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它本是一条道德箴言，指导人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不同意见。它所依据的则是一条哲理，一条事物存在与发展的规律。
万事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人们的意识千差万别。世界正是以此而生机勃勃，而姹紫嫣红。这些不同的事物互济互克，不同的意识相切相磋，世界于是得以迈开故步，向前演进。世界之如此存在并发展，正是和而不同的最大表现。
如果事事物物了无差别，人的见解千篇一律，那时候，世界将不仅变得苍白一片，而且更要就此归于死寂。其原因，盖出于同而不和的毁灭性。
和与同的这些道理，在中国文化中，不算什么深奥的学问。没想到，当我们站在21世纪门口，用这些道理去观察未来世界时，竟得出了一条与S.P.亨廷顿教授截然相反的论断。
（一）
亨廷顿教授看到的是，随着冷战在世纪末的结束，随着国际关系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断定，“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教授确信，他已经找到了后冷战世界的存在模式，或者叫“下一种冲突模式”，那就是“文明的冲突”。他反诘道：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已不再成为并不再可能成为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时，未来的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还能是什么呢？”
亨廷顿教授在提出和辩护自己的这种创见时，运用了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现象材料，没谈什么哲理。当然他并非没有自己的哲理。他的哲理已贯串于他的文章始终。
一个根本性的哲学观点是：冲突（也就是斗争）是绝对的，和平、合作（也就是同一）是相对的。这个观点在他两篇文章的题目（“文明的冲突？”、“如果不是文明，还能是什么呢？”）中，便已跃然纸上，不必再举别的证明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忍不住要抄一段原文，作为论据：
（冷战后）国家之间、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正在升级。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争论正在加剧。这是意料中事。无论是在个人、集团之间还是国家之间，一场重大战争或冲突的结束，都为新冲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Samuei P. Huntington,"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ety, Vol. 17, No. 4, Spring 1993, p.71.）
这是一条全称肯定的绝对判断。冲突、战争或斗争，被断定为事物──至少是社群──存在的绝对形式；和平、合作或同一，只不过在为新的冲突打基础，做准备。这种认为政治和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以致主张政治只有斗争一途的观点，本是一个古老而又流行的观点；它以其现实主义的色彩为一切强权主义者所信奉不疑。只是他们总是忘记，为能发起冲突，必得先与共同利益者协调，谋求行动的一致，这岂不也是政治？另外，冲突的目的，就其最强的来说，无过于想一口吃掉对方，使之不复存在。而这岂不等于说，冲突是在追求无冲突？可见，主张政治只有斗争一途的理论，是片面的、浅近的，它虽可能为政客们带来利益于一时，却仍为一切明智者所不取。
提倡冲突论或斗争哲学，最终受害的──如果不是最先受害的话──将是提倡者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了解得最为真切；不幸我们还并非唯一的知情人。冲突论者的思维方法，是那个被黑格尔贬之为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他们总是以为，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法吃掉对方，并已下定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决心。由于这种观念的误导，在一个局部地区和一定时间内，一部分人会以行动证明出冲突论的有效和正确；可惜它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历史和人民，终究会起来遏制冲突，让和平来收拾残局，解决问题，展现世界固有的五彩缤纷。
（二）
世界本来是五彩缤纷的，冲突论者却喜欢把它归纳为黑白二色，以便通过冲突使之化为白茫茫一片。所以，和冲突论或斗争哲学紧密相连的，有一个一元化问题。
撇开自然不谈，在社会领域里，所谓一元化问题，包括着两个方面，即世界的一元化和历史的一元化。
世界究竟是一元的或应该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主张斗争哲学的人，无不这样那样地主张世界一元论，因为那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亨廷顿教授也不例外。他在论证为什么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必定走向文明冲突时说，因为在这种时期里，“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国际关系──这个一向在西方文明内把玩的游戏──将日趋非西方化，非西方文明不再是配角而会成为这个游戏的主角”。这就是说，世界本来应该是一元的；现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二元虽已淡入，文明上的一元格局偏又岌岌可危，非西方文明正在崛起，所以，冲突（这一个绝对存在）必以文明作为载体而出现。
亨廷顿教授坦言，他们不认为这种现象是件好事。本文不想就此进行价值辩论，而只是想指出，看到别人由历史的客体变为主体，由游戏的配角变为主角，于是便惶惶不可终日，这似乎有欠绅士风度，有违FairPlay原则。为什么非西方文明只能充当历史的客体，而不能成为游戏的主角？难道地球造出来只是专供西方文明把玩？在殖民体系瓦解多年之后，这种霸王言论仍在张扬，唯一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有一个西方中心情结在作怪。
世界一元论者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具体点说，是西方中心主义者。西方中心主义在近代的出现和存在，虽然有其历史的理由，但它绝不因此便是公正的，尤其不是永恒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正像前哥伯尼时代的人们一直以为地球乃宇宙之中心一样，本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特定形式，是人的认识之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显现。谁都知道，人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也有种种认识的形式；出于种种的认识目的，能够得到种种的认识成果，解决种种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同时知道，人总是生活在某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时空给它提供了立足点，同时也就给它规定好了围。于是，它只能从这个给定的时空框子去看周围，就像庄子先生所说的井蛙和夏虫那样。这一点，由于前贤的反复讽喻，人们多半能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难免“拘于虚”和“笃于时”之限，而不敢存万物皆备于我式的狂妄了。但是，与此同时产生的另外一种局限，即人的认识总不免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局限（它也可以说是时空局限的更隐蔽的形式），似乎还很少得到重视，而常常引人误入歧途。
当我们说，时空构成认识的框子，框子规定出一个范围时，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另一个认识局限的存在，那就是：这围有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就是认识者自己，就是本位的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或本位，既免不了时空的局限，也免不了中心的局限。
这种中心局限表现在，它使人习惯于以我为主，以自己（可以一直大到以人类）的是非为是非，视周边存在为自己而存在。由此形成的认识，严格地说，都是主观的，都是一种无可柰何的偏见，中心式的偏见。孟子说的执中无权犹执一，庄子因此放言的梦蝶还是蝶梦的高论，都很发人深省。可惜的是，自我中心理论总是得到强者的支持，而社会历史乃至自然环境又使人至今仍免不了强弱之分；于是，人们遂很难摆脱中心局限，一些人甚至利于执迷不悟。这就是亨廷顿教授之所以看到非西方文明也将成为游戏主角而激动不已的秘密。
（三）
用世界一元主义去解说历史、摆布历史，便有了历史一元主义。
历史一元主义曾是一个美妙的构想。它产生于西方人在近代本着世界一元主义、按照自己面貌去改造世界，竟然所向披靡的时期。无论是维科的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人权时代，还是孔德的神学阶段、玄学阶段、实证阶段，乃至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史，无不这样那样地相信：人类历史是进化的或发展的，这个进化发展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又是普世共同的。或者简单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五洲四海普天下，都按一个模式朝着西方迈进。
这种理论曾经风靡全球，博得天下景从；无奈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西方中心主义，另个是唯科学主义；而前者又托庇于后者腋下。只是在二十世纪之前，这些弱点十分隐晦，人们还无力发现。不仅此也，相反的是，在那些年代里，这些弱点更幻变为优点，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止是西方民族，相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的当然文明，或者叫做西方文明是“切合所有人的普世文明”；而且许多非西方民族的精英人物，也跟着相信，自己要想富强起来，就应该也只能亦步亦趋，踩着西方的脚印，甩掉自己的一切，遵循所谓的科学规律，前进！
必须要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之后，人们才能逐渐发现并省悟：社会历史远非如同自然天地那样，用几个量化的公式和简明的定律，便可统一起来的，尤其不能随便移用自然规律来解释，来推动；甚而至于，关于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形成像关于自然那样的科学，历史的发展也绝不会像生物的发展那样精确；“人是机器”之类的说法，除去针对神学时有过积极意义外，放到其他场合则多半是消极的，尽管是有趣的。
因此，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放之四海而皆准，堪供大家学步，乃至强迫别人遵从。说穿了，它不过是从西方传统里成长起的一种新的西方生活方式，既非普世的生活方式，亦非最佳的生活方式。最佳的生活方式距离人类还有遥远的旅程；何况它也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地区单枪匹马闭门造车所能完成的，而有待于全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来共创，用中国的古话说，叫做“一致而百虑”。当然，西方人在营造自己新的生活方式中，在解决自己面对着的具体问题里，也多少包含着其他人会要碰到的一般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所发明的许多对策，所积累的许多经验，对于其他人，是大有益处的，可资借鉴的；一如其他民族处理自己问题而生发出来的一般意义对西方人有益一样。
这也就是说，西方的道路只是一种道路；大家都有自己的路。白马是马，黄马也是马。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只有白马才算马，那我们只好回敬道：白马非马，个别不等于一般。当然，人类最后会要走到一起来的，但只能靠自己去走，而且是走自己的路；用中国的古话说，叫做“同归而殊途”。把西方的道路中心主义化，表明他们不懂得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道理，误以为：一致只需一虑，同归只有同途；而这个一这个同，都已由西方准备妥当了，作出样板了，别人只需照此办理即可，没有二话好说。这种绝对主义的观点，这种傲慢与偏见，已经越来越没有观众了。
（四）
世界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历史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汤恩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分析人类种种文明兴衰史时，早曾说过，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中国人并不因之而沾沾自喜。正如听到同一位汤恩比在他和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有关中国的可怕描绘时，我们并不愤愤不平一样（他在那里曾说过：中国将要接替西欧的主导权，成为统一世界的地理、文化轴心；而人类史发展的下一阶段，会有更多的暴力和野蛮，中国也许会统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等等。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正象是汤恩比理论的后冷战版）。因为，中国文化相信和而不同，也主张和而不同。
早在西周末年，约当公元前800年上下，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见《国语·周语》）。到了公元前500年前后，即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明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物事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见《左传》昭公二十年）。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直流传至今。
和而不同思想的要旨是：第一，事物是各各不同的；第二，不同事物互补互济，于是第三，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
所谓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说法，恰好不是和而不同、而是同而不和的认识。别的人尽管可以为此而痛心疾首，而杞人忧天，中国人却绝不致因此而兴高采烈，而忘乎所以。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愿意充当小人。何况事实上，二十一世纪也不可能是哪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世纪，那种一族称霸或一种文明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仅因为老霸主们都已落花流水；更因为，曾经以霸主为楷模的诸民族精英大都觉醒，找到或正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必定是各具特色、千姿百态的。因此，我们十分欣赏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文结尾时说过的如下一段话：
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看来，中国圣贤所称颂的和而不同的局面，即将在世界范围里实现！
原载《文化中国》1994年12月号（第一卷第三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