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永恒的悲美：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与挽歌习俗   

二、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习俗 

（三）挽歌诗及其悲哀情调 

 挽歌诗是文人为挽歌撰写的歌词。《新唐书》卷八二《承天皇帝倓传》：“（李）泌为挽词二解，……命挽士唱。”挽歌诗的产生与挽歌的出现是同步的，但直到萧统编《文选》时，它才正式被确立为古典诗歌之一体。《颜氏家训·文章》：“挽歌辞者，或云古者《虞殡》之歌，或云出自田横之客，皆为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陆平原多为死人自叹之言，诗格既无此例，又乖制作本意。”由此可知，挽歌诗并不在六朝正统的“诗格”之列，所以作品数量也不是很多。秦汉以前的挽歌诗皆已亡逸，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的作品主要有曹魏缪袭的三首《挽歌诗》，载于《文选》卷二八、《北堂书抄》卷九二；西晋傅玄的三首《挽歌》，载于《北堂书抄》卷九二；陆机的《庶人挽歌辞》二首、《王侯挽歌辞》一首，亦载于《北堂书抄》卷九二，其《挽歌诗》三首见于《文选》卷二八，《挽歌辞》二首载于吴棫《韵补》卷五；陶渊明的三首《挽歌诗》载于《乐府诗集》卷二七；南朝·宋颜延之有《挽歌》一首，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五二，鲍照有《代挽歌》一首，见于《乐府诗集》卷二七；南齐·丘灵鞠有三首《殷贵妃挽歌诗》，《南齐书》卷五二《文学列传》存其残句，北齐祖珽有《挽歌》一首，见《乐府诗集》卷二七；隋·卢思道有《齐文帝挽歌》一首，见于皎然《诗式》卷三。清·吴淇谓“挽歌昉于缪袭”（《六朝诗选》卷一一），而缪氏的创作深受汉乐府的影响。《晋书》卷二三《乐志下》：“汉时有《短萧铙歌》之乐，……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这就是《魏鼓吹曲十二篇》（见《宋书》卷二二《乐志》）如同这部组诗，他的三首挽歌诗也是向汉乐府学习的结果。但寻根溯源，挽歌诗实际上滥觞于《古诗十九首》（《文选》卷二九）：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这首诗抒发的是流荡在洛阳的游子因为看到北邙山的坟墓而触发的人生概叹。它奠定了挽歌诗悲凉无奈的基调，以后缪袭、傅玄、陆机和鲍照等人的创作，虽然在抒情、描写的技巧方面更趋细腻、完善，但基本的思想情调与此无异。如缪袭的《挽歌诗》： 

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暮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悬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歇灭，齿发行当堕。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 

诗人指出，朝发高堂、暮宿黄泉，乃人生之一大规律，形容歇灭、齿发无存是生活中最无情的事实，即使神明的造化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生时的繁华不仅不能挽救亡没之身，反而映衬出死后的凄冷。再如傅玄的《挽歌》： 

人生鲜能百，哀情数万端。不幸婴笃病，凶候形素颜。衣衾为谁施，束带就阖棺。欲悲泪已竭，欲辞不能言。存亡自远近，长夜何漫漫。寿堂闲且长，祖载归不还。 

人生短暂而多艰，生老病死中交织着万端哀情，迎接死者的是漫漫的长夜，留给生者的是漠漠的痛苦，欲悲无泪，欲言不能，仿佛是一段僵冷干硬、冷寂无情的枯树的空壳。陆机的《挽歌》对于人类形体泯灭的悲剧性描写更为触目惊心： 

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磅礴立四极，穹崇效苍天。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广霄何寥廓，大墓安可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金玉昔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飨蝼蚁，妍骸永夷泯。…… 

鲍照的《挽歌》也表达与此相同的思想。在中古时代如泣如诉的挽歌之音中，伟大诗人陶渊明于迟暮之年，属纩之际，唱出了迥出流俗的曲调。他自觉身体之衰微，如西山残照、秋圃荒树，于是借挽歌自叙其人生观。其《与子书》云：“天地赋命，有往必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陶渊明》）《挽歌诗》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基于对生命的这种认识和体察，陶渊明吟道： 

昔在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挽歌诗》其二）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诗》其三）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记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分了。”（《旧约·传道书》，第九章）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九原不可作，白骨生苍苔，通常被挽歌诗的作者们视为生命的不幸；而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即在于将这种不幸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若非对人生对宇宙大彻大悟，生平有定力定识，岂能如此!

     “对死的悲哀意识正标志着对存在的自觉。从而它就不再是动物的临终或临‘刑’前的生物式的哀号，而是在日常生活甚至在欢愉嘉会时对死亡的时刻关注。”（李泽厚先生语，同上）晋人在诗中好说死，因为他们留恋生；陶渊明不仅留恋生，在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还能以达观的态度对待死，以飞动的神思想象死，以抒情的诗笔描绘死。在陶渊明的笔下，死亡构成了生存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发现。基于这一发现，他超越了时代，超越了人生，超越了自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三首《挽歌诗》达到了中古时代挽歌诗最为辉煌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