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一个周六上午，与北海公园一墙之隔的国家图书馆分馆，几乎成了“奥迪A6”的长龙巨阵，共和国的130多名部级领导，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参加由著名历史学家戴逸主讲的“历史文化讲座”：论康雍乾盛世。
曾经朗照过大清王朝的灿灿阳光，以其不息的热力为这座宫殿式建筑的飞檐、绿瓦，为两尊自圆明园迁移而来的华表，镀上一层金色。尽管图书馆的源脉可追溯至宣统元年（1909年）御批京师图书馆，尽管当年建馆款项来自“庚子赔款”，但其名闻天下，还在于曾经将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之《四库全书》收为馆藏，它身前那条东去故宫、景山的长街，也因此冠名“文津”。
于是，置身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听“康雍乾”，听满头霜雪的戴逸教授讲述前朝往事，那历史感自会平添几分。
不见张扬的手势，也没有激昂的词语，讲台上的戴逸教授一派渊沉气质，只是他那口浓重的吴侬方音需要听者凝神、侧耳甚或加几分揣测，不过部级领导们是入境的，因为随主讲人的某句话语全场轰然就爆出笑声，还有最后起立者“求教于戴老师”的一个又一个问题：“乾隆一举杀甘肃50名贪官是怎样的细枝末节？”“康熙帝是怎样‘平定三藩'的？”“目前电视荧屏‘清宫戏热'，清史专家持怎样的看法？”而因时间关系未能提问者，则将文字意见留置桌面：“希望能具体介绍清朝的吏制即用人制度”，“希望组织者将讲座制成光盘，以便各部委干部学习收看”……
应该说，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国家政要能够以史为师，察今、资政，正是历史的另一种生命价值。
时近正午，一辆轿车将76岁的戴逸教授送回住所，那是平安大道的保留项目，人称“段祺瑞执政府”。其实在更久远些的雍正年代，那是九贝勒胤禟的府第，胤禟对雍正登大宝“怨尤诽谤”，招致雍政的幽禁、黜宗籍、赐名“塞思黑（猪）”，此后，其宅也被赐与雍正第五子弘昼即和亲王，时人称“和亲王府”……
时间的历史呈线性而一去不返，空间的历史却以多维的方式存在着，譬如遗址，譬如文档，清史与戴逸，戴逸与清史，就在这多维的空间相遇、痴缠，有着近乎血肉的关联，戴逸教授说：“我搞了一辈子清史，前半生从近代史切入，搞晚清史，后半生从鸦片战争前移，研究中、前期清史，走了一条‘逆向回溯'的治学路径。”
清史如山 一位叩山掘宝者
可以说，中国汉字是这个世界最早期最原始的图画作品，一个“史”字，文字学家解：手拿册簿的人。
传说中造字的仓颉便是黄帝轩辕的史官，汉民族由此告别结绳记事，到殷商时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后又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至此也建构起编年体、纪传体二大框架，呈现出“文史一家”的古典叙事特征，班固修《汉书》，则为中国第一部断代史。
此后，唐宗宋祖，元明兴替，到公元17世纪，大清王朝建立。
自1644年，李自成率部攻打北京，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努尔哈赤之孙7岁的顺治在叔父多尔衮辅政下定都北京，到1912年仅做了3年皇帝的宣统下诏书“逊位”，清王朝统治中国计268年，其间经十朝“天子”，更有一身历三朝的慈禧“老佛爷”。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长卷中，这是一幅极为特殊又极其复杂的图景：它集封建社会之大成，剃发、易服、圈地、皇权一统，但这根深蒂固的社会形态却于此间解构为半封建半殖民；它曾有过“十全武功”时的疆土辽远版图尤似饱满的桑叶，也曾有过鸦片战争后的割香港割琉球又割澎湖列岛有如听人割宰的牛马犬羊；康乾时代它锁国闭关蔑视万邦因为生产的粮食可供养3亿人口，辛丑年间它师夷长开洋务却被列强火烧圆明园劫掠紫禁城四百兆生民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中兴时它屡发开棺戳尸诛灭九族的“文字狱”，中衰时它产生了百世流传的文学瑰宝《红楼梦》；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曾以破竹之势威震金銮宝殿，千名举人上书喊出历代农民战争都不曾提出的“宪政”直指千年弊端；维新事败“戊戌六君子”菜市口问斩，正是末代王朝寿终正寝的葬礼哀歌……
这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不仅留存于浩繁的文档，铭刻于虎门炮台、圆明园废墟的历史现场，它还渗透在当今中国人的血液里、性情中，不然你就不能理解：香港、澳门回归日，为什么全世界的华人都感到一份欣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人为什么会怒由心生；在萨马兰奇主席平静地读出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的那一瞬，十几亿中国人怎会同时开启泪门——那泪泉深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伤痛。
清史如山，一个外国人，只有翻过清史这座大山，才能进入当代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莽原。
清史是我们民族的一笔大遗产，但在20世纪动荡的年月里，清史研究却长期处于薄弱态势。
中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曾设清史馆，选百余人穷14年之工，编纂了536卷的《清史稿》，为后来的清史研究提供了宏富的参照，但由于编纂者大多为清朝遗老，一些观点、倾向招致批评，同时它也未能顾及到故宫所藏大内秘笈和国外史料，所以始终处于“稿”的地位。
清朝灭亡前，明清档案深藏大内，没有皇帝谕旨任何人不得接近，但清末内阁大库年久失修，部分档案存放于文华殿和国子监。1921年北洋政府竟因经费短缺，将部分档案分装8000麻袋共15万斤以4000元价格卖给造纸厂做原料，后被发现得以抢救。在对清史资料研究整理过程中，著名学者孟森、萧一山等都有开创性的建树，随后又有郑天挺、王钟翰等专家为之沥血呕心。
1958年，当戴逸携《中国近代史稿》出现在这条嶙峋山路上时，年仅32岁，时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这本38万字的专著以观点鲜明、分析深入、态度严谨，得到史学前辈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邓拓等人的好评与赏识，也一举奠定了他青年史学家的地位。同年他成为人大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
1959年，受吴晗先生之邀，戴逸出任《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当时那是一套趣味与品位兼具的畅销读物。
1965年，经董必武副主席提议、周总理亲自商议安排，中央宣传部作出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为七委员中最年轻者。此事因随之而至的“文革”成泡影。
1974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后两国就边界问题谈判，戴逸受命研究、撰写了《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中方代表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同时开拓了清史研究的新领域。
粉碎“四人帮”后，戴逸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领衔主编《简明清史》第一、二册，被称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清代历史的专著，国家教委指定其为大学文科教材，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获吴玉章奖。
此后，戴逸教授主编了获“中国图书奖”的22卷本《清通鉴》和《中国通史·彩图版》，主编了9卷本的《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承担了“六五”社科项目10卷本的《清代人物传稿》（下）；出版了《乾隆及其时代》等历史专著和论文随笔选编《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
1987年至1997年，他担任两届中国史学会会长。
他以等身著述和极高的学术威望，支撑起人们常常称誉他的8个中国汉字：清史大家，史学重镇。
一生史癖 乐趣为生命导航
戴逸是江苏常熟人，那个江南小城为当代中国人所广知，缘于阿庆嫂的那句台词“听说新娘子是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
戏词自不足论，但这常熟城里辈出文人却是史实，譬如明清之际领袖东南文坛的钱谦益，譬如康熙朝有“画圣”之称的王翚，譬如先在弘德殿行走后在毓庆宫行走、一身而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的翁同龢……
戴逸——时名戴秉衡就出生在这文邦彦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教过私塾，平日广结文人墨客，江南著名藏书家铁琴铜剑楼就在我家对面”。
戴逸说他对历史的特殊兴趣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我的家乡有一批以出租‘小人书'为生者，他们背着破旧的藤篮或皮箱，里面塞满各种各样的连环画，租金便宜公道，一个铜板可以租好几本书。每本历史故事书我都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爱不释手”。
在诸位“租书人”中，孩子们独独喜欢纠缠一位着旧长衫者，因为他会“说书”，能把岳飞、李逵、杨家将讲得生动飞扬，栩栩如生，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如今的清史大家说：“连环画是我最早的历史书，那位‘说书人'是给我启蒙的历史教师，如果没有童年的这段经历，我对历史的兴趣会长眠心底。”
戴逸曾用“酷嗜”二字形容童年时对文史书籍的喜爱，为了把一套印刷精美的《薛仁贵征东》买到手，他向家人有哭有闹各种手段用尽；上中学数理化压得人喘不过气，可常熟城里的几家古籍书店依然是他的“课后乐园”，直“乐”到头晕眼花、腿痛脚麻才作罢。他的老师、亲友中很有几位清末秀才、举人，他就时常请教“经史子集”。“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他为自我写照，寥寥数语可见文言功底。
1946年夏，已在上海交大铁路管理系攻读一年的戴秉衡作出一个令家人、同学惊异的决定：投考北大历史系。理由是：本就心仪北大历史系，可报考大学时北大尚在西南联大；如今北大回到北平，而且到上海招生，更“碰巧”的是考试点就在他宿舍楼下……
——今天有学者认为，当一个人进行某种选择时，譬如职业抑或课题的选择，是有情怀介入的，选择的背后有人生、有境界。以此观戴秉衡弃工学史，显然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童年与少年情怀，命途以如此方式转折，似乎只有四字好解：因缘际会。
“初到北大，我一心只想埋头苦学”，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沈从文、贺麟、郑天挺、陈垣、向达……最让他惊异的是北大图书馆，“许多我小时听家乡老先生说起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书架上，让我喜欢得不得了。”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同国民党军警当局屡发冲突，已是学生会干部的戴秉衡也被列入黑名单，并在报刊通缉。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他逃往华北解放区。
几经周折，戴秉衡在古城沧州与解放区干部接上头，在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戴秉衡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与戴秉衡的最大不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在正定华北大学培训学习，戴逸感觉“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既新鲜、惊奇，又兴奋、感佩，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这大抵可以代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的普遍心情，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丧失人心，都促使这一代知识分子热诚地拥抱马列新学说，服膺共产党。
培训结业后，戴逸留华北大学工作。北平解放后，随华北大学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正是如今平安大道上的保留项目，“段祺瑞执政府”的所在地。
戴逸能够凭藉《中国近代史稿》在1958年的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犹如冰山一角，全凭水面以下近10年的积累。1951年，他是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助手，同时攻读研究生课程，并写作、发表了20万字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因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得以在电台连播，这年戴逸25岁。这之后，老一代史学家尹达教授调离人民大学，为研究生班讲授中国近代史的任务就落在戴逸肩上。一方面是小老师、大学生的课堂局面，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近代史研究刚刚起步，没有一本适用教材。戴逸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投入最用功的时期，“经常开夜车通宵达旦”。在几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一部学术专著的框架，再经两年多笔耕不辍，完成了这部开风气之作。因了这项突出的学术成果，戴逸参加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会，1961年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就戴逸而言，史学之路开端顺畅，但五、六十年代的史学界，常起烽火硝烟。1964年发表的《论清官》，为他带来“文祸”：“文革”一开始便被“抄家”批斗，戴一顶“清官帽”在人大校园内游街示众。再后来，蹲“牛棚”、扫厕所、安玻璃，“什么杂活都干过”。“曾经有过一段逍遥的日子，我在家里给孩子‘开私塾'，讲几何、物理……”
将2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他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分在二连养猪班，一共20多头喂不肥的“老头猪”，猪倌却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胡华、吴树青、项充、戴逸……每天挑泔水、起猪圈、做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看这些“老头猪”总也长不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左看右看，但是操作起来就是不行，不会养……”
此时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解散，这些干校学员差一点被“就地分配”，多亏江西方面拒收，人家不愿背“年老体弱工资高”的包袱。后来的转机来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重新思考……
纵观戴逸的学术人生之路，大抵可以总结为：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于顶峰。
成为学界名人，被人最常问及的便是：“成功法则”，戴逸教授曾著文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平日谈吐中，他又合并简化为两项：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欢的专业，有废寝忘食的投入，投入愈大获得的乐趣愈多，再激发起更大的投入，循环反复其乐无穷”，他的经验是，视专业如同恋情人，“全部思想感情专注在她身上，每时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如痴如呆，在其他问题上则心不在焉……”
正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探讨“戴逸先生的成功之道”，他的几位学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任所长罗明教授认为：“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他的另一位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戴先生的女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黄爱平教授认为：“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外新内古 谦和仁义真性情
如果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你会以为这位清史大家从故纸堆里抬起的，定是一张写满近代沧桑的面庞，见他面后，你又会陷入另一种不解：哪里来的喜事，让他总是眯眯笑，笑眯眯？如此欢天喜地，他如何面对二百数十年的苍凉清史？如何面对那些或老实或调皮的学生？
“我对学生是有名的宽松”，戴教授以宽松为美。
“他总当好好先生，可学校是有管理制度的，史学界都知道他面善心活，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性格弱点”，他的一位学生持此观点。
双方各有道理：一位博士生，“五一”节没打招呼就返回外地老家，节后多日也不见其踪影，返校后博士生又撒谎：“一直呆在宿舍”。按学校制度博士生该受处分，可戴教授刀下留人，“别，别处分了”，自然有人认为他“抹稀泥”，戴教授的理由是：“管博士生不能像管七八岁小学生，晚回来几天就如何如何，是管理制度不对劲。”
另一次，为外系一名学生的处分问题，戴教授还与人争执起来：那学生在校园里偷了或说骑了一辆自行车，不久他又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华侨失主写来感谢信，戴教授认为将功折过不该处分，可最后少数服从多数从严发落，提起此事至今还让戴教授有几分遗憾：“他知错改错了啊！”
说他是好好先生也有人不同意：“文革”中党员逐个过关，有位党员的亲属在原籍出了问题，成为他不能恢复党籍的把柄。开会讨论时，自身尚是受审查的泥菩萨，戴逸还是发了言：“事情没有搞清楚就不恢复人家党籍，这不公平。”至今这位党员对戴教授的评价是：坚持原则，不计利害。说他是“史学界有名的厚道人”。
他的学生们几乎都能为此论“持之有征”。
黄爱平是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受教于戴逸先生研究清代汉学。新人登场不免有些陌生，戴先生便为其创造条件，写信联系学术会议，以熟悉新领域。黄爱平说：“后来戴老师把他自己的资料卡片送给了我，对做学问的人来说，这是无私行为，你能感觉到他希望别人好。”
他们看到的是他的心性，可当你深入地观察他的心性时，你会看到他的——矛盾性。
自五十年代，戴逸就以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代表人物鸣世，其史学论著跃动着这种理论的锋芒，但他立身处世的方式和内在心理结构，却是浓重的儒家底色。
譬如谈宽松、宽忍，他说“对人要宽忍些，我认为宽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人都有优点缺点，就是讨厌的人也有优点”。再看儒家名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为史学家下判断，你必须用他的方法方能“征而有信”。
戴逸总是谦谦君子风，“哪里！哪里！”是他面对称誉的口头禅，他还谨守释家大戒：不妄言，譬如他会告诉你他喜欢下围棋，但不会告诉你他获得过杯冠军。令人奇怪的是，他愈谦逊反而赢得更大的尊敬，他五十年代的学生，在这位不过年长六七岁的小老师面前，始终取恭敬之势。
传统旧学构建了他的精神基座，他终于“招供”：“我到高中时才学习写白话文，此前只会写文言文”。正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就了这位清史大家。
清史如山，满头霜雪的戴逸教授就行进在清史的山道上。
以他一贯的谦逊，他会说：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