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手记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执著而又绚烂的梦：启蒙！对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思想启蒙，只有启蒙能够让中国脱胎换骨，只有启蒙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以为能够用自己的身份说话的时候，他们嘴里流出的总是同样的喃喃梦呓，启蒙、科学、民主，虽然枯燥疲惫，但是无穷无尽永不休止。现在应当是梦碎人醒的时光了。
假如把现代化理解为一个巨型叙事，启蒙毫无疑问是这个叙事中最重要的思想脉络、文化脉络。正是西方的启蒙塑造的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导引了西方现代化社会的出现和成长。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在一种历史学的视角上，这是一种发展得非常充分的地方经验。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这个西方的地方经验日益地膨胀起来，以加速度的方式普世化了。它的确应当被普世化，因为在西方的现代性中包含了很多人类可以也应当共享的重要资源，其中，既有思想文化价值方面的资源，也有技术制度体制方面的资源。但是，这个普世化的过程是非常霸道、充满暴戾和血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西方世界就是认为他们代表了人类的最高价值，因此他们有责任传播输出这些价值，并且不惜一切手段强迫别人接受。 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对北非的殖民、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美国在中南美洲的扩张，在追逐原料、市场、利润的背后，都有一种“文明”对“野蛮”的傲慢的心态、一种教化他人的自以为是。事实上，早期现代化传播的历史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西方以外的地方经验、本土文化统统被当作另类的妨碍现代化的因素，遭到早期殖民者无情的破坏和摧毁。切切不要以为这些文化暴行只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军卒行伍的肆虐妄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启蒙的世界观本身就包含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排他性。
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编者手记启蒙以理性和客观知识作为基本的标准，以此来决断是非，取舍价值。凡是不符合理性和知识原则的都是应当抛弃的愚昧和野蛮。至少有三个重要的思想资源支持了启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奥古斯丁·孔德提出线性进化的独断论的历史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蒙昧的巫术到形而上，从形而上到科学的阶段性演化，科学是最高的阶段。这种线性独断论的历史观，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理论，同样也影响了韦伯的只有从新教伦理才能到现代化的社会学理论。按照孔德的观念，凡是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文化，都是低级的应当淘汰的文化；而西方产生了实验科学，西方的文化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文化成就。这种以科学为最高甚至唯一价值的观念，对排拒和贬低其他文明价值起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是，在很长的时间中，它却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最强大的理论依据，发生过非常广泛的影响。中国在“五四”运动期间，突出科学，把科学当作最主要的基本价值之一，尊乎为“赛先生”，基本上是这种科学主义世界观文化殖民的产物。现在，科学中心论已经受到普遍的清算，除了极少数的偏执地迷恋科学主义的人，很少还有人能够接受孔德的历史文化观念。但是它衍生出来的各种其他相关的理念，却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反对文化殖民仍然是当代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任务。就这个方面而言，中国面对的困难特别艰巨，如何使在科学主义潮流中受到严重摧残的本土文化资源重见天日，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是我们民族能不能真正复兴的严肃课题。
启蒙的西方中心主义另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是“社会进化论”。斯宾塞这类学者把达尔文在生物学中的物种起源和进化理论模式化地移用于人类社会，提出所谓适者生存、劣者淘汰的社会理论，完全无视人类社会包括西方文明在内长期积累的体恤老幼、同情弱势的精神价值资源，把人类社会描述成一个赤裸裸的无情无义的竞争性社会。在这个竞争性社会中通用的基本标准就是启蒙塑造的价值原则，人的中心主义及其对他者的征服，崇拜经验、理性和科学技术的创造力。所谓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其中心含义就是追逐财富，追逐无限增长的财富，追求财富的无限发展，除了财富还是财富，这是唯一的目标。因为有了“富”，就有了“强”，财富就是力量。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推动下，“寻求富强”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生存而不被淘汰的唯一标准。以财富为中心的发展观念成了最为流行，也最为庸俗、最为残暴的社会理想。因为这一套竞争性的发展观念，作为“优”者的发达国家可以生存发展，而作为“劣”的贫弱的国家和族群就活该在被淘汰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强大的国家，不是因为它的强大而对弱势的族群负有更多的自觉责任，而是由于它的强大它可以对别人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横加指责。这是一套颠倒荣辱、天良丧尽的发展观念，它把人类社会变成了“人对人是豺狼”的屠宰场。进入 20 世纪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现在，很少有人再标榜自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了。但是，社会进化论所鼓吹和推广的“进步”的理念、以追求财富为中心目标的发展观念，却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强大的国家仍然在自以为是地号令天下，弱势的国家和群体几乎是别无选择地丧失着自我认同和自主性，随着启蒙和西方主义的现代性江河日下、日渐式微；同时，社会进化论所倡导的竞争性社会机制使得这个社会的生存竞争扩张到一切领域，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越来越危险了。
启蒙的西方主义傲慢最重要的原因来源于基本价值层面的自以为是，其最有代表性地体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关于自由的理念中。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循着从东方到西方的轨迹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这个发展的最主要的尺度就是自由的成熟程度、自由所达到的高度。黑格尔认为，在东方的中国，自由只是一个人的自由，就是皇帝，只有皇帝才有自由；而耶路撒冷的各大宗教，所达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只有到了更为西边的理性的日耳曼，自由才成为全体人的自由。显而易见，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狭隘的，他基本上不了解真正体现了东方自由的其实并不是皇帝的为所欲为，而且即使是皇帝也不像他所想像的可以任意妄为，皇帝深受文武百官和道德以及制度的约束。深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自由不是个人无限制的为所欲为，自由是对必然世界的掌握和运用。而比这个批评更好的关于自由的理解，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出现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把自由更深刻地理解为一个成长的智慧过程。黑格尔显然对这些方面一无所知，但是却非常自大，以为了解了最高的自由，这种倨傲自大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乃至于马克思嘲笑他，黑格尔思辨的烈马到了普鲁士帝国的门口就戛然而止了。当然，黑格尔忘掉了，比日耳曼更西面的还有美国。如果你把对其他文明的蔑视当作公理的话，那你是很难不被别人蔑视的，如同他自己所说，当你把别人当作尸体抬出去的时候，那个准备把你也当作尸体抬出去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在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后，那个更西边的美国，就踢开了德意志这具尸体，以救世主的身份扮演了“自由”社会的代言人。几年前，冷战刚刚结束，福山就用一种黑格尔的口吻宣布：太阳终于落到了西方，历史终结了，就是美国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过才仅仅几年，今天，就连福山本人也意识到这是太过幼稚的乐观主义。其实，这何止是幼稚，从根本上说，还是西方中心主义巢穴中飘散出来的腐朽的恶臭。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曾经强势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没有公开的市场了，但是，作为一种心态，作为一种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理念，它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近几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中，更深厚也更顽强地是扎根在美国的日常经验中，为数众多的美国人的确认为美国价值应当是人类的价值，这种心情在最近的美国大选中有相当充分的表现。民主、自由、人权等启蒙的核心价值成为美国和西方不断扩张的道德理由，这里面牵涉的理路是非常复杂的。但是，毫无疑问，它与现代化作为一种强势力量的展示是相关的。
现代化在权力生产的向度上把启蒙价值扭曲成一种具有宰制性的权威心态，你要向往富强，你就必须现代化，你要现代化你就必须启蒙，你就必须接受启蒙所塑造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否则，你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作为西方的地方经验一跃而为不容置疑的全球经验，启蒙因此也成了关于现代化的一个霸权话语，成为西方价值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最重要的核心资源。一切西方以外的文化资源全部被排拒在现代化的典范之外，换言之，在西方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化，在启蒙主义价值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性。不只是启蒙被赋予这样特殊的权力身份，就是宗教与现代性的关系也基本是在这种心态中被解释的。事实上，韦伯、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如此之论。帕森斯的学生罗伯特·贝拉早年曾诠释韦伯的观点，现在，甚至他本人也不再坚持这些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宗教经过“初民的宗教”，再经过“远古的宗教”，尔后再经过“历史的宗教”，才走到“前现代的宗教”和“现代的宗教”，儒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都属于“历史的宗教”，其中，只有基督教才能进入“前现代的宗教”，在他看来，只有基督教完成了一个“突破”的过程，经过马丁·路德的改教，导致新教伦理的出现，才成为“前现代的宗教”，而新教伦理作为精神价值资源导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出现。在这个逻辑中，只有西方的基督教才酝酿和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其他的所有大文明传统统统不过是“历史的宗教”而滞足在现代化的城墙之外。你想要现代化，你就必须抛弃你的那种“历史的宗教”，这个心态至今也还有人津津乐道，不只是在西方，甚至在中国，也有人认为，不发展基督教，中国就不能现代化。这是非常强势的西方中心论的观念。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莱纳在他的《传统社会的消失》中认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冲突就是现代和前现代的冲突，西方以外的本土的文化资源都被看作是前现代的、历史的文化因而丧失了任何现代的意义。这是多么傲慢的心态！
在所有的大文明传统中，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伤害最重的非儒家文化莫属。印度虽然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它的知识群体和僧侣集团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文化和本土价值的深刻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得印度的知识分子在国际学术语境中，一直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成为西方学术思想领域中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参照，现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中几乎都有印度学者担任重要的职务，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力量在国际学术界的文化力量是很微弱的。中国可以大量翻译引介西方的学术，这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但是，这种引介如果没有任何本土的文化认同作为反思和再创造的基础和动力，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现在的绝大部分工厂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那些工厂已经成为西方产品的加工基地，如果再没有本土认同的真正觉醒，中国学术界无论在话语还是叙事方式、主题还是思想境界上，都将只是生产西方学术思想的复制赝品。在伊斯兰世界，维护文化传统根本上就是维护主权，长期的宗教冲突，使得文化的保卫远远超出了文化本身的意义，因此本土性、文化的自我认同，不仅对伊斯兰的知识分子不是问题，就是普罗大众也都有充分的自觉。伊斯兰文化曾经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重要的学者都深受伊斯兰文明的启发。即使是在当今这个严酷的世界中，伊斯兰文化发展面对内部外部种种困境的情况下，它对世界的影响仍然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有朝一日，假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局，伊斯兰的文明绝对会给人类的未来做出伟大而又辉煌的贡献。
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既不像印度，也不同于伊斯兰，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是主动自觉地割裂传统、打倒传统，这个文化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思想历程。到了 1949 以后，更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决裂”（与旧制度和旧传统决裂）当作基本的意识形态，推广到全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相当滑稽地把孔子当作林彪的思想后台。更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后，还仍然有以反传统为己任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河殇》这样的要现代化就必须西方化的反本土化的文化思想作品。现在，从政府到民间，都不再坚持这样偏执的文化立场了，孔子的纪念也被赋予了民族甚至国家的色彩。但是，非本土化的文化心态，特别是学术心态却不是通过一些仅仅是象征意味的活动就可以去除的。如果不从根源上检讨这种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场的形成，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未来仍然会陷落在去本土化所造成的“社会失范”、“群体性的精神错乱”、“价值失落”、“族群分裂”、“认同的离散”等深刻的危机之中。
“五四”高举“科学”、“民主”大旗的反传统运动，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就是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勇士们，鲁迅、吴虞、陈独秀、钱玄同等，那时都没有到过西方，胡适虽然是个例外，但也只是刚刚到美国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们多数是留日的学生，因此他们关于西方的了解最主要是源于日本的影响。相反，真正到了西方，并在西方长期求学的人，几乎都没有加入这个阵营，严复是留学英国的，他对反传统一直持不同的意见，并且坚持“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自外于“科学和民主”，留学德 国的张 君劢则是反传统运动的反对派，留学英国的辜鸿铭不仅对反传统口诛笔伐，甚至激愤到故意去未名湖散步以炫耀他那条“传统的”辫子。这是为什么？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那场争论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现代化是不是一定要反传统，传统是不是没有价值了。至少在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西方的本土化因素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无论是远自希腊的哲学，还是希伯来的宗教都对西方的现代化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什么中国的儒家的传统就不能对中国的现代化发生积极的影响呢？这是那些留学西方的学子百思不解的问题。“五四”后，所谓“学衡”派，从美国哈佛回国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人，深受哈佛教授白璧德影响，伸张“国粹”，强烈地批判文化虚无主义，结果被反传统的思潮斥为“保守主义”。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些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主张的全盘性的反传统、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了百年中国最强势的文化心态，而那些有着本土情怀、认同传统的文化主张却没有在中国日后的历史中发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是，他们的根本缺失在于他们仅仅只是在文化立场上考虑反传统的偏执，对反传统所透露的政治意识方面的危机没有作出严肃的回答，因此他们的影响注定是非常局限的，只能是文化人的自我表白，不能深入地影响社会进程。而以反传统为标志的启蒙心态，自始至终就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它的背后是紧迫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启蒙是中国文化人的政治！是用文化的方式谈论政治！
这样，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就可以展开了。事实上，中国百多年来的文化危机，是两个基本因素相互夹击的结果，其一，毫无疑问，是西方启蒙思潮的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其二，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不能直接运作文化资本，政治统治集团垄断文化资本的恶果。
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他们生产、掌握、运用文化资本，使得社会有凝聚的力量、评判的标准、前进的方向。但是从清朝起，知识分子与社会文化资本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一个百万人口的游牧民族突然占领了中原，要统治上亿人口的国家，清朝的开国领袖知道，仅仅依靠铁骑利刃是断断不可的，必须要掌握中国的文化资本，使用软性力量；而且因为是外族占领，所以必须把文化资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任由汉族知识分子运作文化力量。他们不仅自己发奋学习，而且严格要求他们的子女熟读中国各种文化经典。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是对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的人，他们成功地霸占了文化权力，而把汉人知识分子彻底地从文化权力中边缘化了，这个过程非常残酷血腥。我们可以从《大义觉迷录》、从关于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史料中了解那个残忍暴戾的经过。中国知识分子从来都是运用文化资本的高手，既可以在庙堂之上，也可以在江湖之远，运作文化资本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人生使命。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哪个不是既在朝廷中施展政治才华，又在民间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大师？可是，到了乾隆、嘉庆年间，知识分子要在运作文化资本上呼风唤雨已经决无可能了，他们只能拨弄文字，考据训诂，所谓“乾嘉朴学”， 章太炎 先生用“学隐”来概括朴学，很准确地道出了那些学人无可奈何不得已的心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理解，所谓“影射史学”、所谓“微言大义”，所来为何。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没有任何大思想家是真正从朝廷中诞生的原因。从清朝中后期起，知识分子大量地民间化了，因此，清朝的后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由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社会运动最为风起云涌的时代。切断文化资本与知识分子的联系，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切断朝廷与民间的联系，导致民间的社会运动蓬勃高涨。可是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后继的统治者吸取，民国初年的袁世凯就经常训斥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什么都不懂，他这个军阀行伍比读书人还有学问，他甚至动用政府权力强行把《孟子》编入小学四年级的课本，运用行政、军事力量推行“尊孔”运动。这是导致“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历史事件方面直接的导火线。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五四”知识分子偏激地认为儒家传统一无是处，是与统治权力垄断和滥用文化资本有关。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垄断的文化资本看作一个相互支持的统一体，一起予以打倒；他们才要另起炉灶，把那种不能由自己来运作的文化资本“扔到茅厕里”。
今天，中华民族重启现代化的伟大航程，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的文化资本、本土价值如何作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我们也不能不考虑文化资本的主体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本的关系。一个没有本土化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它充其量只能使我们成为一个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大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文化意义的。只有为人类的未来创造生活典范的民族才是真正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作为伟大民族的过去，也应当有作为伟大民族的未来。同样，一个没有知识分子掌握文化资本、创造文化资本的民族，也不可能成为伟大民族，伟大民族的文化精神离开了知识分子就根本不可能产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国家能够站得住脚，更不要说成为伟大民族！
这就是我们考虑《儒家传统和启蒙心态》的心情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们希望在经历了启蒙所主宰的漫长的岁月后，我们能有一些新的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生活典范的反思，使得我们无愧于历史，更无愧于未来。
本辑与上一辑《启蒙的反思》可以当作姐妹篇，在《启蒙的反思》中，我们主要介绍了来源于西方学术界对启蒙的再思考，这一辑则主要是中国学者从传统资源的角度对启蒙所涉及的基本方面作出的回应。这个思考早在一百年前就应当开始了，而且，当时的确也有少数学者这样做了，可惜的是，强势的启蒙心态使得那个细弱的源泉很快干枯，没能发展出巨川激流，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演变长期在失去本土资源和文化认同支持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那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弯路曲折。现在，这个启蒙反思的开始，或许会有助于文化资本进入社会发展，使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成长为伟大的民族。希望这样的文辑能有持续不断的续篇。
2005 年 4 月 22 日 写于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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