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乐黛云在“创造的多样性：奥林匹克精神与东方文化——北京2008奥运国际论坛2004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东方和谐文化对当代“文明冲突”的启示》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摘要：
一、“文明冲突论”与帝国一元论
“文明冲突论”最早的提出是在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主要论点如下：第一，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第二，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亚洲文明正在壮大其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人口激增。第三、亨廷顿认为，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明界定的联盟。第四、由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战争，其特点是：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难以通过协商解决等。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的社会的挑战。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于2000年出版。这本书由内格利和哈特合写。其基本观点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正在生长、成形。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帝国”。这是一个中心消解的、无边界的庞大体系，文化与经济始终处于畅通的流动贯通状态。民族国家的概念被弱化，统治人类的重任落到超国家的帝国体制的肩上。这个新世界结构的政治主体形式就是“帝国”！它没有内外的区隔，在无所不在的虚拟空间操作，不再以民族国家的国界为区分。
是为美国单边统治服务的霸权理论。持这种论调的人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叉和无序”的转型时代，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国际当权者不应再力图维护现存体系而应立足于现存体制正在解体，力图从中得到最大利益。“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无可匹敌的超强地位的基础上”。他们的新帝国大战略就是先发制人，以假想敌为攻击对象，重新确定“主权”的含义，主权有限论，轻视和改写国际准则，提倡所谓“后民族时代”的到来。
从“文明冲突论”到“帝国”再到“新帝国论”，体现出一条明确的线索，就是世界正面临文明的间的紧张对抗与权力间的激烈冲突。当前的文化冲突中，中国文化究竟能开发出何种资源，作出何种贡献？同时，中国文化如何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对自己进行重新再认识？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的现代性维度
西方文化长期以来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重视以主体为一方的对客体的切割、分类而加以认识。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从客体抽象出来的“规律”，并将之崇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他们崇尚抽象的规律性远远超过于关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由此出发，现存集中的权力系统只能通过普适化、均一化、互相隔离的分类方法来管理世界，这就损坏了事物广泛联系的复杂性，也就损坏了真正有创意的自由发展。不可改变的规律性、普适性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霸权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思维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1）“执两用中，一分为三”
《易经·系辞传》明确提出：“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史记·律书》也曾提出：“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有开始就提出了“一分为三”的原则。作为中国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就是由三画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无穷。所以说“太极元气，函三而一”当两种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构成“场域”，就产生了新的、不同于原来二者的第三个东西，这就是“系统论”所强调的1+1不等于2，中国文化的表述则是“一分为三”。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二生三”也就是万物冲摇而和，也就是混沌之中“有物混成”，它是万物存在的逻辑，所谓三生万物正是这一逻辑的现象存在。《礼记·中庸》强调：“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的真精神就在于“过犹不及”，“执两用中”。这个“中”并不是“折中”，而是从“两端”中产生出来的那个新的“三”。
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要“执其两端”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然后，“求其中道”而为我所用。这种“中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千变万化之中。
2）五行相生相克
意谓世界万物皆由此五种因素及其所构成的关系所组成。如：
木 火 土 金 水
青 赤 黄 白 黑
肝 心 脾 肺 肾
东 南 中 西 北
春 夏 长夏 秋 冬
相克：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相生：水生木 火生土 金生水 木生火 土生金
万物相生相克，广泛联系。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3）“反者道之动”
数百年来无论是西方还是在西方影响下的东方，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进化论的影响都十分深远。人们竭尽全力往前飞奔，对自然资源榨干了还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还要再享受，人类趋向未来的速度快了还要再快……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来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旧”好？万众所趋的目的地何在？人们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为个体的人必然趋向的坟墓而外，没有任何真正具有确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来！
中国古训所强调的却与此不同，从老子的《道德经》开始，就强调“反者道之动”，道的萌动，总是从回归开始，万物的运动都有一种复归的倾向，都要回到运动的原点，在新的认识和新的经验的基础上，重新再出发，从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国哲学不重视以时间为主体的线性发展，而更重视向原点的复归，也就是“反本开新”。既然万物都在不断回归和再出发，而不是向某个方向“飞奔”，也就没有匆忙的必要，中国文化强调“听其自然”，强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强调“无为”，强调协同发展，但同时它又反对停滞不变，作为中国文化古远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发展变易。这对于“可持续发展”，对于制止当今社会的盲目狂奔难道不是很好的参照和缓冲吗？
4）“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
中国哲学所讲的回归又不是单纯的回归，而是有互相辅助、补充的作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墓出土：“太乙生水，水反辅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复相辅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复相辅也，是以成阴阳。阴阳复相辅也，所以成四时。四时复相辅也所以成冷热。冷热复相辅也所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后止。”岁指农业收成。这就是相辅相成的宇宙模式和思维模式。这对于以现代思想反辅传统思想，以传统思想辅助现代思想，在新的基础上，找到方向再出发有深刻的意义。
5）“和而不同”，尊重差别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差别。很早就认为“不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西周末年（约公元前七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西周将灭，就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而信与自己苟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他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的，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
“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因此，孔子（BC.551—BC.479）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但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关，各种“不同”因素之间，必须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间和谐有益的相互关系。“和”在中国是一个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和”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为一）。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如《广韵》：“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原则认为事物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在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人的关系，道家立论的基础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庄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万物”，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作为儒家核心的道德伦常观念，强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等双方面的行为规范，力图找到两者之间关系的和谐和适度。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共同遵守的原则和规范，它必须在和谐、适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在“适度”的基础上，不断开放，不断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化解“文明冲突”可能作出的贡献
目前，尊重差别，已成为相当多人的共识。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贝托·埃柯（UmbertoEco）在1999年纪念波洛尼亚大学成立900周年大会的主题讲演中提出，欧洲大陆第三个千年的目标就是“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他认为“人们发现的差别越多，能够承认和尊重的差别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种互相理解的氛围之中”。
特别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传统的逻辑学范式是以主观和客观的分离为观察世界的出发点、承认不变的规律、强调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新起的现象学范式则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强调主客合一，认为一切事物都会因主体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角度的变动而变动。最近盛行的互动认知(reciprocal cognition)方式，则着重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例如法国的于连（Francois Jullien）教授认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国才能更好地阅读希腊，“因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维护一个多元文化的和谐社会，还是为了认知方式本身发展的需要，重视“差异”，坚持“和而不同”原则都是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要真正作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主要障碍来自当前盛行的两种思潮：第一种思潮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包括普遍主义、新雅各宾主义、新保守主义等；第二种思潮属于后殖民时代的绝对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等。
作为“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后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认为普遍主义者指为“普遍”的东西多是独断的、僵化的，并有强加于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反对任何结构的制约，认为不存在中心，也没有所谓普遍性，只有互不关联的特殊性。他们强调的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概念”消解了一切现象与本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与特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所谓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为既无时间连续性，又无空间相关性的孤立个体，他们都只强调差别而忽视联系。文化孤立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都是为保持既有差异而反对相互影响交流和压制更新的。其实，只承认“差别”远远不够，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个体，而是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起来的，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中国古训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强调的就是各种因素虽各有不同，但决不可能脱离相互的关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义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关系网络中如何共处，也就是如何协调各种“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事实上，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面临的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但这种“普遍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说从古至今，各种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这些有关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持续的交流互动，也许可以把我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最根本的关键就是普通人们之间的宽容、沟通和理解。在沟通普遍性与特殊性，发展文化多元化，保护文化生态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的取舍与诠释。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解答，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与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