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从个体到群体：中古士人生活的若干“原生态”

  第七章“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 诗歌创作 

三、“纵横诗笔见高情”——嵇、阮诗歌的抒情境界与游仙思想 

 我国古代有关神仙的思想起源甚早。关于游仙思想和游仙诗的起源问题，曹道衡先生在《郭璞和游仙诗》（《中古文学史论文集》，页199~203）一文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此不赘引。伴随着秦皇汉武的求仙服药和对长生不老的希冀与探求，以神仙为题材的诗歌也出现了，如《水仙操》《赤雀辞》（《全汉诗》卷一一《古诗》）等等皆是。在汉代，有一首《古游仙诗》，今仅存残句：“带我琼瑶佩，餐我沆瀣浆。”（同上）但游仙诗起源于战国时代，由屈原首创，这似乎已成公论。朱光潜先生早年所作《游仙诗》一文对此有深刻的阐发。屈原的作品，如《离骚》以及相传为屈原的《远游》等诗篇都带有浓郁的游仙情调。《远游》云：“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质菲薄而无因兮，焉托乘而上浮。”清·蒋骥谓屈原：“幽忧之极，思欲飞举以舒其郁。”“原自以悲戚无聊，故发愤欲远游以自广，然非轻举，不能远游，而质非仙圣，不能轻举，故慨然有志于延年度世之事，盖皆有激之言而非本意也。”（《山带阁注楚辞》，页145）他将屈原的游仙诗理解为牢骚之词，固然有失偏颇，但屈子之游仙也的确与其在政治上的失意有关。嵇、阮的游仙诗也是如此。他们秉承了屈子的浪漫精神，将一腔忧愁愤恚灌注于笔端，以游仙的诗意曲折地批判和抨击了黑暗的现实社会。关于游仙诗的艺术传统，东汉末年的仲长统（180~220）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案《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地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亨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又作诗二篇，以见其志。辞曰：“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沆瀣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柂。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仲长统的这两首诗就是游仙诗。自由自在的精神，离经叛道的气质，尽寓于浪漫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嵇、阮的游仙诗，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嵇、阮的情感表达更为隐晦一些罢了。显然，嵇、阮受到仲长统的影响更为直接。

在嵇、阮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对于王子乔、赤松子、浮邱公和羡门子等神仙人物的叙写以及对于神仙生活的描绘。如前所述，诗人歌咏神仙，其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患之感，是以矛盾痛苦、彷徨无依的心理为背景的。既然在现实中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那么就只有退回到自身，在纯粹的幻想中构建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因此，借游仙以抒怀，构成了嵇、阮诗歌的一个鲜明特色。《文心雕龙·明诗》云：“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在正始时期的作家中，嵇、阮在游仙诗的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 

（一）“阮旨遥深”：阮籍的游仙诗 

在阮籍的《咏怀诗》中，有不少游仙之作，尽管诗人未以游仙命篇。如其中的第八十首： 

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三山招松乔，万世谁与期？存亡有长短，慷慨将焉知？忽忽朝日隤，行行将何之？不见季秋草，摧折在今时。 

诗人将它归入《咏怀诗》之内，正说明它具有“咏怀”的性质。这篇作品浓缩了诗人对人生的咏叹。诗中的“佳人”是诗人的理想寄托。《咏怀诗》其十九是歌咏“佳人”的专篇：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璜。修容耀姿美，顺风振微芳。登高眺所思，举袂当朝阳。寄颜云霄间，挥袖凌虚翔。飘飖恍惚中，流眄顾我傍。悦怿未交接，晤言用感伤。 

然而佳人不见，松、乔难招，存亡不定，岁月飞逝，人生正如在秋风中摇曳的小草一样，脆弱无力，随时都可能被摧折。在《咏怀诗》的其它篇章里，对于神仙的描写和歌咏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唐代学者李善说：“咏怀者谓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观其体趣，实谓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文选》卷二三）李氏看到了《咏怀诗》的抒情特质，并且指出其中的“情”同魏晋之际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陈沆在分析《咏怀诗》中的十篇作品时也指出：“此皆咏悲愤之怀也。十章非一时所作，非一感所成。粤自正始履霜之年，下穷景元倒柄之岁，触绪抒骚，烦忧命管，畏显题之贾祸，遂咏怀以统篇。杂沓无伦，萧条百感。惟其讥刺之什，差有时事可寻。至其低徊胸臆，怊怅性灵，君子道消，达人情重。或采薇长往，矫首阳之思；或拔剑捐躯，奋国殇之志；或揽羲辔于云汉，手无斧柯；或盼同志于天涯，目穷蒙汜。但能比类属词，何殊百虑一致。光禄《五君咏》云：‘阮公虽沦迹，识密见亦洞。’又曰：‘韬光日沉隐，虽知非荒宴。’苟得斯意，书不尽言，触目会心，无烦疏释。”阮籍目睹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变，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艰辛体会颇深，于是将他在当时的社会情态下所滋生的种种意绪尽情地发诸吟咏。由于诗人担心显题取祸，因而以咏怀之名笼统命篇，连那些游仙诗都未加标题。诗人借游仙的诗意抒写悲愤之情，使感情的表达极为含蓄、隐微。陈氏所谓“书不尽言，触目会心，无烦疏释”，意思是说对阮籍这类诗歌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可见他对这些作品的本质做了准确的揭示。

诗人欣慕神仙的轻举高蹈，飘然无累，说明只有遗世登仙才能摆脱现实生活所造成的苦恼。《咏怀诗》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诗人艳羡渔父乘流泛舟，无所牵挂，希望登上太华山，与赤松子一同遨游。悠悠天道恢弘渺远，而岁月却是无情的，人生也如同尘露一般，转眼即逝。作品所表达的对神仙的追慕之情是十分强烈的，赤松子这位神仙成为诗人抒情达意的艺术载体。有时，诗人还借游仙的诗意表达对曹魏悲剧人物的同情，隐寓对曹魏的怀念和悲惜，深沉而动人。《咏怀诗》其六十五： 

王子十五年，游衍伊洛滨，朱颜茂春华，辩慧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呜且翔，挥翼且酸辛。 

对于此诗的意旨，前人解释不一，而黄节的考论比较可信。黄氏说：“盖此诗伤高贵乡公而作也。《魏志》：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在位凡六年，则即位之时年当十五。诗中称其辩慧，如《志》载帝幸太学问诸儒事可证。陈寿评曰：‘高贵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则诗言轻荡弃身，匪高贵其何指?”（《阮步兵咏怀诗注》，页78~79）他认为此诗是为伤悼高贵乡公曹髦而作的，其说可从。诗人赞美曹髦心地纯洁，聪颖善辩，又批评他轻荡鲁莽，白白牺牲，对他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又《咏怀诗》其三十五： 

世务何缤纷?人道苦不遑。壮年以时逝，朝露待太阳。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天阶路殊绝，云汉邈无梁。濯发暘谷滨，远游崑岳傍。登彼列仙岨，采此秋兰芳。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 

表面上看，这是一篇游仙之作，但作品的感情基底是对曹魏的怀恋和对黑暗社会的批判。蒋师爚说：“‘愿揽羲和辔，白日不移光’，欲延魏祚也。天阶路绝，势所不能，托之游仙而已。”（转引自《阮步兵咏怀诗注》，页45）诗人胸怀入世之志，而故作出世之想。在他的眼中，魏朝的国运正像清晨的露珠一样，只要炽烈的阳光一照，就消散不留了。为此，诗人深感忧愤。诗人执着于生活，对光明充满了向往。诗人欲挽住美丽的太阳，希望它永远照耀大地，泽惠人间，这愿望是多么美好!然而，天阶路绝，云汉渺远，正如郭璞《游仙诗》第十七所言：“翘首望太清，朝云无增景。虽欲思灵化，龙津未易上。”（《全晋诗》卷一一）在无可奈何的情境之下，诗人只能寄情于仙境，在幻想中遨游昆岳，拾采兰芳，远离凶险的时路，翱翔于太极之中。

由以上两首诗可以看出，《咏怀诗》在感情表达方面是十分隐晦的。正如众多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由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清·沈德潜说：“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笺释者必求时事以实之，则凿矣。刘彦和称：‘嵇旨清竣，阮旨遥深。’故当截然分道。”（《说诗晬语》第五六条，《清诗话》，下册，页531）。沈氏的这一观点是颇为深刻的，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阮籍诗歌的美学风格。但如果不对作品进行历史的审视，就断然说《咏怀诗》绝对与时事无关，也不符合实际。以前一首诗而论，诗人实际是以王子乔这位仙人影射曹髦，这样使读者认为是它游仙诗，也就不会怀疑诗人有政治方面的寓意，如此则“当时雄猜之渠长，无可施其怨忌”（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了，从而也就避免了个人的无谓牺牲。陈沆谓《咏怀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比兴则声情依永，言之若不伦；奥诘则索解隐微，闻之者无罪。在心之懑既抒，尚口之穷亦免”，这一见解更为深刻、精辟。阮籍借游仙以抒情，就使感情的表达颇为“奥诘”，这正体现了“阮旨遥深”的特色。对此，古代的评论家多有阐发。李善谓“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三《咏怀诗》），钟嵘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陈延杰《诗品注》，页23），王世懋认为“深于寄托”（《艺圃撷余》，《历代诗话》，页774），胡应麟称 “兴寄冲远”（《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五言》），张溥说“《咏怀》诸篇，文隐指远，定哀之间多微词，盖指此也。履朝右而谈方外，羁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传，岂《子虚》亡是公耶？”（《阮步兵集》题辞，《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页89），刘熙载说“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词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艺概》卷二《诗概》），这些看法都比较符合阮诗的实际。 

（二）“嵇志清峻”：嵇康的游仙诗 

如上所述，嵇康在他的诗歌中则经常抒写超尘出世的情怀。他创作了真正的《游仙诗》。嵇康的《游仙诗》共有两首，其中一篇是四言诗，现在仅存残句： 

翩翩凤辖，逢此网罗。（《嵇康集校注》，页327） 

另一篇作品是比较完整的五言诗：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神仙传》谓“嵇叔夜有迈世之志”（转引自《嵇康集校注》，页371），正是这首诗的立意。他的求仙欲望十分强烈，几乎在一派仙境中陶醉了。诗人通过对幻想中的仙境的描绘，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世俗生活的不满与愤激。他对人世的生活是有厌倦之感的，所以他在《重作四言诗七首》（一名《秋胡行》）其六中写道： 

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厉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游八极。 

反复咏叹的句式，显示了诗人求仙的虔诚和热情。诗人试图在仙境中求得精神的解脱。刘熙载说：“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艺概》卷二《诗概》）刘氏所论颇为中肯。显然，嵇康也是借游仙以抒情的。

在艺术风格上，嵇康的游仙诗与阮籍的同类作品大不相同。刘勰说“嵇志清峻”，与钟嵘所谓“过为峻切”，“托喻清远”（陈延杰《诗品注》，页32）一样，都是指叔夜作品的清新自然，激昂有力。嵇康表现远游出世之志是毫不掩饰的，他也没有寄托什么深意。《重作四言诗七首》第七： 

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徘徊钟山，息驾于层城，上荫华盖，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载长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层城。 

陈祚明说：“《秋胡行》别为一体，贵取快意，此犹有魏武遗风。”（转引自《嵇康集校注》，页52）这首诗确实是一篇令人快意的作品。诗人幻想徘徊于钟山之上，息驾于层城之中，采药受道，超升紫庭，并在天街中逍遥，获得永恒的生命。作品质朴朗畅，清新刚健，与魏武帝的《秋胡行》风格相近。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乘风高游，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这两首诗歌咏神仙生活，表达了诗人超凡出世的愿望，颇有质直之气。方廷珪说：“读叔夜诗，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资高妙，故出口如脱，在魏、晋间，另是一种手笔。”（转引自《嵇康集校注》，页19）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出，嵇康的诗歌议论化的倾向比较严重。他的一些作品往往情旨毕露，缺乏感染力，在艺术上是不能与阮籍的游仙诗相提并论的。钟嵘以为嵇诗“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陈延杰《诗品注》，页32），明·陆时雍谓“嵇阮多材，然嵇诗一举殆尽”（《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页1405），都是针对嵇诗缺乏含蓄之美而言的。刘熙载说：“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艺概》卷二《诗概》）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与诗人的生活、思想特别是性格上的差异也有密切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 

刘勰认为嵇、阮创作风格不同，其原因在于他们的“情性”不同，叔夜“直性狭中”“遇事便发”，这就是“俊侠”；嗣宗“外坦荡而内淳至”（《晋书》本传），这就是“俶傥”。

    胡应麟说：“凡仙、释诗，多方外气骨，殊寡意度。”（《诗薮》外编卷二《六朝》）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嵇、阮之游仙诗并非如此。《咏怀诗》第七十：“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嵇、阮生于忧患之中，深于哀乐之情，所以他们的游仙诗也浸透着深沉的“悲情”与“悲思”。特别是阮籍的作品，其“意度”较嵇康更深，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五：“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磈磊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吴世常《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页54）嵇、阮以其纵横的诗笔描绘了美丽动人的神仙世界，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美好的情怀。钟嵘谓郭璞《游仙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注》，页39），以此言评论嵇、阮也是完全恰当的。嵇、阮不是以游仙诗闻名的作家，但他们借游仙以抒情，既继承了楚词以来的优良传统，同时又为郭璞《游仙诗》的创作积累了艺术经验。清·方东树说：“郭璞《游仙诗》，本屈子《远游》之旨而拟其辞，遂成佳制。”（《昭昧詹言》卷三《补遗》，四二条）郭璞受到了屈原的影响，但嵇、阮的游仙诗对于郭氏接受屈原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嵇、阮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游仙情结，并不是脱离现实的冥思玄想，而是由现实生活所激发出来的诚挚、深沉的感情寄托，这是与虚伪的名教和黑暗的社会不妥协的心志的曲折反映。诗人借游仙以舒怀，既表现了慷慨激昂的豪情，又充满了排解抑郁的轻举远飏的逸兴，显示了诗人博大宽广的精神境界，使人振作，使人感奋。从诗人笔下的奇思壮采中，我们获得了无限的美感。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文心雕龙·才略》）“遣论”与“命诗”固然不同，但刘彦和洞察了他们共同的艺术倾向。在游仙诗的创作方面也是如此。阮籍和嵇康师心使气，共同奏出了神仙世界的交响诗。其寥亮之音，永传后世，横天之翼，高扬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