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已经过去，57年来到人间的我的儿子已经整整50岁。他有异常坎坷的童年，刚刚满月，我就被作为“右派”，每天接受“群众”批斗。由于策划未出版的青年学术同人刊物《当代英雄》，我被毫无疑义地划定为“极右派”，立即下乡，和地、富、反、坏一起接受“监督劳动”。孩子的祖父，当时北大的副校长汤用彤老先生终于做了他平生最不愿作的“求人”之事，向另一位副校长江隆基开口，要求给我8个月的哺乳期，孩子无罪，况且，毕竟是他的嫡长孙呀！如今，孩子的祖父已长眠地下，孩子却等到了好时光，托改革开放之福，他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是一家著名公司得力的技术骨干；而我的国家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等到了比过去有所改善的境遇，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有了更好的未来。
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是多少人殚思竭虑，无私奉献心智和精力，乃至生命的结果。我不愿再用过去的苦痛来增添今日的负累，宁愿让我们肩起苦痛的闸门，将人们引向更宽容、更解放、更快乐的精神世界。然而，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物、一些场景，涌动于情，铭刻于心，值此半世纪已然逝去之际，我愿将三位密友不幸的故事写在这里，不是为了铭记，而是为了遗忘，但又不是消失，而是隐没于历史的烟尘，期待被未来的历史家在更宏大的视野中重新钩沉。
新时期知识界的北京劳动模范裴家麟
1978年，我和家麟终于又见面了。1958年一别，经过十年监督劳动，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已是整整二十年不通音问！一首儿时的歌曾经这样唱：“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我不知他对我这二十年变化出来的“模样”有何感触；然而岁月和灾难在他身上留下的烙印却使我深深地震骇！古铜色的脸，绷紧着高耸的颧骨，两眼深陷，灼然有光，额头更显凸出，我甚至怯于直视他那逼人的眼神。我想鲁迅笔下那个逼问着“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狂人—定就有这样的眼神！真的，二十年前那个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充满活力，不免狂傲的共青团中文系教师支部书记裴家麟已是绝无踪影！我不免想起阿Q临刑前所唱的那一句“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二十年已经过去，在我面前的，果真是另一条好汉么？
记得我们初相识，他才二十一岁，刚毕业就以优异成绩留北大中文系任教，我和家麟都师从王瑶先生，都喜欢浪漫主义，都欣赏李白的狂气，都觉得我们真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于是，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鼓舞下，我们策划了一个中级学术刊物（策划而已，并未成形），意在促年轻一代更快登上文学研究的舞台。好几位青年教师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包括当时的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和进修教师党支部书记也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们终于被“一网打尽”，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最恶毒”的“反革命集团”，家麟被作为集团的“头目”被定为“极右派”，发配下乡，监督劳动，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每月生活费人民币十六元。那时，家麟的妻子正在生育第二个孩子，家里还有老母幼妹，妻子又仅仅是一个小小资料员，靠着这一点点生活费，我真不知道他的日子怎么能过得下去！然而，这日子毕竟过下去了，过下去的结果就是今天站在我面前的，黧黑、消瘦、面目全非的新的家麟！
家麟这二十年的遭遇我不想再说，也不忍再说。只说一点，其余皆可想见。他告诉我他被关在监管“劳动教养”分子的茶淀农场，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时光。在那“大跃进”、大饥馑的年代，他曾在饥饿难熬之时，生吃过几只癞蛤蟆和青蛙；他又告诉我，他的同屋，一个少年犯，养了一只蟋蟀，这是和少年一起抗拒孤独的惟一伙伴，是他的最心爱之物。然而，有一天，这只蟋蟀竟然被同屋的另一个犯人活活嚼食了！少年哭着直往墙上撞头，边撞头，边喃喃：“活着还有什么劲，活着还有什么劲！”吃了蟋蟀的人跪在少年面前认罪，磕头如捣蒜。我听得心里直发毛，家麟冷冷地说，有什么办法？这是饥饿！
几经周折，家麟终于在中央民族大学回到了教学岗位。谁能否认家麟这最后十八年生命的焕发和成果的辉煌呢？由于教学和科研的突出成就，许多别人梦寐以求的光荣称号纷纷落在他的头上，诸如北京市劳动模范、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等等。他的学术著作《李白十论》、《诗缘情辩》、《文学原理》先后获得各种优秀成果奖；《文学原理》一书还被台湾的出版社重印并推荐为大学教材。他编撰的《李白资料汇编》、《李白选集》，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文学》合起来足有数百万字。他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开设了十余门课程，听课学生时常挤满了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教室。他在学术界已享有崇高威望，除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常委外，还担任了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等学术兼职。对一个在劳改环境中耗损了二十年，已是年近半百才开始重返学术生活的中年人来说，既无人际关系基础，又无雄厚的学术底气，要取得以上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以心智、精力乃至生命为代价，再无别的途径。他昼夜忙于教学和研究，急于补回失去的时间没有时间去医院，也不顾时常感到的隐约的病痛，任随癌细胞在他的肺部和大脑中蔓延。他经常是累了一盅一盅饮烈酒，困了大杯大杯喝浓茶，劣质烟草更是一支接一支灌进肺里。家麟终于在日以继夜的劳累中耗尽自己。
然而，家麟实在去得太早了，他一定是怀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记得78年回北京不久，他曾送给我一首诗，题为
咏枫（仄韵）赠友人
凛冽霜天初露魄，红妆姹紫浓于血。
回目相望空相知，衰朽丛中有绝色。
这首诗可以有许多不同层次的解读，它似乎总结了我们的一生，回顾了我们的挫败，赞美了我们曾经有过的美好理想和满腔热血，也叹息了青春年华的虚度和岁月不再；然而最打动我的却是最后一句：“衰朽丛中有绝色”！它意味着过去的艰难和痛苦并非全无代价，正是这些艰难和痛苦孕育了今天的成熟和无与伦比的生命之美！
后来，1996年夏，我将去澳大利亚逗留一段时期，行前曾去看他。他刚动过大脑手术，但精神和体力似都还健旺。我们相约等我回来，还要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他的《文学原理》，我曾提过一些意见，我们都很希望能进一步深谈。我们还计划一起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以便可以有较多时间在一起。那时，虽然他的身边并无亲人，他的妻子已然早逝，他的两个儿子在他手术后不久，也不得不返回他们承担着工作的异国他乡，但他并不特别感到孤独，他的学生和徒弟轮流守候在他身旁。所谓“徒弟”指的是他在茶淀农场当八级瓦工时调教出来的几个小瓦工，这时他们也都已是中年壮汉了。家麟和他这几个徒弟的情谊可真是非同一般。记得我们刚从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时，所住平房十分逼促，朝思暮想，就是在院子里搭一个小厨房，以免在室内做饭，弄得满屋子呛人的油烟。但在那个年月，砖瓦木石，哪里去找？劳动力也没有！家麟和我第一次见面，得知我的苦恼，就说这不成问题！果然那个周末，来了四个彪形大汉，拉来一车建筑材料。他们声称自己是家麟的徒弟，不到半天。小厨房就盖好了，他们饭不吃，酒不喝，一哄而散，简直像是阿拉丁神灯中的魔神，用魔力创造了奇迹！这几个徒弟每年都要来给师傅拜年，还常来陪师傅喝酒。家麟住院后，他们守候在家麟的病床前，日日夜夜！他的研究生对他之好，就更不用说了。我于是放心地离开，去了澳大利亚。
1996年冬天回来，正拟稍事休息就去探望家麟，没想到突然传来噩耗：1997年1月9日，家麟竟与世长辞！家麟的同班同学石君（他很快即追随家麟而去，也是癌症。愿他的灵魂安息）给我看家麟写的最后一首诗，题目也是赠友人，这是他最后在病室中写成的，是他的绝笔。诗是这样：
病榻梦牵魂绕因赋诗寄友人
不见惊鸿良可哀，挥兵百万是庸才。
伤心榻上霜枫落，何处佛光照影来？
他是多么不甘心就这样撒手人寰啊！我总觉得这首诗意蕴很深，一时难以参透！只有第三句，我想是表白了他深深地遗憾，遗憾那在寒霜凛冽中铸就，眼下正在蓬勃展开的艳丽红枫终于过早地、无可挽回地萎落！这蓬勃，这艳丽将永不再来！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仍然渴望着新的生机，渴望着那不可知的“佛光”或许能重新照亮他的生命！这“佛光”是不是就是第一句诗中所说的、一直盼望着的“惊鸿”呢？这“惊鸿”始终未能出现，使他深深的痛苦和悲哀。惟有第二句，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挥兵百万是庸才”，是说我们的国家曾经十分强大，曾经有过极好的机遇，却因指挥不当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灾难？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本应一展雄才，力挽狂澜，却个个庸懦，俯首就戮？啊！家麟，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你究竟想说一点什么？想总结一点什么？想留下一点什么？
1997年1月9日，聪明睿智、热情奔放，与人肝胆相照的“川中才子”，“四川好人”裴家麟从此永逝。他未能如我们曾经相约的，高高兴兴地一起进入21世纪。生活曾为他铺开千百种可能：他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成为划时代的文学史家，成为新兴文学理论的创建者，也可能成为真正不朽的战士。
然而，“伤心榻上霜枫落”，家麟从此永逝！
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位研究生朱家玉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大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一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她逝去多年，年近百岁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时，还会为她的不幸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1957年6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我的小儿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深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钮扣，还要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回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11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同伴们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永远消失，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惟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定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至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至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钮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却没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50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1951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什么呢？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农民的宠儿施于力
人们常说“因祸得福”，真是言之不虚！我来到接受监督劳动指定的地点——崇山峻岭脚下的东斋堂村。我被安排和四位女下放干部睡在一个炕上。虽然我被挤到炕席边上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凹凸地带，但仍然使她们感到比以前拥挤；况且深更半夜，我常不得不窥见她们正在做的不愿别人得知的事情！例如一个月黑夜，她们背着大背篓进门的声音惊醒了我。原来她们向村民收购了一批核桃，正倒在地上，用锤子砸出核桃仁，准备春节带回家。下放干部向村民买东西是绝对禁止的，虽然我假装入睡，但她们对我还是深感不便。过了几天，我就被“勒令”搬到农民家中，进一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此开始了一年多和大娘、大爷同住一个炕上的幸福生活。
这三间向阳的南屋，是从地主家分来的，温暖而明亮。对面的北屋却是又冷又暗，原是存放农具的去处，施于力和其他三个右派学生就住在这里。施于力以其博学多才、思维敏捷留任中文系助教，为时不过1，2年。他以他的热忱助人，活泼欢快，很快就被选为工会文体委员，又以他的机智幽默，能言善辩，所到处总是让人笑声不断，而有“活宝”之称。他的父亲是20年代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施于力时常宣扬当时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于马克思主义，而且说，你没看见吗？大作家巴金的名字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祖师爷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首尾二字，足见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崇拜。他太爱开玩笑，太爱出奇制胜，太爱故作惊人之语，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划为右派，又因“拒不检讨，死不认罪”最终被定为“极右派”。如今，他被当作“敌人”监督劳动，但仍然身强力壮，爱干活，爱说笑。老乡们都很喜欢他。哪家有干不了的活儿都喊他去干，哪家有好吃的东西也都喊他去吃。尤其是和我同睡一炕、无儿无女的韩大爷和韩大妈更是把我们两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女。每月，当应交售的鸡蛋完成定额之后，大妈总会把我们叫到一块，用交售剩下的鸡蛋让我们吃上一次八、九个鸡蛋的大餐，有时还加上不知哪里弄来的粗面粉，给一人做一个大鸡蛋饼。
初春耩地时节，就是施于力和我最快乐的时光。东斋堂地处山沟之中，没有平坦成片的田野，只有在大山边上开垦出来的狭长的小片土地。所谓耩地就是在已经平整好的松软土地上，用一种特殊的“篓犁”剖开土面，将谷子播种到地里。这是几千年前中国就已经使用的农业技艺。韩大爷总喜欢叫着施于力和我去大山里。干活儿时，施于力走在最前面，充当牲口的脚色，拉着犁往前走（这个活儿一般用小毛驴，大牲口会踩坏土地，还转不过弯，人，当然更灵活）；韩大爷走在中间，扶着篓犁，边走边摇，将篓里的谷种均匀地撒播在同时开出的犁沟中；我走在最后面，用齿耙轻轻盖上和压紧犁沟面上的浮土。我们三人就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踏着又松又软的泥土，倾听着山间的鸟鸣，呼吸着松树和刚抽芽的核桃树散发出来的清香，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韩大爷怕我们累，休息时间总是很长。这时，他坐在树荫下抽一袋烟，我躺在地头小草上，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大自然的静谧；施于力则跑来跑去，搜寻着松鼠藏在树洞里的核桃和遗留在地里的白薯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偶有所获，就快乐地呼唤，即使是一个核桃，也是三人分而食之。
转瞬到了收获核桃的季节。核桃是山村的主要出产，上山打核桃更是一年的重要农活。施于力年青，身手矫健，又善于爬树，自然成了收核桃的主力。这天，是个大晴天，我们生产小队来到很偏远的一座山坡，大家都很高兴，用长竿晃悠着地上够不着的核桃，欢声笑语，一片喧哗。施于力兴高采烈地爬上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核桃树，用竿子拨弄更高枝叶上的核桃，但树梢太高了，仍然够不着。他又登上一根更细更高的树干，树干直摇晃，仿佛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老队长在树下疾呼：“下来！快下来！”话声未落，咔嚓一声，施于力已从树梢上摔了下来！可怜的施于力，脸色苍白，四肢瘫软，人事不知！众人七手八脚，好不容易将他抬出山外，放倒在那间阴冷屋子的炕上。老队长说要是抬到山外的区卫生院，百余里山路太颠簸，恐怕病人受不了，就专门派了一个人去卫生院，想请一个医生来。等到快半夜，派去的人回来说，卫生院领导一听是个右派，就说大夫已下班，不能为一个右派去大夫家找人加班，况且东斋堂在山里，不通车，夜里无法走，明天再说！第二天等了一天，仍然不见大夫的踪影！好些老乡给施于力送来鸡蛋、芝麻等食品，但施于力还是不吃不喝，昏睡不醒。一直到傍晚，看来等大夫是没有希望了！老队长说最严重的是一天一夜不曾小便，再拖下去，只怕会中毒，太危险！他决定走6、7小时的山路，到更深的深山里去请一位高人！这是他的一个老朋友，70余岁了。据说医术十分高明，有家传奇技，治愈过无数跌打损伤的病人。夜深了，我一直守候在施于力身边。他呼吸微弱，肚子从薄薄的衣服中鼓起。我多么希望他能哪怕是苏醒一分钟，喝一口水，有一点小便！我唯恐错失这样的机会，一分钟也不敢闭眼！心里想着无论如何应该将他送进医院！
天刚蒙蒙亮，老队长从深山里回来，领着一个白胡子飘逸，鹤发童颜的老者。他们把施于力翻过身来，脱去上衣，在他的脊柱两旁用很长的针扎了4针，然后用一根短针在他的腰部插进皮肤，斜着往外挑，环腰挑了几十针，挑出一些灰白色约2、3厘米长，类似短线头的东西。我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是人的神经吗？是寄生虫吗？是什么分泌物吗？不到一小时，这些莫名之物在我拿着的小碗中就装满了小半碗。这时，施于力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睁开了眼睛，大量小便湿透了被褥和炕席！我立即用我的被褥替他换上，清洗干净，在炕上烘干。接着，施于力吃了一小碗小米粥，一小碗鸡蛋羹。第三天，施于力完全复原，又开始了和过去一样的生活！对于多年深受科学精神熏陶的我来说，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绝对不会相信施于力被治愈的奇迹！老队长告诉我，这叫“挑白毛痧”，是民间绝艺，眼下已经没有几个人会操作了！
不管怎样，施于力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61年末，北大在斋堂公社创建的干部下放点和“右派”劳动监督站全部撤离。许多“右派”被遣送回原籍或到更边远的农场劳动。施于力和我却幸运地被允许返回北大，恢复公职。据我所知，周围被“监督劳动”的北大“极右派”，好像只有他和我得到这样的“荣宠”。有人说这完全是因为领导征求意见时，贫下中农为我们两人说尽了好话！回到北大后，我们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再直接面对学生，以免向他们“放毒”，因此被分配到中文系资料室。我的工作是为上课教师的文言教材作详细注释；施于力则被分配作一些油印资料等打杂的事。我们毫无怨言，以为可以心安理得地过一段平静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当一切都已安定下来，施于力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说是为了支援边疆教育事业，他必须立即返回故乡——云南，到箇旧第一中学报到。至于我，由于反对“三面红旗”，“右派翻天”，又遭遇了新的不幸。
施于力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句话。他是一个狂傲之人，不屑于去求人，去“运动关系”，甚至连调动的原因他都没有去打听！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再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听说他这个“极右派”，由于“死不认罪”，被击毙于红卫兵的乱棍之下。
我的三个密友，就这样以不同的方式各自走完了他们短暂的人生！50年过去了，新时期开始，他们都被证明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
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乐黛云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2007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