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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汪先生曾经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自然对于清朝的遗老遗少会有他的个人看法，这都是意料中的事，不足为奇，但鄙人不解的是，对于同一类人或者说行为举止极为相似的一些人，汪先生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 比如被汪先生点为玉麒麟卢俊义的海藏楼主郑孝胥，汪先生对他的评语可以说是大都为贬斥之词。赞语如下： “慷慨北京卢俊义，金装玉匣来深地。太平车子不空回，收拾此山奇货去。吁嗟乎！日暮途穷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 关于“日暮途穷终为虏，惜哉此子巧言语”，汪先生在后来《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谈海藏楼》一篇里有过详细论述。黄节、曹纕蘅认为郑孝胥不过“自附殷顽耳”，说他”终身为虏”则嫌过分了。而汪先生则以为“忠于觉罗即是为虏”，又云“殷顽犹可恕，托命外族不可恕”。 而在点将录中，汪先生对同为满清遗老、同为满洲国臣子、参加过多次复辟的陈曾寿［1］的评语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口吻，或者说另一种标准。赞语如下： “苍虬为太初裔孙。诗屡变其体。中年以后，取韵于玉溪、玉樵，取格于昌黎、东坡、半山。晚年身世，又与王官谷、野史亭为近。忠悃之怀，写以深语，深醇悱恻，辄移人情，沧趣、散原外，唯君鼎足焉”。 倘说“忠于觉罗即是为虏”，则忠于清室的何止郑海藏一人，《光宣诗坛点将录》中遗老多的是，随便说几个，陈散原、陈弢庵(宝琛)、陈仁先(曾寿)、梁节庵（鼎芬）沈寐叟（曾植）等人，那一个不是至死念念不忘清廷，有的还可以说是念念不忘复辟。何以陈仁先忠于清室是“忠悃之怀”，而郑海藏忠于清室就是“虏“呢？当然，虽然同为汉奸，个人的情节缓急轻重有所不同，但下的评语相差的如此之远，却着实诗人不解。汪先生大约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吧。倘若说对清室的忠心只应停留在在诗词中抒发一下“忠悃之怀”（如陈散原等人），不应付之行动进行复辟（如陈弢庵、梁节庵、沈寐叟等人），更不该求助于别国（如郑海藏、陈仁先、罗雪堂等人），那么从清室遗臣的角度来看这种口头上的忠心岂不太有限、太于事无补了？其实说实话，若从清室遗臣的角度出发，郑海藏等人想借日本人之力“欲回朔漠作神京”（海藏楼诗句），也并非太过分的事。中外历史上这种事也并非没有先例。 后来汪先生曾经说过干脆把郑海藏换掉，补上另外一个人。照这样的话，是不是大节有亏的都不再入选点将录呢？那么，陈仁先要不要换掉呢？但这两人在最后都没换掉（汪先生从没打算过换掉陈仁先，起码在今天可以看到的材料里没这方面的表示）。但大节有亏的人终于还是有给换下来的。如在《甲寅》版本里被点为“小温侯吕方”的梁众异（鸿志）、以及被点为“赛仁贵郭盛”的黄秋岳（浚）在后来就分别给换成了袁思亮、陈病树。众所周知，梁、黄二人是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汉奸。倘若汉奸要换掉的话，那么就不该只换这哥俩。不知在九泉之下的两位是否觉得冤枉、不公正，与汪先生理论一番，不过按两位老兄的所作所为大概要下地狱的，那么和汪先生是相见无期了，我也不必多操心了。 说了这么多，我个人认为，既然是《诗坛点将录》，那么，我们就只就“诗”论事，其他的都靠边站，抛开政治，抛开个人操守，“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 ［1］吴世昌《词林新话》里论及“寄托说”时曾举陈仁先为例，“敌伪时期陈曾寿奔走于各伪组织之间，亦谋其‘志业'，不成则发为不通之慢词”。按，吴世昌推近代词人大都无好感，容以后专章详论。我曾读过一本写陈曾寿及满洲国的书，作者记得是陈的孙女婿，里面对陈多回护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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