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印度正以极其隆重的仪式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盘二千五百周年。我们都知道，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过影响。因此，有很多人关心这次的纪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面我从佛教史里选出一个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多少年来争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借表纪念之意。
巴利文，《小品》（Cullarvagga）V.33.l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i]”
佛最后说：anujāñami bhikkhav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cana? pariyāpu?itunti
上面这个故事牵涉到原始佛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梵文的发展已达到最高峰，如果使用它的话，可以给宣传教义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佛仍然丝毫不加考虑，并且骂“这两个比丘是“傻瓜”。这两个比丘大概是由于出身婆罗门家庭的关系，脑筋里还有一些旧的思想意识，所以向佛建议采用梵文，因而受到了佛的呵责。
不用梵文，究竟用什么语言呢？在宗教宣传方面，“语言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决定。佛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一句话本身比较含混，直译出来就是：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
从汉文译文看起来，这句话也还算是清楚。但是专就巴利文原文来看，“自己的语言”（sakāya niruttiyā）这个词就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佛自己的语言”，另一种是“比丘自己的语言”。多少年来，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争论之点，就在这里。
英国学者T. W. Rhys Davids 和德国学者H. Oldenberg 把这个词解释为“比丘自己的语言”[ii]。德国学者W. Geiger把它解释为“佛自己的语言”[iii]。自从他们引起争端以后，国外的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纷纷参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同意前者，一派同意后者，一派异军突起，另立新说。否认W. Geiger的说法的有德国学者F. Weller[iv]、英国学者A. B. Keith[v]、德国学者M. Winternitz[vi]等。
英国学者E. J. Thomas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把nirutti解释为“文法”，把佛最后说的那一句话译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根据它的文法去了解佛所说的话[vii]。
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为 nirutti 决不能解释为“文法”[viii]。
W.Geiger看起来很孤立。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靠山。他引用了巴利文佛典注释的权威佛音（Buddhaghosa）的注释作为自己的依据：
此处所谓 sakā nirutti 就是三藐三佛陀所说的摩揭陀方言[ix]。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必须研究一下佛在世时所说的方言和佛典编纂的过程。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传教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在的比哈尔）。因而他利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语[x]。从各方面来推测，他活着的时候，还不会有写定的佛典，不管用什么语言。
根据佛教的传说，他涅盘后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就在王舍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因为有五百人参加，故名“五百结集”。佛涅盘后一百年，佛教徒又在毗舍离集会。因为有七百人参加这次大会，故名“七百结集”。据早期的传说，这次集会的主要目的是铲除教律方面的十种邪说[xi]。但是较后的传说则说：这次集会延续了八个月，把世尊的遗说校阅了一遍[xii]。这说法显然有点太过火了。但是，佛死了已经一百年，前此专恃口头流传的佛经可能有一些已经写定下来。所以这个传说里面可能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
据学者们一般的意见，大概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大规模地编纂大藏经才有可能[xiii]。这时候正是佛教护法大王阿育王（即位时间约为公元前二七三年）在位的期间。高僧Tissa Moggaliputta在波咤利弗（Pā?aliputra，现在的巴特那）会集众僧，来编纂佛典。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佛在世时宣扬教义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摩揭陀语。那么，在他死后，佛徒们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零碎经典而编纂佛典的时候，编定时所用的语言也就会是摩揭陀语。但又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因为时间渐久，佛教传布的区域渐广，想保持一种纯粹的语言，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德国学者H. Lüders就把这原始佛典所用的语言称为古代半摩揭陀语。Tissa Moggaliputta 属于上座部（梵文是sthaviravāda巴利文是 theravāda），所以他带头编纂的也就是这一派的经典。他还派遣和尚四出宣传佛教。被派到锡兰去的就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Mahinda）[xiv]。据锡兰佛教徒的传说，现存的巴利文《大藏经》就是摩哂陀带到锡兰去的，而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语（Mägadhā nirutti, Mägadhikā bhāsā），换一句话说，巴利文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文《大藏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统的经典。
写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上面说过的佛音对sakā nirutti这两个字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解释，是他的立场决定的。他是巴利文佛经注释的权威，他拥护巴利文经典，他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巴利文经典争一个正统的地位。他的解释之不可靠、之主观，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特征上来阐明巴利文不是摩揭陀语。关于巴利文的流行地区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意见。Westergaard[xv]和E. Kuhn[xvi]认为巴利文是优襌尼（Ujjayinī）地方的方言。R. O. Franke从碑刻方面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巴利文是宾陀山（Vindhya）中部至西部一带的方言[xvii]。Sten Konow也以为宾陀山地带就是巴利文的故乡[xviii]，因为他发现巴利文与毗舍遮语之间相同的地方很多，而毗舍遮的故乡他就定为优襌尼[xix]。H. Oldenberg最初主张巴利文是羯〔食＋夌〕迦（Kali?ga）方言[xx]。附和此说者有E. Müller[xxi]。但是H. Oldenberg后来又放弃了前说，另立新说，说巴利文是马拉提语的前身[xxii]。E. Windisch[xxiii]和W. Geiger[xxiv]则复归旧说，说巴利文就是摩揭陀方言[xxv]。
上面这些说法虽然纷歧，但也有比较一致的一点，这就是：多数学者都主张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子。巴利文的形态变化与阿育王石刻的吉尔那尔（Girnār）石刻相似，如“于”格的语尾是-amhi﹑-e“业”格复数的语尾是-ne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摩揭陀语则是一个东部方言，r变成l，s变成?，以-a作尾声的字“体”格的语尾是-e等等。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把握来下一个结论了：sakā nirutti不是指“佛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指什么“文法”，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佛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些新的证据。上面引的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一个故事，在中译《大藏经》里有不少的异本。现在条列如下：
《毗尼母经》卷四：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指梵文）持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xxvi]。
《四分律》卷五十二：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sa?sk?ta，梵文）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痴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xxvii]。
《五分律》卷二十六：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Chandas-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书语，犯者偷兰遮。”[xxviii]
《十诵律》卷三十八：
佛在舍卫国。有二婆罗门，一名瞿婆，二名夜婆，于佛法中笃信出家。本诵外道四围陀（Veda）书。出家已，以是音声诵佛经。时一人死，一人独在，所诵佛经，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乐，是事白佛。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xxix]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六：
缘处同前。时尊者舍利子与二婆罗门子而为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生。二人悉教读诵经教。后时此二人共游人间，至一聚落，多获利养，便住此村。时彼二人先学婆罗门歌咏声法。由串习故，今时诵读作本音辞。时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现存者既溺忧心，经多废忘。即便还诣室罗伐城，入逝多林。既停息已，便诣尊者憍陈如所。礼敬事毕，白言：“尊者，可共温经。”答言：“善哉！我为汝诵。”既诵少多，报言：“尊者所诵经典，文皆谬误，声韵不长，致有所阙。”答言：“子我从先来如是习诵。”即便辞礼，更别往诣马胜、跋陀罗、大名、婆涩波、名称、晡律拿、牛主、毗摩罗、善臂、罗怙罗。既至彼已，白言：“尊者，共我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既诵少多，广如前说，乃至辞礼，遂诣尊者舍利子所。既礼敬已，白言：“邬波驮耶，可共温经。”答曰：“善哉！我为汝诵。”同诵之时，长引声韵。其舍利子声更倍长。白言：“大师，自余尊老，诵习皆谬。唯独亲教，音句无差。”报言：“汝愚痴人，自为谬误，谤余智者，不善诵经。彼诸大德，咸非谬误。”既被挫折，默尔无言。时诸苾刍以缘白佛。佛作是念：“苾刍诵经，长牵音韵，作歌咏声。有如是过。由是苾刍不应歌咏引声而诵经法。若苾刍作阐陀（Chandas，梵文）声诵经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国言音，须引声者，作时无犯。”[xxx]以上共引了五个异本。同一节经文，同一首伽陀，同一个故事，在佛经里可以找到许多异本，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情。上面引用的异本里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相同的地方说明，它们出自一源；相异的地方说明，它们有了不同的发展。在这些异本里，尽管详略不同，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同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个故事比较，基本内容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中文异本同巴利文本也是来自同源。说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根据中文异本确定对巴利文本的解释。
这五个中文异本在“语言政策”方面都表达了同一个思想：梵文绝对不允许用，但是方言俗语的利用是完全可以的。根据这一点来看巴利文《小品》里那个故事最后佛所说的那一句话，它的涵义就非常清楚，毫无可以怀疑的余地了。那一句多少年来争论未决的话我们只能译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这个结论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它实际上却解决了一个佛教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问题。我们上面已经说到过，佛教初兴起的时候，是对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因此它在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中间找到了不少的信徒。这些人流品很杂，语言不同，出身各种姓，来自各地区。如果决定利用梵文，或者利用摩揭陀语来作学习媒介，就一定会有不少困难，就一定会影响佛教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因此，原始佛教采取了放任的语言政策，一方面它不允许利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语言摩揭陀语神圣化，使它升为经堂语而定于一尊。它允许比丘们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宣传佛教教义，这对于接近群众、深入群众有很大的好处。据我看，佛教初起时之所以能在人民群众中有那样大的力量，能传播得那样快，是与它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后来佛经异本很多，语言很杂，不像婆罗门教那样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统一和纯洁，这也是与放任的语言政策分不开的。
1956年12月17日
〔附记〕此文写完后，曾送请向觉明（达）先生指正。向先生回信说：“我以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能说明佛陀的革命性和平等观。就在大乘佛教的传说中，也可以证明你的说法·如大乘佛教中经常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虽然是大乘的传说，而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就在这里也还是可以反映出一点真实情况来的。大乘佛教中这一传说应照尊说解释，剥去那神秘的外衣，归还佛陀的人间面目，从而连大乘佛教的用语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觉得觉明先生这个解释很好。爰本“貂尾续狗”之义，把它抄录在这里。
注释：
[i] 巴利文《律藏》The Vianya Pitakam ,ed. by Hermann Oldenburg, vol.Ⅱ, The Cullavagga, London 1880, p. 139.
[ii] 巴利文《律藏》英译本Vinaya Texts.,Ⅲ,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X, p. 151.
[iii] 《巴利文文献和语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Strassburg 1916, p. 5.
[iv] 《佛教杂志》Zeitschrift für Buddhismus, n. F. I, 1992 pp. 211 f.f..
[v] 《印度历史季刊》L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I, 1925, p. 501.
[vi] 《印度文学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Ⅱ, p. 602.
[vii] 《佛陀传》The Life of Buddha, New York 1927, pp.253 ff.
[viii] 参阅M. Wintermitz,《印度文化史》,Ⅱ,pp. 602 ff.
[ix] Samantapāsādikāed. Saya U Pye Ⅳ 41610
[x] H. Oldenberg,《佛陀》Buddha, London 1928, p. 177.
[xi] Cullavagga XX,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 pp. 409 ff.
[xii] 巴利文《岛纪》Dīpava?sa,v. 27 ff；《大纪》Mahāva?sa, Ⅳ.
[xiii] E. J. Thomas,《佛陀传》, p. 170 f.; Copleston,《佛教》Buddhism, pp. 154,171,175.
[xiv] Barth,《印度的宗教》Religions of India, London 1921, p. 130； Copleston,《佛教》, pp.176 ff.
[xv] 《论印度史的最古代》Über den ältesten Zeitraum der indischen Geschichte, p. 87.
[xvi] 《巴利文法论述》Beiträge zur Pāli-Grammatik, pp. 6 ff.
[xvii] 《巴利文与梵文》Pāli und Sanskrit, pp. 131 ff.
[xviii] 《毗舍遮语的故乡》The Home of Pai?āci, ZDWG. 64, p. 95 ff.
[xix] Grerson,《印度西北部的毗舍遮语》The pai?āca Language of North-Western India,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 Vol. Ⅷ, 1906.书中说毗舍遮语是印度西北部方言。
[xx] 巴利文《律藏》，vol. I. London 1879, pp. L ff.
[xxi] 《简明巴利文法》Simplilfied Grammar of the Pāli Language, London 1884, p.111.
[xxii] 《奥义书的学说和佛教的起源》Die Lehre des Upanishaden und die Anfänge des Buddhismus, Göttingen 1915, p. 283.
[xxiii] 《论巴利文的语言性质》Über den sprachlichen Charakter des Pali, Actes du XIVe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rem. Partie, Paris 1906, pp. 252 ff.
[xxiv] 同注3
[xxv]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不胜枚举，请参阅：季羡林《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确定佛典年代和来源的标准》Die Verwe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德国《格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9, p. 288. Anm, 2.
[xxvi] 《大正新修大藏经》，（下面缩写为大），24, 822。
[xxvii] 大22, 955a。
[xxviii] 大22,174b。参阅《五分律》卷六（大22,39c。）：“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各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
[xxix] 大23, 274a。
[xxx] 大24,232b-c。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