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从夏朝开始，功劳系在禹一个人身上，平水土，辨九州，分华夏蛮夷。国家法统从夏开始传，当然其间如果不德，可以革命。命是革了，德还是一套。

法统 legitimacy 地域观也和禹挂钩，即禹迹。 西秦东齐都称在禹迹内。

后来，划为九州，

《禹贡》九州： 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尔雅.释地》： 冀、兖、 、徐、扬、荆、豫、 、雍、幽、营

《周礼》九州： 冀、兖、青、 、扬、荆、豫、 、雍、幽、并

《吕氏有始览》：冀、兖、青、徐、扬、荆、豫、 雍、幽

《容成氏》：

并且强化出一个中国的概念，

这样，渐渐形成一个法统地域。

谢维扬指出，夏初统治者除了依据武力对组成新国家的各社区进行控制外，还需要创造一种关于国家制度的意识形态。在使人们习惯于在新生的国家制度下的生存方式方面，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国家法统观念的建立。例如“在部落的对外关系上，它们对夏朝国家法统的认同，成为决定它们对外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因素。”(谢维扬，366页) 这个观点是很有价值的。

国家地域的法统概念与国家地域的政治事实同样重要。文献中常常提到的“禹迹”正是国家法统在地域观念上的早期表述。“禹之迹(绩)”具有神圣性、法统性，含有地域和政绩的双重意义，应是现在所知最早的国家地域意识。当早期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制度纽带瓦解，而法统提供着延续性。“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这是法统的保障。后来在《春秋》三传中表现出来的“华夷之辩”的意识，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帝国的成员对国家法统的认同，这“成为决定它们对外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因素”。

商人、周人都尊奉“禹之迹”，商人、周人必须占据法统地域才得以成为被“天下”承认的国家。《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刘起釪先生指出，从商灭夏以后较长的时期里，凡在山陕立国者，大都自认为夏人，如周初在《康诰》中自言“肇造我区夏”。牟庭《同文尚书》：“我区夏者，谓丰歧间一区之国境也。”《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于“古之人迪惟有夏”一语后，又说“乃伻(使)我有夏，式商受命”都说自己是夏人。《诗·大雅·文王有声》颂作邑于丰时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小雅·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鲁颂.閟宫》：“是生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把自己的国土说成是禹定下来的国土，是向法统的衔接。

法统性质的地域出现后，往往在观念中继续扩展，而超越当时夏朝的实际范围，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有一简后半云“欲去夏者，勿许。何谓夏? 欲去秦属是谓夏。”译文为：“想去夏的，不予准许。什么叫去夏? 想离开秦的属境，称为去夏”。秦的属境已纳入具有法统意义的“夏”的概念。《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在《春秋》三传中，“外夷狄”的观念十分强烈，说明《春秋》严夷夏之防，表明法统地域观念已包涵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地区。

法统地域的思想依据逐渐变为“王土天授”，《诗·商颂·长发》：“天命多辟, 设都于禹之绩”。齐侯钟铭：成汤因受天命，而“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在法统地域内又最先出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性景观，如“天室”之山，周武王说“毋远天室”。法统地域的神圣性，甚至被描述为古帝王的聚集地带，《左传》哀公六年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尧舜本为东方人，后来均在法统地域的核心区内被分配了都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

谢维扬清楚地指出了早期国家与特定地域的特殊关系：“在夏朝国家建立后，由它控制的地域已逐渐成为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这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对中国早期历史来说，夏朝国家的地域及其周围地区和它的中央控制权，就是首先同关于国家主体的观念相联系的。”

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地理认同

最近，姚大力先生在《中国学术》讲座（ 2002 年 6 月 22 日）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的演讲，听后受益匪浅。因自己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又感到有些地理方面的话还可以讲，可以为姚大力先生提供一些补充。

从地理方面，说得准确一点，从人文地理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有关王朝正统性的认同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正统性，是指把中原大王朝为代表的经济 - 文化 - 社会看作主体，而将四周其他民族的经济 - 文化 - 社会看作从属的一种传统观念，“正统”是站在华夏中国立场上而言的。

从地理角度观察，我们看到，从先秦时代起，华夏地域的政治文化性建构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一统王朝还没有出现，但一统性的地域观却已然形成，没有一统的思想，就没有一统的行动，思想先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就象我们常说的，“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所谓一统的地域观念，包括九州、五服、五岳等等。这些东西渐渐与华夏文化中的“大义”相联系，成为很经典的地理观念，支撑着后来的王朝地域建设、王朝地理认同。

关于“九州”，是我们很熟悉的“中国”的代名词，象“但悲不见九州同”等。九州的范围，九州的完整，是中国古代王朝在疆域上正统程度的一项标准。在九州之内建立的王朝，无论是谁，都可以获得几分正统性，在“正史”里面占正位。在九州之外建立政权，都属于“四夷”范畴，在正史里面居旁位，或完全没有位置。古代一些有政治抱负的北方民族，想南下发展自己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王朝，为了获得正统性的承认，大都要解决进入“九州之内”的问题。比如鲜卑政权北魏的孝文帝，要自代地南迁，其理由之一就是 “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魏书》卷十四）在“九州之外”为什么不行？因为在九州之外只能算是“四夷”，而“夷人”不管做什么事，都低“华夏”一头，没有正统性。孝文帝是要“承累圣之洪基，属千载之昌运”，没有天下人对他的正统性的承认，怎么可以？要获得正统，要做不少事，而在地理上进入九州之内，是很重要的一条。不入九州，则属于“要荒”，就还是蛮夷，谈不上正统，谈不上“洪昌”。

除了“九州”，还有“五岳”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法统意义的地理概念，因为谈论的不如九州普遍，此处则要多说一些。五岳，一般说是东岳泰山、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是先秦时代逐渐形成的地理观念，也是一件确切可指的地理事实，就是说它有观念与事实两层意义。关于五岳的事实，相对简单一些，大家都能讲出它们的名字，指出它们的地点（它们的地点也曾有变化）。而关于五岳的观念意义，今人有所淡忘，所以是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

杜甫《春望》诗中说“国破山河在”，表达了对山河永恒性的寄托，而这种可以补偿“国破”的山河感情，决不是纯粹的自然山水之情，而是在自然山河中感受到了一种可以认同的人文国家品格。应该说，这种依托自然山川的人文国家品格，来自根基甚深的“名山大川”的礼法传统。“名山大川”在古代，决不是游人多往而“俗成”的胜景，而是由王朝正式确认、有严格祭祀制度的特定的高山大河。这些山川以其显赫的景观形象、均衡的地理布局，逐渐成为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国土象征与地理框架。五岳就是其中最具有疆域象征性的名山，它是庄严的“地德”的神圣象征，曾有各类封号，它们大跨度的东、西、南、北、中的布局，在人们的观念中升华为华夏世界整体性的擎天巨柱。五岳的范围（姑称岳域）是九州、神州、华夏地域的又一表达，讲华夏地域安宁，可以说“五岳之安”（《晋书》卷五十九），讲华夏地域之乱，可以说“九州波骇，五岳尘飞”（《晋书》卷一百）。

古代追求王朝正统性的朝代，在地理上，无不认真对待岳的问题。而在考虑岳的问题时，都城与岳的关系最为重要，所谓 “岳镇方位，当准皇都”，就是说五岳的分布应当与都城有一个谐调关系，理想的情况是都城在中央，靠近中岳，其它东、西、南、北四岳各如其方。当然，这样的理想局面不是容易做到的，古代常有都城出了岳域的事，但我们看到，在“岳镇方位，当准皇都”这类观念的影响下，不少王朝都尽力向这个理想局面调整，他们或者是改变都城的位置，把原来在岳域外面的都城迁到里边来，或者是重新命名一些名山，给这些名山岳的地位，扩展“岳”的布列范围，使都城归于岳域之内。以下举几个例子。

据汉代的人说，周公曾经“权立吴岳为西岳”，原因是“歧镐处 ( 以华山为西岳的 ) 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正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是西都无西岳，权立吴岳为西岳。” ( 《尚书·康诰》郑注 ) “吴岳”位于今陇县西南，在镐都的西方，把吴岳立为西岳，就等于把岳域向西扩展了一部分，镐都也就进了岳域。贾公彦说“国在雍州时无西岳，故权立吴岳为西岳，非常法”（《周礼·大宗伯》贾疏）。而合“常法”的五岳应“以东都为定”，即以洛阳为中心，以华山为西岳。郑玄、贾公彦所说是否属实，无法遽断，但其中表达的观念则无误，这就是国都应位于五岳所标出的地理大框架的中央。

另一个都城与岳域的关系出问题的是秦朝。秦朝之前，五岳的分布偏于东方，“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山为中岳，其他四岳各如其方，没有问题。但到秦始皇定都咸阳之后，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了。五岳并在咸阳东方的局面显然有碍秦朝统治的“地德”，即王朝地域正统性的完美，所以始皇令祠官重序天下名山大川。事见《史记·封禅书》。重序的天下名山，自崤以东，有五座：嵩山、恒山、泰山、会稽山、湘山；自华以西，有七座：华山、薄山、岳山、歧山、吴岳山、鸿冢山、渎山。这十二座名山的分布，东西均匀了许多，咸阳居于它们中间，秦朝的“地德”便没有问题了。当然，秦朝重序的天下名山，未能掩去自古以来的五岳的高尚地位，这在汉代皇帝的巡狩封禅活动中看得很清楚。即使在秦朝 , 东巡狩、封泰山仍居首位，因为“中国”的传统地理方位框架已不是谁可以改变的了。

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北族统治者，也十分重视都城与岳域的关系问题，地域正统性的问题对他们更加重要。前面提到的北魏的孝文帝是该朝颇有历史地位的统治者，他对于北魏王朝获得华夏世界的正统性最为关心，他的力排众议而迁都洛阳是十分有名的历史事件。在孝文帝所讲述的迁都理由中，有一条就是为使都城进入岳域。《魏书》卷十四中记载了当时在太极殿的一场有关迁都的辩论：

及高祖（孝文帝）欲迁都，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乃诏丕等，如有所怀，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见，谓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四方未平，九区未定。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 ”

“代”是当时北魏的都城所在的地区，因为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于是成为迁都的缘故，这个缘故显然是指都城在岳域（也就是九州）之外的局面不合于地域的正统性。

建立金朝的女真人，都城在燕（今北京），因为位于岳域之外，也有人提议“ 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 （《金史》卷一百五）。 这有些象秦始皇的办法，都城不动，而议定一套新的名山布局，把都城环绕起来。这个提议因有人反对而没有实行。

满清遇到了与金朝类似的问题，其都城依然在北京，还是在岳域之外。但清朝却实行了一些岳及名山的调整措施，以 合于“岳镇方位，当准皇都”的正统原则。其主要措施是，正式将“ 积二千馀年”的北岳恒山（原在河北曲阳）改在山西浑源祭祀，向北移动了一段距离，使传统的岳域北扩。将北岳从曲阳改在浑源，在明朝就这样做了，但明朝没有正式颁布移祀的诏令，正式的法定移祀是在清朝。另外，清朝还 “诏封长白山神秩祀如五岳”，“岁时望祭无阙”（《清史稿》卷八十三），把自己老 家的长白山升为岳的地位，这就等于将岳域扩到了东北地区。

以上所举古代王朝所关注的都城与岳域的关系问题，表明 五岳的分布是有地域象征性的，而且是正统地域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在寻求王朝正统性的认同时，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指标。关于“认同”的概念，姚大力先生说的很好，“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它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的认同，就包括一种地域的归属感，正统地域的归属，就要归属到九州之内、五岳之内。

因为有如此强的理念象征意义，五岳概念的形成，算是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事，而五岳本身也是古代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运用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对政治进行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两周以至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在政治地理方面，完成了充分的封建制的实践、以及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深刻转变，从而解决了对广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艰巨的历史课题。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的一统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向自然景观灌注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地理语言。

最后要说明一件事，在不少地方，五岳被讲成道教名山，在道教中也有《五岳真形图》一类的符图。五岳后来的确被道教利用，因为道家讲隐遁，到处占深山，对五岳当然不能放过。唐朝开元年间，有道士对唐玄宗这样讲：“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 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 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于是唐玄宗从其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道家虽然给五岳加上“真君洞府”之类的内容，但在整个王朝时代，五岳的正统地域象征性并没有受到影响。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人可到北京地坛一游，看看室内陈列的名山牌位，那样一本正经的对名山的尊崇，是很值得回味的前朝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