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否则只做文字考证，舍本逐末，徒得其表。”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学几十年的体悟。
学海无涯，一位潜隐的思想家他的良知承载着什么？是否仅凭几本划时代的专著、追随在一种学术先导的旗帜之下，就能轻易地领受那桂冠？难道他不更属于那些甘愿终身忍受清贫寂寞、划破历史迷雾的独行者？不更属于那些勇敢地将目光投射到生存之外的精神探险者？
方立天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思想家。在他的书房里，我们与这位年逾古稀的学者进行了一次畅谈。先生依旧是简朴的着装，清淡中透出刚毅和乐观，很难想象在大多数学人陷入生存的骚动和焦灼时，他仍旧从容、坦然和超然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独一份“天地”。
“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
在学科操作更多地取代真正的思想创造时，方先生的沉着反而让更多的人熟悉了他那孤独而神奇的名字。不论寒暑或是节假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人们总是看到这位眉发皆白、目光炯烁的老者。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方立天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当时，他选择的方向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佛三教互动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从此以后，他便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确定以佛学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并非易事。一方面，佛学在中国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他也几乎要重新学起，而佛学的典籍却浩如烟海。研究者又同时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的知识。于是，他甚至曾经到中国佛学院进修八个月。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思想对于佛学研究并没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即使在学术界，佛学研究也是被边缘化的，“文革”期间更是被禁止。这对于一向珍惜时间的方立天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件无奈的憾事。然而，本着对学术的负责，对真理的执着，方立天先生选择了佛学，也选择了困难，选择了勤奋。于是人们便看到了方立天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图书馆学习、工作的身影。
1978年，方立天先生恢复了他的研究计划之后，很快便以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历时十八年完成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这部文集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在初版13年后，于1995年再版，2002年三版。在个案研究领域，他专门写作了《慧远及其佛学》、《法藏》等。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他与师友一起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史料选编》共4卷10余册，成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高校最流行的佛教思想资料集。他自己撰写的《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得到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高度评价，成为古籍整理的范本。
这一时期，方立天先生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佛教哲学》。这本书可以说是方立天先生为佛教现代化所做出的一个努力。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要能广泛为现代人所了解，必须用现代哲学语言加以解释。当时的佛教研究著作以佛教史居多，而介绍佛教基本思想的极少。《佛教哲学》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对佛教哲学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准确而精要的概括。此书出版后，受到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乃至佛教界的共同推崇。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称赞说，中国自此有了“一本真正的佛教入门书”。它的确成为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流行最广的一部佛教入门书。这部书甚至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1993年被译为韩文，在韩国出版。
1978年以后的十年间，方立天先生出版专著6部，合著4部，发表论文50余篇，基于此突出成就，国务院1984年将其从讲师破格晋级为教授。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心愿。”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心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方立天先生先后完成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和《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同时还萌发了撰写在思路与体裁上与《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相似的中国佛教哲学著作的想法。“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这一成果就是后来呕心沥血十五年完成的九十一万字的巨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一出版，在学术界、佛教界以及政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将中国佛教哲学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背景下，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概括。显示了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不断融合，并产生中国佛教哲学的过程。专家评论说“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无论是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不仅如此，这部书在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都在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一个学人要承担起“载道”的重任，注定必须以超常的感觉创造升华的“真实”。在这点，现象的实在性悄然隐遁，即便生存欲求也被剥去了那些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素质而笼上一层孤独的色彩。思想家内心世界的层次结构和存在意义的层次结构，在一次次震颤中衍生出无限解释的一切。中国佛教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历史框架中具有怎样的思想特色？方立天先生认为，心性和直觉是中国佛教哲学的两大要点。《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这部书以心性问题为中心，这“不仅抓住了佛学，而且是整个宗教的本质问题。”（蒙培元语）方先生认为从思想文化的旨趣上看，儒释道都是生命哲学，都强调人要在生命中进行向内磨砺、完善心性修养，最终成圣成贤，这也成为三教合流的思想基础。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明显的差异，其融入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是心性学说。
中国佛教独特实践方法的核心就是体验式的直觉。然而什么是直觉？直觉有无客观性？有无科学价值？这些问题长期以来较少被研究，甚至有人将其视为宗教中的迷信。方立天先生对中国佛教的直觉现象予以了高度重视，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最富特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他利用现代学术方法解析这一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实践方式，为人们科学地了解佛教的宗教实践开辟了研究途径。直觉思维方式并非为佛教所独有，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也拥有丰富的直觉思维资源，而且与佛教直觉是相通的。三者之间互相影响而各有特点，“中国佛教重视空观是区别于中国固有哲学直觉论的根本特点，而中国佛教重视把自心与真理、本体结合起来进行观照，以及鲜明的圆融直觉思维，则是有别于印度佛教直觉论的主要特色所在。”方立天先生闪着沉思的眼神，概念的思维变成了更富创造性的原点思维。于是我们的日常感觉被打破了，一种对现实、对历史的双重惊愕顿时弥漫我们全身。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佛学只是印度佛学的继续发展，并不属于中国哲学的传统，因而，没有中国的佛教哲学。方立天先生在这部书中认为这只看到了中印佛教的联系，而未见其差别。中国佛教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在各个宗派的心性理论、修持方法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印度佛教发生了偏离，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理论内涵。如此种种的突破使得这部书被誉为现代佛教哲学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成为了方立天先生的代表作。到目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的方立天先生所发表的文字已有400多万字，论文350多篇。其中的重要著作和论文现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汇编到《方立天文集》（六卷）。成为了解方先生思想的重要作品。
“犹如参加一场马拉松赛跑”
方立天先生并不是一味只做学问不问民生的学者。在对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他也时刻关注时代，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社会取得了空前进步的今天，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诸多危机。信仰与道德的失落，人文精神的贫乏，传统观念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而佛教本身有其积极入世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各个方面也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这便决定了宗教研究者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反思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各宗教之间、宗教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佛教如何在当代社会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成为了方立天先生理论思想的内容之一。
他认为“有人在追求外在物质财富时，忽略了内在价值和精神生活。甚至在富裕舒适的生活中丧失了人性和价值。物质生活提升，精神生活下降；科学知识增多，道德素养欠缺……这是一种价值危机，它成为了当今人类进步的重大障碍，也成了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而佛教对于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价值、理想等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对于世人自我观念的转化，心理的调节，心灵的完善，都具有重要的参照、借鉴的意义。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宗教冲突、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领土争端、资源掠夺以及邪教等等而引发的种种人类苦难当中，佛教的一些理念，如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圆融等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化解作用。在一些重要的论文中，他充分挖掘佛教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以求发挥出更大的现实作用。“佛教道德规范，也不限于信徒必须遵守，对于非信徒同样有实践意义。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佛教还不排斥其它宗教信徒实践道德规范，成就崇高人格……这些都为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方立天先生认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他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进行了理论的探索，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纳、总结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方立天先生是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首席专家，正在为推动宗教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让世俗披上务实的外衣，让熟悉恢复到探求的尊严，让有限回归到无限的疆域。方立天先生坚定地倡导当今社会应从佛教中吸取精神财富。然而，他并不是一位盲目的信仰者，而是理性的研究者。对于宗教信仰与研究的关系，他曾多次发挥了他的老师汤用彤先生提出的思想，即研究者必须有“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因为宗教是一种精神现象，包括了理论与实践。宗教中的“史实”与神话虽无据可考，却可发挥神奇的妙用。所以一定要有同情的默应，即与著经者心灵相通，与信仰者心灵相通。体会与感受信徒的宗教心理。这样才能体会到宗教的本质，而这些决不仅仅是通过学习书本或是经典可以得到的，反过来却可以增进我们对经典的理解。“同情之默应”就是不要对佛教有先入为主的排斥心里，这是研究的前提。盲目信仰与敌视信仰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研究的态度应该是既反对盲目信仰，又尊重信仰。”而“心性之体会”是要求不能对佛教思想做表面文章，必须要求研究者有心性的磨练和体认。也就是说“通过内在心性的修养，生命智慧的升华，精神品格的净化，去体会佛教哲学，感悟人生的真实。只有这样才能探骊得珠，真正得到佛教哲学的精华，提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质。否则只做文字考证，舍本逐末，徒得其表。”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方立天先生研究佛学几十年的体悟。把佛教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融入到生命之中，在学术与生活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这正是方立天先生一生的写照。
佛教追求的精神境界，比如彻底的利他主义，对外在物欲的超脱，对内在精神的反思，这些不仅具有宗教的价值，也是具有普世的意义。在经过“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之后，方立天先生也在实践着自己的佛学人生。学术研究枯燥而繁琐，在完成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之后，方立天先生形容“犹如参加一场马拉松赛跑”。这不仅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更需要一种献身精神的支撑，一种对名利的淡泊，对学术的热忱。当我们赞叹于他的勤奋与丰硕的研究成果时，他谦虚地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又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必要以最大的努力回报党和人民。当被问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方先生的影响时，他说：“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与方立天先生在学术上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不同，他在生活上从来没有高的追求。一年前，方立天先生一家还住在校内80多平米、住了几十年的房子。很多在房间放不下的书，都摆在走廊。不过，对此他不以为然。他的房子正如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因陈旧而失去价值，也不因时代的变迁、思想的变幻而改变。然而，正是这不变的生活和不变的执着，成就了我国佛学研究、宗教发展的巨变。他的人生价值也由这变与不变得到了体现。
克里尔曾说，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要完成双重的转换，一是将陷入历史迷雾中的大地转换成思想的大地；一是将可见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的东西。方先生在此显示了他的价值。人迹浩浩，他独自从神秘的宇宙、从颤然未语的世界换到思想的根基。他不追求对历史、对现实的认同，而旨在追求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从而让我们理解了：思想不是放荡的灵魂，不是生存的奴仆，而是对具体生存状态的超越，是向未知世界的探求。
原载《大地》2007年5月1日第九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