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卞孝萱先生八十大庆之际，由冬青书屋同学会发起，先生的友好、弟子各撰一文，作为对先生八十华诞的祝贺。我们二人是先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学习时间虽只三年，而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们一生受益。敬撰此文，简述先生的治学历程。
卞先生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离休以后，仍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副主编，并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分会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继续从事学术活动。几十年来，先生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种，发表论文二百多篇，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先生学术造诣甚高，然而在这些为人瞩目的成就的背后，先生却走过一条艰辛而漫长的自学道路，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自学成家的知名学者。
1924年，卞先生出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出生不到两个月，父亲便去世了。先生与寡母相依为命。靠卖古董、亲友援助以及母亲为邻居做针线的收入，维持生活。孤儿是寡母的唯一期望，并不识字的母亲，在先生五岁时便教之认字。母亲每天先向邻人学会几个字，然后回家教儿子。这种精神，激励着先生发愤读书。曾有几十位前辈为此事作画赋诗填词，“南社”创办人、著名诗家柳亚子先生赠诗两首，第一首是：“教儿先就学，即学即传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选》）这种“即学即传人”的教学法，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中凡先生认为是陶行知所推行的“小先生制”之起始，是极有意义的。
卞先生家的附近有“大儒坊”，“大儒”指西汉江都相董仲舒。传说曾是隋、唐注《文选》的遗址“古文选里”，也离先生家不远。先生在北柳巷小学读书，校址是“董子祠”，当时董仲舒的塑像犹存。在扬帅呻学读书，从家到校，经过“太傅街”阮元故居。中学的同学中，有汪中的后裔，先生喜听汪家的老人讲些汪中的佚事。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到隋唐“选学”大师曹宪、李善，到清代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阮元、汪中，都在先生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印象。由孤儿苦学终成大家的汪中，尤为先生所向往。先生以乡贤自勉，立志做有学问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卞先生家境更加困难，十八岁便独自到上海谋生。因黄炎培的提倡，当时上海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先生白天在银行工作，晚间进夜校补习。开始学的很杂，后来兴趣集中在文史方面。先生感到夜校传授的知识远远不够用，自然而然地走上自学之路，遇到疑难问题，便向学者求教。由于没有固定的老师，养成了先生不囿门户之见，不泥一家之言，“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的习惯。
先生在自学的过程中，披荆斩棘，吃过不少苦，走过不少弯路，终于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走的道路。先生常说，仅知“转益多师”而不懂得走自己的路，会茫无头绪，得不到归宿。
卞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经验、学术观点及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由今及古——卞先生的学术生涯，从研究中国近代史开始，从收集、整理辛亥革命时期重要人物碑、传入手。“正史”之外，私家撰写的碑、传也是我国史籍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先生读了钱仪吉《碑传集》、缪茎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当时汪兆镛《碑传集三编》尚未出版）以后，感到清以后的碑传急需访求，日久便易散佚，于是立志收集清以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人物的墓碑、墓志铭、家传、行状等。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利用银行工作的业余时间，发此宏愿，惨淡经营，实属难能可贵。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蹄敝先生对此事十分重视，将先生推荐到所里工作。进所后不久，又受知于所长范文澜先生，在其指导下，协助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此后，卞先生的研究方向转移到古代文史。
为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卞先生与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唐文权合作，将所收藏的清以后碑、传，编为《辛亥碑传集》、《民国碑传集》两书，先后由团结出版社排印。华中师大教授章开沅先生自美国寄来序言，略谓：“由于时代风尚的演变，加以战乱连绵不绝，民国中期以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死后，树碑立传、刻石铭墓者越来越少。""这两部书的出版，是钱、缪、闵、汪之后的一大继作，亦未尝不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对于编辑者的劳绩与出版者的识见，我们都应该给以肯定与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志钧先生在序言中说：“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辛亥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史学方法也有演变，就碑传而言，也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出现了不少自述自传，这里也予采录。”“读者除能翻阅有关资料外，还可看到近代史学的发展、演变。”“我到台湾和日本讲学，也把两书整理出版的消息告诉了台湾和日本的史学界同行，他们听了既对卞公的辛勤搜访表示钦佩，也盼两书能早日出版。”从两位著名学者的评论可见这两部书的学术价值。这是卞先生早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总结。
卞先生长期在范文澜先生身边，边干边学，在掌握了中国古代文史知识的基础上，以唐代文史为主攻方向，遵照范老“专通坚虚”的教诲，突破了治文者不治史、治史者不治文的单一范围，开拓了一个点面结合、文史结合的广阔领域。具体表现在：
点面结合——唐代文学家，“刘柳”并称，“元白”齐名。但历来研究柳宗元、白居易者多，研究刘禹锡、元稹者少。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卞先生选择刘、元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况这是点。接着卞先生又对李益、张籍、王建、李绅、南卓等（与刘或元创作关系比较密切者）进行研究，考证生平，这是面。由点到面，以避免孤立地研究刘、元可能产生的弊端；再由面返回到点，以充实、深化对刘、元的认识。卞先生又撰写了《刘禹锡丛考》，此书不是一般的交游考，而是在清理刘禹锡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刘禹锡的立场、观点、品格和精神风貌，揭示出决定或影响他一生的政治倾向、文学创作以及书法、医学研究的内在与外在的原因，展现了永贞革新及其前后的社会政治现实，使刘禹锡研究有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丛考》考证出刘禹锡亲友近五百人，给出一幅完备周详的社会关系网络图，为刘禹锡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989年，卞先生接受《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主编的任务，是他再一次由点到面的尝试。历时十二年，经过探索，终于编成这部选录资料一千万字，收录作家约两千人，引用古籍近两千种的大型类书。出版后被誉为“迄今为止有关隋唐五代文学资料最全、最精的一部”，是已出版的各种书“都不能代替的”。
文史结合——从卞先生所参加的四个学会及其所担任的职务，已可反映出他具有文史兼通的特长。《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为了丰富读者的古代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领悟古典文学作品的内容，特请卞先生撰写《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讲座》，讲座深入浅出，受到读者普遍欢迎，从而看出先生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的精湛研究。最近，先生对同济大学研究生作学术报告，讲稿载入《迈向精神殿堂——人文学者在同济大学演讲录》。
卞先生一贯以文史结合的方法探索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例如：在《元稹年谱》中，考出元稹出生于一个父老母少、受异母兄歧视的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父亲死后，元稹和寡母被迫离家，过了若干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段历史，对元稹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又考出元稹“变节”真相：元稹通过科举，得到宰相裴垍的赏识，在裴垍支持下，敢于与权奸斗争。裴垍死后，元稹失去倚靠，转而交结宦官。又：在《刘禹锡年谱》中，从北朝民族融合的背景，考出刘禹锡是洛阳人。又从唐朝安史之乱时北方人口南迁的背景，考出刘禹锡出生于苏州地区。新见一出，就得到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和苏州大学教授钱仲联的肯定。（见《唐宋文举要．前言》）又如：收在《刘禹锡研究》中的三篇论文，阐述了刘诗对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杜牧，宋代苏轼一间、江西诗派的影响，正如评论者所说：“于前人或他人所不到处别生只眼，洞察并揭破千古未发之幽秘，使读者茅塞顿开，耳目一新。”（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1期）先生还编了《刘诗历代评述选辑》，酌加案语，作为附录。资料与论文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使全书成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刘诗研究的信息库。
卞先生的许多新说创见，都是文史结合的产物，尤为脍炙人口的是先生对唐传奇的研究。先生认为：唐传奇富于文采，亦有寓意，如仅欣赏其文采而忘却其本意，则失之矣。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史书往往语焉不详，甚至隐讳，而传奇中有曲折的反映。先生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历史背景以及传奇作者的政治立场入手，用文史结合的方法，首先对《任氏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信》、《霍小玉传》、《上清传》、《辛公平上仙》六篇传奇的创作意图，进行了新的探索。这组论文，收在《唐代文史论从》中，《唐代文学年鉴（1988年）》评论道：“为唐代小说研究开辟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新途径，不惟新见叠出，发人深思，而且材料翔实，令人信服。”其中《辛公平上仙》是影射顺宗被害的观点，已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先生《柳文指要》、厦门大学教授韩国磐先生《隋唐五代史纲》等书采用。卞先生不断扩大这方面的研究，又对《补江总白猿传》《毛颖传》《李娃传》《谪龙说》《河间传》等传奇，进行了新的探索，先后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隋唐五代史国际研讨会”（香港）、“1993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文，受到好评。如《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前言》说：“卞孝萱先生《〈谪龙说〉与〈河间传〉新探》集考证与比较方法于一炉，考出《谪龙说》与《河间传》之内涵深意，新见叠出，令人一新耳目。”卞先生治学，思路开阔，见解独到，实是文史兼通的典范。曾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及大陆几所高校作专题演讲。现已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编为《唐传奇新探》、《唐人小说与政治》两书。
自学成家的卞先生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固然是由于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刻苦钻研精神，同时，也是与先生的高尚品质分不开的，先生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逻辑学家章士钊校订《柳文指要》一事，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卞先生长期在北京工作，经常到各图书馆看书。当时章老正撰写《柳文指要》，其秘书王益知常到各图书馆查阅资料，遂与卞先生相识。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难题而求助于卞先生时，先生都认真思考，详细解答，因此得到章老的赏识与信任，在《柳文指要》中多次引用卞先生的研究成果，例如：在《二恨潜通史迹》里称赞先生“如此觅证，在逻辑谓之钢叉论法，百不失一。孝萱既从联锁中获得良证，而吾于子厚所云外连强暴之一大疑团，立为销蚀无余，诚不得谓非一大快事。“此书出版前，章老特请卞先生校订全稿。卞先生在章老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获得亲近的机会，学业更有长进。
卞先生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恭敬谦和，特别是先生与人为善，奖掖后进的宽广胸怀，更为人们所称道。为了扶持与培养人才，先生常与中青年合作撰文，使他们有发表文章的机会，能够早日脱颖而出。获得国家级专家荣誉称号的徐州师范学院教授吴汝煜，其第一部著作《刘禹锡》就是在卞先生指导下，合作撰写的。吴汝煜不幸早逝，其遗孀写信给卞先生说：“汝煜生前，常在我面前提起您，汝煜取得一些成绩（特别在刘禹锡研究方面），跟您的引路、帮助是分不开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及其《续编》中，经卞先生指导，合作撰文的几位中青年学者，也已分别评为教授、副教授。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耀东先生在《唐代文史考辨录．后记》中说：“卞孝萱教授无私地提供珍藏的重要文物材料，使我在《〈登科记考〉考补》中获得力证。”先生把珍藏了几十年的辛亥时期人物碑、传捐献给国家，其无私胸怀于此可见一斑。所以，先生指导过的一位研究生在文章中说：“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有形的，而先生的刻苦精神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高尚的品格情操，是无形的，是足以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确是由衷之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卞先生鉴于普及社科知识，提高人文素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耄耋之年，除了坚持自己的科研外，还带领了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从事了两项规模宏大的文化积累工程。一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主编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和《中华文化百科》等。二是配合当前改革开放，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主编了《中国改革史鉴丛书》、《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等。此外，还主编了《资治通鉴新编》，旨在探索一条普及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路子；又主编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旨在为高校提供一个反映最渐成果的教材。这里不一一详述。卞先生在主编工作中，发扬学术民主：观点上各抒己见，自由发挥；文字上各显风采，不拘一格，深受合作共事者的爱戴。
卞先生不看重科研奖、著作奖，从不与人争名。然而，人们是有鉴别力的，如先生在《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文中，提出新乐府运动是裴垍集团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元和“中兴”起了积极作用的观点，被《文史知识》广大读者评选为十篇最爱读的文章之一。又如先生在《〈瘗鹤铭〉之谜》文中，从鹤与文学、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五个万面，否定了流传的王羲之、陶弘景、隋人、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王瓒七说，提出撰者、书者、立石者是晚唐五代几个修道之人的结论，被选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这些事实说明先生的创作生命力是多么旺盛，令人欢欣鼓舞。祝愿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