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吴梅到北大任教，先后开设古乐曲及有关词曲、戏曲诸课程，揭开了北大与戏曲结缘的篇章。这样算来，北大建校以来的百余年中，与中国戏曲结缘已有80余年。北大几代学人不遗余力地研究、创作、讲授、普及并亲身演唱戏曲，薪火相承。尤其以吴梅—俞平伯—吴小如为代表的几代师生更是成就斐然，对中国戏曲特别是昆曲和京剧艺术的贡献功不可没。
　　吴梅（1884—1939），字瞿安，号霜臣，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近代戏曲理论家和教育家，诗词曲作家，是与王国维同时代的重要的戏曲学者和作者。吴梅的主要著作有《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学》、《曲学通论》等。他认为中国真正的戏曲起源于金元之间，即谓“今日流传古剧，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间”。元曲大家中，吴梅推崇王实甫、关汉卿和马致远三家。他说：“尝谓元人剧词，约分三类：喜豪放者学关卿，工锻炼者宗实甫，尚轻俊者号东篱”；与“元曲四大家”的说法不同，他强调戏曲是人民大众的艺术，说：“一代彦才，绝少达官，斯更足见人民之崇尚，迥非台阁文章以颂扬藻绘者可比也。”吴梅对戏曲的诸多独到见解，很有北大风骨。
　　俞平伯是著名红学家。他于1915年考入北大文科国文门，曾受教于吴梅教授。当然，俞习昆曲也是受其夫人徐宝驯女士的影响。许出身江南名门，诗词书画，抚琴度曲无所不通，尤喜昆曲。俞平伯不仅向吴梅学习词曲文学理论与创作，还学唱昆曲。
　　俞平伯于1929年受聘于北大任教，同时也在清华讲授《清真词》、戏曲与小说。1935年春，俞平伯等人正式组织成立谷音社，聘请吴梅为导师，俞任社长。翌年，谷音社演唱吴梅新谱《桃花扇》的<哭主>。1936-1938年，俞向昆曲教师陈延甫学唱昆曲一百多出（折），超过了当时专业昆曲剧团上演的剧目数量，其中有许多名段。谷音社的社员时常在北大、清华或燕大（现北大校址）清唱或演出。
1946年10月，北大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北平，俞任文学院教授。1952年2月转入北大文学研究所，1956年任北京昆曲研习社主任。俞于昆曲研究造诣深厚，在谱曲、字音诸多方面有独到见解，发表了不少论文，如《论作曲》等。他对昆曲的生存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在1957年就曾说过：“昆曲若不经过改革便不会有前途，非但谈不到发展并且谈不到保存。”
　　“文革”中昆曲社活动中断，1979年12月恢复后在北京吉祥剧院首演。
　　吴小如教授于1945年成为俞平伯先生的入门弟子。吴关于戏曲的述评极为广博、细致，从20世纪30年代就写戏评，至今约有60年，洋洋洒洒70余万字。其评述多涉及京剧，其次为昆曲，地方戏不多，但也谈到过地方戏的优秀演员，如“三陈”——川剧的陈书舫，汉剧的陈伯华，豫剧的陈素真，对她们评价甚高。
　　从20世纪20—30年代到“文革”后的著名京剧演员以及80年代末的个别优秀青年演员，吴的评述几乎都有涉及。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四小名旦、南麒北马关外唐、三鼎甲、南欧北梅，旦行、生行、净行、丑行，吴都广泛涉猎。吴的广博还表现在其评述的剧目极多，对京剧艺术、演员等的述评多有独到见解，对诸多名家的演唱不足处亦多直言。
　　50年代中后期，北大的学生社团京剧团颇为活跃，聘请当时的北京京剧团的马长礼先生为艺术指导，排练演出了不少剧目，记得有《奇冤报》、《春秋配》的<捡柴>、《打城隍》等。
　　90年代，一批热爱京昆艺术的北大学子组成北大京昆社，邀请北方昆曲剧院的张卫东先生为艺术指导教师，排练演出的剧目有《锁麟囊》、《凤还巢》、《二进宫》等。2001年春天，为庆祝建社10周年，接连两天演出了昆曲《长生殿》之<弹词>、《西游记》之<认子>、京剧《贺后骂殿》等。北大京昆社先后涌现出一批有艺术才能、演唱颇具水平的学子。
　　近几十年来，诸多京昆名家都曾到北大献艺并与师生交流，无一例外地都受到热烈欢迎。
　　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大，与百姓的艺术——戏曲结缘深厚，正应了“大雅寓于俗”的话。

（作者为北大化学系1955级毕业生）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5月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