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国”——21世纪梦想的魔障
人们曾经梦想21世纪将是比20世纪更美好的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纪，然而，却突然面临了一个战争和暴力威胁着全人类的严重局面。2000年出版了《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提出帝国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紧接着，一系列美国右派著作出笼，强调的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们所追求的是一个“单极的21世纪”，因此必须“阻止新的大国竞争者出现”，“积极推动美国军队和战争的转型”，“控制网络空间和太空的主导权”等。他们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并在这个基础上全面推行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就是先发制人，提倡主权有限论，轻视和改写国际准则，提倡所谓“后民族时代”的到来。
世界由是分为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实行或拥护单极统治、或由于慑于美国的强大而屈从的人们；另一方面则是反对单极统治、维护多极均衡、争取文化多元发展而形成另一个全球化的阵营。在这样的形势下，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重新思考。
欧洲梦还是美国梦——重新发现西方和发现自己
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把西方看作一个统一的概念，其实并不如此。欧洲和美国就有很大的不同。仔细分析起来，欧洲几个大国都经历过帝国权力的顶峰，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大国都曾是殖民大国，必然会从殖民制度瓦解、帝国灭亡的经历中有所领悟；欧洲许多国家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对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有较深体会；欧洲民众更相信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对市场的调节能力持有深刻的怀疑态度，对技术进步也不是那么盲目乐观；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张在控制与减少军事暴力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建立一种有效的世界治理（governence）等。这些都和美国，特别是和美国极右派的想法很不相同，这种不同可能给欧洲政权一种保持反思距离的机会，正如哈伯马斯与德里达联合署名的文章《论欧洲的复兴》所说的，以上客观事实有利于抛弃欧洲中心论，承认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有可能加快实现康德对“世界治理”的美好期待。
最近出版的《欧洲梦》（全称是《欧洲梦——欧洲对未来的憧憬如何悄然侵蚀了美国梦》，吉利米·雷夫金著，杨治宜译）一书对欧洲和美国的不同追求作了相当精彩的评析。作者认为“美国梦”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成功（此词在美国方言里基本与“经济成功”同义）。“美国梦”较多关注个人的物质获取，而较少关注更广阔的人类福祉，因此无法适应一个日益风险化、多样化和互相依靠的世界。“欧洲梦”则注重群体关系而非只是个体自治，注重文化多样性而非同化为一，注重生活质量而不只是财富积累，追求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深度游戏（deep play）而非单调的持续劳作，提倡普遍人权及自然界的权利而非只突出财产权，主张全球合作而非单边主义的霸权实践。
今天，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历史是稳定的、不可逆转的；他们相信物质无限进步的线性发展过程，强调在民主统治的社会里，个人不受束缚地积累财富就是最高梦想；欧洲人则更多强调生活的质量及其可持续性、珍惜安定与和谐。他们认为在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里，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欧洲人注重的主要不是聚敛财富，而是提升人类精神。《欧洲梦》的作者满怀激情地说：“欧洲梦寻求的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同时也是心理学术语，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界，了解其境遇、情感和动机的能力，是一种发现他人之“自我”的方法。为了兼顾此词在心理学上的通常译法，下文或译“移情”。——译者注）而非拓宽疆土。从18世纪早期开始，人性便被束缚在物质主义的囹圄中，而‘欧洲梦'将带领人性走出囹圄，进入以理想主义为动力的崭新未来之光辉中。”《欧洲梦》的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论述也可能带有他自己的偏见，但他对于欧美之间差异的分析却是中肯的。
在中国，很多人仍然沉醉于“在物质无限进步的线性发展”过程中，做着不受束缚地聚敛财富的美国梦。他们认为美国更年轻，更富裕，更有活力，更有高科技和经济管理的能力。因此，虽有很多阻力，计划去美国留学的青年远远超过申请去欧洲留学的人数。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认为美国统一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说不定美国所宣称的对全世界实行“仁慈霸权”，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20世纪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要完全统一对“西方”的认识是不大可能的，但今天，当西方人都在经过反思，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候，中国人显然也应排除以往的迷雾与阻隔，重新去发现西方，发现自己。
安定和谐持续发展的世界——反思和沟通基础上的全球化
西方对自己的考问和思索早在19世纪末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时就已经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美国著名学者理查·罗蒂也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侮辱还是团结》一文，他说：“欧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热潮，而且充满了理想主义，这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还是在巴西和俄罗斯，都会是这样。……许多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人追求霸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顾所作所为对于人类自由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普通人民也都有了新的觉悟。2002年以来，在巴西的阿尔格莱德港每年一次，连续三次召开了“世界社会论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世界不是商品”，“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他们提出人类需要的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是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上述《欧洲梦》的作者吉利米·雷夫金所梦想的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
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虽然孔夫子早就提倡“吾日三省吾身”，但百余年来，我们无论对西方对中国都还缺少系统的、全面深刻的反思。
中国长期以来向苏联学习，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发达富裕的榜样。中国知识界有时把西方看得过于完美，有时又把他们看作低于中国的“异类”，例如19世纪初，著名学者梁启超游历欧洲回来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就认为欧洲有很大危机，必须以中国的“精神文明”来“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现在也还能看到这种想法的各样变种。
其实，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覆盖或征服，而是坚持文化的多元共存，保护文化生态的自然发展。所谓多元共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精神之一——“和而不同”。“不同”是指不同事物的并存，但这并不是在各自孤立的状态下静态地并存，而是在不断的对话和交往中互相认识、互相吸取补充，并以自身的特殊性证实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的存在，这是一种在相互关系中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并存，这就是“和”。因此“和”的意义并不是英语的“Harmony”（“和而不同”一般译作“Harmony in Diversity”）所能完全翻译的。
百余年来，东西文化在中国并存。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有些方面甚至是覆盖性的；而今，国外研究和译介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也空前增长，他们之中不少人认为中国文化作为一个陌生的“他者”，不仅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来帮助西方人更好地认识自己，而且作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文化，还可以提出与西方全然不同的思想和方法来救助这个混乱的世界。
看来，世界文化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将是在反思和沟通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多极均衡互利，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只有这样的全球化才能保证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保证世界得以安定和谐地持续发展。
原刊《中国教育报》2005年11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