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先生的《唐传奇新探》和《唐人小说与政治》，前者为论文集，后者为专著，两书为唐人小说研究作出了新贡献。新在何处？作者在《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导言”中作了介绍：“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卞先生还在《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引用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中的一段话：“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我想这也许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首先，两书提出了许多新观点。由于采用新途径，研究唐人小说，自然新见叠出，譬如认为《唐太宗入冥记》、《兰亭记》是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现；《补江总白猿传》是唐前期官场相互倾轧的反映；《毛颖传》是仕宦失意的宣泄；《李娃传》是对名教虚伪的讽刺；《开元升平源》总结了开元盛世的治国经验，希望唐宪宗能纳谏与用贤；《长恨歌传》总结了天宝之乱的教训，是对唐宪宗的垂戒；《谪龙说》是柳宗元对无罪遭贬的反抗；《喷玉泉幽魂》是李玫为除阉失败的“四丈夫”鸣冤等等。就拿我们耳熟能详的《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来说，一般都将这两篇小说相提并论，不加区别。说它们反映了“浮生如梦”的人生观，是当时士大夫崇奉道教、佛教风气所产生的虚无主义思想的体现，对读者起了麻醉作用，是有害的。但在卞先生看来，这两篇小说是不同的，且均系有为而作。卞先生分析其不同之处至少有四点：（一）《枕中记》之主人公卢生，登进士第，位至宰相，以当时文臣为模特；而《南柯太守传》之主人公淳于棼，系“游侠之士”，“久镇外藩”，取材于当时武将。（二）卢，山东甲姓之一，卢生是正面人物；棼，纷乱也，淳于棼是反面典型。（三）政治背景不同。代宗、德宗两朝，几位功臣不得善终，受杨炎荐引的沈既济，对杨炎之死，尤为慨叹。《枕中记》描写卢生“志于学，富于游艺”，“献替启沃，号为贤相”，以及“两窜荒徼”等等，均与杨炎生平相合，而且杨炎也崇尚道教。而《南柯太守传》撰于德宗贞元年间，德宗先后将8位公主下嫁藩镇，有的是安、史“贼将”的后裔，有的是少数民族的子孙，李公佐不敢正面批评当代的皇帝，只能借小说曲折表达自己的政见。（四）创作动机不同。沈既济写小说，表示自己已经觉悟，视富贵如梦。李公佐写小说，是以梦说教，劝戒当政者。《枕中记》是沈既济受杨炎牵连，被贬后的消沉之作。《南太守传》是李公佐意气风发，积极议政之文。所论真是鞭辟入里，两书引导我们走进了唐人小说的新天地。
除从新的角度研究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外，卞先生也注意运用新方法。显然，文史结合、文史互证是卞先生治学的主要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为学者们普遍采用，还不能算作卞先生的新贡献。以史证诗与以诗证史，前人也已作了比较多的探索。清人钱谦益注杜诗，陈寅恪笺证元稹、白居易的诗就是这么做的，并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卞先生在《唐传奇新探·引言》中说：“唐传奇可以证史，与唐诗可以证史相同。”他对治学方面的新贡献当是以史证唐人小说，反过来又以唐人小说来证史。作者在《治学答问》中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中晚唐政治斗争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而文学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我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唐顺宗被宦官杀害的观点，已为章老《柳文指要》、韩国磐教授《隋唐五代史纲》等书采用。”（《文史知识》1990年第12期）王芸生也评价道：“孝萱同志考出《续玄怪录》的作者是属于王叔文集团系统的李谅，并研究出《辛公平上仙》所描写影射的被杀皇帝不是宪宗，可能是顺宗。这一发现很重要，由于这一发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地认识二王政权和永贞内禅一幕政变的重要意义。这对中唐和中唐以后历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韩愈与柳宗元》，见《新建设》1963年第21期）
卞先生在发现与运用新材料方面成绩突出，也为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卞先生曾向大学生介绍过范文澜的治学经验。指出：“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他还用范老的话号召大家下决心每天坚持工作十多个小时。他从类书、方志、档案、佛经、道藏、碑传、敦煌卷子等各类文献中发现不少新材料来研究唐人小说，并且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譬如他研究《辛会平上仙》，在《册府元龟》中找到一条唐顺宗停发十九个宦官工资的材料，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通要之部》卷2《永贞一瞥.册府元龟之永贞史料》中赞扬道：“卞孝萱勤探史迹，时具只眼，顷从《册府元龟》中检得永贞料二事见示，颇足珍异。”章士钊还抄录了那两条史料以及卞先生的分析文字，今录其一：“《册府元龟》卷507《邦计部.俸禄》：‘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一举而停十九个宦官之俸钱，为中晚唐绝无仅有之大事，二王刘柳与宦官斗争之坚决，于此得一强证。”这条材料也告诉了我们，宦官坚决反对唐顺宗，要他下台，并最终将他害死的原因。卞先收集资料可谓不遗余力，甚至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医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找到了柳宗元纂救三死方，其一云：“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为了供人参考，柳宗元将自己治病的验方，抄给刘禹锡，刘禹锡将其载入自己的医学著作《传信方》中，又为其他医书所采用，使其得以流传。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崇高的思想品质，至死不渝的友谊，以及柳宗元被贬谪柳州以后的困境。
在搜集与利用资料方面，最使人佩服的还是卞先生心细如发，能够在阅读资料时反复沉潜，仔细研究，做到由表及里，去伪存真，从一些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地方发现一些有用的材料。如《唐人小说与政治》的第一讲《“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卞先生看来，“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上是为建成、元吉鸣‘怨'。”但是“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他的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那么如何发现可靠的资料来说明问题呢？卞先生的方法是读书得间，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史官们篡改未尽的地方，并利用私家石刻等可靠资料，来揭露史书中自相矛盾之处，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旧唐书》卷六十六《杜如晦传》记录了如下一段对话：“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大惊曰：‘尔不言，几失此人矣！遂奏为府属。'”卞先生分析道：“从房玄龄与唐太宗的谈话暴露出：（1）太宗当时是藩王身份，但不甘心终身‘守藩端拱'，‘必欲经营四方'，即志在即皇帝位。（2）必欲称帝的太宗，不能失去杜如晦这样的‘王佐才'——辅助他创业治国的人才。‘《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当日史臣记此事的本意，是为了表彰杜如晦有才，房玄龄荐才，唐太宗识才，无意中却暴露出太宗早有夺嫡的野心。”真如庖丁解牛一般酣畅淋漓，切中要害。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