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认知方式
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正经历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大转型。过去的逻辑学认知方式，是一种内容分析，通过“浓缩”，将具体内容抽空，概括为最简约的共同形式，最后归结为形而上的逻各斯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这种范式出发，每一个概念都可以被简约为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实质、没有时间的纯粹的理想形式，一切叙述都可以简化为一个封闭的空间，在这个固定的空间里，一切过程都体现着一种根本的结构形式，所有内容都可以最后概括为这一形式；这一形式也可以适用于许多不同的内容。例如许多文学作品的叙述都可归纳为：从原有的“缺失”过渡到“缺失得以补救”或“缺失注定无法补救”，最后或成功或失败这样一个结构。如《红楼梦》所写的大荒山青埂峰下的一块顽石，不满足于未能“补天”的“缺失”，经历了一番“花花世界”，最后落得个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西游记》所写的孙悟空不满足于花果山猴王生活的“缺失”，大闹天宫，经历了八十一难，终成正果。许多这样的叙述结构结合成一个有着同样结构的“大叙述”或“大文本”，体现着可以概括许多现象、许多偶然性的一定的规律、本质和必然性。
近世以来，除逻辑学认知方式外，另一种认知方式也很盛行。这种认知方式研究的对象不是形式，而首先是具体事物，比方说一个活生生地存在、行动，感受着痛苦和愉悦的身体，它周围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这个身体的心情和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种认知方式研究的空间是一个不断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的变动而变动的开放的拓扑学空间。从这种认知方式出发，人们习惯的深度模式被解构了：中心不再成其为中心，任何实体和虚体都可能成为一个中心；原先处于边缘的、零碎的、隐在的、被中心所掩盖的一切释放出新的能量；现象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本质；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个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所指”（所谓能指漂浮）。例如历史被解构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层面，事件被“目睹”的范围毕竟很小，我们多半只能通过叙述来了解历史，而叙述的选择、详略、角度、视野都不能不受主体的制约，所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当代人（包括过去那一时代的“当代人”）所诠释的历史。
原来相对固定的“大叙述”框架消解后，各个个体都力求发挥自身的特点和创造力，强调差别的要求大大超过了寻找共同点的兴趣。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1]其实，只是承认“差别”还远远不够，我们所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这就是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和”。孔夫子早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重复相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产生新物，惟有不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也就是互动，才有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国语·郑语》明确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于是，与过去主体观察一切，决定一切的原则相对，突出了“他者原则”；与过去强调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突出了不确定的“互动原则”。总之是强调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有一首诗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由于观察者所处的地位和立场不同，他的主观世界和他所认识的客观世界也就发生了变化。因此，要真正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主体），就要有这种“外在观点”，要参照他人和他种文化从不同角度对事物的看法。有时候，自己长期并不觉察的东西经“他人”提醒，往往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发展。这种由外在的观点所构成的“远景思维空间”，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
既然一切随空间、时间、地位、视角的变化而不同，那么，一切事物的意义也就并非一成不变的了。事实上，世界万物都在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中，在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中，因种种机缘，而凝聚成一种现实。老庄哲学将这种蕴藏着众多可能性、不断变化的混沌状态称为“混成之物”，也就是“道”。《道德经》21章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里说的“象”和“物”就是尚不存在而又确实已有的某种可能，这种可能将随各种因素的互动，随主观和客观的动态演化而成为一种现实，也就是说，对事物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根据“个体”（主体）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因此，理解的过程也就是互动的、重新建构的过程。
二、自然科学与人文
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以研究自然物为对象。自然物是自然生成的，直到如今，科学再发达，人也不可能创造自然物，即使是最先进的克隆技术也不能凭空制造一个生物，而必须要依靠先在的、某种生物的干细胞。以大自然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和以人所创造的社会和人文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思维方式上也就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大自然的变化在一定范围内多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可以多次重复。例如水加温到100度，即可沸腾而气化；降温到零度，即可凝固而成冰。这一过程可无限重复，多次检验；社会和人文现象虽可模拟，却不可能完全重复，因而也就无法多次检验；例如对一次战争成败的分析，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用重演这次战争的办法来得到检验；其次，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条件相同，过程相同，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社会和人文现象的发展及其结果却常常因“天时、地利、人和”而异，并受到诸多偶然因素的制约。
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主要依靠的是形式逻辑方法、数学描述和具体实验，也就是用上面所说的以分类、概括、归纳、演绎为主的第一种认知方式来思考。正如马克思所归纳的，人脑掌握世界有四种方式，除自然科学外，还有“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它们可以互相阐发，但却不可互相代替。[2]
但上述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一旦超出这个范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上所述，水在一百度沸腾，零度结冰；但在极大的压力下，或在绝对零度（摄氏负270度）的情况下，这个规律就不再起作用。而在牛顿力学范围内适用的各种规律，在量子力学的条件下，也都会有所变异。再进一步看，人类已知之物实在有限，而未知之物却无穷无尽。从“未知”变为“已知”首先要依靠人类所设计的实验构架，通过实验使未知之物得到验证，成为已知。那么，未经验证，或甚至尚未设计出实验构架的广袤的未知领域呢？人不可能用已知的规律来概括未知的领域。自然科学知识首先要依靠人所构想出来的实验的构想，经过实验验证，才能成立。由此可见，自然科学的知识和规律也还不是绝对的，也还不能离开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自然物与人之间的互动；何况自然科学本身的目的就是以人为本，造福于人类！
然而，近世以来，“科学的”和“人文的”似乎已分化为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人们不能不看到20世纪科学成就的误用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而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预见又给人类带来挥之不去的阴影和威胁，如基因的破译，生物的克隆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伦理学问题等等。无庸讳言，科学的发达已经给人体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且不说空气污染、生态失衡、原子武器、贫铀弹之类；就拿人类通过文字，经由想象而成象的能力来说，也已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过去，孩子们看一本童话书，就会在头脑里自然浮现出一个童话世界。现在，由于过分依赖电视、电脑、游戏机提供的视觉形象，孩子们通过文字自由成象的能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他们的想象世界被各种各样别人创造的、通过传媒而铺天盖地的漫画、卡通形象所充塞，正在逐渐失去创造力。因此，西方出现一股反朴归真、逃离现代文明的反智思潮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危害人类的显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掌握和使用科学的权力。问题在于如何控制这种权力，并使广大人群参与其事。全球性的环保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又如2001年1月25-31日，2000位世界政要和顶级财阀在地球北边的瑞士达沃斯举行“世界经济论坛”，讨论如何维持世界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地球南边的巴西阿雷格里港，也有来自全世界120个国家的数千名普通学者、政治家和工会领袖举行“世界社会论坛”，讨论如何制止“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危险的贫富鸿沟，他们并通过卫星电话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绍罗斯等金融巨头展开了直接的激烈论辩。这些都显示人类正在努力寻求一种有更广大的人群参与的权力机制。这也许也可以规范掌握和使用科学的权力，避免科学可能造成的危害。
科学和人文虽有不同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但远非绝对对立，而是可以互通、互识、互相为用的。这是因为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与自然本身原来就有一致性，例如科学家们称为“数学的和谐”的现象：科学家们认为这种“数学的和谐”在各门学科中都是相通的。例如画家们公认为最佳比例的“黄金分割”是１比1.618，这不仅是画家创造出来的构图原则，也是自然生物的最优选择。植物叶脉的分布，动物身上的色彩和图案，舞蹈演员的肩宽和腰宽、腰部以上和以下的比例，以至数学家为工农业生产制定的优选法，提出配料的最佳比例等等，大体也都符合黄金分割的比例。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实例来证明这种人与自然的多样性与共性的统一。事实上，由于现代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不断发现过去不曾注意到的、不同领域所具有的共同属性，而且现代科学提供了手段（如电脑），使得对这些共同属性和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可能。马克思早就预言：“自然科学将来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也会统摄自然科学，二者将来会成为一种科学。”[3]二十世纪后半叶已经出现大量学科交叉研究的现象：人们开始把孤立、割裂的门类重新联结在一起，把事物的各部分、各方面、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察，力求从中找出其共同性、规律性及其相互联系的结构、功能和方式，从而得出宏观的结论。另一方面，世界各种事物，各种运动过程已不仅不再被认为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且也不被认为是某些现象或过程机械相加的总和。人们发现某些性质和特点在孤立的个体中并不能找到，它们只存在于其特定的总体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上面谈到的互动关系之中。因此，不能把互动的、有机的整体仅仅分割为静止的、已死的部分来进行研究，必须在整体各部分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动态的过程中来揭示事物的特征。以下就用貌似相去甚远的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来做一个例证。
三、文学与自然科学
早在五十年代，在讨论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时，美国学者雷·马克（Henry Remak）就已经提出：“我们必须进行综合，除非我们要让文学研究永远处于支离破碎和孤立隔绝的状态。要是我们有志于加入世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就应该时时把文学研究中获得的见解和成果汇集起来，并把有意义的结论呈献给其它学科，整个民族和整个世界。”[4]比较文学不仅应该是联系各地区文学的纽带，而且是“连接人类创造事业中实质上有机联系着，而形体上分离的各个领域的桥梁。”比较文学被定义为：“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并研究文学跟其它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它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它把一国文学同另一国或几国文学进行比较，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它领域相比较。”[5]
此后，探讨和研究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文学与自然科学的互动关系方面，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
二十世纪前半叶，进化论和弗罗伊德的心理学曾经全面刷新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以至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各个领域。二十世纪后半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观念对于文学的影响也绝不亚于进化论和弗罗伊德学说之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学。关于“三论”，论者已经很多，这里着重讨论一下熵的观念对文学的影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引出的耗散结构和熵的观念，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领域之中。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层次较高的、有秩序的能作功耗散，产生层次较低的、较无秩序的能。例如在一个容器中同时注入热水和冷水，热水和冷水不可能分别存在于这一容器中而是很快混为温水，而且温水不可能再复原为原来的热水和冷水。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能量愈来愈小终至衰竭的过程，也是测量混乱程度的“熵”愈来愈大的过程。“熵”是测量混乱程度的标准，“熵”的增大打破了一切秩序，也就是淹没了一切事物的区别和特点而使一切趋于单调、统一和混沌。著名科学家罗伯特．维纳在他的《人的人类使用法》一书序言中曾经描述说：“当熵增加时，宇宙以及宇宙中所有封闭的体系都自然地趋向退化，并且失去它们的特性，从最小可能性的状态移向最大可能性的状态，从差异与形式存在的组织与可区分的状态到混沌与相同的状态。在吉伯斯（Gibbs）的宇宙里，秩序的可能性最小，而混沌则具有最大的可能性。”[6]这就是说从整个世界发展趋势来看，由于能量的耗散，全世界可以作功的总能量越来越减少，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会变得陈旧、已知、无序；新鲜的、未知的、偶然的、有特质即按特殊秩序排列的事物越来越罕见，这就是维纳所说的“从最小可能性的状态移向最大可能性的状态，从差异与形式存在的组织与可区分的状态到混沌与相同的状态”。也就是不可抗拒的“熵”越来越大的状态。例如一个人，如果他把自己变成一个“隔离体系”，既不摄取食物，又不通过感觉器官来吸收外界的信息，与外界进行交换并有所反应，真象庄子所说的那个没有七窍（两耳、两鼻、两眼、一口），因而也就不能“视听食息”的“浑沌”一样，他的“熵”就会越来越大，最后，在一片无秩序的混沌中，无动无为，终至静止、平衡、永远衰竭、死寂。
“熵”的观念在美国文学中中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在小说界。最著名的美国作家如索尔．贝娄（Saul Bellow）、厄普代克（John Updike）、梅勒（Norman Mailer）等都曾在他们的作品中多次谈到“熵”的问题，著名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品钦（Thomas Pynchon）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是《熵》，实际上《熵》正像是他后来的许多作品的一个序言。他的作品，如后来的《万有引力之虹》等无不笼罩着“熵”的阴影。女作家苏珊．松塔（Susan Sontag）在她的名作《死箱》中所描写的一切事物都在瓦解、衰竭，趋向于最后的同质与死寂，这种担忧与恐惧在当代美国作家的许多作品里都能找到。特别是他们精心描画的那种某件事物或某个人从有生命的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运动发展成逐渐走向无力与死亡的无意义重复动作的过程确实令人怵目惊心。因此，在美国，作家被视为有可能阻止这种倾向的“反熵”英雄。由于社会运作日趋于统一化，结果必然是对社会赖以前进的创造性思维、突破性思维和发展性思维的被绝灭。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首创的“五个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语言、统一生活方式等所造成的思想麻木、社会停滞，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艺术家是挣扎反抗这种“统一化运作”的英雄，因为艺术家将这种“统一化运作”视为生命最后的麻痹。麻痹就是事物的衰竭状态。艺术家的作品只要不是陈辞滥调，就会带来一定的信息，信息就是“负熵”，信息打破旧的统一和沉寂，减低了混沌的程度也就是减低了“熵量”，所以说，艺术家可以起“反熵”的作用。正是艺术家刻意创新，不断降低熟悉度，追求“陌生化”的倾向使他们成为“反熵的英雄”。
要防止熵量的增加，就必须突破隔离封闭的体系，不断增加信息量，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不断改变主体的结构以适应新的情况。比利时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利高津把时间的不可逆观念引入物理、化学研究，对不平衡态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耗散结构的新概念。过去的经典力学把所有的物理规律与时间都视为可逆的，不区分过去与未来，没有时间的因素，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例如氢二氧一任何时候，只要有一定的条件，都可化合为水；同样，水也可以再分解为氢二氧一。这是可逆的平衡态。普利高津指出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不是这种平衡态，而是参有时间因素的不可逆的不平衡态。例如一滴墨水在水中扩散，冷水已和热水混合成温水，鸭蛋已制造成“松花”，要想再回复原样，几乎不可能。前一种情况即氢氧化合成水和水分解成氢氧的情况是客观上不随时间变化的定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稳定性平衡结构；后一种情况即墨水在水中扩散等则是宏观上随时间变化的动态，一旦有了变化的时间过程，怎样也无法恢复原来的状态，这是一种开放性的不平衡结构。后一种结构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的潜力很大，体系将越来越偏离原来的状态而获取新质。如下图：
P0—P1是一个平衡结构，当“λ0”作为一个参数作用于P0时，P0就向P1移动，当“λ0”衰减或消失，P1又向P0回归而回复原状。这是一个隔离的封闭体系，是可逆的“平衡态”。A→b1→c1→d1……则是不可逆的“不平衡态”。当外力“λ1”作用于A时，A就变为b1，b2，b3。这些新的状态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着A的特点，但也有不同程度的、或上或下的偏离。当“λ2”作用于b1，b2，b3时，又各演进为新的状态，如c1，c2，c3……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接受新的信息而改变的不可逆的不平衡态。无论从b1，c1，d1，要再返回A，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已包含了不可分割的新的质素。这样的结构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合新机，释放能量，构成新质。
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Ａ—Ｂ—Ｃ的线性演化史，而是把文学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开放性体系来进行研究。它不仅研究不同文化间文学的相互渗透，而且也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艺术乃至环境和时代的影响所造成的文学的“平衡态”。这种新的“不平衡态”既继承着原来的旧质，又获得了新质，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审美主体都要力求突破自身的封闭性，成为一个善于结合新机、释放能量、变成新质的新颖、独创的开放性体系。自然科学与文学研究本身都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其中本来就有共通之处。因此，研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方法，并将其应用到文学领域中来，肯定会为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打开新的局面，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1]参见恩贝托·艾柯：《寻求沟通的语言》，《跨文化对话》，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朱光潜译文，载《美学》第二期，第12页。
[4]雷迈克（Henry Remak）：《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14页。
[5]同上。
[6]转引自台湾大学外文系编《中外文学》第12卷第8期。
摘自《中国文化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