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先生室名为“冬青书屋”。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刘禹锡开始的，室名就源于刘禹锡自喻品格的诗：“于树似冬青。”他自称：“室不雅，但常高朋满座，有白发苍苍的耆旧，也有西装翩翩的青年，谈论文史、品评字画。”
谈论文史时，卞孝萱带着浓重的扬州口音，中气十足。说起早年在扬州的生活，他取笔画出一张地图，详细解释当年从家到学校，要经过太傅街的阮元故居，路上所见还保存着晚清遗风。由孤儿苦学而成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汪中，是他常常自勉的乡贤。又取出由饶宗颐题签的著作《郑板桥丛考》，介绍自己研究清代扬州画派的心得。
品评字画时，卞孝萱又带我们到房中观看众多名家的字画。对他来说，金石家中，喜欢看马衡、容庚的墨迹；哲学家中，喜欢看熊十力、宗白华的墨迹；史学家中，喜欢看“南柳(诒徵)北陈(垣)”的墨迹；文学家中，喜欢看柳亚子、金松岑的墨迹。
说起书信交往，卞孝萱取出启功的来信，又说钱锺书也有书信，并赠《围城》。当年他的母亲向邻人学字再教他的事迹，有多位学人作诗记录。柳亚子的赠诗中有句：“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陈寅恪诗《寄卞孝萱》其一为：“卞君娱母以文字，千里乞言走书至。我诗虽陋不敢辞，嘉君养亲养其志。”
卞孝萱说，早年自学路上曾向许多学者求教，成年后在学术上主要是帮了三个了不起的人物，自己也受益匪浅：第一个是范文澜，第二个是章士钊，第三个是匡亚明。如今，他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他指导过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写道：“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无形的，是足以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卞孝萱虽然白发苍苍，但精力充沛，现在每天读书写作，关注外面的学术信息。笑着说养生之道是：“从来不锻炼身体，心态平和，不和人闹矛盾。”
吸收众家之长自学成才
1924年，卞孝萱生于扬州没落的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去世，寡母与卞孝萱相依为命。不识字的母亲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卞孝萱。日后有几十位前辈为此事作画赋诗填词。日军侵华，扬州沦陷后，物价飞涨，18岁的卞孝萱独自到上海谋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
南方都市报：你出生没多久父亲就去世了？
卞孝萱：我出生不到两个月我父亲就去世，我是母亲抚养大的。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由母亲向邻居学字后转教给你？
卞孝萱：我认字是我母亲教我的。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不认字，向别人学字，回来教我，这样两年后，她也识得字了。我家里是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里很穷，但还有古书，我的亲戚朋友中有很多读书人，我从小就跟他们学习，有些东西是书本上得不到的。
南方都市报：在家乡受教育的情形是怎样的？
卞孝萱：我在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东西跟清朝末年没有多大区别。我小时候学习古代的东西比较容易，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就是活的化石。扬州收藏的古人的字画很多，清朝的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很多，他们的生活都是过去的那一套。每天我从家到学校，就要经过太傅街，街道、商店都是过去的样子。我小时候熟悉的是这些东西。
南方都市报：抗战后，你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谋生？
卞孝萱：我读到初中时正是抗战，扬州变成沦陷区了。我到溱潼镇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一临时高级中学。读完之后就没有读大学了。后来到上海的银行工作。我就自学，上海有图书馆。
南方都市报：在上海工作了多长时间？
卞孝萱：在上海工作了三四年，又调到厦门工作了一两年，然后就到北京了，参加革命。这是我人生当中走的一条弯路，由于谋生，去做银行了。我一方面做银行，一方面学习，发表一些文章。
南方都市报：有什么自学的方法？
卞孝萱：我自学并不容易。自学的方法跟学校里的是不同的，学校里有老师定期上课，接受的是一家之长。我自学就可以吸收众家之长，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这是好处。坏处就是碰的钉子多，费的工夫多，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有毅力，也要有一定的悟性。要想得到一个新成果，很不容易，首先要思路对，当时我的想法是全面占领刘禹锡、元稹研究，重点占领韩愈、柳宗元。因为前人对刘禹锡、元稹的研究成果少，对韩愈、柳宗元的研究成果多。
南方都市报：这时你向许多名学者请教，陈寅恪先生的诗集里有送给你的诗？
卞孝萱：是的，他曾写诗给我。陈垣也为我题辞。18岁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开始跟许多学者交往了。我是慕名跟他们交往，有的见面，有的通信，他们觉得孺子可教，对我都很好。
逛琉璃厂，以小说书画证史
1949年，卞孝萱到北京的银行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他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研究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发表了一批学术文章。后受推荐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在范文澜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卞孝萱遵照范文澜“专通坚虚”的教诲，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领域。
南方都市报：到了北京之后，你是一边在银行工作，一边进行学术研究？
卞孝萱：是的。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在北海旁边，有一个好处，晚上也开。我每天从银行下班以后，就到图书馆看书，看到关门了才回去。星期天也去，自学是很刻苦的。
南方都市报：50年代你经常去逛琉璃厂？
卞孝萱：在北京，市场我是不去的，风景点也不去的。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一个就是琉璃厂，当时琉璃有很多旧书店，还有地摊，有好书。我现在到外地开会，也不去市场买东西，就是看看当地的旧书店。
南方都市报：当时琉璃厂有很多好的旧书？
卞孝萱：是的。现在琉璃厂尽是新书，没有什么旧书了。我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的时候，买了很多旧书，也交了许多朋友。我交往的朋友有几种，一种是研究文学、历史的，一种是书画的。我主要向文史专家请教。当时跟启功交往，重点还是书画方面。
南方都市报：启功先生和你通了许多书信？
卞孝萱：我跟启功是文字之交。我珍藏着启功写给我的信和他早年的文章。（取出启功早年的文章）我最近发表了几篇关于钱锺书的文章（又取出钱锺书所赠《围城》）。
南方都市报：你和钱锺书先生如何认识？
卞孝萱：我是先认识他爸爸，再认识他。解放之后，我在北京，他的爸爸钱基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因写《中国文学史》，托我在北京琉璃厂给他买书。那时候旧书便宜得不得了，买了书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寄钱给我。有时候他让钱锺书带钱给我，我就认识钱锺书和杨绛，杨绛是大家闺秀，钱锺书风度翩翩。
南方都市报：范文澜先生看了你写的文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卞孝萱：当时我写的是近代史的东西。范老发现我以后，就把我调到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我去了以后，就不再搞近代史研究了，而是帮范老编《中国通史简编》。我住到范老家。
南方都市报：在他家的生活怎样？
卞孝萱：他家是一个小楼，隔壁住着华罗庚，就在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楼下他自己住，楼上是我们几个助手住。
南方都市报：范文澜先生的风度如何？
卞孝萱：他是长者之风，仁者之风。当时活动多，他让我们年轻人住到家里，可以减少活动，集中精力学习。他编著了那么多书，一分钱稿费都没有拿过，所有的稿费都上缴做党费。他自己讲：我拿的工资已经多了。他为人忠厚，不与人勾心斗角，争名夺利。我受他的影响很大，这么多年来，我只做教授，不参与别的活动。
南方都市报：你此后的中唐研究是从刘禹锡开始的？
卞孝萱：我先搞近代史，后来就搞唐代。我注重中唐，就是刘禹锡、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我觉得盛唐的李白、杜甫、王维，搞的人太多了，搞中唐的人相对地少，应予注意。我先搞中唐诗，后来就搞唐代的传奇小说。另外就是研究扬州八怪。我把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方法用到“以小说书画证史”上去。
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
卞孝萱在图书馆看书时认识了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后来成了章士钊家的常客，共同研究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时，需要卞孝萱当助手，便写信给周恩来，请将卞孝萱从干校调回北京。卞孝萱协助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全稿，在章家工作了一段时间。《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在赠卞孝萱的著作上题词：“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
南方都市报：在北京期间，学界的风雨经历得多吗？
卞孝萱：从“反右”到“文革”，我没有吃太大的苦，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我这人的处世方式是不跟人争，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我明白到一点：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在学问上，不在于其他方面。我把心思放在学术上面。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认识章士钊先生的？
卞孝萱：我跟他原来一点关系也没有，他搞《柳文指要》，派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图书馆查资料。王益知给章士钊写封信还可以，查资料就遇到麻烦了。我那时候经常在图书馆看书，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在图书馆碰头。王益知有什么问题，我就帮他解决。他回去就跟章士钊提起我，一次两次以后章士钊就对我有印象了。后来章士钊就让王益知请我到他家去谈了。
南方都市报：章士钊给你的印象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是政治家兼学者，他跟毛泽东感情太深厚了。章士钊是湖南长沙人，早年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同留学英国。回国后，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做校长，毛泽东是他得意门生。章士钊同情革命，曾经帮助过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后来优待他。
南方都市报：此后你一度离开北京下放去劳动？
卞孝萱：我们下放到河南了，社会科学院的人都下放到那里，钱锺书、杨绛、余冠英、俞平伯等都下放到那里。1971年毛泽东要出版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这样章士钊就写信给周恩来，请调我回来，帮助校勘《柳文指要》。我就在他家里，帮他把这部书出版了。
南方都市报：在章家工作的情形如何？
卞孝萱：章士钊住在一个很古雅的四合院里。当时章含之在二外教书，还没有嫁给乔冠华，她也下放了，这时也回来，到外交部做一个副司长，乔冠华是外交部长。章含之嫁给乔冠华是后来的事情，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来以后，就让章含之把书送给乔冠华，这部书是他们姻缘的契机。
南方都市报：《柳文指要》完成后，你和章士钊交往还多吗？
卞孝萱：1971年，《柳文指要》出来以后，中华书局赠章士钊一百部书，章士钊用来送人，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郭沫若等都有。给启功的那一部是我去送的。启功不认识章士钊，章士钊也不认识启功，启功收到《柳文指要》后，由我带他到章士钊家里去见面。后来章士钊去了香港，在香港去世。
编书治史，主张学术民主
“文革”后期，卞孝萱到家乡扬州师院任教。1984年，卞孝萱调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程千帆、周勋初等组成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培养了一批博士、硕士研究生。卞孝萱开设的中国文化史、年代学研究、唐代小说与政治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卞孝萱撰写《刘禹锡评传》和《韩愈评传》，不久匡亚明聘任卞孝萱为副主编。近年来，卞孝萱主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和《中华文化百科》等，主张学术民主：观点上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文字上各显风采，不拘一格。
南方都市报：“文革”后期你曾一度到家乡扬州任教？
卞孝萱：“文革”中知识分子在北京没事做，我母亲年纪也大了，我就到扬州师院。我是扬州人，回乡后我发现做学问一定要在大地方，不能在小地方。大地方的信息及时，资料丰富，人才很多，交流广泛，小地方是不能比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是什么机缘到南京大学任教？
卞孝萱：我在扬州的时候，南京大学曾想调我，扬州师院不放，我就又回北京去。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又做了四年，1984年到南京大学来了。当时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最早的博士生导师就是程千帆、周勋初、我。那时候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老教授去世了，程千帆和我都是外地请来的。
南方都市报：后来怎么协助匡亚明先生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卞孝萱：我来的时候，匡亚明是校长，后来是名誉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我是副主编之一。我跟范文澜、章士钊、匡亚明开始都是不认识的。
南方都市报：匡亚明先生的为人如何？
卞孝萱：他为人挺好。他原来是吉林大学校长，我去过吉林大学，吉林大学个个人都说匡亚明好，在位的时候人家说他好不稀奇，他走了人家还说他好，才是真好。匡亚明校长尊重人才，盖了好房子，要给教师住。他全心全意主编200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他在世时，每部书他都要审读。
南方都市报：你在教学上有什么个人的经验？
卞孝萱：我跟青年人关系比较好，青年人也愿意与我接近。我年轻的时候接触很多老人。老先生有两种，一种是对后生提携、帮助，这种人是大多数。也有少数是遏制后生的。我从自身经历中，感觉到老先生引导后生学习很重要，现在常有年轻人到我家里来，我给他们讲课。我对他们说，写文章不要说空话，要注重材料。
南方都市报：你到了南京之后，注重六朝史研究？
卞孝萱：我到了南京以后，创办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主张学术研究要贴近本地的生活，我回扬州以后就重点研究扬州八怪，来到南京就组织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我当了十年的会长。这个研究会有学术活动，有产品，干实事，培养人才，我们出了一批六朝的书。
南方都市报：从自学成才到成为大学教授，一路走来有什么心得？
卞孝萱：我走了许多弯路，不像现在的青年大学毕业之后读博士，博士读完当教授。但是成名太早也有一个毛病，知识面较窄。譬如研究某一问题，虽在一方面说得通，但放在大的文化背景里可能就说不通。所以现在各所大学都提倡跨学科研究了。人文科学是相通的，文史哲是不可分的，没有精而不博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