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众多帛书中，有一本被名为《五行》篇。整整20年後，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第一号楚墓出土的众多竹书中，有一本自名为《五行》篇。
两篇《五行》的最大不同是：帛书有《经》有《说》，竹书有《经》无《说》。《经》的部份，除几个章节次序互换外，内容方面基本相同。
20年前的研究已经证明，这个《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20年後它与子思其他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且自名曰《五行》，遂使此前的断案永毋庸议。
但是，新的出土也带来了新的困惑。那就是：何以竹书没有解说部份？帛书的解说是否後缀上去的？以及，竹帛二经的次序不同，有无实质性的意义。
（一）
让我们从容易开始的地方开始，首先来比较一下二者的章节次序差异。
为了叙述上的简便，我将沿用20年前对帛书《五行》篇的处理法，将全书分为28章[1]；相应地，竹书《五行》也分成同样的章节，以便对照。
对照一下将会发现，在章节上，两书有两处不同。一处靠近末尾，谈认识论的那几章，帛书的顺序是：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几而知之；竹书的顺序是：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几而知之。
这里谈的是四种认识方法，其中的“譬”和“喻”，都属于类推法，只是用语上的不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差异。两书在叙述上颠倒了一下，即使不是传抄之误或笔误，也很难说有优劣之分。所以似乎可以忽略不计。
另一处章节上的不同较大，涉及到第10章至第20章间的所有次序，而且关系到思想内容方面，值得认真注意。
帛书的第10章、11章、12章、13章，分别谈仁、义、礼、圣智之所以；第14章、15章、16章、17章，对仁、义、礼、圣智的所以，再做进一步的论述。第18章，总说仁义礼智圣五行，19章，总说仁义礼智四行。
竹书第10章以前的章序，与帛书同。惟第10章，先谈圣智（文同帛书第13章）；11章、12章、13章，分谈仁、义、礼（文同帛书第10、11、12章）。相应地，第14章再谈圣智（文同帛书第17章）；15、16章遂接着圣智谈五行、四行（文同帛书第18、19章）。第17、18、19章，则再谈仁、义、礼（文同帛书第14、15、16章）。到第20章，两书章节又合流为一。
可以看出，两书在这一处的次序差异，不是错简所致，不是手民之误，也不像出自两个来源，而是理解上的不同。帛书按仁义礼智圣的次序谈，循序而进；竹书则先谈圣智，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根据这种理解，竹书或帛书的主人，乃有意识地对原书次序做了一下调动。
从文理和逻辑来分析，帛书本的次序，较为合理，因而可能是本来的面目。竹书本先仁义礼而谈圣智，於文理於逻辑，未尝不可；但它接着圣智连带谈了五行四行，把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提到了不前不後的中间位置，便未免进退失据，露出马脚了。
（二）
竹帛两《五行》的最大不同，在无《说》和有《说》。
帛书本《五行》篇於《经》文之後，自第6章开始，逐句都有解说，直至结束。查第6章并非一个特殊起点；因此估计，前五章本来也曾有《说》，帛书中漏抄了。
文章分为“经、说”、“经、解”或者“经、传”，本是古人立言的一种体裁。《春秋》及其三传，墨经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便是最有名的例子；此外在《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也不乏这种篇章。甚至短短的一篇《大学》，经过朱熹整理，竟然也能看出经传之别来。
但是同为“经”“说”，有著者自说与他人补说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例如墨经的那些“经”，经文多半是些难以捉摸的论题或定义，其解释和说明，被有计划地留给了“说”文去说；而且有时还干脆注明“说在某某”字样。这样的经与说，当然是一人一时之作[2]。《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言明“其说在某某”，《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章临终有“解在某某”句，都是著者自分经说之例。而春秋三传与《春秋》，韩非《解老》与《老子》，《管子》里《管子解》与所解，很明显，都是後人在解说前人之作。
同为後人的解说，由於关系、学养、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其“说”其“解”的价值也大有差异。韩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态度，显然赶不上《管子解》，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後者是一个学派内部的事。春秋三传各有千秋，早为论者公认；虽然迄今为止尚搞不清传者为谁。
帛书《五行》篇的“经”和“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计划下的两个部份。这一来由於，“经”文说理清楚，自我圆满，无须多加解说，也没有为“说”文有意留下什么；二来也由於，“说”文虽然逐句解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新思想来，相反倒表现得十分拘谨[3]，乏善可陈。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
《五行》篇早先没有“说”或“解”，并非我的发明，荀子先我两千多年已经说了：“（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4]无类是说不合逻辑；无说、无解，固然是指内容的幽隐和闭约，但也足以旁证，《五行》篇本来并没有“说”和“解”。因为如果原书确如帛书所示，有经也有说，那么荀子批评的话，就不便如此说；即使他要批评它幽隐闭约，也得换个“罪名”，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把有“说”说成无说，有“解”解成无解。
（三）
大概正是由於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於是遂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所见；而在郭店时代，是本无解说的。
这一猜测，从郭店竹简本身，可以得到支持。
现在被名为《语丛三》的楚简中，已确认有九枚分上下两栏书写的简[5]，整理者说：“简文的这种书写格式是以往楚简中所未见的”。但是，学界人士应该记起，他们虽然也没见过这种简，却见过因这种书写格式而带来混乱的书，那就是《墨经》！
《墨子》书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一般统称《墨经》。那是最明白的由著者有意识地安排成的经、说体文章。譬如，《经下》有一条：“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与之相应的解说，在《经说下》定可找到：“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这是指出“自语相违”矛盾以胜敌的辩论术，“经”文最扼要地指出论题之“悖”在於“其言”本身，而将具体论证留给“说”文去完成。“说”文开头的“以悖”二字，是对“经”文“以言为尽悖”的牒举，以便对号入座，顺利找到解说。《墨经》其他各条，大体也都如此。
当初在竹简时代，《墨经》的“经”文，便是写在上下两栏的简上，如《语丛三》所示。而“说”文，则是通常写法，一栏到底。
何以见得？有传世本《墨经》的混乱为证。传世本《墨经》的《经上》篇和《经说上》篇，是这样开头的：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体，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经上》）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若见之成见也。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经说上》）
“经”文开头的五条中，只有第1、3、5条有“说”；其2、4条的“说”文，要到全文进行一半以後，才姗姗出现。这就是由於，“经”文是写在上下两栏的简上，第2条位於第2简的上栏，而不是第1简的下栏；写在第1简下栏的，不是第2条，倒是半数以後的第1条。这叫做“旁行句读”。後来抄书人不懂得这种“旁行”的规矩，在抄完第1条“故所得而後成也”以後，不知道接抄左旁简上栏的第2条“体分於兼也”，而直抄本简下栏“止以久也”，於是遂造成“经”文与“说”文不能连续对应的混乱[6]。直到清人毕沅注《墨子》，发现文中“读此书旁行”的提示，始将“经”文“录为两截，旁读成文”。
《墨经》所以要将“经”文分栏缮写，大概是由於“经”文词简意赅，若一条一简，则形成浪费；数条一简，将眉目不清；於是采取了分成两栏的折中办法。至於分栏後的次序为何不采直读法而采旁行法，那当是由於某些经文字数较长，占用了两枚简的上栏[7]，於是遂顺势左排下去，省却返回已成参差的前简下栏之故。
据此，我们可以设想，楚简《语丛三》的那九枚两栏书写的简文，应该也是一种“经”；其他那些不分栏的简文，或许便是“经说”。譬如第66简上栏“亡亡由也者”，是“经”；第43简“或由其避，或由其不进，或由其可”，便是其“说”。第67简上栏“名二物三”，下栏“生为贵”，显然也都分别是经；他处必有其说。只是由於失落过多，现在尚无法通读而已。可惜。
我说了这许多有关《墨经》书写格式的话，特别是推测《语丛三》之有经有说，只是为了想引出这样的支持，即：当时的“经”文，都是文约义丰的，以待“说”文去展开。如《墨经》，如《语丛三》。竹书《五行》篇如果起始便有“说”，则无须如此周详丰满，一览无馀；而应该提纲挈领，把许多解释性的语句，留给“说”文去说。现在的《五行》篇既然不是这样，因此可以推想，它的“说”文，不是原定计划的一个必要部份，而是後缀上去的。
注释：
[1]参见拙著《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第一版，1988年8月第二版
[2]所谓一人一时，不必真是一个人一短时，也可能是一群人一长时。
[3]例如它对经中那些一望而知、不解自明的语句，仍要解上一句，叫做“直之也”。
[4]见《荀子·非十二子》
[5]进一步整理将会发现，不止九枚。
[6]《经下》和《经说下》的混乱状况与原因，同此。
[7]据谭戒甫推测，经文每枚每栏只书六字。见《墨辩发微》，中华书局1964年6月第一版
1998年夏至日
原载《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第三版；《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