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包含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显著区别。为了阐述集中起见，本文只对汉传佛教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展望。
就世界范围来看，研究中国佛教的主要有中国、日本和韩国，以及欧美三个地区，本文着重论述的是中国地区的中国佛教研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佛教研究又各有不同特点，本文侧重的是中国大陆的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
中国佛教富有重视学术文化创新的优良传统，以教内的高僧硕学为代表的传统佛学的探索阐发，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但是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研究实始于二十世纪初。从研究视角、方法和内容来看，二十世纪中国佛教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上半叶的历史学与文献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前三十年的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阶段，下半叶约后二十年的文化学、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阶段。[1]
第一阶段。随着西学东渐，二十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新式高等学堂，此时讲授中国文化、历史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人文科学课程。有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包括经过国外系统学术训练，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把讲课授业与著书立说结合起来，运用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与国外的历史学方法研究国学。而此时敦煌佛教文献的发现，原已佚失的法相唯识宗文献从日本回归，也激发了有关学者整理和研究佛典的兴趣和热情。在这个阶段里，研究中国佛教取得重大成果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胡适等名家。其中汤氏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资料翔实，考证精审，立论有据，观点新颖，均为传世佳作。胡适的《楞伽宗考》、《荷泽大师神会传》等，极富创见，成一家之言。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学者都开了风气之先，实为现代中国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由于受到学术研究新风气、新规范的影响，一些拥有一定文化或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佛教徒，也把学术研究和荷担弘法结合起来，探究立论，撰写著作。如僧伽界的释太虚、释印顺，居士中的欧阳竟无、吕澄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虽和学术界专家的纯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如日后相继出版的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吕澄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学术品位，毫无疑问也是上乘的。
此时，欧阳竟无创建南京支那内学院，也重视佛典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了《藏要》三辑七十四种。此套书针对历代藏经的弊端，选辑大藏要籍，经精校译注后而刊行。在佛典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也曾引发过激烈的论争。如欧阳竟无等人指斥《大乘起信论》是非佛法，是“外道”之论，以太虚大师为首的武昌佛学院僧则给予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从而推动了佛教研究的开展。《大乘起信论》义理真伪之争，是一场重要论争，其间涉及到对佛学义理的理解以及对中印佛学的联系与区别的看法，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佛教研究也出现了新特点。据《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2]作者王雷泉教授统计，从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间，中国大陆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为一○○三篇，平均每年五十九篇。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没有发表过一篇宗教性文章。一九七七年形势出现转机，宗教类的文章渐次增多。在五十、六十年代学术界的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多出自于少数高等院校哲学系的教师。他们多结合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佛教思想，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路向。一九五五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撰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述英文版佛教百科全书有关中国佛教的条目，内容为历史、教理、宗派、人物、经籍、仪轨制度、中外佛教关系等。汉文条目共四百余篇，约二百余万言，后经整理编辑，由知识出版社印成四册，于八十年代发行。[3]这是佛教界研究中国佛教的重大成果，极富学术价值。
第三阶段。在改革开放思潮的激励、推动下，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学术视野和思惟路向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批从文化角度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是非曲直，优劣高下，兴起了“文化热”。佛教界领袖人物也针对社会上流行的“佛教是迷信”的说法，振臂高呼“佛教是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的研究也推动了佛教研究的深入展开。随着研究佛教生力军的逐年增加，中国佛教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以至迄今为止，佛教研究的成积极为突出，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据统计，在九十年代，有时一年发表的佛教文章，就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
总的看来，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中国佛教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八个方面展开的：
（一）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始终吸引着学者的关注，一直是中国佛教研究的重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4]，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论述了隋唐以前的佛教历史，资料翔实，分析缜密，多富创见，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全书计画八卷本，我们期待着后五卷本的早日问世。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5]是长期呕心沥血而成的佳作，全书着重从哲学角度论述中国佛教思想的演变与发展，精辟深刻，学术价值很高。郭朋有多部佛教史论着，他在本世纪末独自完成了中国佛教通史的系列著作。
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可喜现象是，有了历史上某个少数民族国家和某一特定地域的佛教史著作问世。宁夏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推出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与民族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一九九七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推出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福建是我国当代汉传佛教第一大省，该书系地域性佛教史的系统论述。这两部著作独辟蹊径，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近二十年来，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近现代佛教引起了中青年学者的热情关注，形成新的热点，专着选出，成果累累。重要的有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现代化》[6]、何建明的《佛法观念的现代调适》[7]、陈兵与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8]，以及徐荪铭的《世纪佛缘》[9]等。
（二）宗派研究的全面展开。宗派研究也历来受到中国佛教研究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禅宗研究，更是久盛不衰。近二十年来，一度出现了“禅宗热”、“禅宗文化热”，阐述禅宗的重要著作纷纷问世，令人目不暇接。重要的有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10]、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1]、葛兆光的《中国禅思想史》[12]、吴立民、徐荪铭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13]、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14]、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15]、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6]、邢东风的《禅悟之道》[17]，还有《印度禅》[18]、《如来禅》[19]、《祖师禅》[20]等，这些著作对禅宗的思想、历史及类型作了集中深入的探讨，颇有见地，成就喜人。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探讨禅宗与其它文化形态关系的力作，如《禅与老庄》、《禅学与玄学》、《禅宗与中国文学》、《禅与东方文化》、《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禅与中国园林》等。预计禅学研究的热潮还将持续下去。
与此同时，天台、三论、华严、净土诸宗的研究，也纳入了学者研究的视野，如潘桂明的《智顗评传》[21]、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22]、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23]和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24]等，都是这方面重要成果。
（三）佛教典籍整理的重大成果。八十年代以来，在任继愈教授带领下的一批学者，经三十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上编）的编纂，该书共一○六册已全部出版。这是大藏经中搜集最宏富、校勘最精良的版本。《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已完成「丹珠尔」部分，由中国藏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传统大藏经以外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由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已分辑出版，现已发行七册[25]，反应良好。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整理具有重要的意义，方广锠的《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二册）[26]，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又中华书局于八十年代初陆续推出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已出版了《坛经》、《高僧传》、《出三藏记集》、《三论玄义》、《大乘起信论》、《童蒙止观》、《华严金师子章》、《五灯会元》和《古尊宿语录》等校点、注释本。中华书局还同时出版了由石峻、楼宇烈和笔者等人合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四卷，已出十册。禅宗典籍的整理、研究也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在这方面的成果有周绍良的《敦煌写本坛经原本》[27]、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28]、李申、方广锠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29]等。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了陈士强的《佛典精解》、季羡林等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由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五年出版，也是相关典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
（四）佛教哲学研究的深入展开，高等院校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课程包括了汉唐佛教哲学的内容，在教学需要等因素推动下，佛教哲学研究在不断深入开展，并陆续出版一批可喜的成果。较早的有田光烈着《玄奘及其哲学思想中之辨证法因素》[30]。六十年代初任继愈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问世，该书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从哲学思想高度研究中国佛教思想的深层内涵，开辟了佛教研究的新理路，影响至为深远。[31]八十年代以来，同类的著作先后有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32]、笔者的《佛教哲学》[33]、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34]、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35]、巫白慧的《印度哲学》[36]。此外，相关的著作有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37]，相近的著作有张怀承的《佛教伦理道德精华》[38]，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39]等探讨佛教心性或伦理的专着。还有曾祖萌的《中国佛教与美学》[40]、王海林的《佛教美学》等探讨佛教美学的专着。随着新生代的崛起，佛教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拓展、不断深化。
（五）中国佛教文化研究形成热潮。八十年代以来，一批学者纷纷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华书局与中国佛教协会分别出版了讨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专集。包括笔者在内，也投身于其中，撰写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在此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九八六）、魏承恩的《中国佛教文化论稿》（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底，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一九九七年底，宗教文化出版社还出版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上、下册）。
（六）藏传佛教与密教研究渐成热点。藏传佛教一直为内地一些佛教研究者所重视，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其中如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于一九八七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力作。近年来出版的则有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41]、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42]、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43]、吴立民与韩金科的《法门寺地宫唐密曼陀罗之研究》[44]等。密教与唐密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汉语系佛教界的兴起和学术界的关注。
（七）对周边国家佛教的研究取得新进展。随着佛教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中国佛教学者也开始重视研究外国佛教，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45]及其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46]、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二册）[47]和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48]等。
（八）此外，在佛教制度和寺院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谢重光等着的《中国僧官制度史》[49]、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50]和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51]以及丁钢的《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52]等，视角独特，数据丰富，迭有新意，对了解佛教，全面深入研究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佛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佛教学术研讨会增多，学术交流频繁。自一九八○年九月首次在西安市举行“全国佛教学术研讨会”以来，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功举办了全国性的各种佛教学术研讨会六十次左右。会议的主题多集中在宗派、人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研讨会既及时地交流了科研成果，又促进了佛教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此外，有的研讨会还与台湾地区、日本、韩国联合召开，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以及中、日、韩三国的佛教学术交流。
百年中国佛教研究史表明，以下四个研究重点和路向几乎贯穿于全过程：
一是重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与撰写。从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以及众多学者撰写的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断代史、宗派史等，无不反映出佛教研究中的中国史学传统和外国史学方法的巨大影响。
二是重视佛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从早期南京支那内学院整理、出版《藏要》，直至八十年代以来，佛教典籍的整理越来越被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是法相唯识学的研究。自杨仁山从日本引回法相唯识学的典籍以来，一时在僧界和学界激起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热潮。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和武昌佛学院成为佛教界研究法相唯识学的三大重镇，欧阳竟无、吕澄、韩清净等都是教内唯识研究的专家。在学界，如熊十力对法相唯识学作了独创性的研究。近二十年来，西方现象学研究方法传入我国，又进一步推动了法相唯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四是禅宗的研究。二十世纪推动禅宗研究的学者，当首推胡适。正是胡适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并在禅宗的研究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坏者，新禅学的创立者，《坛经》的作者——这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53]这一惊世骇俗之论，引起了僧界和学界的强烈反响和热烈争论。学界的一些泰斗和佛门的龙象，都卷入了论争之中。禅宗的创始人问题，直至今日尚无定论，除胡适的神会说外，还有菩提达摩、道信、弘忍、惠能乃至马祖道一等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禅宗之所以成为中国佛教研究长盛不衰的热点，还与它的修持方法、教学方法直接相关，尤其是禅宗的“顿悟”直觉方式和大量“语录”，更是和世俗社会的文学、艺术、伦理、哲学等文化形态兼容相通，以至一直受到学术界、文化界的青睐。禅宗是中国佛教研究的恒久课题。
二、启示
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简略回顾中，探求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各种重要因素，分析中国佛教研究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的优长和缺陷，也许会从中得到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佛教研究的有益启示。
（一）影响和制约中国佛教研究的诸因素
1．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全过程来看，中国佛教研究几乎一直是依附于传统文、史、哲这三个学科发展的。这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宗教学的一个分支中国佛教，要开展现代人文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一般来说只能依附在与它关系密切的人文科学中；同时，又主要是高等学校文、史、哲学科的学者才有兴趣、有可能和有条件从外部不同角度切入研究中国佛教。这种研究的好处是，有助于从多种角度揭示中国佛教的内涵，也有助于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但这种研究有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弊端，就是难以深入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质，难以真正理解中国佛教的全貌，甚至模糊了佛之为宗教的本性。这也表明在高等院校设立宗教学系，宗教学系从哲学系中独立出来，是有必要的。
2．研究者的素质对中国佛教研究成果的质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百年中国佛教研究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类人的贡献最大，一是学贯中西，掌握多种语言工具，熟悉西方相关研究方法的学者，如汤用彤、胡适、吕澄等人；二是精通古汉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造诣的学者，如熊十力等人，他们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传世著作，都提出了后来学者难以逾越或难以绕过的新观念。这为我们培养、造就中国佛教研究的高层次人才指明了方向，表明逐渐造就一批掌握多种语言、视野开阔、了解外国相关研究成果和方法的青年学者，这进一步提高中国佛教研究水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3．思想观念对于研究中国佛教的立场，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在宗教研究几乎停顿的状态下，实具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巨大作用，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和开拓。又如“佛教是迷信”与“佛教是文化”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必然导致窒息佛教究，甚至把研究引向单纯的批判；而后者则有助于开辟从文化角度研究佛教的新天地。至于对佛教持崇信或反对的两极立场，以及是否必须亲身实践体悟佛教义理才能研究佛教的不同看法，都将影响中国佛教研究的开展，而且对研究成果是否最终为社会与学者所认可也有一定的关系。
4．经济对中国佛教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这有两种情况：一是经费的投入。佛教学者必须长期坐冷板凳，坚持不懈，潜心研究，才会有所得。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研究只集中于南北方少数几个佛教团体和高等学校就与经费状况有关。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国家在有些高等院校成立宗教系、设佛教研究重点基地，在社会科学院系统陆续设立研究佛教的机构，并给佛教研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这就使中国佛教研究得到了重要保障。二是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当前，出版界有些人会吸引有些相关学者撰写适应普通读者需要的通俗读物，这种通俗读物的写作与出版也是需要的，但有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正常的学术研究，因此有关单位选用经济杠杆，以保证佛教学术研究精品的写作与出版是很有必要的。
（二）优长与缺陷
通过百年回顾得到的启示并结合现状的分析，我们认为，大陆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自身和客观条件大致有四个优长和四个缺陷，四个优长是：
1．从佛教文物的保存和发现来看，中国拥有汉文、藏文和巴利文三系的佛教典籍，是保存佛教文献最完整、最丰富的国家。中国又拥有大量的佛教文物，且时有考古的新发现，这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佛教得天独厚的特殊有利条件。
2．从研究中国佛教学者的素质来看，由于母语文化与所处国度的关系，中国学者占有阅读、理解中国佛教典籍的方便条件，因此专业知识的积累较为扎实，拥有过硬的基本功。中国学者大多具有较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这对于了解在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诸宗，深刻地把握中国佛教宗派的思想渊源和精神实质极为有利。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也多富有理性精神，能够冷静地对待佛教，客观地研究佛教；也长于分析和综合，善于宏观地、整体地研究佛教。
3．从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的整体队伍来看，经过不断培养，已经涌现出一批三十至五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博士，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结构比较合理的专业队伍。这些人分布在宗教、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文物等各领域，有利于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可以说，在今天的佛教研究行列里，中国学者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4．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经过不断的努力，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我们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经典性的著作和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著作丰富了佛教学术的历史积累，为尔后的佛教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四个缺陷是：
1．观念有时失衡，视野比较狭窄。一个群体长期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会自然地形成一定的学风、风格、传统和优势，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潜伏着某些缺陷和不足，清醒而及时调整观念，是保持研究不断前进的前提。我们以为在中国佛教研究的观念上，存在着重外在轻内在、重历史轻现实、重经典轻实践的缺陷。也就是说，研究佛教史，重视佛教外在的社会背景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忽视佛教内在的演变原因的研究，就成了缺点。探讨佛教外在的社会思想背景，重视儒家、道家的影响是必要的；但忽视本土的宗教（包括汉代以前的中国宗教、汉代以来的道教、民间宗教）的影响，则是片面的。研究中国佛教的历史是很重要的；但忽视研究正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佛教内容，是不妥的。研究中国佛教经典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忽视广大佛教信徒的修持实践，这种研究是不完整的。调整这些观念，并付诸实践，必将使中国佛教研究出现另一番面貌，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外，重整体的直线性研究与论述，轻地域性的调查与研究，即对不同地区佛教的不同特点，以及都市与乡村佛教的差异，缺乏深入研究，也是研究观念失衡的一种表现。观念失衡，就会导致学术视野和研究领域狭窄。佛教是有自身特色的、内涵丰富的社会实体，是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而以往对佛教的戒律、仪轨、修持方法、生活制度、组织结构等往往多在研究视线以外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研究方法比较单一，表述显得呆板。在中国佛教研究中，以批判性研究为主的多，科学性的客观“描述”方法、哲学性的规范“理解”方法、文化性的相互“对话”方法，都运用得很不充分。即使是运用较多的客观“描述”方法，也多是在历史的重复叙述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在理解和对话的研究方法方面，更是缺乏从现代哲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的深入诠释和相互沟通，以致使我们的研究在总体上缺乏时代气息。此外，我们还较多地重视宏观研究，忽视微观研究，如对典籍的注释，对佛教人物、事件、制度、仪式、寺院等的具体研究都显得不够充分；也忽视田野调查，很少把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这都是我们今后要认真改进的。在表述上，中国佛教研究论着多为“教科书式”的，研究范围多为人物、宗派、论着，结构不外乎篇章节，再加上一些“进化论式”的描述。这种写法自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也是必要的，目前真正好的教科书式的著作也不多，但是过于泛化，如把研究都写作教式的，就显得呆板机械，束缚了我们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致使们的研究多为通史类、概论性的，既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深入的专题研究，又没有充分吸收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
3．缺乏灵活的体制和先进手段。中国佛教研究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与陈旧的科研体制也有很大关系。我国的佛教研究，一方面存在着许多空白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填补和加强，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着重复劳动、效率低下的现象，这与现行的科研体制有很大关系。在现有的科研体制下，学者的研究工作多是分散的、手工作坊式的，随意性很强，学者之间、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合作，没有充分发挥现有人力、物力资源的效率，尚未形成严格统一的学术研究规范。现代化佛教研究的发展，不仅要有合理的科研体制作保障，而且还要充分运用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目前我国的佛教研究领域，还没有建立起人可共享、方便快捷、较为完整的专业资料信息库、专业资料检索系统和相关的信息交流渠道。虽然国际互联网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可能，但是我们看到，限于各种条件，仍有一些学者尚未深入到这一领域（包括笔者在内），还没能充分利用现代化技术来改善自己的研究手段。
4．经费不足，缺乏切实保障。中国佛教研究的经费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投入力度仍然不够，影响着资料购置、课题立项、田野调查、学术著作的及时出版、研究队伍的稳定和人才的培养，看来经费拮据也是个极待解决的问题。
三、展望
在前面论述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的相关情况，下面拟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前景作一展望，不一定准确，希望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展望中国佛教研究，就是要对中国佛教研究的未来走向、趋势、特点，以及新变化、新发展作出判断和预期。可以说，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佛教研究，也必将在研究的观念、领域、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的转型轨道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一）随着观念的不断转变，研究理路将逐步趋于完善。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中国学术界已经走上了既不同于信仰主义，也不同于教条主义的客观理性研究之路，对于忽视中国佛教内涵特性、现实作用与实践活动的片面性的研究现象已经有所醒悟，随着中国佛教研究的进展，也许将逐渐形成一个佛教学体系，和形成一个佛教学的理论框架，由此又必将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不断补充、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中国佛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对中国佛教研究的发展有着直接的意义。上一世纪中国佛教研究的过程，就是从文献学方面做文本的研究，进而到义理的研究；从历史学的研究到哲学的研究，再到文化学的研究，这一个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不断突破的过程。今后中国佛教将有可能进一步展开多元研究，除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之外，还要从伦理学、心理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美学、天文历算、地理、医学、民俗学诸多方面展开研究，不断拓展中国佛教研究的领域。为此，今后将会注重多学科的专门研究和综合研究，与此相应，同行之间的合作，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大陆与港、澳、台学者的合作、中外学者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提倡，并必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形式。
（三）现实性课题的研究将重点展开。如上所述，佛教研究几乎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也涉及到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环境科学等领域。佛教博大精深，它所包含的丰富资源，必将推动自身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在研究课题方面，与现实相结合的课题将会得到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共同重视和关注，诸如佛教的现状如何，佛教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方式、作用及影响如何等一些问题，必将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就佛教界来说，结合当代社会现实问题来重新诠释和阐发佛教的教义，是极为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当前，佛教界内部的有识之士同学术界合作研究的一些课题，如发掘伦理道德资源，为建设社会精神文明服务；探讨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在现代条件下的新方式、新途径；研究佛教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等，这些课题都是符合现实要求，具有时代意义的。此外，藏传佛教将会继续是研究的重点，巴利语系佛教的研究也有可能逐步展开。
（四）随着佛教信息网和类似网站的建立，中国佛教研究将逐步进入网络时代。但在网络时代，同样也要求研究者重视佛教重体悟重实践的特点，走进原典，深明其意，体察修持，深入理解，以不断提高研究的效率与质量。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