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谈与中古辩风

二、两晋和南朝：中古辩风的深化 

（一）两晋时代的辩风 

如前所述，先秦时代的名家与纵横家开启了中古士人辩论的先河。但在中古时期，这两个学派的思想，仿佛是在遥远的天际闪耀的两点星光，时隐时现。而当时直接以纵横家自命的人似乎也确实不多。一是三国时代魏国的刘陶。《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裴松之注引《王弼传》： 

淮南人刘陶，善论纵横，为当时所推。 

《王弼传》为何劭所作。《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引此传，在以上两句话的下面还说：“每与弼语，常屈弼。”可见此人之辩才确实非同凡响。《三国志·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称刘陶： 

陶字季冶，善名称，有大辩。曹爽时为选部郎，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当此之时，其人意陵青云，谓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图国；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复详难也。谓之曰：“天下之质，变无常也。今见卿穷！”爽之败，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 

又引干宝《晋纪》： 

毌丘俭之起也，大将军以问陶，陶答依违。大将军怒曰：“卿平生与吾论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尽乎？”乃出为平原太守，又追杀之。 

二是西晋的王衍。王衍为纵横家，这一点刘大杰先生已经指出了（《魏晋思想论》，页170）。案《晋书·王衍传》：“衍初好论从横之术，故尚书卢举以为辽东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的这种转向或许是时代风气使然，因为在他生活的西晋时代，清谈之风已经大畅于士林，他不愿意抱残守缺，所以就开始追赶时髦了。其三是东晋的袁悦。《世说新语·谗险》二： 

袁悦有口才，能短长说，亦有精理。始作谢玄参军，颇被礼遇。后丁艰，服除还都，唯赍《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既下，说司马孝文王，大见亲待，几乱机轴，俄而见诛。 

《战国策》一名《短长书》，此处所谓“短长说”，是指纵横捭阖之说。《战国策》多载纵横家之言，袁悦信奉之，故携以自随，以为济世之良方。他所说的“病痛事”，可能是指西晋覆亡的历史悲剧。《世说新语·轻诋》一一：“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悦的话与桓温的话意思大致相同。王衍、乐广等名士崇尚老庄，而皆未免于悲剧的命运，所以袁悦称读这类书是病痛之事。然而司马孝文王（即会稽王司马道子）本是崇尚玄谈的风流人物，袁悦之进说，选错了对象，结果惨遭不幸。以上三位纵横家在理论上有可取之处，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则往往犯错误。他们全部死于非命，这与纵横之术的不合时宜是有关系的。我们看蜀国名士李权和秦宓的对话： 

先是，李权从宓借《战国策》，宓曰：“战国纵横，用之何为？”权曰：“仲尼、严平，会聚众书，以成《春秋》《指归》之文，故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宓报曰：“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 

战国时代是一个崇尚谲诈、权变的时代，而“谲权”的行为与儒家宣扬的“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秦宓认为《战国策》作为一部“战国纵横”之书，是于世无益于人无补的。由此可见，当时纵横之术是不受人欢迎的。但无论如何，在三国、两晋时期，纵横家的言语修养和论辩技巧对清谈家是有影响的。

如果说两晋时代纵横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清谈的言语功夫上，那么名家的因素对清谈则有双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清谈家们的富于逻辑性的论辩，另一方面是作为清谈内容之一的名家理论。前一方面，我们姑且置而不论；后一方面，我想列举几个事例。《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裴松之注引荀绰《冀州记》曰： 

（爰）邵起自干吏，位至卫尉。……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历显位，至侍中中书令，迁为监。 

案爰俞，《晋书》卷八六《张轨传》作“爰瑜”，传云：“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而上引裴松之注说：“至侍中中书令。”则二书记载相合，爰瑜和爰俞必为一人无疑。爰俞的祖父爰邵为邓艾殄虏护军（见《三国志·邓艾传》），其时正当曹魏之末，至爰俞时已历三世，则爰俞当为西晋人。爰俞之名，当作“瑜”，瑜为美玉，与他的字“世都”的意义相吻合，故当从《晋书》。爰俞是从论辩语言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吸收名家学派的营养，并融入到玄学辩论中去的。又《世说新语·文学》二四： 

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是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本条刘孝标注引《孔丛子》曰：“赵人公孙龙云：‘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马非马也。’”又引《中兴书》曰：“裕甚精论难。”根据刘孝标的这两条注文，我们可以知道阮裕的这篇论文思辩性较强，写得十分出色。在晋代，研究名家学说的人不多，而长于此道者就更为罕见，所以谢安学《白马论》要请人讲解，阮裕作文为他解释，他又不能马上理解，阮裕不禁发出了“能言人”难得，“解人亦不可得”的慨叹。但我们可以肯定，当时“白马非马”的名家学说是清谈的题目之一，而且似乎讨论这个题目的人还有不少。《列子·仲尼篇》“白马非马”，晋·张湛注曰：“此论见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阙而不论也。”尽管研习者多，精通者却是寥寥无几。阮裕是研究《白马论》的专家，所以深感知音难觅。《世说新语·文学》五八：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庄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司马越提出的问题来源于此。他认为惠施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玄理无涉，而惠子著述又多，所以感到迷惑不解；谢玄认为惠施本来应有入玄之言，只是其“妙处”没有流传下来而已。由此可知，魏晋清谈家对名家学说是十分关注的，但毕竟资料太少，我们今日难以做深入的探究。晋人鲁胜在阐述了名家学说的重要意义之后说：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注墨辩叙》，《全晋文》卷八九） 

谢玄说惠子的理论“妙处不传”，而鲁胜之书，正是为了兴微继绝，传其“妙处”，但时代的间隔毕竟太久远了，所以回天无力。尽管如此，名家与纵横家崇尚谈辩的精神在晋人身上仍然大放异彩，成为几代人所共同追求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清谈家在辩论艺术方面是颇为考究的，他们对此都有比较深入的钻研，并且能够熟练地运用到清谈的具体实践中去。能言善辩是清谈名士必须具备的一种修养一种功夫。裴楷“楷善宣吐，左右属目，听者亡倦”（《晋书·裴楷传》）；司马虓“少好学驰誉，研考经记，清辩能言论”（ 同上，卷三七《宗室列传·范阳康王绥传》附《司马虓传》）；冯紞“少博涉经史，识悟机辩”（ 同上，卷三九本传）；华谭“好学不倦，爽慧有口辩，为邻里所重”（ 同上，卷五二本传）；牵秀“博辩有文才”（ 同上，卷六0本传）；郗超“善谈论，义理精微”（ 同上，卷六七本传）；赵至“论议精辩，有从横才气”（ 同上，卷九二《文苑列传·赵至》）；应贞“善谈论，以才学称”（ 同上，《应贞》）；戴逵“少博学，好谈论”（同上，卷九四《隐逸列传·戴逵》）；陆云“儒雅有俊才”，“口敏能谈”（《世说新语·赏誉》二0刘孝标注引《陆云别传》）；戴俨“才义辩济，有风标锋颍”（同上，五四，刘孝标注引虞预《晋书》）；王珉“风情秀发，才辞富赡（同上，一五二，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王恭“清辩过人”（同上，一五五，刘孝标注引《中兴书》）……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晋人特别崇尚机敏、迅捷的辩答。《世说新语·言语》八三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太傅谢安赏宏机捷辩速，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乃祖之于冶亭，时贤皆集。安欲卒迫试之，执手将别，顾左右取一扇而赠之。宏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坐叹其要捷。…… 

袁宏见扇而知意，于是动人的话语脱口而出，谢安非常欣赏他的才能，而众人也深深地赞许他。裴楷也具有这样的才能。《世说新语·言语》一九： 

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 

本条刘孝标注引《晋世谱》曰：“世祖讳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禅。”又引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数之始，物之极也。各是一物所以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宁、贞。”在群臣万分惶恐的时刻，他巧妙地征引了《老子》中的成句，使皇帝转怒为喜，虽然有拍马之嫌，但其出语的迅速和巧妙，确实令人赞佩。《世说新语·言语》二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先以珠、璧之产地作比，随后又举出生于偏远之地的圣贤，至此，问者已经不容置喙；随后他又反戈一击，指斥发问诸人是殷纣顽民的孑遗。其咄咄逼人的声势，真有战国纵横家的气派。这种机捷的辩词在日常生活的趣谈、调笑中也时时闪现。《晋书》卷八二《习凿齿传》： 

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 

两位名士相见，各以大言为自己张目，雄辩滔滔，剑拔弩张之势跃然纸上。本书（页95）引《世说新语·排调》九，案华亭所在之地，古称云间，陆机与陆云在此地盘桓有十年之久，所以他自称“云间陆士龙”；日下，本指西晋的京城洛阳，荀隐为颍川人，与洛阳相近，所以自称“日下荀鸣鹤”。二人出语不凡，各不相让，随后陆机又以张弓布矢的喻辞向对手挑战，而荀隐指斥所谓“云龙”不过是“山鹿野麋”，自谓虽持强弩而不忍向弱兽发射，语意高妙，显然要胜过对手一筹。《晋书》卷八六《张轨传》附《张天锡传》： 

（韩）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 ”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叹焉。 

初读此文，颇令人费解：何以韩博说了一句“短尾者则为刁”，便使“一坐推叹”呢?原来，韩卢是战国时韩国的名犬。《战国策·秦策三》：“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逐蹇兔也。”大概此种名犬尾巴可能是比较短的。可知韩博所谓“短尾”乃是双关之语。他大智若愚，寓微意于巧妙之言，所以使对手既难招架，更难还击。《晋书》卷五二《华谭传》附《袁甫传》： 

……（袁甫）以词辩称。……石珩问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以西何以恒旱?寿阳以东何以恒水? ”甫曰：“寿阳以东皆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叹甚积，积忧成阴，阴积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涝也。寿阳以西皆是中国，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公羊》有言，鲁僖甚悦，故致旱京师。若能抑强扶弱，先疏后亲，则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矣。”观者叹其敏捷。 

袁甫借用天人相感的汉儒学说来解释寿阳东部和西部的旱、涝差异，如此推理本来是荒唐的，但当时的人以辩捷为贵，至于所说道理是否正确，人们往往不予深究，所以大家对他也很钦佩。这种情况是在玄风昌炽的特殊文化环境中出现的。

两晋之际，玄风大盛，无论公座，还是私庭，辩论之声随处可闻。《裴启语林》一二九： 

王长史问孙兴公曰：“郭象如何人? ”答曰：“其辞清雅，奕奕有余，吐章成文，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郭象著有《庄子注》，风行一时。他既能著书，又长于口辩，可谓清谈家中的全才。《世说新语·赏誉》七六： 

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舋舋。为来逼人。” 

“舋舋”，形容侃侃而谈的情状。谢尚《谈赋》云：“斐斐舋舋，若有若无。理玄旨邈，辞简心虚。”（《全晋文》卷八三）“为来逼人”，谓其语锋甚健，锐不可当。可见青年时代的谢安具有十分出色的辩才。但仅仅善辩，在清谈场上也未必能够称雄，必须平日对玄学著作及其义理有勤苦、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独到的体悟，在此基础上，若辅以卓越的辩才，则所向无敌了。有时清谈家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向某一论敌挑战，大有后世小说家所描写的貔貅猛将叫阵的味道。《世说新语·文学》一九：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王、裴二族都是清谈世家，时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世说新语·品藻》六）这些人物在政界与学界都有很高的地位。裴遐是王衍的女婿，著有《崇有论》的裴頠是王戎的女婿。上文是说新婚三日后回门，裴、王二族子弟举行盛大的清谈聚会，其热烈、隆重的场面自然非同一般。首先“出马交战”的是裴遐和郭象。面对玄谈名将，裴遐毫不慌乱，以富有理致、逻辑细密的语言向论敌发起进攻，郭象虽然才华富赡，气势宏大，却也没有讨到半点儿便宜。所以作为裴遐岳父的王衍非常自豪地说：“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意思是说，你们如果再不老实的话，我女婿肯定要收拾你们。当时的人重视辩才，所以裴頠作《辩才论》，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頠传》： 

乐广尝与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頠为言谈之林薮 。……又著《辩才论》，古今精义皆辨释焉，未成而遇祸。 

裴頠是一位富于辩才的清谈家，钟会说“裴公之谈，经日不竭”（《世说新语·赏誉》五）其《辩才论》当为清谈史上的重要文献，可惜裴頠在三十四岁时即死于非命，当时这篇重要的论文还没有完成。

由于辩论的空前兴盛，所以就产生了诡辩。尽管这不是玄学论战的主流，但是搞这种把戏的人也确实不少。《世说新语·文学》三四：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同门五一： 

支道林、殷渊源俱在相王许，相王谓二人：“可试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渊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辙远之；数四交，不觉入其玄中。相王抚肩笑曰：“此自是其胜场，安可争锋！” 

殷浩是研究“四本”问题的专家，在这一领域，别人根本无法与他抗衡。“四本”是最艰深的玄学问题之一，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世说新语·文学》六0：“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不翅尔”，意谓不止如此。本条刘孝标注引周祗《隆安记》曰：“仲堪好学而有理思也。”殷浩深知自己在这方面占有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于是便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虽然支遁“改辙远之”，最后还是被他拐弯抹角地引入早已设置好的玄学圈套—“四本”的范围之中，司马昱一见这种情状，便知道支遁没有获胜的希望了，所以说“此是其胜场，安可争锋”。殷浩真不愧是清谈场上的“军事家”，他能战胜支公，固然与其通晓“四本”之学有关，但故意将论题拉到这上面来，显然是用了诡辩的手法。《世说新语·赏誉》八六： 

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本条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浩能言理，谈论精微，长于《老》《易》，故风流者皆宗归之。”使论敌坠入云雾之中，而对方竟无知觉，足见殷浩的诡辩之术颇为高明。殷浩是有实学的人，魏晋清谈家之末流，往往没有精义，学问根基亦不深厚，但这些人利口辩给，饰以华巧之辞，也足以动人心目。《世说新语·文学》三八：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又《世说新语·轻诋》二一： 

王中郎与林公绝不相得。王谓林公诡辩，…… 

清谈是为研讨玄理的，清谈的胜负应该由玄理是否正确、深刻是否具有新意来决定，论辩的技巧应该放在次要的地位。然而许氏一人执持玄理之两端，而且无论执持哪一端都可以胜人，可见他依靠的是诡辩。既为诡辩，当然也就不注重真理的研讨，而是把工夫用在如何以巧妙的辞令战胜论敌上了。这种诡辩式的口头游戏，实际上与真理的探讨已经毫不相干了。本书（页91）曾经征引《世说新语·文学》一二以及刘孝标注的两条材料，谈及裴頠的《崇有论》。这确实是一篇好文章。但从这两条材料可以看出，同样的道理出自不同的人的口中，结果却不一样，这说明王衍善长诡辩。就诡辩而言，似乎宿构的东西更能击败对手。这一点我们从《世说新语·文学》四五对“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的记述（见本书页89）可以看出。在这个故事中，于法开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小品》旧义的一个死角，苦心教授弟子，最后达到了复仇的目的。但支遁是明眼人，对于法开的幕后导演，他是了然于心的。像这种辩论，纯然以求胜为目的，意气用事，同时又带有钩心斗角的色彩，这对学术研究当然是一种玷污。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他讲的是论说文的写作问题，但同样的情况在清谈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史载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晋书》本传）。对这位“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同上）的大名士来说，“义理”在他的口中不过是可以随便翻来倒去的玩物，他耍弄的仅仅是漂亮的词句而已。我们对此大可不必惊怪。因为这种以学者的面目出现而又“比较吃香”的“人物”，实际上是狗彘不如的文化败类。这种败类几乎每个时代都有，而且似乎越来越多。如果说世俗的恶人在死后要下地狱的话，那么这种“高雅的”、“脱俗的”的家伙就连下地狱的资格都丧失掉了。一切有良知的学者，一切爱好真理的人们，都应自觉地对其进行挞伐和抵制，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我煌煌华夏民族斯文之不坠，悠悠五千载文化之赓续，完全依赖于对真的学术的追求和对真的真理的捍卫！

总体说来，晋人对玄学辩论所持的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辩论作为思想交锋的外在表现形式，对玄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当时，诡辩受到了有识之士的自觉抵制，所以它没有成为思辩的主流，其影响相对也比较微弱。 

（二）南朝的辩风 

相对于晋人来说，南朝士人对谈辩的崇尚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宋的王镇恶、张敷、张畅、王惠、谢瞻、谢弘微、周续之、谢庄、王僧虔和王彧，南齐的刘绘、萧长懋、王斌、孔广和王融，梁代的王僧辩、朱异、萧景、萧琛、殷钧、夏侯亶、徐摛、萧子显、王规、卞华和萧绎，陈朝的徐孝克和戚衮等等，都是驰名一时的才辩之士。其谈辩的内容比晋人更为广阔，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南朝时代有关玄学的大规模聚谈似乎并不很多，其热烈的程度也远不及两晋时代。两晋时代，儒学稍衰，至南朝则开始抬头。当时关于儒学的论辩非常激烈（参见本书页73）。《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雁门人周续之隐居庐山，儒学著称，永初中，征诣京师，开馆以居之。高祖亲幸，朝彦毕至，延之官列犹卑，引升上席。上使问续之三义，续之雅仗辞辩，延之每折以简要。既连挫续之，上又使还自敷释，言约理畅，莫不称善。 

“自敷释”，即自问自答，也就是自为客主。这是一场有皇帝参加并担任主持人的儒学辩论盛会，论者是周续之和颜延之。《梁书》卷二五《周捨传》： 

建武中，魏人吴包南归，有儒学，尚书仆射江祏招包讲，捨造坐，累折包，辞理遒逸，由是名为口辩。王亮为丹阳尹，闻而悦之，辟为主簿，政事多委焉。 

梁高祖在诏书中称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同上），而吴包与周捨辩论的也是儒学问题，周捨善于口辩，最后获胜，并由这次胜利得到了主簿的官职。这个故事与阮修（270？~312？）“三语掾”的故事（引见本书页64）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凭借清谈场上的辉煌业绩得到肥缺的。但前者偏重儒学，后者偏重玄学；前者以辞理遒逸见重于人，后者以简言隽语得到赞赏。尽管在南朝清谈中儒学因素比较突出，但总的来看，南朝的清谈是玄、儒、佛兼有，呈现出一种交融的状态；同时，大规模的清谈往往是有组织的学术研讨会，比较规范，也比较官方化，因为皇帝常常介入其中。《南史》卷七一《儒林传·戚衮》： 

简文在东宫，召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衮说朝聘义，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简文帝萧纲是这场辩论的主持人。这个角色，类似于现代田径比赛中的发令员，他先命道学专家们互相问难，后命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参加这场辩论的人，都是按照固定的程序来发言的，必须遵守皇帝的指令。徐摛击退了群儒，又与戚衮相对抗，结果不分胜负。他们二人论战的具体内容，我们今日不得而知，但从简文帝“宴集玄儒之士”一语来看，这是一场有关玄学和儒学的论战。《南史》卷七六《隐逸列传下·马枢》： 

六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及长，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 

参加这场辩论的有道俗听众两千人，主持人是梁邵陵王萧纶。萧纶通晓《大品经》，也善于讲论。马枢是主要的演讲者，演讲的题目是《维摩经》《老子》和《周易》，这涉及了佛学与玄学两个领域。马枢在当时声望甚高，又受到邵陵王萧纶的宠爱，所以萧纶为祛除人们的顾忌心理，特意告戒众人说：“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提问，提出的问题要实实在在，要有的放矢。他的这番指示为此次清谈奠定了民主自由的基调。于是数家学者各发问端，毫不客气。马枢依次剖析，应付裕如，人们只能拱默听受，而不能抗其一词。在这场规模盛大，世所罕见，广涉玄佛的大辩论中，马枢能够独居鳌首，翼翼在前，确实很不简单。

尽管东晋后期，玄、佛、儒三家已呈交融的态势，但像这样同时涉及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的清谈盛会还没有举行过。同时，晋人之清谈，多系个人的行为，尽管个别皇帝也参与其间，但都不是有组织有程序的官方行为。同时，晋代的清谈，只徘徊于高门望族的雕梁画栋之下，与老百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清谈规模的扩大，与佛教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在齐梁时代，佛教成为国教，上至皇帝、公卿，下到平民百姓，多有信奉者。因此在清谈场上，才可能出现“道俗听者两千人”同时与会的盛况。正是由于佛学赋予人们以众生平等的观念，平民百姓才得以进入清谈文化的殿堂来观听和欣赏的。

在外交方面，南朝士人也显示了杰出的辩才。《南史》卷七二《文学列传·丘巨源传》附《司马宪传》：“宪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诏东观，为学士，至殿中郎，口辩有才地，使魏见称于北。”司马宪仕于齐、梁二朝，当时像他这样以口辩之才担当使者之任的名士有很多。对这些外交家来说，善辩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关系着个人的毁誉，也关系着国家的荣辱。《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 

上（世祖）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上以虏献马不称，使融问曰：“秦西冀北，实多骏骥。而魏主所献良马，乃驽骀之不若。求名检事，殊为未孚。将旦旦信誓，有时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复嗣? ”宋弁曰：“不容虚伪之名，当是不习土地。”融曰：“周穆马迹遍于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踬。”弁曰：“王主客何为懃懃于千里? ”融曰：“卿国既异其优劣，聊复相访。若千里日至，圣上当驾鼓车。”弁曰：“向意既须，必不能驾鼓车也。”融曰：“买死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北魏所献良马名不符实，酿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为了维护国君的尊严，王融痛斥北魏失信负义的行为，而北魏使者以马“不习土地”为由开脱其责任，试图挽回被动的局面。于是王融以周穆王驾马行遍天下的故事推翻其“不习土地”的谬论。此时双方的火气都很盛，所以开始钻牛角尖：宋弁以为没有必要使良马有千里之劳，王融棋高一着，说良马千里之行，是为了使魏国人知其优劣，“若千里日至，圣上当驾鼓车”，宋弁马上抓住了这个话柄，说原来既然需要良马，则无论何时皇帝都不会驾鼓车出行，言之凿凿，似无转圜的余地。但王融又申其辩口于战国，拉来了燕昭王与郭隗买千里马遗骨的故事，变被动为主动，将自己的国君抬高到燕昭王的历史地位，从而使宋弁哑口无言。类似的人物还有徐陵。《陈书》卷二六本传言其“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出使魏国时，正值天气炎热，主客魏收嘲笑他说：“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徐陵回答说：“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魏收大为羞惭。徐陵是南朝著名的诗人，魏收是北魏作家，亦驰名一时，徐陵不仅在文学方面胜过他，而且辩才也高于他，所以魏收感到非常难堪。当时南朝才子多瞧不起北国文士。唐·张鷟《朝野佥载》卷六：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 

从实际情况看，北朝士人的素质和成就确实远远逊色于南国文士。这种差距也同样反映在辩才方面。我们看南朝史书的记载，在南北文人乃至朝廷使者的晤谈当中，占上风的大都是南方人，而南方人也颇以辩才自负。《南齐书》卷四八《刘绘传》： 

后北虏使来，绘以辞辩，敕接虏使。事毕，当撰《语辞》。绘谓人曰：“无论润色未易，但得我语亦难矣。” 

所谓《语辞》，大约相当于今日外交活动中的谈话录、备忘录之类的东西。王融曾撰有《接虏使语辞》（见《南齐书》本传），而细味“事毕，当撰《语辞》”一语，可以推知这可能是南朝的一种制度或者惯例，但不知始于何时。刘绘与北国使者谈话占了上风，所以便得意地吹起牛来。当时南方的辩士可以说多不胜数，所谓“南国辩学”，已被北朝的某些有识之士发现了。《梁书》卷二一《王份传》附《王锡传》： 

普通初，魏始连和，便刘善明来聘，敕使中书舍人朱异接之，预燕者皆归化北人。善明负其才气，酒酣谓异曰：“南国辩学如中书者几人? ”异对曰：“异所以得接宾宴者，乃分职是司。二国通和，所敦亲好；若以才辩相尚，则不容见使。”善明乃曰：“王锡、张缵，北间所闻，云何可见? ”异具启，敕即使于南苑设宴，锡与张缵、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佗日谓异曰：“一日见二贤，实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为国！” 

刘善明与王、张二贤所谈论的主要是经史问题，其中还夹杂着嘲谑之辞。他们所谈论的并不是国家大事。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朝野辩士的一种心理倾向，那就是重视文史之辩。《宋书·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筹惭而退。…… 

所谓“文史间发”，就是既谈“文”，又论“史”。其具体内容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是一场有关文学与历史问题的论辩。《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 

（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瞻等才辞辩富，弘微每以约言服之，混特所敬贵，号曰微子。谓瞻等曰：“汝诸人虽才义丰辩，未必皆惬众心，至于领会机赏，言约理要，故当与我共推微子。” 

可知乌衣子弟所进行的辩论也是以“文义”为主的。谢混是谢弘微的叔父（继叔）。案《文选》卷一八嵇康《琴赋》“雅昶唐尧，终咏微子”，李善注引《七略》：“又曰：《微子操》，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鹄高飞，援琴作操。”此“微子”乃微子启，殷朝之贤人。其事具见《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微子启，太史公此文开篇作“微子开”，系避汉景帝之讳而改，见唐·司马贞《史记索引》）。按照孔子的说法，微子乃殷朝的“三仁”之一。《世说新语·品藻》四一刘孝标注引《论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明乎此，可知“微子”之号所以能够表示“特所敬贵”之意的深层原因，而不仅仅由于“谢弘微”三字中有一个“微“字（子烨案：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见《宋书》本传）。同时，六朝世族有时喜欢以前人之名号为名号，由此而表达某种特殊的寓意（如个人的志趣，对孩子的看法，或者寄托对晚辈的期望之诚等等，参见拙著《<世说新语>研究》，页92~93）。《宋书》卷六九《刘湛传》： 

湛负其志气，常慕汲黯、崔琰为人，故名长子曰黯字长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 

又据《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帝鸿氏有不才子，谓之浑敦”。“八恺”中有仲容（晋·阮咸字），“八元”中有仲堪（晋·殷仲堪名），而王浑和王敦更是尽人皆知的名士。由此我们亦可推见“微子”之号表示“特所敬贵”的用意。

其他名士如夏侯亶“涉猎文史，辩给能专对”（《梁书》卷二八本传），见知于时人。又如徐摛： 

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梁书》卷三0本传） 

和萧子显： 

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遍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 

徐、萧二人都是以善论文史经籍得宠于皇帝的。谢庄和颜延之这两位著名的诗人也很善长辩论。《南史》卷二0《谢弘微传》附《谢庄传》： 

庄有口辩，孝武尝问颜延之曰：“谢希逸《月赋》何如?“答曰：“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庄以延之答语语之，庄应声曰：“延之作《秋胡诗》，始知‘生为久离别，没为长不归’。”帝抚掌竟日。…… 

他们各以对方作品中的语句嘲笑对方知识的肤浅，当然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的。诗文固然应当别有创意，但若完全避免尽人皆知的某些常识，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这样的文艺批评，在今日当然不宜提倡，但谢庄反应的“捷速”，语言的锋芒，还是令人赞佩的。他们二人讨论的是诗赋问题，也明显带有嘲谑的特点。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的应对和酬答，也是以敏捷、迅速为贵，同时还要富于机巧。这一点与前代没什么差异。王僧辩“学涉该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辞辩捷，器宇肃然”（《南史》卷六三《王神念传》附《王僧辩传》），卞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梁书》卷四八《儒林传·卞华》），“辩捷”，“机辩”是十分重要的。但仅仅“机”、“捷”还不够，“才”也不容忽视。萧琛“少而朗悟，有纵横才辩”（《梁书》卷二六本传）；殷睿“有才辩，知名齐世”（同上，卷二七《殷钧传》）；梁元帝“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南史》卷八《梁本纪下·萧绎》）；王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南史》卷四八《陆慧晓传》附《陆厥传》），也是富于才辩的人物。再如：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何如梨? ”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书·张敷传》）

高帝素善书，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曰：“谁为第一？”对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或云帝问：“我书何如卿? ”答曰：“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二；陛下草书第二，而正书第三。臣无第三，陛下无第一。”帝大笑曰：“卿善为辞；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僧虔传》）

性通悟，出为南康相，郡人有姓赖，所居名秽里，刺谒绘，绘戏嘲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 ”此人应声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默然不答，亦无忤意，叹其辩速。……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议，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同上，卷三九《刘勔传》附《刘绘传》） 

“机”、“捷”、“才”，乃是南国辩学的三要素。如果说“才辩”主要表现在经史、文义的研讨和玄学问题的商榷方面，那么“机辩”与“捷辩”则主要显露于宫廷问对、日常话语和外交辞令当中。南国士人机趣横生的妙言隽语，今日看来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以上我们讨论了中古时期崇尚谈辩的风尚。这种倾向贯穿了整个中古时代，在清谈文化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表现。这种风尚导源于先秦名家与纵横家，它对中古时代的学术、文化乃至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