诠释，加以应用，从而石破惊天，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事实上，立场和观点是既成的、相对固定的，不因情况的变化而随时变化，如果错了，就只有错到极端。因此，在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当下的、即时的、随机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应随时重视对方法的研究。方法总是针对现状，不会为过去而牺牲现在。例如复仇就是一种以过去为出发点、要求人们为过去作出牺牲的思维模式，过去已有不少人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前辈的仇恨作出无谓的牺牲，特别是当这种复仇并无明显的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的时候。中外许多作品都曾以这种貌似正义，其实极不正义的现象作为自己的主题。莎士比亚的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就以深刻揭露了这种仇恨的不正义性，同情无辜的牺牲者而名垂千古。中国的小说戏剧当然也不乏复仇的例子，特别是“父仇子报”的主题，但是也有“一笑泯恩仇”，“相忘于江湖”“冤仇宜解不宜结”等传统。鲁迅的《故事新编·铸剑》写一个少年为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复仇的故事。最后是复仇者、被复仇的国王和指导复仇的人，三个头颅在沸腾的铁鼎中，上下腾跃，咬成一团，终于同样变为白色的骷髅，以至分不出哪一个是国王的遗骨，只好把三个头颅葬在一起名之曰：“三王冢”。这里显然蕴涵着鲁迅对“子报父仇”的深刻的反讽。
这种注重当下复杂关系，注重变化，注重随机应对的智慧对于缓解当前的文化冲突不是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思考方式吗？
再举一个例子。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
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截然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认为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最近出土的郭店竹简还提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者也”。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这对于今天应特别强调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难道不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吗？
另外，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
其实，随着主体视角和参照系的改变，客观世界也呈现着不同的面貌。甚至主体对本身的新的认识也要依靠从“他者”的重新认识和互动来把握。70年代以来，中国推翻了“两个凡是”锁定的僵死的“规律性”和“普适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同志提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都是纠正了过分强调固定的规律性和普适性的西方思维模式，而运用了中国传统智慧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即与客观世界合二而一的随机性的强调。正如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天”要由“人”来彰显。只有通过自由创造、具有充分随机应变的自主性而又与“天”相通的“人”，“天”的活泼泼的气象才能得以体现。
近来，一些西方学者也大都不再用主客二分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了。特别是一些汉学家已经不再把中国和西方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固定对象来进行分析，如弗朗索瓦·于连所说：“我不认为能够把书页一分为二：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希腊……因为意义的谋略只有从内部在与个体逻辑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6]也就是说，中国或西方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建构的过程。
再者，中国文化一向认为，人，只能镶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生存。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在他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儒家设计的社会规范从来是双向的，如“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如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军如寇雠”。清代大儒戴震说：“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都是同样的意思。这对于西方近世已发展到极端的对个人至上、自由至上的强调不也是一种有益的借鉴吗？
当然，以上不过是一些举例性的散漫的随想，无非想说明现在的确是非常需要全面文化自觉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以当今的需要为基础对我国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我们需要通过现代诠释使我们的文化宝库为现代所用，并得到发展，更需要对世界文化发展有清醒的评估和理解，让沉睡多年的中国智慧在解决迫在眉睫的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人类灾难中焕发出无与伦比的灿烂光彩。这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文化自觉的最根本的期待和原因。
注释：
[1]阿尔蒙多·尼兹：《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罗恬译，《中国比较文学通讯》， 1996，第一期，5页
[2]见〈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于连·法朗索瓦：《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见《跨文化对话》第5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
[4]《迂回与进入》（Le Detour et L’Acces, Strategies du Sens en Chine, en Grece ）弗朗索瓦·于连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北京，1998
[5]赛琳：希腊神话中人面鸟身的女神，智慧的象征。
[6]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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