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与“东化”

季羡林

  最近,我的学生蔡德贵告诉我,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目“东学西渐”,并转达该学报杂志社社长冯国荣教授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开得适逢其时。

  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的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我认为,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挡不住。

  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所以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个问题是会贯彻始终的。

  为了保持文化的时代性,自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提倡“全盘西化”的观点。“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现在,整个社会,不但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一样东西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西化”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全盘西化”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办不到。

  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东化”,报纸上没有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我们知道,汉唐的时候,是“东化”的。因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当时在中国。在明末清初以前确实有过东学西渐。不能只重视“西学东渐”而忽视“东学西渐”。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从蒙昧的远古起,几乎是从一有文化开始,中国文化中就有外来文化的成分。中国人向来强调“有容乃大”,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吸收。海纳百川,所以成就了中国文化之大。中外文化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过。

  我们中国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国人与有力焉。可惜的是,在一片西化之声洋洋乎盈耳之时,西方人大都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他们以“天之骄子”自居,在下意识之中,认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今后也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知,甚至个别人还认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的好东西,那我们只好送去了。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套《东方文化集成》,计划出500多种,600多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现在还在继续编辑出版。我还和王宁主编了一套《东学西渐丛书》,1999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总共7部,包括朱谦之先生早先写成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还有其他作者的新著:王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王兆春等的《中国军事科学的西传及其影响》、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刘岩的《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史彤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孙津的《中国现代化对西方的影响》。丛书出版之后,有人发表评论,说这套丛书,可以增强我们变革和发展的信心,说这套丛书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现。从这套丛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16、17世纪以前的欧洲,在文明的发展中与中国有多么大的差距。而他们向中国文明的学习,与后来中国人接受欧洲文明的顺序是相似的,即先从科学技术开始,这不仅包括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还包括陶瓷、冶金、纺织等技术,以及军事技术和兵法等。之后,又逐步深入到文化,即价值观、思想和道德,再就是哲学,进而是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理性思考。2000年刘登阁、周云芳著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看来,东学西渐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以来,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20世纪20年代前后,西方的有些学者已经看出西方文化衰落的端倪,如德国施宾格勒在1917年开始写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也会没落。此书一出版,马上洛阳纸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受其影响,也反对西方中心论。他们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西方文化在今天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两者的不同,十分明确。但是不能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然而,从宏观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对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却产生了以上种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这是因为,大自然虽既非人格,亦非神格,却是能惩罚、善报复的,诸弊端就是报复与惩罚的结果。

  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不是消灭。全面一点的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文化寻求综合的思维方式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这种代之而起,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可见分晓。所以结论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用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就可以称之为“东西文化互补论”。

2001年10月,76位中华文化研究者,其中也有我,发表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肯定: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日本的高速发展,都吸收了中华文化思想的智慧。当前西方一些有远见之士都在尽力研究中华文化,并提出“西方的病,东方的药来医”,形成了“东学西渐”。这些都说明了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仍有无穷的价值!

原刊《光明日报》2005年1月6日

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