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谈与中古辩风 

中古士人之清谈，崇尚谈辩的倾向十分突出。辩论的才能是清谈家必须具备的，因为辩才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清谈的胜负，也间接地影响着清谈家的声名与前途。因此，考察这一现象的历史发展，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谈文化的认识。

崇尚谈辩，自古已然。思想活跃的时代和精神自由的时代都会孕育一大批能言善辩的人物。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家和纵横家都以善长辩论独立于士林。名家学派是十分重视辩才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其学说由《庄子·天下篇》可见一斑。《天下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篇学术史，专门评论春秋时代各家学派的学说。惠子和公孙龙子被置于此篇之末，显然被视为末流。惠施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也就是说，事物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和区别。惠施对此做了极端的夸张，并且“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惠施又推衍出“卵有毛，鸡三足”，“马有卵”、“火不热”等观点，于是流于诡辩。惠施与公孙龙都是善长口辩的。“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他们以口辩为业，而不关心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正如《天下篇》所说，“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其出发点在于“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即以违反常理的言论和诡异怪诞的辞说，来战胜别人，以显示其与众不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荀子认为名家的学说无益于国家政治，没有任何用处，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惠子和公孙龙子所代表的名辩思潮自有其积极意义，二者之间亦有差别，此不具论。他们都崇尚辩论，这是其共同的的倾向。至战国时代，纵横家思想流行一时。当时群雄逐鹿，英杰虎争，外交往来频繁，纵横之说纷纭，谈辩之士蜂起，逐渐形成一种谈辩之学。张仪、苏秦和公孙衍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资治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五年”（310 B.C.）： 

仪与苏秦皆以纵横之术游诸侯，致位富贵，天下争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孙衍者，号曰犀首，亦以谈说显名。其余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徒，纷纭遍于天下，务以辩诈相高，不可胜纪；而仪、秦、衍最著。 

纵横家们凭借灵牙利齿和滔滔辩口干谒时君，各陈己说，以获取高官厚禄。正如刘勰所言：“暨战国争雄，辨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文心雕龙·论说》）中古时代的辩论之风正与名家学派以及纵横家的辩论遥遥嗣响。从东汉至三国，辩论之风复起，至两晋而大盛，南朝绍其余绪，辩才云蒸，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目不暇接。 

 一、汉魏之际：中古辩风的开端  

（一）东汉时期的辩风 

自汉武帝以后，由于思想专制，中国知识界已无复百家争鸣的气象。到东汉中叶，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于是辩论之风渐开。本书（页7）曾经援引《后汉书·仇览传》，谓诸生们在太学聚会畅谈，仇览目之为“游谈”（虚浮无根之谈）。这说明当时在太学之中辩论的风气已经盛行，许多人有辩才而无实学，故仇览鄙薄之。《后汉书》卷六八《符融传》： 

后游太学，师事少府李膺。（李）膺风性高简，每见融，辄绝它宾客，听其言论。融幅巾奋褎，谈辞如云，膺每捧手叹息。郭林宗始入京师，时人莫识，融一见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符融之所以见重于李膺，是因为他谈功不凡，而符融之嗟服郭林宗，也与其口才不无关系。《后汉书·郭林宗传》称林宗“善谈论，美音制”，而其平日过从的密友也多为辩士。如谢甄与边让“并善谈论，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尝不连日达夜”（同上，《郭林宗传》附《谢甄传》）。《后汉书》卷八0上《文苑列传·边韶》： 

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类也。 

边韶才思敏捷，灵牙利齿，发口成韵，令人叹服。边让也是“辞对”的专家。《后汉书》卷八0下《文苑列传·边让》： 

少辩博，能属文。……让善占[射]，能辞对，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能辞对”，即擅长辞令，应对敏捷。在当时，动听的言词，美妙的议论，是特别受人赞许的。东汉末年，盛行清议，谈辩之风的昌炽与清议有密切关系（参见本书页2~4）。以上所涉及的东汉名流，有许多人是清议方面的专家，如郭林宗、符融和李膺等等。随着两次“党锢”的兴起，辩士们就钳口不言了。直到汉末、三国时代，辩论之风才复炽于世。 

（二） 汉末、三国时代的辩风 

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武力震慑四方。曹操崇尚文学，所以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杰出之士如王粲（177~217）、陈琳（156~217）和刘桢（？~217），既以诗文创作饮誉当世，也以辩论之才驰名一时。《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粲才既高，辩论应机。”这一点在王粲劝说刘琮归顺曹操一事上有生动的体现，他说： 

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同上，裴松之注引《文士传》） 

王粲历数曹操的功业，劝说刘琮“卷甲倒戈，应天顺命，以归曹公”（同上），俨然战国纵横家之声口。陈琳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选》卷四四），文章痛斥曹操的罪过，极骂其父祖之无行。后来陈琳归顺曹操，曹操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陈琳回答说：“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同上，李善注引《魏志》）陈琳之檄文作于建安五年（200），具体时间在官渡大战之前不久，正值双方剑拔弩张之时，陈琳此年大约四十四岁（见俞绍初先生《建安七子年谱》，《建安七子集》，页395）。所谓“矢在弦上，不可不发”，意谓情势所迫，不由自主，实非本愿。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拂饰过去，曹操一向爱护贤才，于是也就释然于怀了。刘桢的口才在“建安七子”中最为突出。《世说新语·言语》一0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桢性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坐平视甄夫人，配输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 ”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又《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文帝尝赐桢廓落带，其后师死，欲借取以为像，因书嘲桢云：“夫物因人为贵。故在贱者之手，不御至尊之侧。今虽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桢答曰：“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 

显然，陈琳和刘桢的被赦免以及见重于曹氏兄弟，都与其辩才有关。后来在魏国，像陈、刘这类才辩之士还有很多。如孟达“才辩过人，众莫不瞩目”（《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公孙瓒“性辩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总说数曹事，无有忘误，太守奇其才”（《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夏侯和“清辩有才论”， “与文帝为布衣之交，每燕会，气陵一坐，辩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从之游”（《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裴松之注引《世语》）；繁钦“以文才机辩，少得名于汝、颍”（《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应贞“少以才闻，能谈论”（同上，引《文章叙录》），等等。钟繇和韩宣亦长于辩论： 

严干字公仲，……干从破乱之后，更折节学问，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钟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故数与干共辩析长短。繇为人机捷，善持论，而干讷口，临时屈无以应。繇谓干曰：“公羊高竟为左丘明服矣。”干曰：“直故吏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韩宣字景然，渤海人也。……尝于邺出入宫，于东掖门内与临菑侯植相遇。时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阂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边。植嫌宣既不去，又不为礼，乃驻车，使其常从问宣何官？宣云：“丞相军谋掾也。”植又问曰：“应得唐突列侯否? ”宣曰：“《春秋》之义，王人虽微，列于诸侯之上，未闻宰士而为下士诸侯礼也。”植又曰：“即如所言，为人父吏，见其子应有礼否? ”宣又曰：“于礼，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长。”植知其枝柱难穷，乃释去，具为太子言，以为辩。（《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列传》） 

司隶钟繇（151~230）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杰出的学者，他在辩论方面胜过严干，并不取决于其所持的道理如何，而主要在于口才胜他一筹。汉末士林的这种崇尚辞辩而漠视义理的倾向对中古清谈是有很大影响的（参见本书页114~115）。文中的太子是指曹丕。曹氏兄弟对于韩宣这样的辩士特别欣赏，所以在他们身边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才。《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称孔融（153~208）： 

高谈教令，盈溢官曹，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 

他是长于辩论而无治实的人，故语言虽然动人，却往往不合实际（可见晋代末流清谈家虚浮不实的作风确实是渊源有自的）。但从哲学思辩的角度讲，孔融的辩论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只有远离现实的高谈阔论，才有可能演变为抽象的玄论。孔融忽略具体的事实，仅仅就“教令”而发议论，这体现了一定的思辩倾向。

魏晋玄学的诞生几乎是与辩论的发展同步的。何晏、王弼二人皆长于口辩，对玄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玄学家既要能著述，又要善于论说，而何、王正是两方面兼长的人物。《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说：“初，会弱冠与山阳王弼并知名。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裴松之注：“弼字辅嗣。何劭为其传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玄学家裴徽曾评论何晏说：“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辞”与“理”相较，何晏在“辞”的方面更突出一些。“辞”就是言辞，也就是口才。晋简文帝司马昱说何晏“巧累于理”（《世说新语·品藻》三一），意思是说他的辩论语言巧得过分，反而违背了义理，其看法与裴徽不谋而合。其实何晏的口才也不如王弼。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征引的关于王、何的材料已经表现得很清楚（见本书页83）。

吴、蜀两国的士人，经常在外交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才华，滔滔辩口，朗朗音辞，格外引人注目。而两国使者之言语交锋尤为频繁，敏捷机速者往往能够出奇制胜。《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 ”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 ”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辩，皆此类也。 

张温以“天”为题，接连向秦宓提出了五个问题，声势咄咄逼人，间不容发。而秦宓征引《诗经》，应声而答，游刃有余，其精彩的辩辞，令人拍案叫绝。小说家罗贯中将这个故事写入《三国演义》第八十六回“难张温秦宓呈天辩”，可见他对秦宓的辩才也是十分欣赏的。《三国志》卷三八《伊籍传》： 

……遣东使于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乎? ”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籍之机捷，类皆如此，权甚异之。 

伊籍平日朝拜的对象是刘备，而此时朝拜之对象为孙权，伊籍一语双关，巧借其问语，对孙权进行了委婉、微妙的讽刺，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孙权闻言没有恼怒，反而对其口才深感惊异，可见他也是非常看重才辩之士的。三国时代的外交家们各呈天辩，以为其所效忠的国家和君主服务，因而特别重视语言的修饰和论辩的技巧。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完全属于清谈的范围，但是他们那种重视言语的风气以及苦心修练言语艺术的兴趣，对清谈文化的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 

（三）刘卲的辩学理论：《人物志·材理》 

在汉魏以来士人崇尚谈辩的风气的影响下，魏国著名人才学家刘卲在《人物志》一书中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刘卲的名字，通常作刘劭，实际应该是刘卲。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人物志》三卷，魏刘卲撰。卲字孔才，邯郸人。黄初中官散骑常侍，正始中赐爵关内侯，事迹具《三国魏志》。别本或作刘劭，或作刘邵，此书末有宋庠跋云：‘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晉邑之名。案字书此二训外别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义。《说文》则为卲，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扬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从之。”此说，是。

刘卲作为三国时期的著名学者，平生重视法律的建设与人才的甄拔。其晚年所著《人物志》一书，集当时人才学之大成，驰誉后世，也是今人研治中古文化的必读书。清代四库馆臣评论《人物志》说：“其书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申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同上）汤用彤先生谓《人物志》：“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读á人物志ñ》，《汤用彤学术论文集》，页196～201）而对刘氏之学给予高度评价。钱钟书先生认为《人物志》是“我国有关‘性格类型’（personality types）的最早专著”（《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页9）。凡此诸家之说皆足以表明其特殊的文化价值。《人物志》大约成书于正始时期（240~248），相当于吴国孙权赤乌三年至二十一年和蜀国刘备延熙三年至十一年。刘卲吸取了东汉以来人物品藻的丰富成果，从性格、情性和心理诸方面对人才加以细致的区分与研究。此书之作，主要是为曹魏统治集团选拔官吏提供理论依据。刘卲说：“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人物志·自序》）在他看来，自古圣贤皆以能知人为贵，因为知人者可以使各种人才处于合适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从而使治理国家的大业兴旺发达。这就是刘卲写作《人物志》的目的。

自东汉以来，名实之争一直在学术界进行着，王充、仲长统、崔寔和徐干等著名学者对此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这种学问叫做刑（形）名学，又称名理之学。刘卲就是一位杰出的名理学家。三国鼎峙，辩才云蒸，所以受到刘卲的关注。而出于选择人才、争夺天下的实际需要，在摆脱汉代大一统的桎梏之后，辩论之风格外活跃。《太平御览》卷四六四引刘卲《赵都赋》： 

辩论之士，则智凌狙兵，材过东里，分摘滞义，割擗纤理，论折坚白，辩藏三耳。 

“坚白”，指公孙龙子的坚白同异之论，“论折坚白”，谓赵都“辩论之士”富于辩才，足以摧折“坚白”之说。由此可知，当时辩论之风甚盛，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有许多人在研究名家的学说”（刘大杰《魏晋思想论》，页172）。刘卲与众不同，他对名家理论有精湛的研究，并受到很大影响，“他的《人物志》正是根据公孙龙的名实论和他的论证方法，而对于人物的性情才能各方面加以分析解剖的好作品”（同上）。实际上，刘卲的论证方法与名家的先驱者也有很大不同，他没有走极端，也没采取诡辩的方式，而是条分缕析、细致严密地构建了一个人才学理论体系（关于《人物志》的人才学思想，拙著《人物志详解》将进行全面的研讨，兹不具论）。其《人物志》十二篇，处处闪耀着论辩艺术的光辉。刘卲认为“论辨理绎”是一种独立的性格，它“能在释结”，“失在流宕”，即能够解决疑难问题，倘若言辞过于枝蔓，也可能不切合情理，产生“流宕”的失误。刘卲称这种人为“辨博之人”，其特点是“论理赡给，不戒其辞之泛滥，而以楷为系，遂其流”，长处是“可与泛序”，短处是“难与立约”（以上引文均见《人物志·体别》）。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一种“偏才”。刘卲本人亦长于清谈和论辩。夏侯惠《荐刘卲》称：“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庭奇其器量。”(《全三国文》卷二一)而刘卲特别推重辩才，乃出于考察人物的实际需要。他说：“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接识》）但以言知人，殊非易事。必须首先申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人物，才有准则。因此，刘卲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关于论辩的理论，名其篇曰《材理》。因之，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篇极有价值的辩学专论。刘卲首先指出，在论难的过程中，常常出现“理失而事违”的情况，即失去正确道理，违背客观事实。他说： 

夫建事立义，莫不须理而定。及其论难，鲜能定之。夫何故哉?盖理多品而人异也。夫理多品则难通，人材异则情诡，情诡难通，则理失而事违也。 

他认为“建事立义”，需要依据正确的道理。至于论辩诘难，往往得不出什么结果，其原因就在于理有不同的品类而人的才质也各有差别。道理多种多样则难以沟通，人的才质各异则性情复杂，由此而导致道理不明与事情悖谬。接着他提出：“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通有八能。”这七个概念，囊括了他辩学理论的全部。

1．四部之理。刘卲说： 

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须明而章。明待质而行，是故质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见理，理足成家。 

以上四种“理”，必须依靠心智的清明而得以彰显，心智的清明又需依赖人的才质得以具体的展示。因此，人的才质与理一致，二者相互作用而能产生明识，这样就可以发现“理”，而足以名家了。因此，他又提出“明有四家。”

2．明之四家。刘卲说： 

是故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理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也就是说，性情平淡，思维玄妙、精微，能够与自然沟通，为道理之家；性情机敏简洁，权谋韬略过人，能够处理烦乱的事物，为事理之家；性情温和平易，能够论述、阐释礼仪教化，分析、辨别此类事物的曲直得失，为义理之家；性情机敏练达，能够推情度理，探求本意，适应各种变化，为情理之家。刘卲说：“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四家之明”是与“九偏之情”相对立的。

3．九偏之情。刘卲说： 

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抗厉之人，不能回挠。论法直，则括处而公正；说变通，则否戾而不入。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指机理，则颖灼而彻尽；涉大道，则径露而单持。辩给之人，辞烦而意锐。推人事，则精识而穷理；即大义，则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数，则谿达而傲博；立事要，则爁炎而不定。浅解之人，不能深难。听辩说，则拟锷而愉悦；审精理，则掉转而无根。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温柔之人，力不休强。味道理，则顺适而和畼；拟疑难，则濡愞而不尽。 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造权谲，则倜傥而瓌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 

在这里，刘卲重点讨论了人的性情对于辩论的影响。应该说，这一视角是极为新颖的。他认为刚略的人，不能疏理玄微，所以一方面，他阐论大事，表现得弘阔、广博而且见识高远；另一方面，处理小事则显得放荡而疏狂。抗厉的人，不善于周旋商量，一方面，说到依法行事，则遵守法令而公正无私；另一方面，说到变通，则乖戾不通难以施行。坚劲的人，喜好讲求实际，一方面，剖析事物的内在机理，聪颖、智慧而且清晰详尽；另一方面，涉及大的道理，则肤浅而片面。辩给的人，言辞滔滔而意气锐进，一方面，推断人事，所见精辟且穷究根柢；另一方面，论及大义，则疏阔放言而不周全。浮沉的人，不能深入思考，一方面，闲聊漫谈，豁达、广博而且心高气傲；另一方面，谈论正事时，虽滔滔不绝而言不及义。浅解的人，不能对疑难问题深思熟虑，一方面，听到精彩的言论，则会摹拟高明而愉悦；另一方面，探究精微的道理，往往因烦难而掉转方向，虚浮无根。宽恕的人，不能迅速快捷，一方面，论说仁义礼智，弘大、详尽而又合于规范；另一方面，从事具体事务，则迟缓舒慢而不能济急。温柔的人，力量不够强大，一方面，体味道理，行之有效，且和平畅通；另一方面，遇到疑难问题，则软弱无能而逃避开脱。好奇的人，横逆纵心而追求新异，一方面，涉及权略谲诈，不受礼法拘束而举止宏壮；另一方面，查考清正的道理，则流于诡异而未免浮夸怪诞。刘卲的这些观点在今日仍然很值得回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4．七似

刘卲说：“若乃性不精畼，则流有七似。”“性不精畼”，是指人的性情有滞碍。“七似”是“性不精畼”造成的，具体包括： 

有漫谈陈说，似有流行者；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说合意，似若赞解者；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悦而不怿者；有因胜情，失穷而称妙，跌则掎摭，实求两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众人之所惑也。 

“七似”是辩难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七种情况。这些情况都是假象，很容易迷惑人。

5．说之“三失”

刘卲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此为第一失。“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杂。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故善接论者，度所长而论之。历之不动，则不说也；傍无听达，则不难也。不善接论者，说之以杂反。说之以杂反，则不入矣。”此为第二失。“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则不听也。是说之三失也。”此“三失”，是论说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三种不良情况。所谓“理胜”和“辞胜”，在中古清谈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参见本书页126~128）。

6．难之“六构”

刘卲认为在论辩过程当中，由于难者的失误，容易造成(“构”)成以下六种情况： 

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善攻强者，下其盛锐，扶其本指，以渐攻之。不善攻强者，引其误辞，以挫其锐意。挫其锐意，则气构矣。善蹑失者，指其所跌 ；不善蹑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则怨构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仓卒谕人，人不速知，则以为难谕。以为难谕，则忿构矣。夫盛难之时，其误难迫。故善难者，征之使还；不善难者，凌而激之。虽欲顾藉，其势无由。其势无由，则妄构矣。凡人心有所思，则耳且不能听，是故并思俱说，竞相制止，欲人之听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则以为不解。人情莫不讳不解，讳不解则怒构矣。 

“辞构”、“气构”、“怨构”、“忿构”、“妄构”和“怒构”，总为“六构”，它们对论难的正常进行有很大的阻碍。一旦此中的一种情况产生，论难之士就会远离真理的城池，也就达不到辩名析理的目的。刘卲说：“凡此六构，变之所由兴也。然虽有变构，犹有所得。若说而不难，各陈所见，则莫知所由矣。由此论之，谈而定理者眇矣。”他认“六构”乃生“变”之根源，尽管有“变构”，还是有收获的，即多多少少澄清了一点是非；如果只是各自陈说己见，而无人质难，就会莫终一是，是非难辨。因此，论难是必不可少的。但论难既然常常难以正常进行(由于“六构”)，那么通过谈辩来“定理”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由此可见，刘卲对当时名士清谈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7．“八美”与“八材”

刘卲又提出“八美”之说，与此相对应的是“八材”： 

是故聪能听序，谓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谓之构架之材。明能见机，达识之材。辞能辩意，谓之赡给之材。捷能摄失，谓之权捷之材。守能待攻，谓之持论之材。攻能夺守，谓之推彻之材。夺能易予，谓之贸说之材。           

“八美”对于论难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则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适有一能，则所达者偏，而有所异目矣。”也就是说，以上“八美”皆系偏才所有者，必须兼而有之，成为兼才之人，才能“通于天下之理”，并且“能通人”，因此，刘卲说： 

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与通人言，则同解而心喻；与众人言，则察色而顺性。虽明包众理，不以尚人；聪睿资给，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则止。鄙误在人，过而不迫。写人之所怀，扶人之所能。不以事类，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长。说直说变，无所畏恶。采虫声之善音，赞愚人之偶得。夺与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气，折谢不恡。方其胜难，胜而不矜。心平志谕，无适无莫，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与论经世而理物也。 

刘卲的意思是说，才质通达的人，既然兼有这八种才能，就会将它们运用于实际的辩论中去。如果与通达的人交流，就会相互理解，心灵默契；如果与普通人交流，就会观察对方的颜色而顺应其性情。虽然洞明各种道理，却不以此向别人炫耀；聪睿而言行裕如，却不因此而自居于人前。美好的言辞从自己的口中说出，道理讲明白了就适可而止；鄙陋和错误发生在别人身上，指出他的过失而不压迫对方。让别人尽情地畅所欲言，扶助别人发挥本身的才能。谈话辩论，常怀仁厚，既不借题嘲讽对方的短处，也不借机炫耀自己的长处。在论说正直和权变之际，没有什么畏惧的，也没有什么厌恶的。能够吸纳虫子叫声中的美妙声音，能够赞赏才质平庸的人的偶然发现。夺取和给予都非常适宜，离开与接近也没什么留恋。当对方盛气在胸的时候，能够待以谦卑逊谢之礼；而当自己在辩论中已经取胜的时候，却不以此骄傲于人。待人处世心境平和、明畅，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目的在于求得根本的道理。这样的人就可以和他共同分析治理社会和民众的道理了。可见具备“八美”的“八材”，乃是刘卲心目中理想的辩士。

    以上我们简单地评析了刘卲的辩学理论。刘卲的理论是有深厚的现实依据的，故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所以，我们粗略的评析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