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謙傳
王先謙者，字益吾，號葵園，長沙人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生。少師曾文正，泛濫群籍，頗識制度名物。同治四年乙丑（1865）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六年（1880），爲國子監祭酒，嘗主滇、贛、浙鄉試。十一年（1885），爲江蘇學政，乃踵阮文達後，輯刊《皇清經解續編》，傳清季經說，凡二百十種，一千四百三十卷。又仿姚姬傳編《經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亦嚴謹有義法。王湘綺嘗謂曰：“《經解》縱未能抗行芸台，《類纂》差足以比肩惜抱。”在蘇數年，多延通儒主南菁書院，造士甚衆。
光緒十四年（１８８８），上疏請懲戒太監李連英，疏曰：“宦寺之患，自古爲昭，本朝法制森嚴，從無太監攬權害事。皇太后垂簾聽政，一稟前謨，毫不寬假，此天下臣民所共知共見者。乃有總管太監李連英，秉性奸回，肆無忌憚，其平日穢聲劣迹，不敢形諸奏牘。惟思太監給使宮禁，得以日近天顔，或因奔走微長，偶邀宸顧，度以事理所有。獨該太監誇張恩遇，大肆招搖，致太監篦小李之名，傾動中外，驚駭物聽，此即其不安分之證明。易曰：履霜堅冰，漸也。皇太后、皇上于制治保邦之道，靡不勤求夙夜，遇事防維。今宵小橫行，已有端兆，若不嚴加懲辦，無以振綱紀而肅群情。”然以無實證，太后故擱置之，博直言之名。然終憂此，乃於次年稱病致仕，閒居長沙城北荷花池，與郭嵩燾往從甚密。嵩燾甚服膺之，以其有范曄之史筆，乃讓思賢講舍主講與之。先謙乃自鹽務公所籌得年費六百兩，設書局，印書籍，涉及四部，皆校勘精確，刻印優良，實當時刻本之冠也。越明年，爲城南書院山長。甲午年，轉岳麓書院山長。
先謙嘗云：“中國學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學興，則舍程朱而趨陸王，以程朱務實也。漢學興，則詆漢而尊宋，以漢學苦人也。新學興，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學尤繁重也。日本維新，從製造入。中國求新，從議論入。所務在名，所圖在利，言滿天下，而無實以繼之，則仍然一空，終古,罔濟而已。”此空談之弊也。又雲：“爲士子者，若不爭自振奮，多讀有用之書，相與講明切磋，儲爲國器，出則疏庸貽笑，無以勱相國家。處則迂腐不堪，無以教子弟。士子讀書，期於致用。近日文人，往往拘牽帖括，罕能留意時務。”乃爲書院訂《時務報》，以開廣見聞，啓發志意。光緒二十三年（1897），改革書院學制，別造房屋二間，以經義、治事分門，仿西學式教算學、譯學。主自群經、國文外，歷史、輿地、算學、圖畫，此中西共者，鹹須著意。戊戌年，作《科舉論》，以八股決裂橫潰，其體已不能自立，故當廢止，使士人嗇其精神，優其日力，多讀有用之書。雖太后恢復舊制，亦不改其衷。故岳麓門下，學風大佳。
初，先謙甚嘉新政，嘗投資工礦，亦多與南學會往還。又與蔣德鈎、熊希齡等首倡添設時務學堂之議，請聘梁啓超任中文總教習。熊希齡爲時務學堂總理，先謙致函曰：“先謙斷無置身局外之想。有須先謙到場者，隨時示知可也”。久之，聞時務學堂民權、議院之論，甚警悟，以爲悖逆。乃草擬《湘紳公呈》，與岳麓書生賓鳳陽陳情書並呈巡撫，雲當嚴加整頓，屏退主張異學之人。又力主長沙三書院訂《湘省學約》，以抗衡維新。維新既敗，先謙力主學堂之制，反八股取士。又呈《工藝學堂章程》十二款與湖南巡撫俞廉三，此湖南職業教育之始也。庚子年八月，自立軍事敗，先謙與葉穗輝密告俞廉三，捕殺党人百餘。党人甚銜恨，胡瑛遂往刺之，幸得脫。光緒二十九年（1903），創辦湖南師範館，自任館長，設倫理、經學、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文學、理化學、英文、圖畫、體操諸科。先謙倩留學生勤爲筆記，整理而後寄回，印發而爲教材。時革命之說大行，先謙以人心不靖，邪說朋興，乃不復至館。是年，嶽麓書院改湖南高等學堂。先謙乃居家著述。間呈《擬設簡易小學呈稿》，爲貧民小學計也，欲使貧家子弟，皆可照章五年畢業，庶求知書習算，文義粗通。複捐銀萬二兩餘與省學務公所，于長沙辦簡易小學堂十八所。
屆此際也，已著書滿家，門庭廣大。治經循乾、嘉遺軌，趨重考證。而小學弗深，且釋名物不克貫通三代禮制，以此視文達終有上下床之別。惟《尚書孔傳參正》，徵引歷代諸儒訓釋，博采史料，辨正僞文，辨析詳確，較他書爲醇。複用考據以校讎諸史地志，成《漢書補注》一百卷、《水經注合箋》四十卷，亦多薈集群言，自爲發明者少。獨《荀子集解》二十卷，用高郵王氏《讀書雜誌》例，取諸家校本，參稽考訂，補正舊注凡數百事，可謂功蓋前儔。光緒三十四年（1908），岑春煊撫湘，見《尚書孔傳參正》等，奏旨嘉獎，晉內閣學士銜。辛亥年，避禍革命，乃改名遙，隱居鄉野，閉門著書。民國六年（1917）卒，年七十五。
先謙上箋諸經，下征國史，旁論文章，用逮譜子。窮其畢生，編有《天命以來十朝東華錄》、《後漢書集解》、《荀子集解》、《莊子集解》、《詩三家義集疏》、《續古文辭類纂》、《釋名疏證補》、《群齋讀書志》、《魏書校勘記》等。國學以外，別有《日本源流考》、《五洲地理志略》。《日本源流考》諸作，亦甚有功于楚學。詩文共四十四卷，千百九篇，蔚蔚大觀。文宗秦漢，效法韓愈，筆力遒勁，氣魄雄渾。詩宗杜甫、蘇軾，自成格調，與王闓運並稱“二王”。並入《虛受堂文集》、《虛受堂詩存》等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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